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s.bookben.cn--- 书本网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张璟琳　著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上二世而亡的王朝并不鲜见，前有秦朝后有隋朝，但是秦末与隋末的乱世全都适可而止，时间跨度在十年左右，这段卵石就像社会动了一场大手术，血流遍地。然而伤口愈合之后，崛起了[汉]与[唐]两位巨人。西晋则不然，它亡得不仅快，还亡得很彻底；不仅亡了国，还亡了天下。胡人从极北苦寒之地一路向南，两汉以来的赫赫武功扫地无遗。[犯我强汉者，虽然必诛！]成为笑谈痴语。残存的晋室宗族龟缩到江南一隅，依仗长江天险偏安苟活这个残局，后人拾掇了三百多年才重新拾掇出一个完整的王朝。其间有多少人受戮于战场，有多少人枉死于暴政，又有多少人瘐毙于颠簸流离？ 晋朝由治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八王之乱]。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五胡乱华]。 第一章　悲剧的前奏 一、临终的皇帝 魏元帝曹奂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年近而立的司马炎还立在父亲司马昭巨大的荫庇之下，他当时是曹魏的新昌乡侯，官职是中抚军，主要职责是统领禁军，卫戍京师。这是权臣父子的传统分工模式：父亲领军在外讨伐异己，儿子留守京师，监督傀儡皇帝与朝中百官，当年曹操、曹丕父子也是如此。 但是司马昭似乎对儿子缺乏充分信心。这一年年初，奉命远征的镇西将军钟会消灭了蜀汉之后，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立，司马昭亲率大军西征，因为担心后院起火，司马昭挟持魏帝曹奂一同去了长安。 血战最终并没有爆发。此前司马昭对钟会的野心有所预料，特地任命能谋善断的卫瓘为监军，随行入蜀以备不测。卫瓘不辱使命，钟会刚树起叛旗，卫瓘就策动魏军哗变，杀死钟会及其党羽，控制蜀中大局。巴蜀二十二郡正式划入曹魏版图，被收编为第十三个州，益州。到了晋朝，益州一分为三，由北到南分别为梁州、益州、宁州。 随着蜀汉的灭亡，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三分天下的格局终于被打破。表面上是曹操的后人正在实现其先祖“天下归心”的理想，而实际上此时的曹魏政权也已经日薄西山，即将笑纳这个天下的人，复姓司马。 同年三月，司马昭进爵为晋王。十月，司马昭立长子司马炎为晋王太子。此时的司马昭，九锡也受过了，对内的一切反对势力都已经剿平，万事俱备，只欠魏帝禅位。 司马昭没有等来做皇帝的这一天，他在次年（公元265年）八月病死，司马炎嗣位晋王。同年十二月，魏帝曹奂禅位给晋王，这一年司马炎正好三十岁。所谓三十而立，司马炎的起点比较高，一立就是个皇帝。 司马炎改咸熙二年为泰始元年。 泰始，这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一个年号，也是晋朝的第一个年号。泰者，安也。司马炎是想诏告天下：从今开始，天下要安定了。 泰始这个年号用了十年，但是天下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安定，三国乱世尚未完全谢幕。江南孙吴政权依仗着长江天险负隅顽抗，两国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时有交锋。 泰始十一年春（公元275年），司马炎改元咸宁。 咸宁，这是晋武帝的第二个年号，还是祈祷天下安宁的意思。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准备，晋国出动二十万军队，分六路进攻孙吴。孙吴当时国贫民困、人心思变，晋军摧枯拉朽一般，横扫江南。 次年三月，晋将王濬率领水军从上游顺江而下，直捣建业，吴王孙皓黯然出城投降。 破碎近百年的天下重新归于一统，兵荒马乱的日子结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咸宁的许诺已经实现，司马炎于是再次改元，将咸宁六年改为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太康，这是晋武帝的第三个年号。 太康这个年号用了十年，这十年史称“太康盛世”。史家如此描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所谓盛世，标准竟然仅仅是“天下无事，赋税平均”，可见这不是一个繁华似锦的盛世，而是大乱之后喘口气的盛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治世而已。但是对比之前兵连祸结、“千里无人烟，白骨蔽荒野”的惨况，人们已经感到相当的幸福和满足。 可悲的是，即使是这样的盛世也仅仅昙花一现。不久，天下重新分崩离析，战火延绵不止。几十年后，在经历了山河沦丧、骨肉分离，见惯了杀人盈城、尸横遍野之后，文人干宝追忆晋初那段逝水年华，他笔下的太康十年美好得恍若人间仙境：“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千载之后重读干宝此文，令人欷歔不已，乱世中人说愁是泪、说喜也是泪。谚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字字血泪。 太康盛世的终结有诸多原因，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炎怠于朝政。 名为开国君主，实际上司马炎根本不具备开国之君应有的雄才伟略，他能当上皇帝的唯一原因就是有幸生在司马家。众所周知，司马家的江山是从曹操后人的手中连骗带抢得来的，过程卑鄙并且充满血腥味。司马家的前二代人物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留给后人的印象也是阴霾狡诈、心狠手辣，这一形象直到第三代人物司马炎的时候才有改观，但这个改观是建立在前二代人物辣手扫平一切政敌基础之上的。对于司马炎而言，创业时期的艰难险阻已由父祖克服，皇帝的宝座瓜熟蒂落，被他悠然拾起。 西晋太康二年疆域图、西域部分有省略 所以本质上司马炎是个靠父祖荫庇的二世祖，天性里安逸享乐的成分远多于坚忍谋国。在平定吴国之前，他还能稍稍克制自己，摆出一副有为明君的姿态，屡次下诏严禁浮华、严禁奢侈。不过这也仅仅是个姿态而已，比如他标榜从谏如流，却无法真正做到择善而从，最后姑息养奸；他宣称要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却始终优柔寡断，在苟安与奋进之间摇摆不定。 等到吴国灭亡，天下人都只认他司马炎一个皇帝之后，司马炎就连“明君”的姿态都摆得三心二意，压制已久的纨绔子弟习气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晋书》上评论他：“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 所谓“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是暗示司马炎好色。司马炎好色是个公开的秘密。早在泰始九年，司马炎就下诏在全境范围内征秀女，上至公卿府第下至寻常巷闾，凡有适龄少女却敢隐匿不报的，都以“大不敬”论处；为了防止有人通过抢婚来逃避选秀，司马炎又下令，在选秀期间天下人一律不许嫁娶，犯者也是“大不敬”。要知道“大不敬”的罪名可不轻，最重可诛三族，司马炎一向标榜仁恕，可是为了美人，他愿意承担暴君的骂名。 讨平吴国之后，司马炎的“寡人有疾”一发不可收拾。他将吴主孙皓宫中的姬妾、宫女五千余人全部据为己有，导致洛阳后宫猛增至史无前例的一万余人。这一举动使司马炎沦为历史笑柄，宋朝诗人邓林写有一首名为《晋武帝》的七绝，劈头两句就是“秋风铜爵曲池平，吴主宫娃满掖庭”。 而更大的笑话还在后头。因为后宫人数太多，繁花入眼竟然使司马炎不知所从，在这个时候皇帝变成了一个极富有闲情逸致的登徒子，他每天坐着无人驾驭的羊车随遇而安。羊车停在哪个美人房前，就在哪里过夜。宫人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那几只拉车的羊身上，纷纷学习牧羊人的本事，在房前插竹枝、洒盐水，以吸引羊群。司马炎因此成为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羊车”一物也经常被后世用来指代帝王的宠爱与临幸。 所谓“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说的是司马炎重用杨骏、杨珧、杨济三兄弟，其中杨骏是皇后杨芷的父亲。太康年间离晋朝开国已近二十年，许多开国元勋已经逝世，杨骏兄弟成为最得司马炎宠信的臣子。司马炎热衷于在后宫寻花问柳，杨骏等人就趁机专擅朝堂，任用私人，排挤卫瓘等功勋卓著的老臣。《晋书·杨骏传》中说：“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而骏及珧、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 沉溺于酒色会间接造成君主大权旁落，不过它最直接的后果却是戕害君主的身体。没过多久，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司马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行了。 自从西汉武帝年间，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学说杂糅，提出“天人感应”学说之后，谶纬之学、阴阳之说就再次成为显学。数百年来人们很真诚地相信“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这句话，认为天地间各种现象都会与人世间的所有祸福得失相契合。两汉魏晋各朝的史官不厌其烦地记下天上地下各种异象，用来附会当时各种政治现象，这些史料后来被记入《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正史中的“天文志”、“五行志”等篇章。 按照那时的说法，皇帝是上天之子，动静都有天神庇佑，连皇帝的座位都上应天上的“帝座”星，上天会不时的降下昭兆预示祸福。 太康九年正月壬申，太阳在白昼突然消失，良久再现；六月庚子正午，太阳再次消失，暝色笼罩大地。观星者言：日食再现，不利于王者。果然没过多久，司马炎就病倒了。 皇帝的病情时好时坏，延续到太康十年，情况更加槽糕，天下妖异频现。 先是年初，江南会稽郡传闻，该郡的鱼蟹都变化为田鼠，数量巨大覆盖了原野；荆州南阳郡传闻，当地人捕获了一只老虎，这老虎只有两只脚，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后来又突然消失了；幽州塞北有死牛突然开口说话，说“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 然后，洛阳官道铜驼街旁一棵高十丈许二人围抱的大树无故折断。太康十年四月，宫城崇贤殿火灾，十一月，含章殿鞠室火灾。 恶兆频繁出现，司马炎无疑慌了。太康十一年春（公元290年）正月，他又一次改元太熙。熙者，光明、和悦。司马炎祈求身体的康健，重新焕发光芒，君临天下。 上天并没有眷顾这位人间天子。改元之后冬去春回，天气越来越暖，而司马炎生命的火焰却一天比一天微弱。 孟春、仲春、阳春，春天去过了，司马炎的病情丝毫不见起色；接下来是四月，孟夏草木长，处处欣欣向荣，而司马炎却已沉疴不起。许多人预料到，“太熙”很可能就是司马炎所用的最后一个年号了。果然，熬到四月己酉，有消息传出：皇帝大渐弥留。 皇帝病榻设在宫城含章殿。殿上帷幕重重，还遮起了屏风，司马炎躺在屏风之后，连呼吸都显得万分艰难。太医还在煞有其事地把脉，痛苦地做沉思状，其实谁心里都明白，皇帝离列祖列宗不远了。皇后杨芷、太子司马衷以及在京的诸位皇子环侍在皇帝周围，默默地开始酝酿泪水。 殿下，不少被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官职、有权出入宫廷的大臣闻讯纷纷赶来，按各自官秩爵位的高低排队，整整齐齐地跪好，只等里面一声号召，恸哭举哀。 殿外，数以千计的黄门、宫女匆匆穿梭往来，在沉默中有条不紊地筹备着国丧。皇帝大行（注：驾崩的另一种说法）后梓宫（注：即棺椁）已经放置妥当；皇后、太子、众皇子以及后宫诸嫔妃要穿的“斩衰”丧服（注：不缝边的粗麻丧服，这是最重的丧服）已经缝制完毕；太子守丧居住的倚庐虽未搭建，但是白缣帐、蓐草、素床等材料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马上即可完工；负责唱挽歌的太乐队成员冠带整齐，表情肃穆，列队等候于偏厅之中；宫城外，也有专门的场所被清理出来，以供百姓哭祭。 总而言之，万事俱备，惟欠皇帝一死。 皇帝偏偏不肯死。 殿下群臣跪了一个又一个时辰，双腿发麻、发冷最后失去知觉，可皇帝还是不断气。 终于有人等不及了，最前排站起一个六旬左右男人，环视匍匐在地的同僚，然后背着双手跨出队列，傲然上殿，揭开帷幕走了进去。没人阻拦这个跋扈的臣子，因为这人就是当时权倾天下的国丈杨骏。 杨骏见到的司马炎已与一具死尸没多大差别。双眸紧闭，肤色灰暗，胸膛与喉结处都看不出一点起伏，这些体征似乎都说明皇帝已经驾崩。杨骏从袖中掏出一缕新丝绵絮，递给皇后杨芷，杨芷啜泣着将绵絮递向司马炎口鼻之上。这一举动叫“属纩”，“属”是放置的意思，细小的绵絮叫作“纩”。绵絮很轻，古人将绵絮放置到弥留者的口鼻，测看其是否断气，如果绵絮一动不动，则说明病人已死。后来这举动演变成丧礼的一个固定仪式，《礼记·丧大记》中说“属纩以俟绝气”。 杨芷的手刚靠近司马炎脸庞，司马炎猛一抽搐，双眼突然睁开，灰暗的脸上泛起一道红晕。杨芷吃了一惊，手一抖将绵絮握入掌中，不被司马炎发现。司马炎直直地盯着某一个地方，顺着这道目光，杨芷发现被司马炎注视的人是太子司马衷。 瞬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司马炎为何迟迟不断气，他是不放心身后事，因为太子司马衷竟然是个痴呆。 二、痴呆的太子 司马炎一生儿子众多，有二十六个，夭折过半，活到成年的只有九个。这九个皇子后来全部被卷入“八王之乱”，七人死亡，唯有先天残疾的司马晏与幼子司马邺侥幸活了下来。 这些儿子大多是在晋朝成立后出生的，在做皇帝之前，司马炎只有四个儿子：正室杨艳生长子司马轨、次子司马衷、三子司马柬，侧室生司马景。嫡长子司马轨活到两岁就夭折了，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年初，司马炎立次子司马衷为太子，这时司马衷才九岁。 时光荏苒，太子一天天长大。宫中传出这么一个流言：太子是个痴呆。有这么一个笑话作为佐证，说有一次太子在皇宫华林园游赏，有蛤蟆在叫，太子静静听了半晌，问左右随从：“此鸣者为官乎，私乎？”随从哭笑不得，只好蒙他说：“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太子听了这个答案，相当满意。 消息传了出去，百官哗然，司马炎也大吃一惊，觉得难以置信。 皇帝与太子的相处方式不同于寻常百姓家的父子。寻常父子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对彼此的性情、能力了如指掌，皇帝与太子则不同，皇帝、皇后、太子分别居住于不同的宫殿，彼此相隔甚远，按规定太子定时都要向父母请安，但那是例行公事，过程充满繁文缛节，未必对亲情有益，而且像司马炎这样的风流皇帝，一退朝就坐着羊车到处猎艳，国事都可以荒废，当然更顾不上对太子的教育培养，即使当时太子想与皇帝亲近加深了解，恐怕也找不到父亲在哪里。 太子成年之后都要搬出宫城，单独居住于东宫，每隔五日回宫朝觐请安。朝觐有现成的规矩可按部就班，请安时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都会有东宫官僚事先叮嘱指点，所以这种觐见形式重于实质，目的是向天下人展示父慈子孝的姿态，实际上并不能增进父子间的了解与感情。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皇帝被自己的儿子蒙蔽欺骗，甚至死于儿子之手，这种扭曲亲情的父子相处方式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司马炎没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太子是个痴呆，这一点都不奇怪。震撼之余，司马炎不敢轻易相信这个传言，因为宫闱深处自古都是盛产谣言阴谋的地方，宫内嫔妃们钩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其惨烈不亚于战场，而目的不外乎争宠夺嗣。 司马炎潜心观察，他发现自己好似雾里看花，一方面有人不停地提出种种证据，来说明太子是痴呆，另一方面又有人不停地把太子粉饰成圣子贤君。 司马炎花了好长的时间才终于确认传言是残酷的事实，这时候太子十岁刚出头，现在撤换算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君王家天下，撤换太子是国事，但首先是家事，司马炎先向太子的生母皇后杨艳征询意见。杨艳在司马炎还是曹魏臣子的时候就已经嫁入司马家，算是糟糠妻，她出身弘农杨氏，那是汉末以来资格最老、声誉最隆的名门望族，若不是司马炎做了皇帝，他绝对是高攀。史称杨艳“聪慧，善书，姿质美丽，娴于女工”，与司马炎成亲后“甚被宠遇”，生有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三个皇子与平阳、新丰、阳平三位公主。司马炎称帝之后纳了一个又一个的嫔妃，后宫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但他还是十分尊重这个皇后。 司马炎对杨艳表示，司马衷也许不堪社稷重任，为了江山永固，应该另选佳儿做皇嗣。比如说，可以另立杨艳的幼子司马柬。 司马炎未必有什么深刻用心，但是杨艳显然十分敏感。她出身书本网，应该听说过汉武帝那有名的李夫人说过的一句有名的话，“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当时她已年过三十，自谓年老色衰，皇帝已经很少在她那儿过夜，而且皇帝三天两头的纳妃，生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皇子，令她产生严重的危机感。 司马衷的皇嗣地位现在是她唯一的保障，也是弘农杨氏未来的唯一指望。即使皇帝答应立司马柬为皇嗣，她也无法感到安全，因为司马柬不是嫡长子，废长立幼这种铁的法则不能破了口子，如果发生了第一次，谁能保证不发生第二次？ 所以杨艳坚决反对换嗣，她说：“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 “立嫡以长不以贤”不是一句普通的话语，它出自《春秋·公羊传》，是被奉为圭臬的法则。司马炎没想到妻子的态度这么坚决，竟然搬出儒家经典来对付他。司马炎脾气超好，史书上称他一生“未尝失色于人”，也许他不想太拂了妻子的心意，也许他想太子还小，长大了就会慢慢变聪明。反正换嗣的事情就搁下来了。 到了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杨皇后病逝，那时候皇太子十六岁，已经加冠礼并与大臣贾充的女儿贾南风成亲。杨皇后临死，担心别的嫔妃做了皇后，太子的嗣位不安稳，于是推荐自己的从妹（注：堂房亲属为从）杨芷接替她做皇后，司马炎是重情义之人，他当时就“流涕许之”，并且果真在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册立杨芷为皇后。从此，司马炎每次动起换嗣的念头时又多了一个心理障碍，总觉得冥冥天际，杨皇后那对妙目正盯着他质问。 但是，虽说君王家天下，毕竟这天下是天下人居住的天下，君王的贤与不才，关系到悠悠苍生的福祉。朝中百官议论纷纷，有相当一部分臣子对太子感到失望与否定，时不时地来劝谏一番。 有一次皇帝召集百官在凌云台宴饮，司空、太子少傅卫瓘假装喝醉，走到皇帝御座前，抚摸着御座连连叹息，说：“此座可惜！”司马炎当然明白他想说什么，卫瓘是太子少傅，最清楚太子的情况，他说可惜，是觉得太子配不上这个御座。可是司马炎实在狠不下心来废太子，他只好装糊涂，说：“公真大醉邪！”——你看来真是喝醉了啊，一边凉快去吧，这事不是你该操心的！ 另一个臣子，中书令和峤，就没有卫瓘那么含蓄了。他直截了当的对皇帝讲：“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司马炎被他说得无言以对，顾左右而言他。 人世间的诡异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一边有人说太子确实白痴，另一边又有人说太子成年之后。已经变得聪明起来了。说太子聪明的那些人，无疑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他们看穿了皇帝的心理，他们知道这是皇帝最想听到的话。 果然，司马炎兴奋不已，他派和峤与中书监荀勖去东宫，看看太子是不是真的变聪明了。荀勖回来后，把太子大大的称赞了一番。皇帝很高兴，又接着问和峤的意见，和峤很扫兴的来一句：“太子圣质如初。”——太子还是老样子。 史书上说皇帝的反应是很不高兴，“帝不悦而起”，拂袖而去。 和峤未尝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皇帝很不想听到的，但是在这关系国祚江山的大事上，他不允许自己说谎。忠臣与奸佞的区别就在于此。 皇帝还在继续摇摆，在他心里其实并不想换嗣，但是，他又知道太子确实不成器，他需要借口来说服自己，来说服心怀异议的朝廷官员。 于是皇帝继续进行对太子的测试，他布置了一次考试，把一些难以处理的国事写在纸上密封，交给太子，让他写上处理方案。为了防止太子的从僚替太子捉刀，司马炎把东宫的大小官员都召到宫里来喝酒。但是即便如此，太子还是作弊成功，帮他作弊的是太子妃贾南风。皇帝没有意识到，关于太子的废立已经不只是他们父子之间的家事了，而是几大利益团体的斗争。已经有许多朝臣牵扯进来，如太子妃贾南风的家族、皇后杨芷的家族还有贾、杨两家的党羽荀勖等人，他们已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当然不容许太子的地位动摇。 皇帝拿到太子作弊得来的答卷，喜出望外，他把答卷展示给群臣看，那些说太子白痴的臣子明知其中有鬼，但也没有办法，只好随着大家一起向皇帝表示祝贺，山呼万岁。 最后促使司马炎在嗣位问题上一锤定音的关键人物，是太子的儿子司马遹。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太子与贾南风成亲，皇帝皇后担心司马衷年幼愚憨，不懂男女帷房中事，就派一个叫谢玖的才人去东宫侍寝。谢玖出身低贱，是屠夫的女儿，史称她“家本贫贱，父以屠羊为业”，但长得“清惠贞正而有淑姿”。她去了东宫，六年后，竟然怀了孕。 若非这意外怀孕，皇帝皇后肯定记不住谢玖这个人。晋代的后宫分七等十六级，凌驾众生之上的是皇后，皇后之下是三夫人，分别是贵嫔、夫人、贵人，位比三公；三夫人之下是九嫔，分别是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仪、容华、充华，位比九卿；九嫔之上算是后宫的大小主子，九嫔之下则都是服侍人的角色，这些人按官秩依次为美人、才人、中才人，处在最底层的是无官秩的普通宫女。谢玖谢才人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低级女官而已。 皇孙从天而降，这让司马炎喜出望外，但谢玖眼下却忧心忡忡。因为太子妃贾南风是一个暴虐凶残的悍妇，对宫女动辄鞭挞笞打，甚至亲手杀害。太子妃还没有为太子生下子嗣，当然容不得她人捷足先登，曾经有宫人怀了太子的骨肉，太子妃知道后，竟然用戟活生生剖开孕妇的肚子，落下一个已经成型的胎儿，母子俱亡。 惊恐万分的谢玖请求回到西宫，司马炎知道太子妃的行径之后，龙颜大怒，打算废掉太子妃，打入金墉城。金墉城在洛阳西北角，是当年魏明帝曹睿修筑的，后来成为一个专门关押皇家重犯的监狱。 杨皇后、荀勖等人纷纷替太子妃求情，说什么女人善妒忌这是天性，太子妃年纪小还不懂事，长大脾气就变好了。而且太子妃的父亲贾充曾立下大功，他死去不久就废黜他的女儿，未免让人齿冷。 司马炎的耳根一向比较软，而且对于皇帝、皇后来讲，区区一两个宫人的性命是不足以打动他们的，他们心疼的只是少了一个皇孙。现在皇孙没都没了，再追究也没什么意义，司马炎派杨皇后去把太子妃骂一顿，教训一下，此事就算了结。 谢玖获准回到西宫，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她生下皇孙司马遹，司马炎将他密养在西宫中，司马遹一直长到三四岁，太子司马衷都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儿子。 对于司马炎来讲，皇孙司马遹绝对是个傥来之喜。老天先降下一痴儿，然后又让痴儿生出一个机灵乖巧的孙儿，看来冥冥之中实有天意。作为后人，我们知道老天其实不怀好意，但是那时司马炎并不这么认为。 所谓隔代亲，司马炎越看越觉得这孙儿聪明可爱，他给司马遹取字“熙祖”，从这个字可以看出，司马炎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孙儿身上，打算让他继承祖先的遗业，并且发扬光大。 至此，司马衷的皇嗣之位就稳如泰山了。司马炎已不再犹豫，他有了绝好的借口来说服自己，并希望说服群臣。不错，虽然皇太子愚憨迟钝，但是将来会有太孙继承大统，太孙睿智聪明，是难得的佳儿，将来肯定是个贤君。 为了使这个借口更有说服力，司马炎开始给孙儿造势。他经常在百官面前夸司马遹聪明，说“此儿当兴我家”，还说司马遹的长相、气质都像宣帝司马懿。这完全是信口开河，司马懿生于公元179年，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见过司马懿的人大多已经作古，司马懿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当世不可能有人知道。不过既然皇帝开金口，说这皇孙长得好、长得像祖先，作臣子的难道还能反对？自然是山呼万岁，向皇帝表示祝贺了。 司马炎经常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皇孙司马遹不同凡响。 第一个例子，是有一次皇宫失火，司马炎倚着高楼看救火，年仅五岁的司马遹牵着他的衣角，走到暗处，对他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这个例子一来说明皇孙有孝心，二来说明皇孙机敏、沉着、处乱不惊。 第二个例子，是皇孙看到宫中园林里养着一些很大的猪，皇孙说：“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这个例子说明皇孙心忧天下，并且知道爱士。 经过司马炎的努力，还在冲龄的司马遹很快誉满天下。 皇帝的意图表现得如此明显，那些嚷着说“太子不堪使命”的臣子是否明白呢？ 他们当然明白，但是他们不接受。 那些臣子不接受，是因为他们有人选，而这个人选恰恰是司马炎万万不能接受的。 三、兄弟怡怡 在平定吴国之前，张华是司马炎最最信任倚重的臣子之一。当时满朝文武不思进取，天下还没统一呢，就开始贪享淫逸，竞相奢侈。例如太傅何曾“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天光吃饭就要花费掉一万钱，何曾还嫌没地方下筷子，他的儿子何劭更厉害，“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驸马王济用人奶喂猪，国舅王恺用珍贵的赤石脂涂墙，外戚羊琇连温酒用的炭，都要先雕刻成奇珍异兽的样子，然后才拿来温酒做饭，洛阳的达官贵人纷纷向他学习。 司马炎很痛恨这种奢靡的习气，并在泰始八年（公元272年）下诏“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到了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有一个叫程据的太医马屁拍在马腿上，他向皇帝献了一件雉头裘，被皇帝借题发挥，在大殿上当着百官的面烧毁。皇帝下诏重申，以后谁还犯禁做这种奇装异服，一律问罪。可是皇帝的诏令扭转不了社会风气，况且皇帝自己也不能以身作则，他一方面倡导朴素节俭，另一方面却又不停的选秀女、扩充后宫。 群臣既然忙着享乐，就很少有人操劳国事。司马炎每次提到要对孙吴用兵，总会招来一大片反对的意见，只有羊祜、杜预、张华三人坚定地站在皇帝这一边，主张趁着吴国内乱频频国力大损，将其一举讨平，不要将这个难题留给子孙。羊祜、杜预相继都督荆州军事，在前线与吴军对峙，张华作为内援，在朝中任度支尚书，供应军需。 等太康元年吴王投降的捷报传到洛阳，羊祜已经病死一年多了，司马炎追思他的功劳，热泪盈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司马炎立刻封杜预、张华为万户侯，并封两人的儿子为亭侯。此前羊祜、杜预都已获得开府仪同三司的恩宠，人们普遍看好张华，认为他也即将开府，并且很可能名列三公。 这个猜想落空了。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司马炎相当诚恳地向时任尚书令的张华讨主意，问：“谁可托寄后事者？” 张华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 这太令司马炎的伤心了，张华的答案离他想要的实在相差太远。在这个世界上，司马炎内心深处最忌惮、最讨厌的人，莫过于他的同胞弟弟齐王司马攸了。 因此没过多久，张华就被赶出洛阳，到北方僻远的幽州找鲜卑人去处理民族事务了。 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从小就表现优异，史书上说他“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对于司马炎而言，这个优秀的弟弟是极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因为世人普遍认为司马攸更胜他一筹，祖父司马懿对弟弟的宠爱也远甚于对他。 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绝望的认为皇帝的宝座已经离自己远去。他的伯父司马师有五个女儿，却始终没有儿子，司马昭便将次子过继给兄长。司马昭掌握大权之后，经常拍着身下的座位说：“天下是景王（注：即司马师）的天下，我只是代理摄政，我百年之后，这个是桃符的座位。”桃符，就是司马攸的小名。 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司马炎听到父亲说这番话时心情该有多么惊惶不安。为了得到世子的位子，司马炎请来贾充、裴秀、荀觊、何曾、羊琇、山涛等一大群有名望、掌权势的大臣替他说情。司马炎长发委地，手垂过膝，他曾经把自己奇特的长相展示给裴秀看，问裴秀：“人有相否？”暗示自己天生异相，是帝王的不二之选。据说裴秀因此而归心，对司马昭称赞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 而司马昭犹豫了好久，终于在死前半年，才确定司马炎的嗣位。 知子莫如父，司马昭知道司马炎心里对弟弟有怨恨，所以他临死特地讲了汉文帝与淮南王刘长、魏文帝与陈思王曹植兄弟不相容，贻笑世人的故事，握着司马攸的手，托付给司马炎。 四年之后，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病死，临终也担心司马攸的命运，她对司马炎说：“桃符性子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这个王太后不是一般女子，当年钟会还在得势的时候，她就对司马昭说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后来钟会果然谋反。王太后这次也没有看走眼，司马攸最终没能逃脱与刘长曹植相似的命运，十五年后，三十六岁的司马攸在忧懑中发病暴卒。 司马攸的死因，固然是他太优秀，冒犯了兄长脆弱的自尊心，但这还不足以勾起司马炎的杀机。与鼠肚鸡肠并且毫不掩饰自己鼠肚鸡肠的魏文帝曹丕不同，司马炎好名誉，所以显得涵养非常好，即使被臣子当面批评，比做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有名的昏君，他依然可以“大笑”，不以为忤，世人赞扬他“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连父母都对自己不放心，那么其他人的看法可想而知，司马炎要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即位之后他对司马攸的优宠无可复加。 泰始元年，司马炎做皇帝的当日就一口气分封了二十七位司马家族的成员为王。这二十七个藩王按食邑多寡可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食邑四万户，享有这种超大封国的只有一人，就是皇帝的叔祖、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他当时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第二等级食邑一万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大国”（注：按咸宁三年设立的标准），“大国”藩王的主要是皇帝的叔父；第三等级食邑五千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次国”，“次国”藩王主要是离皇帝血缘较近的平辈；以上三个等级的藩王在爵位上是平等的，都是“郡王”，第四等级则要降一级，是“县王”，食邑一般在五千户以下，这些封国属于“小国”，“小国”藩王主要是宗室疏族与皇帝的晚辈。 在这次分封中，司马炎有三个弟弟同时受封，分别是司马攸、司马鉴、司马机。司马鉴与司马机都被封为“次国”藩王，司马鉴食邑五千户左右，司马机食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唯有司马攸是“大国”藩王，食邑万户。司马攸不仅与嫡叔父司马干、司马亮、司马伷、司马骏并肩，比另外两个嫡叔父司马伦、司马肜还要高一等。 皇帝的优宠不止体现在封国广大、食邑众多，司马炎要向世人展示，他对弟弟真的毫无芥蒂。司马攸随即被请入朝堂，委以重任，《晋书·齐王攸传》说“时朝廷草创，而（司马）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所谓“总统军事”实际是句空话，司马攸根本没有真正接触过兵权，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司马攸始终官居一品，位极人臣。 司马攸先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注：“开府”是一种特权，指高级官员自主选址建立府署并且自选僚属，在晋朝之前一般只有三公才享有这个特权；“仪同三司”是指比三公之下的官员享有三公的待遇。），这项殊荣在当时连皇帝的嫡叔父司马伷、司马骏等都没有能够享受。司马伷与司马骏在晋朝建立后一直领兵在外，屡建战功，司马骏镇守西陲有功，司马伷参与平吴有功，他俩都是论功行赏才享有“开府”殊荣的，比侄子司马攸晚了整整十多年。至于那些不成器的叔父，如司马伦、司马肜等，司马炎至死都没让他们开府。 不久之后，司马攸又升迁为镇军大将军，皇帝还加赐他羽葆、鼓吹。所谓“羽葆”是一种装饰着五彩鸟羽的华盖，“鼓吹”是演奏乐曲的乐队，这两样东西是天子卤簿的一部分，只有皇帝出行才可以使用。司马炎将它们赐给弟弟，是希望他每天上朝时能吹吹打打、风风光光而来，吸引众臣羡慕的目光，让他们感受到皇帝对弟弟的宠爱。 从泰始年间到太康年间，十多年来司马攸始终未变的一个职责就是培养教导太子司马衷，也许这才是皇帝真正需要他的地方。司马攸先兼任太子少傅，后来又转为太子太傅。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司马攸升任司空，成为西晋最年轻的三公，不过依然他兼任着太子太傅，依然得每天去东宫陪蠢笨如猪的侄子司马衷打发时间。 司马氏标榜要以“孝礼”治天下，构成“孝礼”的两个基本元素就是对父母之“孝”和对兄弟之“悌”。对于儒者来说，孝悌是一个人处身立世的根本，《论语·学而篇》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因此，司马炎对司马攸的种种优宠也带有以身作则，给天下人树立榜样的意味。 无论是从臣子的角度，还是从弟弟的角度，司马攸的回应都十分得体。他“降身虚己，待物以信”，“以礼自拘，鲜有过失”，并且处处表现出恭谨、谦逊的姿态。当初司马炎授权诸藩王自主选择国内长吏，司马攸认为天下尚未统一，藩王权力不宜过大，主动放弃齐国官吏的任命权，交还朝廷；当时诸藩王的日常开销都由国库承担，司马攸认为食邑所得已足够承担开支，因此请求自给自足，减轻国库的负担。看到弟弟如此心系社稷、舍己利国，司马炎感动之余坚决不同意。兄弟俩推来推去，前后多达十几次，把天下人都感动坏了。 如果没有意外，当年司马昭与王太后的预感绝对不会成真，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俩将始终掩饰好心中的罅隙，戴着笑脸，把这一幕名叫“兄弟怡怡”的戏善始善终。 然而很不幸，意外还是发生了，“兄弟怡怡”变成了“兄弟相忌”，最终兄长不得不将弟弟逼迫至死。 这个意外就是痴太子司马衷。 司马攸比兄长小十二年，文帝死时他才十八岁，在朝中没有根基。文帝考虑以司马攸为嗣，主要是出于对景帝的怀念以及对幼子的疼爱。这种想法显然对社稷有害，所以贾充、羊琇一干人等纷纷反对，他们对司马攸个人并没有成见，如果论亲疏，贾充是司马攸的岳父，羊琇是司马攸的从舅（司马攸出继景帝，羊琇是景帝羊皇后的从父兄弟），他们拥立司马炎，完全是因为“国赖长君，不利冲人”。 但是随着司马炎在一天天衰老，司马攸也在一天天成熟，他被认为是宗室不世出的贤人。 因此，当太子是痴呆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般震惊朝堂，很多朝臣心里就开始琢磨了：谁当嗣君才真正合适？ 从理论上讲，司马攸继承皇位丝毫没有障碍，他是景帝的嗣子，而景帝是宣帝司马懿的嫡长子，按道理这晋朝的皇帝就应该是司马攸，司马炎反而有篡位的嫌疑； 即使抛开景帝不论，光说司马攸以皇弟的身份继承皇位，也是有先例的，文帝不就是兄死弟及的么？太子是个痴呆，这江山社稷总得有人担当，国赖长君，让司马攸做皇帝才是正确的。 四、政变伤了皇帝的心 众臣怀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心思，便有了前面卫瓘等人的谏言。卫瓘的儿子卫恒是齐王司马攸的秘书，他们父子的立场可想而知，只是卫瓘为人谨慎，不敢明言拥立，只敢借酒装疯含蓄地进谏。 但也有莽撞的，比如河南尹向雄，官不大胆子不小，他对皇帝说：“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皇帝当时就怒形于色，这老兄也是个强项令，一看皇帝使脸色了，耍脾气撂下皇帝转身回家去了，回到家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闯祸不小，结果给吓死了。 朝中也有人始终坚持太子为嗣，比如说贾充、荀觊、荀勖、冯紞，还有杨骏、杨珧兄弟等人，其中贾充是太子的岳父，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前面说过，他们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太子的未来与他们休戚相关。 嗣君之争是国本之争，非同小可。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嗣位之争，而每一次争嗣都必定引起朝堂分裂。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官僚阶层内部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打击异己，或者纯粹为了自保，都会自动或者被动的卷入纠纷，选择阵营勾结成党，兴起党争。党争的后果大都严重并且残酷，轻则朝堂大换血，伤筋动骨一番，重则爆发内战，导致亡国。 这次也不例外，朋党之争再次披上嗣位之争的外衣，愈演愈烈。 与两汉曹魏不同，晋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曹魏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协助，因此，当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新朝堂的臣子全部是曹魏的旧臣，新朝堂的制度典章也几乎全盘照抄。 综上原因，晋王朝从来没有朝气蓬勃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得暮气沉沉，仿佛是积重难返的曹魏政权褪了层皮。后世的史学家都将魏、晋两个朝代合并在一起研究，称之为“魏晋时期”。 改朝换代空有其名，导致晋朝朝堂在建国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裂痕，新朝堂的臣子们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不计其数，都被继承了下来。在《晋书》中，关于开国元勋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有些甚至已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冲突原因则都被简单归纳为个人道德的高下引发的分歧，不过显然这种解释失之笼统，失之肤浅。 例如《晋书·贾充传》记载了贾充与任恺、庾纯的矛盾：“（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 《晋书·裴楷传》记载了裴楷对贾充的不齿：“（裴）楷对（皇帝）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 《晋书·和峤传》记载了和峤对荀勖的鄙夷：“（和峤）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和）峤鄙（荀）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和）峤始也。” 《晋书·冯紞》记载了荀勖、冯紞与齐王攸的矛盾：“（冯）紞与（荀）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齐王）攸素薄（荀）勖。（荀）勖以太子愚劣，恐（齐王）攸得立，有害于己” 《晋书·任恺传》记载了任恺对贾充的仇视：“（任）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贾）充病之，不知所为。” 于是两人相互陷害，贾充先设圈套要将任恺赶出中枢，计划未遂；任恺反击，也设圈套要让贾充远离中枢，到关中去带兵打仗。贾充吓个半死，急忙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才避免了上战场。 《晋书·任恺传》总结说：“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 对于皇帝而言，他很乐意看到臣子之间有适当的分歧甚至敌意，因为那会增加臣子对他的依赖，有助于他树立君威，有利于统治。某些精于帝王术的皇帝甚至会有意挑拨臣子间的关系，好让他有机会做伟大而公正的仲裁者，令臣子忽而感恩戴功，忽而震慑于君威难测，从而心悦诚服，不敢有异心。 但是大规模的党争是所有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分裂，是灾难的萌芽，有能力掐掉这个萌芽的只有皇帝本人。可是司马炎无法做出裁决，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这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另一方面“太子不令”又是铁铮铮无法掩盖的事实。 那么换一个儿子做太子又如何呢？ 这样做的风险只会更大。 首先，皇嗣非小事，汉高祖当年动过换太子这个念头，不仅没成功，反而连累爱子刘如意被毒死；汉景帝也动过这个念头，他成功了，但是废太子刘荣不得不被杀掉以除后患；汉武帝更是不得了，逼得太子刘据发兵造反，父子俩在长安城内兵戎相见，死伤数万人，如果不是侥幸有霍光这种贤良匡危济世，大汉的江山只怕不用等王莽来篡夺，就已经终结。 其次，即使新太子顺利册立，他不是嫡长子，所以嗣位有先天的致命的缺陷，倘若他像齐王攸一样誉满天下或者立有殊功，倒也可以补上缺陷堵住悠悠之口，偏偏司马炎其余诸子都还年幼，养在深宫无人识，都不足以服众。新太子失去“嫡长子”身份的保护，在齐王攸面前更加不堪一击。 再次，倘若要另立太子，换哪个儿子才好？司马炎当时儿子已经不少，后宫诸嫔妃许多来自高门大户，朝中势力错综复杂，此禁一开，人人进行政治投机要立这拥立之功，然后各自结党交通，这朝堂就一片混乱了。原本齐王一党与太子一党就已经势成水火，如果再冒出新太子一党、诸王子一党，一团混战，那岂不是国将不国？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江南未平，蜀中新归附人心不稳，而在北方与西方，匈奴人、鲜卑人还有羌人不服朝廷，屡次叛乱。如果此时因为皇嗣的问题，使得中枢洛阳也人心浮动，甚至大动干戈，那后果还真是难测。 想着想着，司马炎背上全是冷汗。 一开始司马炎打算采取驼鸟政策，毕竟自己正值壮年，太子也还年幼，不妨先搁置不提。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皇帝在皇宫里的式乾殿摆下宴席，请两党的首领贾充、任恺赴宴，趁着大家喝酒高兴，皇帝说：“朝廷宜壹，大臣当和。” 贾充、任恺立刻向皇帝俯首认错。劝和的效果非常好，宴会很和谐，两位宿敌相逢一笑，君臣尽欢大醉而归。 但是酒席上说的话都是算不得数的。贾充、任恺酒醒之后，一琢磨，以前吵吵闹闹的，心里还顾忌着被皇帝知道了影响形象，现在皇帝都知道了，竟然没有怪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皇帝的态度是无所谓啊，既然皇帝都无所谓了，那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继续吵！ 于是继续斗得昏天黑地。 司马炎被闹得头痛死了，他意识到，指望那帮家伙幡然醒悟、和平共处，看来是没希望了。自己再装糊涂，他们就要以为是真的糊涂了。司马炎开始显露自己的态度，不久，任恺、庚纯先后被罢免。 两个重要人物被罢免了，挺齐王的那帮党人该老实了吧？ 哪会那么容易。到了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这伙人又捅了个大娄子。 事情肇始于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咸宁元年十二月，洛阳爆发了瘟疫。 按晋朝人的观点，一切的灾难，包括地震、飓风、涝灾、旱灾、蝗灾甚至火灾，都是天子与朝廷行为有缺，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以示警告。瘟疫也是如此。 这次瘟疫来势汹涌，波及整个京畿。从咸宁元年十二月至咸宁二年一月，两个月间，洛阳一片死寂，宛如空城。城门日夜紧闭，街道行人绝迹，百姓阖门闭户在家中等死。 司马炎在深宫中反省过失。为了避免疫情传入宫中，他废除了早朝，加强了宫城的门禁，但是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他的过错确实太大，还是陆续有宫人染上疫病，最后，连司马炎自己也染上了。 眼看着皇帝的病情越来越重，而太子又不堪重任。挺齐王的那伙人开始蠢蠢欲动，他们私下里交流，密谋等皇帝死后拥立齐王攸。谋定而后发，他们分头行动去策反群臣。 也许是兴奋过度昏了头，时任河南尹的夏侯和竟然把策反工作做到贾充府上去了。他对贾充说：“齐王司马攸是你的女婿，太子司马衷也是你的女婿，两者扯平。你应该拥护那个有贤德的。” 夏侯和太糊涂，他只记得齐王王妃贾荃是贾充的长女，可是他忘记了，贾充有前后两任夫人，贾荃是贾充与前妻李氏的女儿，而太子妃贾南风是贾充与现任妻子郭槐的女儿。贾充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他已经好多年没去看望自己的长女了。 贾充吓了一跳，不知该怎么回答夏侯和，直接把他逐出门去。 拥立的图谋最终没有得逞，因为到了咸宁二年二月，司马炎的病竟然奇迹般痊愈了。 身体上的病虽然痊愈，心病却越来越重，皇帝得知自己生死一线的时候，竟然有人趁机想篡权夺位，他震怒了。太子党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冯紞对着皇帝大叫侥幸，说：“倘若陛下龙体不愈，公卿百姓都归心于齐王，齐王恐怕难以恪守臣节．太子恐怕无法继位。”他劝皇帝将齐王攸逐出洛阳，赶回封国以绝后患。 出乎意料，司马炎并没有采纳冯紞的意见。不仅如此，司马炎甚至连究查此事的兴趣都没有，仿佛这事他毫不知情，仿佛密谋政变是一件无足深责的小过失。 司马炎只对少数几个人薄施惩戒。夏侯和被调离河南尹一职，转任光禄勋，从官秩上来看，这是一次平级调动，手中权力却相差云泥，河南尹是个实权职位，掌管着京畿治安，而光禄勋只是一个管理宫掖的虚职。继任河南尹的是司马炎的舅舅王恂，王恂是众所周知的太子党人。贾充也被剥夺了兵权，还被免除了司空的职务。这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给贾充一个机会重新表态。贾充原本就不是齐王一党，赶紧表忠心，于是司马炎又封他为太尉，再次名列三公。 齐王攸没有因为此事受到任何牵连。司马炎没有对弟弟表示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满，反而赏赐五百匹绢布，用来奖励弟弟在自己患病期间的慰问与照顾。司马炎还给弟弟升官为司空，这个新官职就是不久前从贾充头上摘下来的，齐王攸也成为了三公之一，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 一场风波由于皇帝的宽宏大量，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终不了了之。皇帝的宽容超越常理，反而欲盖弥彰，虽然他对齐王攸的优宠一如既往，但是许多人已经明白这是一个假象。皇帝把这笔账默默记在心里，迟早有清算的那一天。 一年之后，也就是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司马炎又有了一个良机驱逐齐王攸。当时杨珧针对时弊提出一系列措施，制约各镇都督与各诸侯王的权力，其中有一条是冲着齐王攸来的。 杨珧说：“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义，万世之固。”言下之意如今各王爷公侯都栈恋京都，无法发挥藩卫王室的作用，不如赶他们回藩国。 这些建议被司马炎采纳．咸宁三年八月癸亥，皇帝一道诏书，命令宗室成员凡是在京城没有职务的，全部离开洛阳回藩国。 这下可闹大了。 洛阳是天下首善之地，萃聚全国精华。宗室成员贪图在洛阳的安逸生活，都不愿意去那偏远的藩国，个个都是哭着上路的。一夜之间杨珧就成为司马家的公敌，不知有多少姓司马的在背后指着他诅咒谩骂。 皇帝的另外一个弟弟乐安王司马鉴，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洛阳回藩国的，而杨珧矛头对准的齐王攸，当时官任司空、侍中兼太子太傅，在洛阳任职，并不在诏书遣散的范围之内。 当然，齐王攸不在遣散之列的真正原因，是司马炎觉得时机还是不够成熟，齐王党人在朝中盘根错节，如果要彻查肯定会伤筋动骨，当时朝廷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讨伐孙吴的战备，正是用人之际，不可以乱了大局。 司马炎这口气一直忍到太康年间，局势焕然一新。 江南，吴国的四州四十三郡已经被划入晋国版图，吴国的君主孙皓也已经成为晋朝的“归命侯”，举家搬迁到洛阳居住； 北方，曾有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在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反叛于凉州，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朝廷剿了近十年，屡战屡败。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甚至在考虑是否要放弃凉州，后来幸亏有名将马隆主动请缨，并且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二月临阵斩杀秃发树机能，平定凉州。 外患既除，司马炎觉得，该是时候解决内忧了。皇孙司马遹越长越惹人怜爱，司马炎已经容不得任何人再威胁太子的地位。此外由于纵欲过度，太康年间的司马炎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这个因绪也促使司马炎开始忧心身后事。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荀勖冯紞等人旧事重提，再一次对司马炎说：“陛下遣散诸王回藩国，近亲应该做出表率。如今至亲莫过于齐王，他却依然滞留在京师，未免太不合适了”。 这回皇帝彻底动心了，他问张华“谁可托寄后事者？”与其说是想征询张华的意见，不如说是想让张华表明立场。结果张华站错了队，他就毫不留情的将其贬到幽州去了。 五、亲兄弟明算账 张华被贬是皇帝放出的强烈信号，表示秋后算账的日子终于到了。 按捺已久的太子党人闻风而动，杀将出来，积极的献计献策。荀勖建议司马炎设一个阳谋，引蛇出洞，他说：“朝野上下都归心于齐王，陛下万岁之后，太子恐怕不得继位为帝。陛下可以试着下诏让齐王归国，必定满朝反对。事实将会证明我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 司马炎认同荀勖的看法，他下诏任命齐王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齐国就在青州境内，这道诏书其实就是要齐王离开洛阳，回齐国去。 司马炎下这道诏书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考虑到此举可能会引起宗室的误会。于是又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实际就是接任齐王卸下的职务。 对于皇帝来讲，外姓臣子是仆人，无须担心他们的反对，怕的是宗室的离心离德，所以司马炎废一个立一个，示意同族，他的目的只在于逐出齐王攸，并不是想削弱室宗。 这两道诏书颁布于十二月甲申，已是太康三年的年底，司马炎迫不及待地开辟战场等敌人反攻，大概是打算解决此事再过年了。 齐王党人是不会让皇帝如愿的，他们的反攻迅猛如潮，大出司马炎意外。 首先发难的是宗室元老，皇帝的叔父扶风王司马骏拄着拐杖，跑到宫里来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随后，征东大将军王浑、中护军羊琇、光禄大夫李熹、侍中王济、甄德，纷纷上书向皇帝施加压力。 他们众口一词，将齐王攸比做周公旦，说“（齐王）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这样的“至亲义者，不可远朝”。这个比拟是十分应景的，当年周朝建立不久，天下还未稳定周武王就病死了，弟弟周公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建立制度平定叛乱，奠定周朝八百年江山的基础；如今太子司马衷是痴呆，上天降下齐王攸这样的贤人来做周公，再度演绎历史佳话，这难道不是天意？ 他们还暗示说，天下人都知道陛下想让外戚杨氏辅政，所以要排除与杨氏不和的齐王攸。但是陛下别忘了，外戚祸国由来已久，历史上有吕后擅权、王莽篡汉的教训。 他们又搬出死去已久的文帝司马昭与文明王太后（注：“文明”两字必须拆开理解，“文”是指文帝司马昭，“明”是王太后的谥号），说陛下如果派齐王攸到青州去，“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实则就是发配，“去离天朝，不预王政”。这样有负父母期望，“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 因此，他们提议说，最稳妥的办法是留下齐王攸，让齐王攸、汝南王亮与外戚杨氏共同辅佐新君，“三人齐位，足相持正”，可保江山巩固。 他们并没有说动司马炎，他们的立场使司马炎感到愤怒与恐惧。因为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皇帝的亲信，个个都是朝廷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扶风王司马骏，他不仅是宣帝的儿子，还是朝廷的征西大将军，在关中的地区有极高的威望；征东大将军王浑是攻灭吴国的大功臣，他都督着荆州军事，手握重兵；中护军羊琇是外戚重臣，京城洛阳的禁军归他统率；光禄大夫李熹是两朝元老；侍中王济、甄德是驸马。这些人如果想搞一次政变真是轻而易举，自己在世时还可以镇住局面，但是将来太子登基，如何治理这群跋扈老臣？ 经历了咸宁二年的拥立风波，齐王攸已经让司马炎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司马炎认为齐王攸不是周朝的周公旦，而是西汉燕王旦，有篡位的野心。 即使齐王攸能够证明自己没有篡位野心，也无法消除司马炎的疑忌。他是如此受欢迎，竟然有这么多重臣敢于为他顶撞皇帝。很明显，齐王攸具备篡位的能力，司马炎不能、也不敢将安全寄托在弟弟的忠心之上。 王浑等人的上书如泥牛入海。 这时王济、甄德出了昏招，他俩让妻子常山公主与长广公主到宫中去哭谏，请皇帝留住齐王攸。 这个主意实在不高明，眼泪这种武器只能打动女人心，如果王太后还在，向太后哭谏一番，由太后向皇帝施压，那可能还有点效果。这时王太后已经死了十五年啦，宫里有分量的女人只有一个杨皇后，而杨皇后一家恰恰就是视齐王攸为眼中钉。 于是两个公主只能去找皇帝哭，常山公主还是个瞎子，哭起来肯定不好看，皇帝被她们哭得烦死了。他感到愤怒而且委屈，他对侍中王戎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邪！”——我和齐王攸是至亲兄弟，今天我让他出镇，那是我的家事。甄德和王济两个派妇人来哭我死啊！ 皇帝的委屈其实也可以理解。在皇帝看来，虽然齐王攸曾经给他带来那么多不愉快，但是作为兄长，他一点都没有亏待这个弟弟。这十多年来齐王攸享尽恩宠，普天之下，大概只有已去世的皇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所享的礼遇可以与齐王攸相媲比。 司马炎认为自己对弟弟仁至义尽。皇帝所能给臣子的，他已经给了全套，如果还不满意，那就居心可疑了。 其实这只是皇帝自欺欺人的说法，在明眼人看来，皇帝与齐王攸的兄弟之情则有另一种方式解读。所谓无可复加的恩宠只是假象，皇帝始终不曾信任齐王攸，始终对其心存戒备。 齐王攸虽然位极人臣，但是他担任的职务都是虚职，不掌握实权。此前担任这些职务的人，要么是安享晚年的朝廷耋老，要么是吴蜀的降臣。 比如骠骑将军，这个职务是汉武帝时专为大将霍去病所设立的，位同三公，与“大将军”并肩，掌握全国兵权。可是到了晋朝，所谓骠骑将军听上去很威风，实际已是无兵可带、无仗可打的悠闲将军，此前担任骠骑将军的，是吴国的降将孙秀； 再比如镇军大将军，听上去兵权很大，实际只有在出征时凭虎符才可以调动兵马。齐王攸呆在洛阳未曾出征，皇帝也没有授予虎符，所以他依然是一个无兵可带的悠闲将军。 晋朝人才奇缺，司马炎对异姓又很不放心，因此许多宗室成员，不管长幼贤愚，都被任命为各地都督，掌管一方军事。当叔父司马伷、司马亮等人以年过五旬的老迈之身，亲冒矢石冲锋陷阵的时候，作为后起之秀，正当年轻有为的司马攸却在战场千里之外的地方，在闲而无聊的洛阳东宫里，陪他那个傻侄子、太子司马衷读书。 如今，皇帝想把齐王攸赶走，他的诏令里说让齐王攸“都督青州诸军事”，看似是要让齐王攸掌一方大权了，但是熟悉王朝兵力分布的人都知道：青州以北的幽州驻有重兵，那是防备鲜卑人的；青州以南的豫州驻有重兵，那是防备江南吴人的；偏偏青州，没兵驻守。 所以，让齐王攸都督青州诸军事只是一句空话，皇帝真正想说的是，你回齐国养老去吧。 就当皇帝与群臣僵持不下的时候，齐王党人又捅了娄子。 因为有咸宁三年的前科，中护军羊琇认为这次驱逐齐王的诏书肯定又是杨珧在背后煸风点火，他和北军中候成粲谋划着要为国除害，打算设埋伏手刃杨珧。 杨珧闻讯，吓得躲在家里不出门，连早朝都不敢列席，派人向皇帝告状求救。 羊琇这回闯大祸了。 洛阳的禁军分中护军与中领军，后来中领军改名为北军中候，统率左、右卫将军与骁骑、游击、左、右、前、后六军，还有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假使中护军与北军中候联手兵变，整个洛阳的王侯公卿，甚至皇帝都将是刀下鱼俎。 事情快要恶化成流血冲突，司马炎龙颜大怒。 他立刻夺了羊琇的兵权，徙封为太仆，这是掌管皇帝车库、马厩的官职；皇帝又夺了王浑的兵权，以年老为由让李熹致仕，废掉王济、甄德的侍中职务，出为闲职。 不久，李熹、羊琇就生病暴卒，扶风王司马骏也从此废置在家，三年之后忧郁而死。 齐王党全线崩溃，不过皇帝在过年之前驱逐齐王攸的计划也没有得逞。 纷纷扰扰间，太康三年接近尾声，双方中场休息，准备过年。 皇帝也好公卿也好寻常百姓也好，都在除旧迎新，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钉桃符、彻夜守岁，平常百姓祭祀祖宗，皇家设坛拜社稷、摆上三牲去太庙问候先帝。 到了元日，百姓纷纷走出家门，个个冠带整齐鲜艳，逢人道喜道贺，相互敬着泡以桃汤柏叶的椒酒； 在皇家照例有朝会，热闹非凡。皇家朝会仪式繁缛，一搞就是一天，朝会结束还要用膳，用膳完毕，往往已是夜晚，君臣一起欣赏歌舞。如果有雅兴，还要吟诗唱和一番。晋初傅玄曾写《元日朝会赋》，描述如下，“前三朝之夜中，夜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六钟隐其骇奋，鼓吹作乎云中。” 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元日的朝会照常举行，皇帝神情欢娱；正月初七的人日、正月十五日皆有朝宴，君臣共乐，尽兴而归；正月晦日，皇帝领着众臣到洛水泛舟，绿波徐徐春枝袅袅，新鸟欢歌，令人心旷神怡，只是众臣中不见齐王攸，听说是病了。 就在大家认为齐王这事不了了之的时候，司马炎突然招来太常郑默，问，齐王回藩国，依礼赐予他什么才好？ 郑默这才知道，原来皇帝还惦记着这事呢，他是两朝老臣、政治老油条，当即说自己拿不准主意，要回去和手下那帮太常博士们商议商议。 这一商议炸了锅，自古言官都是不要命的。博士庚旉、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一听皇帝竟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即决定联名上书，劝皇帝留下齐王攸。领头的庚旉洋洋洒洒，文不加点起了草表，写完了给他父亲庚纯过目，庚纯是老齐王党，点点头，表示默许。 博士们的谏表由太常转呈皇帝，郑默请助手博士祭酒曹志一起品读这份奏章，没想到引起了曹志的自伤自怜。曹志这个名字后人也许会感到陌生，但曹志的父亲可谓家喻户晓，他就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才高八斗却命运多舛的曹植曹子建。 曹志怆然叹息，说：“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这句话与其是说在同情齐王，不如说是替自己父亲鸣不平。曹志觉得有必要劝皇帝迷途知返，于是他也写一份谏章凑热闹。 两份谏章一起送到皇帝眼前，皇帝看完，怒了。司马炎与曹志相交数十年，一直引以为知己，结果发现这位老朋友也倒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司马炎大怒，说：“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 皇帝大发雷霆，触龙鳞臣子就倒霉了。太常郑默，领导无方，罢免；博士祭酒曹志，妄言朝政，罢免；上书的七个博士，不仅罢免，而且全部送廷尉治罪。 这时有人推波助澜，廷尉刘颂奏报庚旉等大不敬，应当拉到菜市砍头。幸亏有尚书夏侯骏、右仆射魏舒和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一起帮着求情，免了死罪，全部除名。大家一看皇帝动真格了，都不敢再劝。 太康四年二月，皇帝再次增加济南郡为齐王封地，立齐王攸的儿子司马寔为北海王，给齐王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另外赐予黄钺朝车等物。 这可以看作是皇帝的最后一点耐心。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这些都是受命出征的诸侯才能享用的，这些东西显然是提醒齐王尽快上路。皇帝恩威并施，看来是铁了心了。 这时齐王攸上书说自己病了，请求解除官职去崇阳陵给父母守陵。 但是皇帝不许。 在皇帝眼里，所谓的生病不过是个借口，所谓的守陵不过是拿父母来进行要挟。齐王攸又是借口又是要挟，就是不肯离开洛阳这个权力中枢，更显得居心可疑。 皇帝派出太医去给齐王攸治病，名为治病，实际是查验齐王攸是真病还是假病。不出意料，太医回复说齐王根本就没有病，换一拨太医再去，依然回复没有病。 皇帝因此措词更加严厉地催齐王上路。齐王临走，亲自入宫向兄长辞行，皇帝越看越觉得弟弟不像是个病人，心中不住冷笑。 但是仅过了两天，齐王攸就吐血数升，病发身亡。 凶信传到宫中，就好像抽了处于偏执状态的司马炎一记耳光。皇帝猛然醒悟，原来弟弟不是在使诡计耍小聪明，他是真的病了！ 司马炎大哭了起来。那一刻皇帝想到的全是弟弟的好，想到弟弟幼年时的乖巧可爱，想到弟弟成年后的恭谨谦让，想到父母临终前的叮咛嘱咐，想到弟弟这十几年来对儿子司马衷的精心教导。 皇帝就这么真诚地哭泣着。直到侍中冯紞冷冷地抛来一句话，“齐王名过其实，天下归心，如今他自己病死了，这是社稷之福，陛下何必如此哀伤！” 皇帝猛然止住了泪，脸上浮现起冷冷的讪笑。 冯紞无德无能，但他为什么能一直得到皇帝的宠爱呢。因为他太了解皇帝了，甚至比皇帝自己本身还要了解。 在皇帝心底一直妒忌着齐王攸，妒忌他从小就得到祖父与父亲的优宠，妒忌他得到那么高的赞誉，妒忌他令自己自惭形秽。早在文帝死的时候，皇帝作为嫡长子，也不过服丧三日，而齐王攸却哀毁骨立，让人一看就知道谁孝谁不孝；后来王太后患病，稍有痊愈，兄弟俩摆宴给母亲庆贺，席间齐王攸想到母亲死里逃生，不禁喜极而泣，司马炎想陪着一起哭，却偏偏连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 皇帝的杀心早就升起来了，他一直对齐王曾经威胁过他的皇位而耿耿于怀，现在齐王又威胁到了他的儿子，这更让他无法容忍。 皇帝一直没动手，不是宅心仁厚，而是因为懦弱，害怕承担杀弟不义的罪名。现在老天都帮他，为何不顺水推舟？在宫中谁不知道太医院里的那群人一向趋炎附势？将死之人脸上特有惨淡苍白的神色，皇帝又怎么可能视而不见？ 表面上是冯紞等人在离间骨肉，承担着恶名。实情却是，皇帝的心中有魔鬼，这个魔鬼就是皇帝本人。 冯紞只有一点可恨。 皇帝正沉浸在自己虚假的悲痛之中，扮演着一个无辜的、被蒙蔽者的角色，扮演着一个痛失爱弟的悲情兄长角色，他就不能让皇帝多装一会儿清纯？ 六、画皮的人撕开伪装 齐王攸死了，皇帝一如既往的显示了长兄为父的宽阔胸襟与对亡弟深沉慈爱。齐王攸的葬礼与十一年前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的相同，规格仅次于皇帝皇后。 齐王的谥号也与司马孚一样，因此他就被后人称为齐献王。皇帝下令，以齐献王灵位配飨太庙，在齐国诸侯家庙里，设轩悬之乐。皇帝两次亲临丧所吊唁，亲自流泪，哭得很伤心，感动了一大批不知内情的臣僚。 但对知情者来说，齐王攸的死是皇帝一生的污点。数年之后，皇帝与桀骜不驯的王济产生了口角，王济这人一向口无遮拦，他当面讥讽皇帝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 “尺布斗粟”是汉代童谣。汉文帝时，皇弟淮南王刘长犯法自杀，有人猜测文帝有意要将弟弟逼死，于是长安街头传唱这样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从此“尺布斗粟”就被用来指代兄弟阋墙。 《晋书》上说，皇帝听了王济的话后，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沉默不语。他这是感到羞愧，还是感到后悔？不管是出于哪种心理，这个姿态让后人觉得：在皇帝之中，司马炎还算是个好人。 随着齐献王的不幸薨逝，喧嚣十多年之久的皇嗣问题尘埃落定，储君的位置上赫然端坐痴太子司马衷。 悲剧的基调从太康四年开始奏响。 三百年后，编写《晋书》的唐朝史官充满遗憾地假设，如果齐王不死，兴许八王之乱就不会发生，随后五胡乱华、南北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就不会到来。 但也有人说，如果齐王不死，内乱将提前十年爆发，齐王的死消弭了一场分裂，其实是最好的结局。 孰对孰错，已经无法知晓。 因为历史不容假设，它永远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诡异地在迷雾中前行。无人能看透这迷雾。 司马炎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占卜探卦，卜算皇位可以传几代，结果他卜到了“一”。司马炎不像汉光武帝刘秀，他不相信图谶，在晋朝图谶是被严令禁止的，他探卦只是讨个彩头，所以探到“一”他也没有在意。晋武帝在这一点上像秦始皇，相信江山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他不仅要替二世司马衷做打算，他还要替三世司马遹做安排。 谁能料到，世界上竟然真有一语成谶这种事情。 司马炎打点起了后事，他发现日月逝矣时不我与，曾经的股肱大臣纷纷衰老死去。泰始十年，荀凯病死；咸宁四年，羊祜病死；太康三年，贾充、羊琇病死；太康四年，山涛病死；太康五年，杜预病死；太康六年，王濬病死；到了太康十年，荀勖也病死了。 曾经的心腹，只剩下卫瓘、王浑、张华和杨骏、杨珧、杨济兄弟。卫瓘、王浑、张华与太子离心离德，不可重用，靠得住的只有杨骏兄弟了。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忠诚不容置疑，但是资历尚浅人望不够。皇帝于是有意识的树立杨骏的权威，杨骏因此权倾朝野，与弟弟杨珧、杨济，被天下人称为“三杨”。 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公元289年），久病缠身的司马炎下了一份诏书，重新安排镇守方岳的人选：“汝南王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都督豫州诸军事，治许昌；改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 这位诏书是司马炎对身后事的详细安排，总体思路是外戚与宗室共同辅佐新君，互相牵制、保持平衡；外戚侧重于掌握朝政，而宗室侧重于把握兵权。 秦王司马柬是太子一母同胞的弟弟。关中是天下形胜之地，外有雄关万丈，内有沃野千里，当年秦始皇、汉高祖在此发迹、遂取天下。司马炎曾经做“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所以这个地方必须交给太子最可信任的人； 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也是太子的弟弟，宗室里最可亲近的人。江南吴国新附，民心未稳，需要驻重兵防备。荆州、扬州、江州分别据于长江中游、下游，江南如有变故，两镇齐发，万无一失。 司马柬驻守的长安、司马亮驻守的许昌、司马玮驻守的襄阳、司马允驻守的寿春再加上东北处赵王司马伦驻守的邺城，正好形成了对洛阳的环卫。 如果有敌寇从外部进犯，则由洛阳调度各藩镇抵御；如果洛阳有变故，则各藩镇举兵勤王；若哪个藩镇心生不轨，则天下共击之。 武帝安排的藩镇分布图 朝廷之中，由杨骏与汝南王共同辅政。司马炎担心杨氏的势力太强，新君无法驾御，于是又任命太原人王佑为北军中候，率领洛阳禁军。王佑是王浑的从子，一向与杨氏不和。 如此一番布置，令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之间互相制衡，司马炎觉得足以保证新君江山稳固。那么，接下来该替皇孙司马遹做安排了。 望气者禀报广陵那地方有天子气，司马炎于是封司马遹为广陵王，食邑五万户；散骑常侍刘寔博古通今，深有才学，司马炎任命他为广陵王傅。皇帝在此再次重申了态度，表示大晋朝的第三个皇帝的位子，他已经替孙儿预订好了。 既然一切都安排妥当，就应该了无牵挂。那为什么太熙元年四月司马炎到了弥留之际，迟迟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呢？ 因为司马炎发现，他的百年大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致命的偏差。 杨骏是司马炎治国蓝图中的关键人物。此人素无才干，也没有名望，以前做过县令之类小官，也做过骁骑将军、镇军将军的从僚，后来依赖女儿的裙带，被封为临晋侯，任命为车骑将军。朝中许多人都轻薄其为人，一向识人知鉴的尚书郭奕与尚书褚都曾上书劝过皇帝，说杨骏这人器量狭小，承担不了社稷重任。 臣僚们不明白，其实司马炎要的就是杨骏平庸无能。试想弱主当朝、宗室强盛，如果启用像霍光、王莽那样声名卓著、手段强硬的权臣辅政，势必会挟持弱主与宗室争权。霍光杀燕王盖主、王莽废黜刘氏诸王，这都是前车之鉴。如果权臣胜了，那么皇帝就不免当傀儡，甚至有可能被迫行禅让，司马氏的江山就是这样偷来的，皇帝不可能不深以为戒；而宗室也是虎狼，如果宗室占了上风，就不免要清君侧。汉代的七国之乱中，吴王楚王就是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起兵造反的，幸好他们失败了，否则汉景帝的龙椅肯定是坐不稳的。 因此在司马炎看来，杨骏实在是辅佐新君的最佳人选。首先，他没能力独裁，没能力就不会生异心，就必须搞好与宗室的平衡，而宗室也不会猜忌这个人； 其次，他是司马衷的外公、杨后的父亲，而且杨骏“孤公无子”没有后嗣，即使生了非分之想也没有意义，所以最没可能生异心； 司马炎看重杨骏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出身。虽说杨骏这人没有美名，但是弘农杨氏的百年招牌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魏晋的高门大族在汉代大多默默无闻，而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在汉末就显赫天下，与汝南袁氏齐名。汝南袁氏的后人袁绍、袁术甚至能够依仗袁氏的声名与门生故吏割据一方，杨氏稍逊，没出这种枭雄，但也因此保全了门户。百年之前，有个杨修稍露头角，可惜站错了队，支持曹植争嗣，被魏武帝曹操砍掉了脑袋。当时曹植的谋士不少，魏武帝单单诛杀杨修，也可见他对弘农杨氏的忌惮。 有虚誉、无实干，这种人最适合和稀泥了。太康九年起，司马炎的身体时好时坏，他就把朝政交给杨骏去打点，自己深居后宫养病去了。 渐渐地，皇帝感觉不对劲。皇帝任命了那么多的侍中，可是到宫中露面的总是只有杨骏一个。皇帝让杨骏打点朝政，并没有说自己一事不问，但杨骏那当仁不让的架势，俨然是一副“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的派头。 司马炎这时已经没有力气出宫转转，不然他会发现形势远比他想象的要糟糕。想见皇帝面呈机宜的臣子都被杨骏挡在了宫外，朝中人心惶惶，不知皇帝是死是活。大家私下里把杨骏比作秦末的赵高。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春，杨骏请司马炎下诏夺回繁昌公主。繁昌公主在太康年间下嫁卫瓘的第四个儿子卫宣，杨骏说卫宣好酒，经常嗜酒犯过失。 皇帝让身边的黄门郎去调查，黄门郎回复说杨骏所言属实。皇帝一听，既然属实，那就准奏。 接着，有人上书要求罢免卫瓘，将卫宣交给廷尉治罪，这回皇帝未允许。 不久后，卫瓘声称年老请求逊位。皇帝猛然醒悟，自己被杨骏当棋使了。杨骏表面是对付卫宣，其实意在逼卫瓘退位。 皇帝招来黄门郎大骂一顿，问是不是虚构事实污蔑卫宣，黄门郎抵赖不了，只好认错求饶。皇帝想让卫宣与公主复婚，可是卫宣这时已经忧愤发病而死。皇帝又气又无奈，作为补偿，将卫瓘升做太保的闲职，以菑阳公的身份回家养老。 挤走了卫瓘，杨骏接着就想挤走汝南王。在去年十一月甲申的诏书上，皇帝虽然任命汝南王都督豫州诸军事，但是还保留着“侍中”的职务。皇帝这是要汝南王留在洛阳，可是杨骏却不停的派人催促汝南王出发去许昌。 到了四月初，司马炎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经常陷入昏迷，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昏聩。有一次他醒过来，身边都是杨骏替换来的新面孔，个个长得那么寒碜，心里那个叫灰心失望，忍不住想骂人。司马炎一向好脾气，因此他调整了一下语句和语速，对杨骏说：“何得便尔！”这话相当于：“你怎能如此妄为！” 杨骏赶紧下跪谢罪，皇帝想接着骂几句，一口气没上来，又晕过去了。再次醒来，皇帝令中书监华廙起草诏书，召汝南王火速入朝觐见。 这时候，皇帝应该已经明白，他那个貌似憨厚的老丈人靠不住。他只看准了杨骏能力不行，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越是庸人越是不自量力。志大才疏，这是庸人的一个通病。 其实何必苛求杨骏，司马炎也不过是庸人之质，却做了汉高魏武都未必敢做的事。他的计划漏洞百出，偏偏自以为算无遗漏。 自从下达了召见汝南王的诏书，司马炎就陷入痛苦而漫长的等待。 夕阳日复一日映红天际，汝南王的身影一直未曾出现，渐渐地，司马炎气若游丝。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汝南王根本没有接到诏书，诏书半道就被杨骏截走了。 这边华廙刚将诏书写好，那边杨骏就得到消息，赶过来借阅。按说身为中书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这种大不敬行为，可华廙不是有骨气的人，这家伙一辈子倒霉，早吓破胆啦。 华廙的名字不怎么为后人所知，但他的爷爷华歆名气很大，熟悉三国的人都应该知道。华歆没出仕前和隐士管宁交友，被管宁看不起，割席绝交。后来华歆跟了魏武帝，狠狠地做了几件长脸的事，其中有一件就是领着禁军冲进汉献帝的寝宫，揪出躲藏在夹壁里的伏皇后，交给行刑者缢死。华歆在曹魏做到了司徒、太尉的高位，这位老兄据说治家严谨，即使平时在家里也要求子孙像在朝廷上那样恭敬严肃、合乎礼节。 严格的家庭教养培养出了良好的家风，华家风气声名远扬。百年之后，晋朝的刘寔想娶华家的女子，却遭到家人的激烈反对，弟弟刘智对他说：“华家类贪，必破门户。”刘寔不听，执意要娶，生来出儿子刘夏果然败家。 华廙就出生在这个“类贪”的家庭，按他的门第条件，早就可以做官了，偏偏他倒霉，负责典选官员的是他岳父卢毓，按例不允许举选姻亲，所以他一直到三十五岁还是个处士。后来华廙终于开始做官，从中书通事郎做起，一点点往上爬，好容易爬到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这些大官了，又得罪了中书监荀勖，莫名其妙的卷入了一场贪污案，被罢免。随后华廙居家近十年，教诲子孙，讲诵经典，抽空还养养猪。 有一天司马炎在皇宫凌云台登高望远，看见有一户人家的苜蓿园长势不错，一问原来是华廙家的；后来司马炎出宫，又看到华廙家的猪圈，觉得曾经的大臣混到这份上实在可怜。太康年间有一场大赦，华廙被重新起用，先做城门校尉，再迁左卫将军，最后做到中书监。 大起大落实在不容易，所以华廙一向巴结着掌权的杨氏。杨骏一说借，他立马将诏书递了出去，而杨骏借了之后就再也没还。 杨骏很有耐心地耗着，等待司马炎灯枯油尽。于是就出现了本段开头的那一幕，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死神终于不耐烦了。 司马炎再次醒来，已经说不出话，眼神空空，等着不可能出现的汝南王。 杨皇后啜泣着，凑近皇帝，问：“陛下如有不讳，是不是由临晋侯辅佐太子？” 这话问得很艺术。皇帝脑子已是一潭死水，没能力去琢磨皇后话里的玄机，他点点头，表示默许。 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遗诏。杨皇后赶紧吩咐下去：遗诏已下，宣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即刻拟旨。 华廙无耻起来的样子很有他爷爷当年的神韵，他文思泉涌，句不加点地完成了这份日后杀戮千万人的诏书： “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吉，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 遗诏呈到了司马炎的面前。 如果还有力气行使皇帝的威权，司马炎会诛杀华廙全家，然后指着华廙的头颅问，他传的是谁的旨意？汝南王在哪儿？杨骏不仅要独擅朝权，还要接管天下兵马，居心何在？ 可惜啊，他现在只是一个濒死的病人。司马炎做出了病人受刺激后的正常反应，两眼一翻，果断而决然的咽了气。 皇帝驾崩了，皇帝不是病死的，皇帝是气死的。 内庭传出皇后懿旨，说皇帝龙驭上宾，大家举哀吧。 哗啦啦，宫里宫外哭成一片，整个洛阳城都听得到。 杨骏捂住脸，身体剧烈抖动，看不出来他是哭得厉害还是笑得厉害。 第二章　杨　骏 一、面容模糊的晋惠帝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己酉，司马炎驾崩的当日，身穿毛边粗麻布丧服的太子司马衷被群臣迎到了正殿。群臣异口同声地表示，国家不能一日无君，所以恳请太子即皇帝位。 按照传统，这种劝进要进行三次，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即将接替做皇帝的人并非先帝指定的皇嗣，劝进则要进行六次。这种特例在汉朝出现过，汉文帝刘恒被大臣拥立为帝的时候，先向西方向让了三次，又向南方向让了两次，第六次才应允做了皇帝。 司马衷是大行皇帝指定的太子，只需三次即可。前两次劝进，都会被太子婉言谢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太子哀恸不已，怎么会有闲心考虑自己的名位。但是群臣不会罢休，他们会建议太子以江山社稷为重，在这苦苦哀求之下，最后太子勉为其难地接受了皇帝的尊号。 随后，新皇帝司马衷颁布诏书，宣布大赦，改元为“永熙”，所以后世也称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同日，司马衷尊奉皇后杨氏为太后，册立太子妃贾氏为皇后。 此时司马衷已经三十二岁，自从九岁被立为太子，他足足在东宫等了二十三年。此后他将御宇十六年，直到四十八岁的时候离奇暴毙，死后谥号为“惠”。“柔质慈民曰惠”，这是一个明褒实贬的谥号，“慈民”只是托词，“柔质”才是真的，意思是说这个皇帝柔弱无能，始终被人操纵于股掌之中。历史上只有两个皇帝谥号为“惠”，另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是汉惠帝刘盈，他一生都畏缩在母亲吕后巨大的阴影之中，未过三十就郁郁而终。 比起汉惠帝，晋惠帝在历史上的口碑更加不堪，他的名言“不食粥，何不食肉糜？”以极端荒诞的形式暴露了当政者不知民间疾苦，千百年来一直令人难忘。晋惠帝被人推测为痴障，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句傻话。事实上，自古以来当权者说蠢话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未必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无耻。 西晋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这一千七百多年间曾出现过二十余种晋朝的断代史书，但完整流传至今的只剩下《晋书》。目前所见最早定性晋惠帝智商的也是这部《晋书》，里面隐讳的评论晋惠帝“厥体斯昧，其情则昏”。《晋书》面世四百年之后，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他也采信了这一说法，说晋惠帝“为人戆呆”。 事实上，晋惠帝的真实面目仍然是一个谜。 《晋书》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距离西晋已有三百年之遥。时间遥远本不是问题，修史在中国古代是一件神圣重大的政治行为，自从先秦时期开始，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很注重史料的收集与史书的修缮，并且专门设有太史、秘书监等专业机构来收集整理当代史料、编缮前代史书。作为古代政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半人半神崇高位置的皇帝，其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在案，会专门有一本小册子被称为“起居注”，用来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 如果原始资料能够保存下来，那么晋惠帝是否痴呆就一目了然。只可惜这些资料都亡佚了，晋惠帝死后五年，洛阳陷落，随即被匈奴人刘曜一把火烧为平地；晋惠帝死后十一年，西晋灭亡，只有少数臣子侥幸逃到江南，加入苟且偏安的东晋小朝廷。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晋的史料在它亡国之初就已经残缺不全。 西晋灭亡后的三百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乱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乱世。在这三百年里有无数人家破人亡，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罪于当年晋惠帝的无能，归罪于那些祸国殃民的晋朝王爷。肯定有无数人痛恨晋惠帝、痛恨司马家儿，可以想象，当时的街头巷尾必定产生了大量关于晋朝皇帝、皇后以及那些争权夺利的王爷们的离奇传说；这些传说有的被时间冲走了，也有的留下只言片语，成为后世难辨真伪的史料； 另外，在这三百年间，以江淮为界，南北各自兴起并湮灭了数十个政权，这数十个政权间不停地爆发战争，并形成南北对峙，前一百年是东晋对峙十六国，后两百年是南朝对峙北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各个政权之间也会对敌国进行攻诘造谣，等到天下再次统一的时候，官方留下的史料，散佚民间的史料，鱼龙混杂，已经难辨真伪。 今人读史会发现两晋南北朝的昏君、暴君多得令人惊讶，其中南朝刘宋、萧齐的几个少年皇帝、北齐高家的几位皇帝，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可谓完全丧失了人性。这些人之中，有多少是被泼了污水，有多少是真正的暴君，如今也很难查证了。 无独有偶，《晋书》除了裁定晋惠帝是痴呆，还裁定另一位晋朝皇帝是私生子。这个不幸的皇帝就是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晋书》里说他实际并非司马家的孩子，而是母亲夏侯氏与一个牛姓小吏私通的产物。 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孙盛的《晋阳秋》。孙盛出生于西晋末年，仕宦于东晋，以史学家的身份留名于后世，《晋书》第八十二卷替陈寿、司马彪、习凿齿等晋朝有名的史学家立了传，孙盛也名列其中。孙盛的主要作品是两部断代史，分别是记叙曹魏历史的《魏氏春秋》与记叙两晋历史的《晋阳秋》，如今这两部书已经散佚殆尽，只残留零星篇章。 在《晋阳秋》残本中有这么一句话：“又初元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这句话明白无误的指出晋元帝的生父并非西晋第二任琅琊王司马觐，而是一个叫牛钦的小吏。若是仅仅考虑孙盛与晋元帝是同时代人，亲身经历过两晋之交那纷纷扰扰的岁月，这话似乎可信；但是如果考虑到孙盛在东晋为臣（孙盛寿命长，他一生经历了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八个皇帝），却奋笔直书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这未免太不可思议；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晋朝人的反应，《晋书·孙盛传》里评论说“《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可见《晋阳秋》写成之后在当时广为流传，东晋的臣子看了都说是“良史”，孙盛本人也没有因为宣扬皇帝的血统不正而受到任何制裁，一口气活到七十二岁才寿终正寝，这岂非咄咄怪事？ 怀着疑问，再细细品味这句话，就可以读出一股熟悉的神棍气息。两汉两晋时期谶纬之说大行其道，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平民百姓，都相信有那么一幅模棱两可的古图，或者是一句晦涩难明的古语，暗藏玄机指示着天下苍生的福祉。许多人穷尽毕生精力专研此道，制造出更多不知所云、穿凿附会的东西，有不少政治人物则借用谶纬来进行政治投机。 比如说陈胜造反之前，先要伪造一份神谕，说“大楚兴、陈胜王”；再比如说西汉宣帝刘病已登基之前，也曾出现“公孙病已立”这样的谶言；后来王莽要篡夺西汉皇位，也伪造了一系列的谶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称帝，也应验了“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到了汉末，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事先也大造舆论，说这是印证“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谶言。 总而言之，谶言已经成为野心家用来制造舆论、标榜天命所归的工具，其中被利用得最频繁的谶言就是上面那句“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谶言出现于西汉中期，到了两汉之交，割据蜀中的公孙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当涂高”，忙不迭地称帝，国号“成家”，没过几年就亡于东汉；过了两百年，汉末乱世，割据淮南的袁术也动了心想当皇帝，于是他也“当涂高”了，在淮南做起了皇帝，建号“仲氏”，过把瘾之后就兵败势穷，吐血而死；之后又过了一百四十年，西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也做起了皇帝梦，他也开始宣传自己是“当涂高”，幸好还没来得及称帝就被石勒消灭，算是保住了名声。 《晋阳秋》残本中的这句话也包含着一个谶言，内容是“牛继马后”，这个谶言被认为暗示着晋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将有一个姓牛或者与“牛”有关的人物兴起，取代司马氏。 这个谶言是有利用价值的，而且确实有一股势力在利用这个谶言攻击东晋皇室，不过肯定不会是孙盛。 端倪暗藏在《晋书》之中，《晋书·孙盛传》里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数年前东晋权臣桓温北伐，在枋头这个地方遭遇前燕大将慕容垂，惨败而归，事后桓温一直引以为恨。孙盛在写作《晋阳秋》时秉笔直书，并没有替权臣隐讳。书成之后桓温大怒，当面威胁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役诚然失利，也不至于如你父亲说的得那么严重。倘若这本史书通行于世，小心你们全族的性命！” 孙盛的儿子很害怕，回家请求父亲删改。孙盛当时年近古稀，却老而弥坚，他当庭训斥儿子，表示一字不改；孙盛的两个儿子与众多孙儿一起跪下痛哭，恳求老父替全族上百口人的性命着想，孙盛大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默许。 孙盛的儿子于是修改《晋阳秋》掩饰枋头惨败，但是孙盛为人狷介，不甘心屈服于桓温淫威，他将一部未修订的《晋阳秋》寄给北方的前燕皇帝慕容儁（注：《晋书》中此处有明显错误，慕容儁病死于公元366年，而枋头之役发生于公元369年，孙盛寄书之时，前燕皇帝应当是慕容儁的儿子慕容写），让桓温鞭长莫及。数年之后，晋元帝的孙子晋孝武帝特意派人去辽东求得北方版本的《晋阳秋》，与江南版本一对照，内容有多处不同。 由此可知，《晋阳秋》其实分南、北两个版本。南方版本已经被孙盛的儿子篡改过，那么，北方版本是否就是原本呢？不一定，它恐怕也已被人挟带了私货，残本中那一句“牛继马后”的谶言，很有可能就是前燕政权的杰作。 由于史料的缺乏，以上结论只能是猜测，不过这个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前燕政权在当时有足够的动机去抹黑东晋政府。 前燕是东晋时五胡十六国之一，它的前身是鲜卑慕容部。西晋时期，慕容部的酋长慕容廆一度臣服于晋朝，被任命为“鲜卑都督”；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慕容部趁机扩张势力，并吞了高句丽与鲜卑宇文部地盘。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政权是羯族人石勒创建的后赵，后赵对前燕一直虎视眈眈。出于远交近攻的战略需要，慕容廆对东晋称臣，接受东晋任命的都督官职与“辽东郡公”的爵位。 公元337年，慕容廆的儿子慕容皝建立燕国，史称前燕。前燕在建国之初依然表面臣服于东晋，但随着后来后赵的日益衰落，前燕的日益强盛，继续臣服于东晋不再符合前燕的利益。公元349年，后赵发生内乱，前燕趁机发动进攻，向南蚕食；公元352年前燕消灭冉魏，成为北方第一强国。此时前燕的南部边境已与东晋接壤，双方沿着淮河一线已经有领土纠纷。 前燕既然已经羽翼丰满，自然不可能再向东晋称臣。公元352年十一月，燕王慕容儁在蓟城称帝，他对东晋派来的使者说：“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慕容儁自称“为中国所推”，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东晋只是偏鄙小邦，我大燕才是中原正朔。 说前燕是正朔当然只是慕容儁自己给自己贴金，在当时世人心目中，偏安江南的东晋小朝廷才是正朔所在。东晋政权与自己同文同种，由西晋宣帝司马懿的后裔建立，是唯一继承西晋衣钵的合法政权。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哪怕异族统治者使劲汉化自己，努力的推崇华夏文字制度，依然无法取代东晋的正朔地位。当年东晋北伐，军队开入关中，关中百姓夹道相迎，有许多八九十岁的耆老哭泣着说：“想不到有生之命还有幸见到王师。”此举可见民心所向。 不仅普通百姓如此，北方的士人也普遍是这种心理，人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前秦名相王猛。王猛曾经有机会出仕东晋，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前秦，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无能透顶的东晋朝廷不可能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但是在内心深处，王猛未必无憾，他临终叮嘱前秦皇帝苻坚：“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这句话固然是治国的真知灼见，但也暴露内心的那一丝遗憾：他王猛满腹韬略，竟投身于胡戎蛮夷之庭。 孙盛写作《晋阳秋》的那几年，是前燕与东晋交战最频繁的时期。军事上，前燕并不落于下风，它接连从东晋手中夺得河北、淮北等地；但在文化认同上，前燕则先天不足，处于绝对弱势。 就在这个时候，救星来了，在江南获得广泛赞誉的《晋阳秋》出现在北方。《晋阳秋》为何到北方来？因为它触犯了时讳。 由于处于敌对状态，很少有北方人能够到江南去，但是好奇心人人有之，《晋阳秋》详细平实记述了东晋现状，一到北方必受瞩目。想象一下，如果这部书披露“东晋的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说有一个“牛继马后”的谶言早就预示了这事的发生。那么这个爆炸性的秘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西晋、东晋之间的继承关系，打击东晋政府的“正朔”形象。 所以说前燕政权有足够的动机去篡改《晋阳秋》，将晋元帝污蔑为一个私生子。 前燕政权不久就灭亡于前秦，但“晋元帝是私生子”这个传言却生命力顽强，在北方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对峙，此时的正朔之争比先前更加激烈，南北双方都标榜自己才是正统，彼此口出恶言，南朝写史称北朝为“索虏”，北朝写史称南朝为“岛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朝人自然不会有兴趣去彻查所谓的“晋元帝是私生子”是真是假。到了公元551年左右，即《晋阳秋》面世两百年之后，北齐臣子魏收撰写《魏书》，书中有晋元帝的传记，传记名称叫《僭晋司马睿传》。这个“僭”就是“僭越”的意思，意思是说北方政权才是正朔所在，东晋皇帝都是僭主，是没有资格称皇帝的。 魏收也采信“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甚至以讹传讹，错得更加离谱。《魏书》中如此写道：“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琅琊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这明显是在胡扯了，牛金与司马懿同辈，琅琊王司马觐则是司马懿的曾孙，夏侯氏嫁入司马家的时候，牛金即使还没病死也已是风烛残年，两人怎么可能通奸？ 又过了约莫一百年，唐朝的房玄龄、令狐德棻等人奉唐太宗的命令修撰《晋书》。唐朝脱胎于北朝，令狐德棻等人没有摆脱那个流传了近三百年的传言，也采信了“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并将这一说法写入了《晋书·元帝纪》中。 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作用下，晋元帝在他去世三百多年之后，最终坐实了“私生子”的名号。 有了晋元帝的遭遇，再回过头来看晋惠帝。他真如《晋书》所言，是个痴呆？ 未必。 有可能晋惠帝只是性格懦弱，所以处处受制于人；有可能晋惠帝只是不善于言语，并且优柔寡断，所以无法树立君威。他的真实面目经过三百年时光的冲刷、风化，已经模糊不清，又受到那些真伪难辨的史料影响，晋惠帝终于被贴上“痴呆皇帝”标签，万恶所归，渐渐变成一个脸谱。 本书与前人一样，也把晋惠帝描绘成痴呆。这并不表明作者没有任何疑虑，而是因为作者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这些疑虑，所以只能因循旧说。 但换个角度来讲，晋惠帝皇帝做得如此失败，眼见身边至亲一个个死于非命而无能为力，他不仅葬送父亲开创的太平岁月，而且还将千辛万苦才得以统一的天下重新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此无能之人与毫无自理能力的痴呆有何分别？既然如此，就不要在这个人身上花费心力了，索性铁了心认定：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痴呆。 二、无法肩负的重任 既然是痴呆，那么司马衷对做皇帝的感觉就仅限于从东宫搬到西宫，住的地方更宽大了一点，身边的宫女更多了一点，臣子们对自己的态度更加恭谨一点，如此而已。 真正兴高采烈的应该另有他人。 比如说皇后贾南风。她十五岁嫁入皇家，十七年来一直担惊受怕，皇帝公公一会儿说要废黜她，一会儿说要废黜她丈夫，一会儿又派那个不是婆婆的婆婆杨氏来训斥她，十分可恶。 更可恶的是，那个杨氏与她同年，只因为嫁得好就以长辈自居，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让人讨厌。如果东宫有这么妖艳的女人用这么倨傲的口气说话，贾南风一定会往她的脸上砍两刀，可是作为儿媳，当时的贾南风只能忍气吞声，这股怨气即使事后鞭打了几十个宫女都无法发泄干净。 如今守得云开见日月，老皇帝死了，新皇帝是自己掌中傀儡，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对自己不利。贾皇后看着身上绣着日月星辰的袆衣，满脸掩饰不住的笑意。 再比如说太后杨艳。她十九岁入宫时，司马炎款款深情都倾注在胡芳胡贵嫔的身上。虽然她以前自负美艳，但是一进这繁花似锦的后宫也不过泯然众人，她之所以被立为皇后，完全是因为皇帝对从姐杨芷还有旧情。所以司马炎对她一直恭敬有余而恩爱不足，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从姐的一个会动的灵位。 十四年过去了，杨艳已韶华不再，而宫里满眼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一个又一个皇子出生长大，而她的儿子司马恢只活到两岁就夭折了，虽然她从地位低微的王才人手中夺走了年幼的司马炽，当作自己儿子哺养，但毕竟不是亲生的。论才情文蕴，她比不上左芬左贵嫔；论胸襟品格，她比不上胡芳胡贵嫔；论温婉可人，她比不上诸葛婉诸葛夫人；杨艳只有身处幽冥的从姐和从姐留下的痴呆太子可依仗，还有一个并不太可靠的轻浮老子作为外援。 一切荣华都在司马炎的一念之间，倘若哪天司马炎移情别的嫔妃，废掉太子另立别的皇子，那她就什么都没有了。后宫深不可测，所谓“女无好丑，入宫见妒”，何况是处在皇后这个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呢？每每想到这里，杨皇后就不寒而栗。 现在可好，杨皇后升级成了杨太后，连皇帝都得向她行跪拜礼，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人能够威胁她的地位了。 而最高兴的可能还是老国丈杨骏。前文已经提到，杨骏以前名声不怎么好，朝中那些自以为高尚的家伙都有点轻视他。当年他要结交琅琊王氏，想把女儿嫁给王家的美男子王衍，王衍竟以此为耻；杨骏退而求其次，想与大司农郑默结亲，又被一口拒绝；后来好容易把女儿塞给了河东裴氏，亲家裴楷却从不正眼看他。 杨骏十分愤懑不解。论门第，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名满天下，显赫两百年，当年杨家祖先杨震担任汉安帝的太尉之时，曹魏君主的祖先不过只是一个君子所不齿的宦官，司马家的祖先也不过是一个区区二千石，至于琅琊王氏与河东裴氏，都还只是一介草民；论权势，杨家接连出了两位皇后，比太原王氏还多，那些后起小辈凭什么瞧不起人？ 长久以来杨骏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可好，天下大权尽在我手，杨骏觉得自己大器晚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司马炎的梓宫停在含章殿，他的谥号被定为“武”，后人称之为晋武帝。“武”是一个既可以褒也可以贬的谥号，但放在司马炎身上明显是在褒扬，彰示他开国立业，并且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也因为这些武功，司马炎的灵位获得搬进太庙受永世供奉的资格，庙号为世祖。 丧礼的具体操办有太常、太仆等官员处理，无需大行皇帝和皇帝两位陛下费心。晋武帝要做的，就是每天安安静静地躺着；司马衷要做的就是扮演孝子，给父亲守丧。所谓百善孝为先，天子在孝道方面必须为天下人做出表率。 司马炎驾崩，司马衷服的是“斩衰”。“斩衰”是所有丧服中最重的一种，通常是子女为父亲、妻子为丈夫，嗣子为嗣父，重孙为祖父等最近的亲属所穿的丧服。 按照《礼记》要求，“斩衰三日不食”，三日之后可以食粥，但是食量也有严格规定：一天早晚两餐，每餐不超过“一溢米”。“一溢米”相当于一升的二十四分之一，孝子们比如晋朝的和峤，都是称好重量才吃的，生怕不小心多吃了一粒米使自己变得不孝。这个饮食的限量等到百日之后逐步放开，一年之后允许吃蔬菜水果，两年之后允许用酱醋调味，完全恢复正常饮食则要等到丧服期满。 “斩衰”的丧期有多长呢？答案是三年。这三年孝子不仅在饮食上有限制，生活各方面都有讲究。比如睡觉就不能睡在屋里，只能睡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这个棚屋被称为“倚庐”，而且只能睡在破席子上，不能用枕头只能用土块，不能进行房事，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古代做孝子是不容易的，不仅在心理上要保持悲痛，还要在身体上饱受摧残，体弱多病的还真当不了孝子。 从法理上讲，皇帝是全天下人的父亲，皇帝驾崩要履行的手续，比普通的父亲亡故要繁缛千百倍，那是全国举哀、劳民伤财的国丧，如果严格按照《礼记》去做，一场丧礼就可能导致亡国。 于是有伟大而体贴人意的汉文帝牺牲了自己身后的哀荣，替他的儿子汉景帝，也替后世的一切皇帝解决了难题。汉文帝临死下了遗诏，嘱咐丧礼一切从简，其中特意提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也就是说将服丧期由三年精简为三天。 有了先例，两汉的皇帝就不怕承担“不孝”的罪名了，从此老皇帝大行之后，新皇帝与臣子都只需服丧三日，余下的三年时间，新皇帝只要在心里保持哀悼就可以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服心丧三年”。虽然后世有儒者对这种变通从权颇有非议，但是中国的皇帝与大臣们大多是实用主义者，这种从简的仪式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当年文帝司马昭驾崩的时候，司马炎就只服丧三日；现在司马炎驾崩了，司马衷也只需服丧三日即可。 因此司马衷皇帝生涯的最初三天，应该是穿着粗麻布丧服饿着肚子度过的。期间他有没有公然喊饿，有没有索要食物不得而当众洒眼泪，这不得而知。 到了第四天，司马衷除下丧服，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参加朝会。朝会隆重庄严，仪式繁缛，参考《晋书·礼志》，可以推想出当时盛况： 天还没完全亮，全体朝臣就已经在殿旁集合，殿前广场上燃着燎火（注：古人在屋前院内设篝火用以照明，此篝火亦称燎火。《诗经》有云“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即是此谓），朝臣们按官秩、爵位的高低依次坐好。与此同时，皇帝司马衷已经起床，先到皇后处，接受皇后的祝贺，然后他坐着云龙车，缓缓从东门来到殿前，皇帝下车，入东阁小坐。 皇帝入坐东阁之后，朝臣们依次进入大殿，依旧按官秩、爵位的高低排列整齐，等候在殿下；环卫宫殿的虎贲、殿内陛下的持戟卫士等也进入岗位；太常指挥下的太乐队成员，也带着他们的钟啊鼓啊一系列乐器，各就各位。几百人静候在大殿之内，肃穆无声，有谒者检查朝臣的服饰是否整齐、举止是否得体，如果服饰或举止失仪的人，谒者则会视其轻重而给予呵斥，最严重的将会被劾以“大不敬”的罪名，逐出朝堂并记录在案，交由相关人员治罪。 大臣们准备就绪之后，谒者、仆射、大鸿胪依次向皇帝禀报。过了片刻，到了某一个指定的时辰，侍中奏时辰到，于是皇帝走出东阁，在侍中、卫士等簇拥之下，由太常开路，庄严稳重的缓步进入大殿。此时钟鼓齐鸣，百官全部拜伏在地，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大殿，升坐在御座上。钟鼓声暂停，百官起立。 大鸿胪半跪启奏“请朝贺”，于是掌礼郎用浑厚、清晰的嗓音宣召朝臣依次上殿向皇帝朝贺。朝贺的顺序依次是：诸侯王、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 朝贺的过程也颇繁缛费力。以诸侯王为例，掌礼郎说：“皇帝延某某王登。” 该诸侯王出列、跪拜，大鸿胪代表该王跪奏：“藩王臣某奉白璧各一，再拜贺。” 然后太常说：“王悉登。” 一旁就有谒者走过来，引导该诸侯王上殿，来到皇帝御座之前。 皇帝起身，诸侯王向皇帝跪拜一次；随后皇帝坐下，诸侯王又跪拜一次，将拜贺的白璧呈上，再跪拜一次，这才算成礼。谒者走过来，引导诸侯王下殿，重新进入朝臣队列。 全体朝臣朝贺完毕之后，皇帝入内休息片刻，然后重新回到大殿。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 于是重复先前的那一个过程，在谒者的引导下，朝臣们依次上殿向皇帝敬酒，期间太乐令一直在指挥太乐队奏乐。 敬酒完毕，皇帝传命百官就席、传食，太官令、大司农、尚食等官员已安排好餐食，百官谢恩之后就席，太乐令又开始指挥奏乐。 然后，君臣开始吃饭，之后又有一系列费心费力的仪式需要一丝不苟的执行，一次朝会可能要耗掉一天的时间。 由此可见，朝会是一种耗时又费力的仪式，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若论实际意义，估计皇帝和朝臣全都没吃饱），它在视觉上、听觉上、气氛上追求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可以令人心怀敬畏。它的作用是体现尊卑有序，维护朝廷与皇帝的威严，使臣民产生敬仰与依赖感。 但是对于皇帝来讲，这种朝会却是一个繁重的体力活。司马衷不可能理解这种仪式的重要意义，这些繁文缛节丝毫不能让他产生丝毫作为皇帝的优越感，只让他感到厌烦与疲劳；而朝会的冗长而沉闷也会使司马衷感到无趣。 很有可能，当臣子向司马衷行礼的时候，一抬头，却看见皇帝正在躲在那十二根冕旒后面无聊并且不耐烦地打着哈欠，让臣子面面相觑，心中无限悲凉。 皇帝要肩负的仪式义务不仅仅是主持朝会，按照传统，皇帝每年有一系列仪式要出席，比如每年正月元辰，皇帝都应该到郊外进行象征性的亲耕，即皇帝自己动手耕作一块农田，以祈求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司马衷连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也没有能力出席，《晋书·礼志》上告诉后人：“自惠帝以后，其事便废。” 事实已明显，司马衷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皇帝的义务，哪怕是最简单的主持仪式，他也无法胜任。司马衷对晋王朝的伤害并非仅仅是大权旁落那么简单，他在精神层面摧毁了群臣，也摧毁了黎民百姓对晋朝皇帝的敬畏与崇拜。 皇帝是天子，代表着上天的意志，这是历来朝廷花了大力气才树立出来的信仰，但是这个信仰被司马衷轻而易举地打破。臣民发现上天派来的代表竟然是如此无能的废物，则不免要去思考：老天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放弃了我们？或者，司马家的天下气数已尽？ 这种信仰危机后果是很严重的，惠帝一朝逆臣多如牛毛，这是原因之一。 三、两位受惊的祖父 武帝遗诏中允许杨骏“止宿殿中”，给杨骏佩了“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做护卫，并且允许杨骏“持兵仗出入”禁宫的时候。所以杨骏一点都不低调，自从司马衷登基，他就搬进太极殿，还调来一百名虎贲日夜伴随左右。 这些举动给国丧平添几分杀气。太极殿里设有灵位，文武百官每天都要随惠帝到武帝灵前哭泣，一进灵堂却看见虎贲环侍，身边刀光闪闪，令人心惧。 这个惊悚场面暴露了杨骏内心的虚弱与不安。武帝在世的时候，有这棵大树撑着，无论杨骏在树荫下如何胡闹，都不用担心无法善后；如今大树轰然倒塌，留下一片狼藉，杨骏这才认识到自己是如此单薄瘦弱，他感到非常无助。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人，都认为这是杨骏咎由自取。武帝晚年看似体弱多病怠于政事，实际上朝廷的走向一直在他的谋划下亦步亦趋。武帝要将政权、军权分别交于不同人之手，所以他一方面让杨氏权倾朝野，一方面又委任各宗室成员都督地方军事、委任太原王氏的王佑职掌中央禁军。武帝深知杨氏与宗室之间矛盾重重，但是没有史料显示武帝曾做出努力，让双方和解。外戚与宗室相互掣肘，共同辅佐新君，这才是武帝心中的合理格局。 相关部署从太康初就开始有步骤地实施，前后近十年。咸宁三年驱逐宗室成员归藩、太康三年逼死齐王攸、太康八年对于各方都督的重新任命，还有贯穿太康十年的“三杨”兄弟对朝政越来越全面的控制，都是武帝的刻意安排。杨骏排挤卫瓘，虽说有欺君的嫌疑，但其实也是武帝默许的。 到了武帝快驾崩的时候，新朝堂的格局已经一目了然，朝臣们已经习惯了杨骏在朝堂上装腔作势，也已经预料到汝南王即将“都督中外诸军事”，与杨骏一同辅政。谁曾想变生腑肘，杨骏利令智昏，竟然在武帝弥留的最后时刻使诈，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 一招不慎，全盘皆死。宗室被排除出顾命的行列，自然愤懑无比，而杨骏本人也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窘境。在他周围，是一群居心叵测的同僚，正袖手冷笑；在禁宫之外，有一个辈分、地位都很高的汝南王，他的子侄辈都掌握着实权；如果杨骏的思绪足够远，他应当还会想到在千里之外，还有几十万大军在默默操练，这些军队的统帅都是姓司马的，这些司马家儿或许正在勒马长啸，遥望洛阳呢。 在武帝生前，杨骏认为他只是一个苟延残喘，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病夫；如今杨骏才发觉这个病夫设下了天罗地网，令自己的意志在死后继续得以贯彻，杨骏只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已。这枚名叫杨骏的棋子任意妄为，破坏了棋局，因此陷入困境有成为弃子的危险。 杨骏的不安在武帝死后第七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歇斯底里地发作了。 《礼札》上说“天子七日而殡”，也就是说皇帝死后第七天要出殡，即将梓宫从后宫含章殿运到宫城前殿太极殿。武帝将在太极殿停殡到五月，然后运到峻阳陵下葬，与虫豸穿山甲盗墓贼为伴。 杨太后、惠帝以及文武百官都到含章殿奉迎武帝梓宫，人群中唯独不见杨骏的踪影，他躲在太极殿里死活不出来，不仅不出来，还严令虎贲环卫太极殿。 杨骏如此紧张失态，原因是有流言说汝南王正在纠合禁军，准备攻打禁宫，清君侧。 汝南王是宣帝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 司马懿有九个儿子，除了长子景帝司马师、次子文帝司马昭，最有才干的莫过于老五瑯琊王司马伷，他是后来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祖父，其次是老七扶风王司马骏，可惜两人都短命。 活到惠帝朝的有老三平原王司马干、老四汝南王司马亮、老六梁王司马肜和老九赵王司马伦，这四个宗室的元老都在“八王之乱”里发挥过作用，汝南王、赵王更是忝列“八王”的行列。 但皇帝这四个爷爷都不是好货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先说皇帝的三爷爷平原王司马干。史称平原王司马干“有笃疾，性理不恒”，那意思是说这老头是个精神病患者，有时正常、有时发病。正常的时候还好，就是有点木木讷讷，史书上夸他“颇清虚静退，简于情欲”“与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逊，初无阙失”；但是这老头发起病来就整个人都错乱了，有人拜访他，会被晒在门外晒一天；到了下雨天他把牛车拉到雨里，把车盖打开晒；他的爱妾死了，尸体盛在棺木里，司马干几天打开看一下，然后奸尸，一直到尸体腐烂不堪了才埋葬。 因为有精神病，所以这个王爷始终没有参与朝政，得以在西晋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独善其身，司马干竟然一直活到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以八十岁高龄寿终正寝。司马干咽气的时候，他的九个兄弟已经死光，他的侄子辈甚至孙子辈也已死掉十之七八，他死后三个月，洛阳就陷落了，晋怀帝成为匈奴人的俘虏，包括他的儿子司马永在内的数十名晋朝王爷被石勒活埋。 西晋末司马家命最好的一个王爷是个精神病，由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我们感到老天爷对司马氏确实不怀好意。 再说皇帝的六爷爷梁王司马肜与九爷爷赵王司马伦，这两位是为老不尊的典型。 梁王司马肜“无他才能”，爱好声色犬马，以前还因此获罪受罚，被削了一个县的封地，惠帝后来派他去镇关中，更是出了大乱子，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至于赵王司马伦，其为人“素庸下，无智策”，打小不争气，被父兄看不起。这人名列“八王”，而且是“八王”之中最可恶一个，后来赵王伦篡位自立，把原本只发生在中枢的政治斗争扩散到了全国，这也是后话，容后详禀。 由此可知，齐王攸一死，宗室里面其实无人可托付后事，矬子里面拔将军，汝南王已经是晋武帝的最佳选择。 那么，汝南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首先他是一个命长的人，武帝驾崩的时候，汝南王起码已经六十五岁了，在司马家族中算是高寿； 其次他不是一个嫌命长的人，所以当年弟弟扶风王司马骏为留住齐王攸，冒颜犯谏触龙鳞的时候，他只是冷眼旁观。 史书上说汝南王“少清警有才用”，怎么个有才用法呢？史书上紧接着就记载了他带兵出征，接二连三的吃败仗。第一次是少年时随兄长司马昭讨伐诸葛诞，“失利，免官”；第二次是武帝泰始年间都督关中军事，羌族叛乱，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汝南王指挥失当，又被免官。 这两次重大失利足以说明汝南王没有将干之才，可武帝还是不停地把他派出去镇守四方，不仅汝南王，上面提到的不成器的梁王与赵王，也一直在镇守方岳。这说明晋武帝不会用人，他只信任外戚与宗室，这一点与两汉时期唯才是举的情景实在相差太远，而司马家宗室的人才又少得可怜。 当流言传到杨骏耳中，说汝南王要喋血京师的时候。真实的情况是汝南王正惶惶不可终日。 汝南王与杨骏患有同样的毛病，志大才疏。武帝临死，有明显迹象表明汝南王将会入朝辅政，当时杨骏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人来催促他去许昌，汝南王却始终磨磨蹭蹭不肯上路，其实就是在等武帝召他入宫顾命。 但是结果令人失望，武帝驾崩了，遗诏只设杨骏一人为顾命大臣。这对汝南王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不过汝南王错过了遗诏，却还是处于有利的位置，因为洛阳军权不在杨骏手里，而且杨骏素无人望，此刻晋朝的臣子们大多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袖手观望。 北军中候王佑的态度目前不明朗，但是可以肯定他不会倒向杨骏这一边。汝南王的长子司马矩当时任屯骑校尉，麾下有好几千人，汝南王即使争取不到王佑的支持，也是有兵可用的。 因此，当汝南王生怕受到杨骏暗害，惶恐不安地向廷尉何勖问计之时，何勖感到十分奇怪，他说：“现在满朝上下都归心于王爷您，王爷您不讨伐人家已经不错了，还用担心人家讨伐您啊？” 何勖说得一点都没错，当时杨骏正躲在重兵环卫的皇宫太极殿里，瑟瑟发抖呢。但是汝南王终究还是胆怯，他不仅没有胆量公开质疑武帝遗诏的真实性，甚至连进宫哭丧都不敢。可是作为臣子，他又不得不哭丧，于是汝南王只好怯生生地躲在宫城外的大司马门外，揪着花白胡子，痛哭流涕。 哭完了汝南王还不敢住在家里，直接出城住到军营里，把自己保护了起来。 汝南王搬进军营是出于胆怯，可这个原因杨骏并不知道。杨骏将流言与汝南王的举动一综合，得出的结论就是：汝南王要动手杀进宫来了。 杨骏慌了手脚，当即招来二弟杨珧、三弟杨济、外甥李斌、张劭等人商议对策。三弟杨济是武将，曾出任过地方都督，也任统领过洛阳禁军。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杨骏对他的期望最高，等着杨济主动请缨。 杨骏的指望落空了，杨济杨珧异口同声地表示应当与汝南王握手言和，外甥李斌也在一旁附和，说二舅三舅说得对。杨骏气得鼻子都歪了，幸好另一个外甥张劭有血性，说先下手为强，不如主动进攻汝南王。 杨骏连连点头，这话真是说到他心坎里了。可是，兵从哪里来？ 张劭说有兵，他当时正与司空石鉴替武帝修筑峻阳皇陵，修皇陵的都是兵户（注：兵户指入了“兵籍”的人，是魏晋社会底层的一个群体，闲时租种国家的土地，缴纳极高的赋税，战时出征），集合起来就是一支军队。 杨骏大喜，立刻拟了一份诏书，命令司空石鉴与张劭领陵兵讨伐汝南王。这份诏书用青纸誊写一遍，先送给太后过目，又送到司马衷那儿盖上皇帝玺印，就正式生效。 胆怯的汝南王、失控的杨骏再加上急于立功得富贵的张劭，三人一台戏，武帝尸骨未寒，内战却一触即发。 幸亏司空石鉴保持着冷静。 石鉴此时已经年近八十。他出身寒微，早在曹魏时代就声名显赫，在朝曾名列九卿，在外也曾镇守一方。但是到了晋朝他没被武帝重视，仕途跌宕，两次遭陷害被免官，直到武帝朝后期才重新获得重用。有了这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与复杂的人生经历，石鉴老头修炼成为人精，武帝又没有让他做顾命大臣，他可不想夹在外戚与宗室的争斗里被当枪使。石鉴是先朝老臣，已被封为子爵，并担任三公位极人臣，此生足矣！八十老翁何所求？ 所以，当张劭立功心切，约束部下早早就位，然后使劲催石鉴发兵的时候，石鉴总是高深莫测地说时机未到，同朝为官四十余年，石鉴深知汝南王为人怯懦，因此断定无需发兵驱逐，汝南王会把自己吓走。 石鉴是对的。当城内的张劭催着要发兵的时候，城外兵营里的汝南王正在在奋笔疾书，他已经决定去许昌，正上书向皇帝道别，满纸都在哀求谢罪。 奏章发出去之后，汝南王思前想后，最后还是被恐惧打败，他不等皇帝回复，就打点行装逃向了许昌。 汝南王弃营而逃的消息传到军营，张劭连忙回宫向杨骏报喜。差不多同时，禁宫里的杨骏也接到了汝南王的上书，起先他以为这是一纸讨罪檄文，抓在手里颤抖了半天，读完之后长舒一口气，气定神闲了。随后，他接到了张劭的禀报。杨骏昂首阔步走出太极殿，马上又豪情万丈起来。 由于对手临阵脱逃，杨骏胜了这一局。但是下一次还会有这样的好运么？ 四、乱弹琴 汝南王丢下洛阳的宗室逃之夭夭，余下的宗室成员大多担任散骑常侍之类的闲职，没兵没权；而各地都督群龙无首，都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对于宗室而言，中枢陷落了。 杨骏趁胜追击。在杨济的提醒下，他随即解除王佑的北军中候职务，并将王佑赶出洛阳，贬到河东郡去担任太守。杨骏任命外甥张劭为中护军，控制洛阳禁军。 兵权在手，杨骏开始随心所欲的编排朝政。他也明白自己不得人心，于是异想天开，打算通过大幅度赏赐官爵来换取好感，史书上形容这是“求媚于众”，用贿赂的方式收买人心。 杨骏这一招是在学习魏明帝曹叡。曹叡是在父亲曹丕临死时才被确立为太子的，之前威望不高，当时大部分朝臣连他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所以曹叡登基之后，给全部臣子赐爵，笼拢人心。 魏明帝曹叡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杨骏跟着东施效颦就莫名其妙了。原因很简单，魏明帝是皇帝，他要求全部朝臣都向他效忠，而在理论上，全部朝臣也必须向他效忠。皇帝拍臣子马屁，这体现的是皇恩浩大，臣子必须心生感激； 而杨骏只是个权臣，权臣的权力都是从皇帝那里偷来的，名不正言不顺，不可能得到全体朝臣的拥护。做权臣最明智的方法是党同伐异，打击一批提升一批，恩威并施，使同党把持要职，使异己心存敬畏，最终达到主宰朝政的目的。 杨骏这一股脑的赐爵，结果只会得不偿失。在异己者眼里，这些爵位是皇帝恩赐的飞来横福，与你杨骏无关。再说这点小恩小惠也不足以让人家改变立场，杨骏礼物是送出去了，可照样还是挨骂； 而在那些投靠了杨骏的人眼里，又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古人云“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我把我心托明月，不曾想在你杨骏眼里我不过泯然众人，于是难免有点心灰。 此外，杨骏的时机也把握得不好。左军将军傅祗就对他说：“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武帝刚死不久，你就跟庆功似的大发赏钱，你什么意思啊？ 散骑常侍石崇、何攀两人也劝他：“哪有像你这样把爵位当传单一样滥发的，当年武帝受禅和平定江南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赐爵，晋朝的天下要流传万世，照你这样乱搞下去，几代以后这普天下人都是王侯，就没有平民百姓啦。” 杨骏不听劝，他觉得自己如此锦囊妙计，怎么可能有错？ 于是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五月丙子，武帝下葬五天后，惠帝下诏：“增天下位一等，预丧事者二等，复租调一年，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同时又加杨骏升官为太傅、大都督。 晋王朝一夜之间冒出数百个侯爵。爵位滥赏是乱世的特征之一，如今国未乱、赏先滥，令有识者忧心。 随后，杨骏又开始排挤武帝朝的老臣，也就是当年轻视过、嘲笑过他的那帮老臣。杨骏采用的手段是学习当年武帝对付齐王攸，永熙元年八月壬午，惠帝册立十三岁的广陵王司马遹为太子，杨骏说太子的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所以一定要慎重选择贤能来做太子的师友。以此为借口，杨骏开出名单，将他所嫌忌的老臣统统赶到东宫去陪太子读书。 这张名单华丽无比，其中有武帝时期的尚书何劭、吏部尚书王戎、右军将军裴楷、中书令张华、中书令和峤。这六人之中，何劭、王戎、张华后来都做到了晋朝的三公，当时太子东宫的阵容比惠帝朝堂之上还要强大。 有经验的老臣去了东宫，朝堂上就由杨骏独断专行，结果他却连连出丑。 早在惠帝即位的当天，杨骏就狠狠地出了一番丑。司马衷登基当日，改武帝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这其实是违反礼数的。 按照《春秋》之法，国君即位都是逾年而后才改元的，为什么呢？东晋的习凿齿对此做了解释：“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所以未逾年就改元的行为）今可谓辄不知礼也。”那意思是说，年号是皇帝御宇的一个标志，臣子们对先帝存着敬爱与思慕之情，不会忍心一年之内就忘怀先帝，舍弃先帝的年号。晋惠帝迫不及待的改掉了父亲的年号，是不懂礼数的不孝行为。 仔细推敲一下，其实这件事杨骏也很无辜。改元这种事情不需要杨骏亲力亲为，直接经办人是太常卿，太常手下有太常博士、太常祭酒等等一整套人马，个个都是饱学广识的专业人士，精通礼仪儒法是他们的基本素养。杨骏不学无术，但是这拨人没理由不知道“逾年改元”的规矩，可能他们是想谀媚杨骏，所以才违心地依从杨骏的瞎指挥；或者他们就是想看杨骏的笑，所以不插嘴，任你去胡闹。 等着看杨骏笑话的大有人在，惠帝一改元，朝野上下就哈哈笑开了，风声传到杨骏耳朵里，又气又无奈，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杨骏想办法补救自己的名声，于是到了第二年（公元291年）年初，惠帝再次改元永平。 惠帝是这么解释改元这件事的：“乃者哀迷之际……犹欲长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号。然日月逾迈，已涉新年，开元易纪，礼之旧章。其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 那意思是说，去年之所以有改元的举动是因为朕太哀恸伤心，太想遵奉先帝的遗志了，先帝的年号叫“光熙”，朕就改叫“永熙”，所以永熙这个年号仍然属于先帝，朕改元不能算是违礼。现在新年到了，朕要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这才是朕的“开元易纪”，是完全合乎礼数的。 这篇诏书面世，世人都认为杨骏这是文过饰非，结果却欲盖弥彰。 如果当时杨珧、杨济依然当权，或许还可以给杨骏查漏补缺，不至于闹得如此不堪。可惜此时杨氏内部已经彻底分裂，杨骏的心胸狭窄到连自家兄弟也不能相容，他掌权之后马上与两个弟弟算起了陈年旧账。 “三杨”的名号在太康年间就已经朝野皆知，当年齐王党气焰正炽，杨家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终于把齐王攸搬倒，确保外孙司马衷顺利嗣位。杨珧与杨济成名都很早，当时兄长杨骏的名声反在两个弟弟之下。 二弟杨珧在武帝朝做过尚书令，晋朝在创始期间许多制度都出于杨珧的建议，杨珧素有名望，只是后来因为陷害齐王攸，晚节不保名誉受损； 三弟杨济是员武将，做过镇南、征北将军，统领一方雄军，以武艺高强闻名于世。司马炎曾经夸朝中彦秀云集有“恂恂济济”。“恂恂”是两文臣，说的是王恂、孔恂，“济济”是两武将，说的就是王济、杨济。 王济是王浑的儿子。在齐王攸事件中，“二济”分别处于不同的阵营，二人都勇冠三军，于是难免要争个高下。曾经一次，两人跟随武帝到北芒山下打猎，骑着马手执硬弓，在武帝乘辇前开道。前方草木茂盛蛰伏野兽，突然有一只猛兽出其不意地杀出，直奔乘辇，武帝慌忙命令王济射杀。王济擅长骑射那是天下皆知的，只见他张弓搭箭，猛兽应弦而倒，杨济当然不甘示弱，不多时又有一头猛兽冲出，也被杨济一箭射倒。这一箭难度颇高，护卫武帝出行的禁军齐声喝彩，最后武帝判定二人平局。 但是这两个弟弟都伤了杨骏的心。 先说二弟杨珧。杨珧当年就极力反对侄女杨芷做皇后，杨骏认为他可能是出于妒忌，没理睬他。后来杨芷入了宫，杨珧还向武帝写了一个密折，说什么“历观古今，一族二后，未尝以全，而受覆宗之祸”，所以他要求将这道密折封存在宗庙，万一如他所言灾祸从天而降，他能够得到赦免。武帝把这道密折当笑话讲给杨皇后听，杨皇后又告诉了杨骏，杨骏听得心寒无比，从此将杨珧当外人看待。 惠帝即位之后，杨珧始终坚持还政给宗室，在朝堂上处处与他唱反调，杨骏一气之下索性将杨珧废黜，杨珧此后一直以白衣身份居家养花养草。 至于三弟杨济，也十分讨厌，整天和傅咸那些扯淡文人混在一起，结果被洗了脑，一次又一次的劝杨骏留住汝南王。不过杨济并非一无是处，比如说他建议杨骏收回洛阳军权，再比如说他劝杨骏早日册立太子，这两条建议都被杨骏采纳了。 太子册立之后，杨骏觉得杨济每天在眼前晃来晃去实在是讨厌，因此任命杨济为太子太保，与那些老臣一同赶到东宫眼不见为净。 摊上这么一个愚蠢颟顸的兄长，杨珧、杨济无疑都很灰心。 杨珧无官一身轻，从此闭门不出。杨济被槟弃在朝堂之外，眼看兄长不停的出乖弄丑，郁闷无比，他问朋友侍中石崇：“外面人们怎么说？” 石崇回答：“令贤兄执政，却疏离宗室，这个似乎不妥，还是容纳天下贤良之士为善。” 杨济叹了口气，说，“你去见我大哥，劝劝他吧，我劝了都没用。” 石崇于是求见杨骏，结果被杨骏拒之门外。石崇接着上奏章进谏，结果这些奏章引来了一纸委任状，石崇被赶出洛阳，到南方荆州做刺史去了。 杨济又向朋友，时任尚书左丞的傅咸述苦，无比沮丧的表示他已经看到了杨家悲惨的结局，“如果家兄现在征还大司马（汝南王），退位避贤，那么我杨家门户可能还可幸免，否则，恐怕要赤族了。” 傅咸陪着他一起叹息，说，“只要征还汝南王，天下人就会认为令兄是大公无私的贤臣，杨家肯定会太平无事。不仅太平无事，而且无需退避，可以确保权势。臣子不可以专权，不仅仅外戚如此，宗室也要如此。外戚、宗室最好唇齿相依、共扶王室，如今宗室失势，如果外戚能施以援手，他日外戚有危难，必定可以倚重宗室，引为奥援。这是一个互利同荣的，你还是劝劝令兄吧，唉……” 傅咸与父亲傅玄都是西晋名臣，傅咸为人“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 傅咸曾对杨骏说：先帝刚死，皇帝要服丧，所以托你代为掌管政事，但是天下人都不认为这样做妥当，都替你感到担心。历史上有周公辅佐成王，周公是圣人，尚且不免被人诽谤，可见周公这个位置是不容易坐的。何况皇帝早已成年，不是成王幼年时那种情况，如今先帝已经下葬，皇帝也已经除服，你也应该考虑一下，还政给皇帝了吧。 这种话当然是杨骏最不爱听的，傅咸不死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劝，杨骏恼了。他计划着想把傅咸赶出洛阳，到关内去做太守。幸亏有杨济和外甥李斌帮着说情，说：“傅咸德望很高，为人正直，把他贬斥走影响不好。”杨骏这才住手。 政坛鬼蜮莫测，越是位高权重越应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杨骏却懵里懵懂，身处险境却不知畏惧，还如此恋权不知好歹。这样的人简直是在插标卖首，有很多人预料到他的结局不会太妙。 因此大家都刻意与杨家保持着距离。不仅朝臣们达成了共识，连朝野之外的人也瞧出了端倪。 当时有个匈奴人叫王彰的，杨骏召他做司马，王彰推辞不受。别人感到奇怪，王彰说没什么好惊讶的，杨骏“昵近小人，疏远君子，专权自恣，败无日矣！”他可不愿意跟着一块倒霉。有一个隐士叫孙登的，杨骏要强行召他做门客，他就通过装死来逃避。 还有一些人，因为是杨骏的亲戚，想疏远也无法疏远，那怎么办？有一个叫蒯钦的，当时官任弘训少府，他是杨骏姑妈的儿子，两人从小玩到大的。蒯钦想自救，于是使劲地给杨骏挑毛病、言词犀利尖刻，让别人听得都很寒心。蒯钦叹口气说，我也是被逼无奈啊，杨文长虽然笨了一点，但是他不会因为我骂他而杀我，只会疏远我，我被他疏远才能保住这条小命不陪他一块儿玩完啊。要不然，我宗族都要受他连累不能保全啊。 这些预测很接近事实，杨骏在朝堂上颐指气使，他不知道，贾皇后偷偷派往荆州联络楚王司马玮的使者已经上路了。 在洛阳街头，又开始传唱一首新的童谣，童谣内容是讲述一队远征的将士，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擒获敌酋斩首杀头。童谣的内容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但是它的名字很让人联想，这首童谣叫《折杨柳》 五、盟友倒戈 此前世人普遍认为贾、杨两家是政治盟友。当年贾充与杨珧联手，是挤走齐王攸、拥立司马衷的哼哈二将。如今他们如愿以偿把司马衷捧上了皇位，分别掌握着后宫与朝政，正好相互扶持，挟天子以对抗强大的宗室。 如果贾充和杨珧还在，贾、杨两家的联盟也许还能维持。可惜贾充已经病死了，如今贾家的领头人是他的女儿皇后贾南风，野心勃勃；杨珧也已经被废黜了，代表杨家的是他的哥哥杨骏，老而恋权并且气量狭小，他连亲兄弟都不能共享权势，遑论异姓的贾家？ 所以这个构想已经不可能成为现实了，贾皇后与杨骏彼此都嫌对方碍眼，贾、杨两家分道扬镳是顺理成章的事。 对于杨骏而言，他独揽朝政靠的是三张牌：一、先帝遗诏；二、女儿是太后；三、外孙是皇帝。前两项资源归他单独占有，可恨第三项贾皇后要与他分杯羹，贾皇后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傻皇帝对老婆的依赖远甚至于外公，杨骏对此耿耿于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所以杨骏要嫌忌贾皇后。 嫌忌归嫌忌，杨骏可以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或笼络或排挤。要笼络的话，那就给贾皇后分权，让贾氏亲族参与朝政，但这似乎是行不通的。一来杨骏舍不得，二来贾皇后的乖戾、贾皇后的心毒手辣、贾皇后的权谋，在她做太子妃的时候已经暴露无遗，这些杨骏尽收眼底，足以证明她是一个欲壑难填的人，与贪得无厌的人搞分权，无疑是与虎谋皮。 要排挤的话也有点难度，毕竟皇帝皇后是夫妻，外公插手管外孙、外孙媳妇的感情，这传出去都是笑话。如果杨骏当断则断，就应当趁着贾后羽翼还没有丰满，废后另立。比如可以立太子司马遹的生母谢玖，一来母以子贵，理由又现成又实用；二来谢玖的父亲是屠夫，谢家是没有背景的草根，将来会是一个大好的傀儡；三来进一步巩固太子司马遹的地位，再次标榜杨骏是遵循先帝遗志的，有助于消弭流言。如果做得好，这还将是一个与宗室改善关系契机。 但是杨骏用来对付贾皇后的手段拙劣无比，不仅无效反而激化了矛盾。他任命外甥段广为散骑常侍、侍中，段广的任务是什么呢？监视皇帝、监视贾皇后，与贾皇后争夺对皇帝的控制权。这一事件的民间比喻就是：外公妒忌外孙、外孙媳妇感情太好，就派了一个表舅常年睡在外孙卧房里，不准小夫妻俩讲悄悄话。 杨骏还决定，以后凡是皇帝下的诏书，都要先送到杨太后处审核，通过之后才能生效颁布。不用说，这一招也是为了阻止贾皇后干政。 此时的杨骏把大部分精力用来防范宗室，并没有重点防范贾皇后。也许他还自恃杨家对贾皇后有恩，若不是他父女俩替着求情，贾皇后当年早就进金墉城了，所以他指望着贾皇后能知恩图报，收敛一点。 杨骏也许没意识到，他已经将贾皇后彻底得罪，贾皇后恨杨家那是恨得心头滴血。 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覆国祸水的女人不少，从商周时期的妲己褒姒，到明清之交的陈圆圆，漫漫三千年间层出不穷，一代又一代奇女子前赴后继地活跃在祸国殃民的最前线，给那些编正史写野史的腐酸文人提供大量发挥想象的空间。 贾皇后是其中这类女子中绝无仅有的另类。其他祸水都是美貌红颜，长袖善舞，狐媚善谄掩袖工谗，贾皇后不是。史书上说她“短形青黑色”，即身材短小皮肤呈青黑色，武帝曾用四个字形容她的外貌，“丑而短黑”。 按正史记载，贾皇后是个集万恶于一身的人物：丑陋、荒淫、暴虐、冷血、阴险、狡黠、狭隘、鼠目寸光。贾皇后的生长环境也相当恶劣，她的父亲奸佞不忠，她的母亲凶残善妒，她的妹妹也是个不守妇德的荡妇。 一个万恶所归的家庭产出一窝恶人，这事本身已经十分诡异。然而还有更加诡异的，这个恶人家庭中出了一个恶魔般的女儿竟然通过层层选拔，淘汰掉一系列名门闺秀，最后由武帝做主钦定成为太子妃。这让后人感到匪夷所思，武帝莫非与自己儿子有仇？ 如果仔细推敲贾皇后的所作所为，我们会发现，其实她并没有历代史官说的那样不堪，除了那些难辨真伪的风流韵事，还有末年逼杀太子（这是不可避免的冲突，原因后表），贾皇后并没有其他显著的劣迹。 若从政治家角度来衡量贾皇后的优劣，这个女子可以说是西晋后期的政坛第一人。西晋的宗室力量是桀骜不驯的猛兽，各手握兵权的蕃王先噬人后相互噬咬，最后将晋朝的江山撕成碎片。杨骏、汝南王以及后来的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先后倒在这头饿虎的爪下，他们的执政时间都没超过两年，唯有贾皇后可以压制宗室九年之久。从武帝驾崩到西晋灭亡共有二十七年，唯一的太平岁月就是贾皇后治下的元康九年，要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除了有高超的政治手腕，还需要冷静的头脑与宽广的胸怀。 因此有理由相信，贾皇后与司马衷一样，也已经被后人涂抹得面目全非，她的真实面目也是一个谜。贾皇后可能并不丑，脾气也不暴躁乖戾，她甚至可能是一个绝色的美女，温腕可人但是性格刚毅坚韧。就如一切有所建树的政治人物一样，贾皇后内心坚硬，不会受个人感情的羁绊，行事干脆果敢，因此显得冷酷无情。 贾皇后贵为中宫，有机会目睹芳容的人少之又少，晋朝的史官也不至于奋笔直书，留下“贾皇后既丑又乖戾”的史料。西晋灭亡之后是一个纷乱无序的大乱世，这个大乱世盛产流血漂杵的战场和饱食的秃鹫，也盛产枭雄尔虞我诈和急剧膨胀的野心，这个大乱世里连空气都充斥着阴谋、谣言与诽谤。 等这一切尘埃落定已是三百年之后，隔着历史的重重迷雾，唐朝的史官竟然可以一眼就辨认出贾皇后，然后指出那是个超极大丑女，奇哉！史家本该惜墨如金，而他们竟花费大量的笔墨来渲染贾皇后的丑，怪哉！ 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唐朝人真的那么关心一个已成往事王朝的宫闱秘闻，真的在乎那个尸骨已经彻底腐烂成灰前朝皇后的美丑？不只是唐朝人，历朝历代的史官都有这个毛病，他们总对于皇帝皇后的床第之事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与现代的史学家不同，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官僚，第二身份是文人，第三身份才是学者。 作为官僚，史官们有义务进谏君主勤政爱民，有义务规劝同僚忠君爱国，也有义务教化黔首循规蹈矩；作为文人，文章千古事，史官们必须做到“文以载道”。他们的老前辈孔丘给历代史官的树立了榜样，“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历代盛世修史，其目的也被唐太宗一语道明，“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刘知几在《史通》中更是明确点出了史官的作用，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史官的“微言”必须富涵“大义”，才能称得上是良史。 因此，历代所谓的史书不仅是历史学术著作，同时它还是政治教科书，还是道德宣教课本。这种史书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可以说它其实是一种政治武器。 所以历代的史官才会有浓厚的兴趣去关注宫闱秘闻，去绣前朝皇后的花边新闻。不是他们真的很八卦，他们在说妲己褒姒红颜误国的时候，真实用意是在变相的劝谏，警告当时的君主好色可能亡国，千万不要重蹈商纣王周幽王的覆辙；他们在说吕氏篡汉的时候，实际是在劝谏君主千万不能纵容外戚，同时也在警告女主不得干政。 史官们其实根本不关心前朝王后皇后的真实长相，褒姒妲己息妫夏姬齐姜等等等等，关于她们的传说往往荒谬不经，她们都没有画像流传世间，后代的史官更不可能穿越时空去确认芳容，但是她们无一例外被定格为狐媚的绝色美女。原因很简单，这是政治教育的需要，这是道德教化的需要，如果她们不是风华绝代，何以让君王明白明眸皓齿的背后隐匿着亡国灭种的陷阱，从而悚然心惊？何以让君王避免落入温柔乡，摆脱好色不如好德的恶习？ 因此古代佳人动辄倾人国倾人城，显得威力十足杀气腾腾，她们并不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被评判的，她们的外貌被涂抹上了厚厚一层功利色彩，史官在浓墨重笔描写她们“巧笑情兮，美目盼兮”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明示读者，她们都怀着一副蛇蝎心肠，简言之，都是“妖孽”。 给“妖孽”披上人皮，是史官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她们不“妖”就无法为“孽”。而贾皇后是个例外，她无需含睇宜笑，照样可以祸国殃民，因为她的丈夫司马衷是绝无仅有的白痴皇帝。这个发现令史官们惊喜无比，他们终于可以不走曲线救国的道路，终于可以直抒胸臆，表达内心对女人干政的痛恨了。于是他们就像积怨已久的泼妇，把全部脏水倒向已成冢中枯骨、毫无还手之力的贾皇后。 然后，我们这些后人就看到了一个恶魔般丑陋狰狞的皇后贾南风。 贾皇后为什么这么丑？ 答曰，因为她的丈夫司马衷是一个痴呆，贾南风的“丑”与司马衷的“痴”，存在因果关系。 由于史料的限制，如今作者已无法给贾皇后辩污，只好采取与司马衷一样的处理方式，因循旧说，把贾皇后描写成旷古烁今的女魔头。 然后，作者只好按照女魔头的标准去揣度贾皇后的心思。 历来普遍认为，贾皇后这种人是只记仇不记恩，并且睚眦必报的。所以当年杨皇后父女的竭力维护，贾皇后已经全部抛之脑后，相反她以小人之心揣度杨太后曾经在武帝面前进她的谗言。 贾皇后的脑海之中，只记得当年杨太后受武帝派遣到东宫责骂她的场景。杨太后与贾皇后同年，境遇却相差这么大，当时，杨太后的美艳与她丑陋、杨太后的趾高气昴与她的唯唯诺诺，形成鲜明对比，贾皇后想起往事就咬牙切齿。 贾皇后一直怀恨在心，在升级做了皇后之后，她“不肯以妇道事太后”，婆媳之间龃龉不断。如今杨骏又企图锁住贾皇后的手脚，不许她参政。新仇旧怨，贾皇后还没来得及爆发，杨骏又在她伤口上洒了一把盐。 这把盐就是广陵王司马遹。杨骏立广陵王司马遹为太子，这绝对损到了贾皇后的牙眼。杨氏与贾氏的分歧就全部暴露出来了，说到底，杨氏与贾氏的利益毕竟是不一样的啊。 杨骏昏聩贪权，他只是想揽权过把瘾，并没有政治野心，所以皇太子并不损害他的利益。司马遹今年十三岁，刚刚加冠礼，等他长大时杨骏已经行将就木啦，即使没死，他是皇帝的外祖父、太子的曾祖辈人，根本无须担心富贵优宠； 贾氏则不同，对于贾氏而言，广陵王司马遹是把双刃剑，在用来扫平司马衷的登基障碍时，它是削弱对手的王牌武器，但从现在开始，它要割伤自己了，而且以后会越割越深。 贾皇后才三十三岁，司马遹不消五年就会长大，势必会与她争权，这是矛盾之一； 贾皇后一直忌恨着司马遹的生母谢玖，把谢玖软禁在冷宫别室里不让他们母子相见，贾皇后与司马遹之间，只有积怨没有慈爱。依着贾皇后对人性的理解，她不相信世界上有以德报怨这种事，这是矛盾之二； 矛盾之三是最致命的，贾皇后相信自己一定会生出皇子来。司马遹只是皇帝的庶长子，她是皇帝的嫡妻，她的儿子才是皇帝的嫡长子，理应继承皇位。 司马遹做太子就把贾皇后儿子的嗣君位置给抢走了，这不仅有违宗法制度，在情感上也难以令贾皇后接受。而且，万一皇帝发生什么不测，太子登基嗣位，到时候贾皇后母子搞不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说太子司马遹是贾皇后的眼中钉，那还是轻的，明明就是悬在心头的一把刀。 但是贾皇后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天下人都知道，司马遹的嗣君地位是武帝指定的，谁敢违抗先帝的旨意？贾皇后只能迁怒于杨骏，谁让你立太子立得那么早？ 杨骏不知道，在贾皇后眼里，他已经非死不可了。 六、张开的罗网 同样是皇后，当年汉武帝的陈皇后想让皇帝的新宠卫子夫死掉，她就找来一堆木偶，扎上钢针埋进地里，焚香虔诚，每天请女巫作法，祷告老天把卫子夫那个狐狸精给收了。贾皇后可不是那个傻乎乎的陈阿娇，不相信巫蛊之术能把大活人活活整死，她觉得还是红刀白刃比较可靠。 但是贾皇后要诛杀杨骏谈何容易，内有表舅段广为耳目，外有另一个表舅张劭领中护军震慑京城。 贾家男丁不旺，贾充的两个儿子先后早夭，几乎要绝后，最后由武帝作主将贾充的外孙韩谧立为嗣孙，过继入贾府，改名为贾谧。贾充死后，贾家已无人在朝中担任显职，贾皇后的唯一依凭就是丈夫司马衷，但是这个资源是她与杨骏共享的，并且极其不可靠。指望皇帝成为打击杨骏的主力，贸贸然让他下一份诏书使杨骏归政，那是自寻死路。 贾皇后只有偷偷地联络外援，自古中宫干政，肯定不缺少阉人作为连接内外的眼线。有个叫董猛的大黄门，早在司马衷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担任东宫寺人监，管理东宫的大小黄门。贾皇后是当年东宫实际的主子，这个董猛即是贾皇后的心腹，董猛后来被贾皇后带进宫，继续充当贾皇后的手眼。 通过董猛这条线，贾皇后的触手在杨骏视线不到的地方偷偷地伸展，她的策略是从殿中禁军内部开始慢慢拉拢，先抓兵权。贾皇后刚抛出饵，就游来两条鱼，他们是殿中中郎孟观、李肇。 史书说孟观与李肇之所以投向贾皇后，是因为“素不为骏所礼”（杨骏对他俩的礼数不怎么周道。），这是一个细琢之下就会觉得搞笑的理由。在政治上什么叫做无礼？当年刘邦当着黥布的面洗脚算不算无礼？可是一回头赐了华屋美宅、美女侍妾，出门用与汉王一样的排场，黥布马上喜笑颜开，一点都不在乎有礼无礼了。 所谓无礼，不过是杨骏给的利益没有达到两位的预期罢了，或者说，杨骏给的利益比不上贾皇后给的多罢了。说杨骏不重视孟观与李肇，这是肯定的，原因无他，像这样的小角色太多，杨骏大人记不过来。 殿中中郎是禁军底层将领，微不起眼的八品官，晋朝的禁军与两汉一样，都是挑选良家子弟充当，到京师轮值宿卫。西汉的兵源主要是陇上，晋朝则主要是燕、赵地区，比如孟观就出身于渤海东光的普通家庭。在晋朝，世家子弟靠门阀出身就能享受高官厚禄，坐地就是二千石，起家就是将军；这些禁军士兵没有那么好的福气，他们流血的仕族是靠自己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但是就如左思所叹息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他们再有才华也不会入权贵的法眼，他们只能担任低等的官职、军职，他们永远都被那些世家出身的纨绔子弟领导。 殿中中郎掌管殿中武贲数百人，殿中中郎之上有殿中将军，殿中将军之上有左、右卫将军，左、右卫将军之上有北军中候。连北军中候路遇杨骏都得下马避让，行礼恭让杨骏先行通过，所以孟观、李肇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人物，杨骏忽视他俩也是情理之中。 这也从侧面再次说明杨骏的无能，连权臣都做得不够用心，当年霍光在记人方面可是下过一番苦功的，据说他对在宫中任职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官衔、籍贯，都了如指掌。殿中中郎官职虽低，但职权范围可是帝国的心脏部位，怎么可以等闲视之？孟观、李肇虽然是条小鱼，却是长牙齿的食人鱼。在此后一次又一次血洗宫庭的惨剧中，充当急先锋的都是像孟观这样的殿中禁军将领。 贾皇后渗透到殿中禁军内部，逐渐拉拢了与孟观等一大批禁军中下层将领。但即便如此，她的力量还是不足于与杨骏放手一搏，准确地来说，这点力量还不够杨骏塞牙缝的。 贾皇后当然知道这一点，她必须继续寻找外援，于是她又把目光转向了晋朝最庞大的力量，那个至今缄默不语的庞然大物，宗室司马家。 宗室一直憋着一口气，这口气是从咸宁年间被驱逐出洛阳开始一路积攒下来的，之所以隐忍着，只有因为没有领袖。汝南王作为宣帝的儿子，宗室嫡系中硕果仅存的长辈之一，原本众望所归，但他却令人失望地不战而逃，威望扫地。 在这个时候，楚王司马玮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与年老气衰的汝南王迥然不同，二十一岁的楚王有将帅之才，性格勇猛果断，武帝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危托付给他。楚王因此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威权不在汝南王之下。 汝南王已经倒下，楚王于是成为宗室新的希望，这种人心所向早在永熙元年五月，武帝下葬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得很清晰。 永熙元年五月辛未，武帝下葬峻阳陵。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大小郡王、县王，还有大大小小的公爵、侯爵，纷纷赴洛阳奔丧。楚王远在襄阳，来得较晚，但当他抵达洛阳的时候，那些诸侯，还有许多朝臣都赶到东门外去迎接，当时洛阳城万人空巷，无数百姓也跟着涌到东门去瞻仰少年王爷的风采。 当时楚王行为十分低调，看来在荆州两年已有所历练，他没有在东门外逗留，径直去了峻阳陵。在陵前楚王与他的同母弟弟长沙王司马乂单独会面，聊了许久，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会晤结束后楚王履行完相关礼节，就匆匆返回襄阳去了。 楚王的惊人号召力引起了贾皇后的注意，也引起了杨骏的注意。楚王因此成为贾皇后重点拉拢的外援，也成为杨骏首选的防范对象。 永熙元年（公元290年）磕磕碰碰地过去了。第二年，永平元年（公元291年）正月乙酉，杨骏让惠帝下了一道简直贻笑后人的诏书，诏书说：禁止宗室子弟与群官去拜谒皇陵。 皇帝竟然禁止同族亲友拜祭先帝祖宗，这事未免太荒谬了，杨骏却一本正经地告诉同僚：不要大惊小怪，不谒陵是司马家的祖训。 于是有好事者去查阅朝廷典章，结果发现还真有这么一条祖训，留这个祖训的还是司马家最权威的祖宗：宣帝司马懿。 众所周知，司马家的政权是骗来的。当年司马懿通过装病卖傻，麻痹了政敌曹爽，然后趁曹爽兄弟陪同齐王曹芳离开洛阳，到高平陵拜祭魏明帝的时候，成功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事后司马懿总结经验教训，生怕别人偷学他的绝招，于是在临死的时候嘱咐儿子，千万不可谒陵，要时时刻刻提防别人背后捅刀子。司马师、司马昭果然遵循老父遗志，一次都没去司马懿陵前拜祭。 到了武帝统一天下，江山巩固，已经没有人能够威胁司马氏的统治，于是武帝两次大张旗鼓的拜祭了父亲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伯父景帝司马师的峻平陵。武帝是知道有那么一条祖训的，大概是怕爷爷跳出来骂他，他也没敢去拜祭宣帝司马懿的高原陵。 但是司马家标榜以“孝”治天下，却连祖坟都不去拜祭，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司马懿的那条祖训只适用于江山未稳的非常时期，既然武帝已经破了例，这条祖训就该自动作废。如今又被杨骏捡起来，只能说明杨骏心虚。因为不提这条祖训，惠帝就不得不去谒陵，杨骏怕有人趁机端他老窝；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杨骏怕那些诸侯王以谒陵为借口，到洛阳汇合图谋不轨。 杨骏虽然接管了洛阳军事，增强了少许安全感，但是洛阳禁军号称天下最精锐，却存在着数量上的劣势，想凭此来号令天下明显力不从心。 武帝遗志中追求的那种实力均衡的格局，中央部分虽然崩坏，但是各藩镇的格局依旧保持原样，关中的秦王司马柬、邺城的赵王司马伦、许昌的汝南王司马亮、襄阳的楚王司马玮、寿春的淮南王司马允，几十万雄兵包围着洛阳，虎视眈眈，这让杨骏夜不能寐。 诸藩镇之中，秦王司马柬是杨骏的外孙，性格“仁讷”，诸镇之中他与杨氏的关系最为亲密，所以关中地区是杨骏最放心的； 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一个是手下败将，另一个素来不肖，这两个锐气全无的老人也可以先搁在一边； 令杨骏感到紧张的是年轻气盛的楚王司马玮与淮南王司马允，特别是楚王司马玮，在杨骏眼里简直就是，“心腹大患”的代名词。 就当杨骏绞尽脑汁，谋算着怎样才能收服司马玮的时候，楚王突然从荆州上书，主动要求入朝为官。这可把杨骏乐坏了，心想荆州山高路远兵精将广我还真拿你没办法，你想自投罗网岂不正中我下怀？ 杨骏丝毫没察觉有一张罗网已经慢慢张开。 铺设这一张罗网的人是贾皇后。 贾皇后一面加紧往禁军内部渗透，一面在宗室里寻找树立旗帜的人。贾皇后很明白，要打倒外戚杨骏只能借助宗室的力量，而洛阳的宗室是没有利用价值的，于是她派遣李肇去联络真正有实力的人。 李肇第一站去了许昌，找汝南王司马亮痛陈晋室危亡，说杨骏这人可能想当王莽，你是宗室元老你不能不管。此时汝南王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有担当的长辈，绝对辜负武帝的期望，他对着李肇打哈哈，说什么：“骏之凶暴，死亡无日，不足忧也。” 李肇一听这论调就知道找错了人，他扭头就去了襄阳。在襄阳见到楚王司马玮，两人一拍即合。 随后李肇离开襄阳，又赶往寿春去联络淮南王司马允。楚王则恭敬谦逊地上书，陈述了对洛阳、对母亲审氏以及皇帝哥哥的思念，希望回洛阳做京官。 杨骏以为这只老虎要拔掉尖牙利齿，自己跳到牢笼里来。他很高兴，欣然让惠帝准奏，这老头昏昏然不知死期将至，楚王可是带着刀上路的。 于是在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辛亥年）二月癸酉，二十一岁的楚王司马玮与十八岁的淮南王司马允抵达洛阳。 晋朝两个最年轻却最有权势的王爷同时进朝，当然不是巧合，李肇这趟路跑得真够辛苦的。 七、喋血的暗夜 楚王抵达洛阳，杨骏并没有立即给他安排官职。杨骏也许正沉浸在除去一个劲敌的喜悦之中，丝毫没觉察到楚王正与贾皇后加紧策划政变。 有了楚王的直接参与，政变的性质就完全改变，这不再是贾、杨两家外戚之间的争斗，而是宗室在向杨氏复仇雪恨，洛阳的宗室成员都很踊跃，纷纷加入政变的行列，而作为主谋的贾皇后则巧妙的隐藏到了幕后。 从二月癸酉到三月辛卯间隔十九天。这十九天，响彻洛阳的是磨刀的声音，街头巷尾传唱着新的民谣，内容是“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 搞政变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早在三百年前，汉代的吕太后就已经回答得很清楚。当时她知道朝中的那帮老臣不怀好意，于是临死之前让侄子吕禄、吕产控制长安的北军、南军，并告诫他们说：“我快死了，幼帝年少，那些大臣恐怕会对吕氏不利。你们一定要抓住兵权，牢牢控制皇帝，千万不要替我送葬，不要为人所制。”可惜吕禄、吕产没听老人言，被骗走兵权，结果被宰。 诸臣诛杀吕氏是一个政变的模范标本，表明要发动一次成功的政变，必须要具备两个前提：首先要有兵权，有了兵权才有发言权；其次是要具备政治合法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控制皇帝。 有贾皇后在，皇帝那边是不用担心的，关键是要掌握禁军。惠帝于是下诏收回兵权，任命从叔祖下邳王司马晃接替张劭领中护军。 杨骏曾经规定，皇帝下诏书必须要经太后过目才能颁布生效。但他忽略了一件事：只要是皇帝的旨意，都是圣旨，只要盖上皇帝玺印的青纸诏，都是诏书，即使不给太后过目，这诏书也照样能够生效。 惠帝的这道诏书肯定没有经过太后过目。若换了老奸巨猾的政坛老手，必定找借口不奉诏，甚至可能先下手为强反戈一击，但张劭初出茅庐，竟然没有任何抵抗，乖乖把兵权交了出来，这让原本忐忑不安的楚王等人欣喜若狂。 夺回中护军，就等于斩断杨骏的左右手。箭已上弦不得不发了，惠帝快刀斩乱麻，连着下诏书，任命弟弟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北军中候；任命从叔东安公司马繇为右卫将军；任命从叔高密王世子司马越为左卫将军；任命弟弟长沙王司马乂为步兵校尉。 这一系列任命都发生在永平元年（公元291年）三月辛卯，当天深夜，贾皇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派出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向惠帝告发太傅杨骏图谋造反。惠帝当即龙颜大怒，诏令宫城内外戒严，命令刘颂为三公尚书、屯兵殿内；北军中候楚王司马玮屯兵宫城外的大司马门下；左卫将军司马越护卫东宫；右卫将军东安公司马繇率领殿中虎贲四百人屯驻云龙门。 同时惠帝下诏废黜杨骏一切官职，以临晋侯身份就第，若杨骏抗诏不从，则责令东安公率兵讨伐。 参与政变的清一色都姓司马，刘颂虽然姓刘，但他是淮南国的相国，二月份随着淮南王一起来到洛阳，是淮南王的代表。宗室积攒了多年的怨气一朝爆发，杨骏休矣。 作为杨骏安插在宫里的眼线，侍中段广知道大事不妙，但是当时宫门已闭、内外戒严，逃已无路可逃。这位表舅只能作一些微弱而无谓的抵抗，他对皇帝说：“杨骏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 惠帝不做声，只木讷地盯着他看。 段广还想再说什么，贾皇后一挥手，有虎贲冲上来，把他拖了出去。 三月辛卯政变示意图 皇宫里面正厉兵秣马，外边杨骏也已经得到了消息。杨骏住在武库南，处于西宫与东宫之间，与西宫隔着云龙门，与东宫隔着万春门。这是当年曹爽的故居，杨骏即将面临与曹爽同样的命运。 杨骏赶紧招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可是赶来与杨骏共患难的人并不多，司徒王浑、司空石鉴等元老重臣就没有来，来的只是杨骏的心腹，还有少数几个忧愁国事的臣子。 杨骏很不解，他扪心自问并没有篡位的野心，天下人都知道杨文长女儿生了一大把，一个儿子都没有，说他篡位，那百年之后传位给谁呢？杨骏执政那是先帝托付的，他自觉也没有得罪谁啊，怎么就搞得天怒人怨了呢？ 难道真如杨珧所说的“一门两后，未尝以全”，荣华过盛物极必反？杨骏想起几年前胡嫔妃的父亲，镇军大将军胡奋对他说的一番话：“卿恃女更益豪邪？历观前代，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但早晚事耳。观卿举措，适所以速祸。”（你是倚仗着女儿才更加嚣张的吧？历观前代，与皇家结婚的家族，最终没有不灭门的，这只是时间问题，我看你这个嚣张模样，正好加速灾祸的降临。） 杨骏当时就很奇怪，他反问胡奋：“卿女不在天家乎？”（你女儿不是也嫁在皇家么？） 胡奋那老家伙哈哈一笑，说：“我女与卿女作婢耳，何能损益！”（我女儿是给你女儿做婢女的，身份低微，能有什么损失？） 胡奋在太康九年（公元288年）寿终正寝，朝廷追赠车骑将军，谥号为“壮”。今天他杨骏想像胡奋一样得以善终，其可得乎？杨骏一筹莫展，连连叹气。 霭霭夜色中，从皇宫深处开出的禁军队伍悄然上路。生死关头，杨骏的府邸内却是一片慌乱，杨骏与群臣面面相觑，彼此看出大难临头的神色。 这时，太傅主簿朱振向杨骏献计：“深宫出现变乱，其目的可想而知，一定是那些阉人唆使贾皇后，要对大人您不利。请大人焚烧云龙门以示威慑，追索肇事元凶，同时打开万春门，引东宫太子卫率与外营禁军入宫，大人亲自拥翼太子去捉拿奸人。到时候，惊惶失措的殿内禁军必定弃暗投明，主动送斩肇事者，以求免祸。” 朱振是个人才，他轻描淡写，说这场变故只是贾皇后与几个被阉掉卵子的黄门想对杨骏不利，绝口不提宗室。这是朱振在安抚人心，也是给杨骏台阶下，否则这天下是姓司马的，现在司马家儿要你性命，如果你果真忠君爱国，岂不应该引首就戮？ 朱振的计策分为两步，先烧云龙门立威，表明态度，然后到东宫拥太子入宫，借东宫与外营的兵力入宫平乱。 此时杨骏、朱振等人还都不知道中护军已经换人，朱振所谓的外营兵力应该就是指张劭的中护军与刘豫的左军；东宫的兵力则指负责保卫皇太子的左、右卫率，合计约有五千人，当时维护东宫治安的是杨骏的弟弟杨济。 朱振的话其实还只讲了一半，点到为止。试想一下，如果杨骏真的“拥翼太子入宫捉拿奸人”，奸人是谁？当今皇后。取了皇后怎么办？既然动了手那只有将她废黜。 这将使太子陷入十分尴尬凶险的境地，因为不管是否违心，名义上都是太子率兵逼宫，强使父亲废黜嫡母，如此一来骑虎难下，没有中途收手的可能，唯有一条路走到黑：让皇帝做太上皇，太子提前接班。 所以杨骏若要依照朱振的计策行事，那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效仿霍光伊尹，行废立大事。 这太骇人听闻了，杨骏做梦都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必须要逼外孙退位。 变生肘腋，想让杨骏这样的人仓促之间做出如此重大的决断，实在太强人所难了。 五十年前，魏明帝的顾命大臣曹爽也遭遇过相同的困境，当时他正陪着魏帝曹芳在洛阳城南九十里的高平陵。祸从天降，据说病得快要死掉的太傅司马懿突然痊愈，并且生龙活虎地占领了洛阳城，挟持了太后，用太后的名义下旨治他的罪。 智囊桓范劝曹爽以皇帝名义招集天下兵马，打回洛阳去，但在这个关键时刻，曹爽显示出了常人不可企及的智力水准，他叹了口气决定投降。 曹爽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告别凶险莫测的宦海生涯也没什么大不了，他说，“我不失为富家翁”。 桓范气得破口大骂，“你父亲曹真曹子丹是何等的伟人，怎么生出你们兄弟二人蠢得像猪，连累老子今天与你陪葬！” 曹爽后来的结局是“夷三族”。 如果曹爽地下有知，他可以不再羞愧，因为马上就会有一个更蠢的家伙到地府来给他垫底。杨骏听了朱振的计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杨骏呢喃不清的说了一句令时人绝倒、令后人嗤笑的昏话：“云龙门，魏明帝所造，功费甚大，奈何烧之！” 此言一出，在座的各位就明白杨氏的大势去矣。都是生死关头了还在心不在焉，考虑什么保护文物，真是不知死活！ 那自己怎么办？跟着一起陪葬？ 还是侍中傅祗反应最迅速，他站起来对杨骏说：“我愿意和尚书武茂去云龙门探探形势。” 傅祗这是想溜之大吉，不过杨骏这时已傻掉了，点头说好。傅祗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对那些还在发愣的同僚说：“宫中不宜空。”言下之意是：“你们还傻愣着干嘛？想送死啊！” 那些人恍然大悟，都站起来跟着傅祗溜走了。 傅祗又一回头，看见尚书武茂还坐着发呆，他冲着武茂大喝一声：“你难道不是天子的臣子？如今内外隔绝，不知天子安危，你怎么可以不去护驾，而在这里傻坐着？” 武茂这才如大梦初醒，惊起，追随傅祗溜走。 群臣做鸟兽散，空荡荡的大殿上只剩下杨骏一人，左右徘徊、唉声叹气，无计可施。 外面已经杀声四起。 傅祗等人刚出殿门，东安公已经带着孟观、李肇，率领四百殿中虎贲杀到门前，杨家家兵紧闭府门御敌，将傅祗等人阻在院子里，情急之下，傅祗等人只好翻墙逃走。 当时的情景凶险无比，这边傅祗等人在翻墙逃命，那边殿中虎贲已开始四处放火，弓弩手登高放箭，杨家的家兵进行了微弱的抵抗，但很快就被杀散，四散逃逸。殿中虎贲冲进杨府，见人就杀，有不少没来得及逃走的朝臣毙命于刀下。 孟观等人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没发现杨骏的身影。有人报告说黑乎乎的马厩里有动静，孟观喝令里面的人出来！没有回应。孟观断定里面就是杨骏，但不敢冒险入马厩，一时拿杨骏没奈何。 正僵持间，孟观抬头看见杨骏府前有一排长戟幡旗。这是晋朝的风俗，达官贵人都喜欢在门前摆上两排兵器幡旗，用来讲排场显威风。杨骏府前的都是真武器，孟观指挥虎贲拔出长戟，将杨骏乱刃捅死在马厩之中。 杨骏死状正好应了那首民谣：“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 八、哀哉秋兰 洛城戒严，杨骏伏辜，余下的从党被困在城中插翅难逃。 杨珧早已废居在家中，孟观领着殿中虎贲破门而入，杨珧在睡梦中束手就擒。 杨济倒没有在家中坐以待毙，他望见杨骏府第方向火起，心知有变乱发生。这时太子派人来召他去东宫，也许这是个陷阱，杨济很踌躇，就去向姻亲、太子太师裴楷问计。 裴楷说：“你是太子太保，应该去东宫。” 裴楷并非有意要诓杨济，他也未必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杨济一进东宫就被擒获。 杨济素来亲贤好士，很得人心，他门下养了四百秦中壮士，个个武艺精湛善骑射，这四百壮士听闻杨济去了东宫，急忙去追赶，结果晚了一步，东宫大门已闭。壮士们只能含泪恨恨而返，连夜遁逃。 从杨济的被擒可以看出，即使当时杨骏按朱振的计策行事也为时已晚，他想到的贾皇后也早已想到了，当时下邳王司马晃正领着中护军守在东掖门下，准备伏击杨骏；即便杨骏冲过这一道关达到东宫，也不过是自投罗网，司马越已经捷足先登，控制了太子，也控制了东宫五千精兵。 当时杨骏的另一个党羽、左军将军刘豫反应十分灵敏，他匆忙招集麾下，陈兵列队要去救杨骏。如果有左军支援，杨骏还不至于一触即溃，但是这时老天已经下定决心要灭杨家了，所以刘豫走在半道遇到了右军将军裴。 刘豫想确定杨骏的方位，就问裴：“太傅在哪里？” 裴忽悠他：“刚才我在西掖门遇到太傅，他带着两个随从坐车向西逃走了。” 刘豫也是傻帽，他也不想想裴的话怎么可以轻易相信，裴的姨妈郭氏就是贾皇后的母亲，而且裴从小就受贾充的赏识提携，贾家对他有恩。此刻裴已经打定主意，要拿刘豫的鲜血去涂自己的顶子。其实当时杨骏还没死，正在太傅府里唉声叹气呢。 刘豫一听说杨骏逃走了，当即傻掉，他问裴：“那我怎么办？” 裴假装思考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到廷尉那儿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刘豫竟然真的丢下左军，屁颠屁颠地跑到廷尉那儿去报到了。裴兼领左、右两军，屯兵万春门下。 于是杨骏这个脆弱的庞然大物，就像山崩一样，在几个时辰之内轰然倒塌，变成尘埃。 永平元年三月辛卯夜，据离武帝驾崩一年还不到，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月亮躲进厚厚的乌云之中，不忍照见地面。 洛阳城里正在进行一场屠杀。此前进攻杨府时，东安公司马繇下令，遇到抵抗就地格杀，因此已有包括杨骏的女婿裴瓒在内的不少人死在乱刃之下。 在大局已定之后，司马繇将杨珧、太子太保杨济、中护军张劭、河南尹李斌、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军将军刘豫、尚书武茂、中书令蒋俊等十数人，统统夷三族。这些人的阖门老幼几千号人，不分男女，尽数斩首。 杨珧临刑前大声号叫，声称当初向武帝求有赦免。他对司马繇说：“先帝有赦表在石函之内，此事张华可以作证。”一旁有议者说，当年钟会造反要夷三族，钟会的哥哥钟毓曾向文帝密报钟会不可重用、用即造反，因此文帝赦免了钟毓一家。援引旧例，杨珧也该被免罪。 东安公不听，他长着一副美髯，时人称为“美髯公”，但此刻他狰狞着面容，一心想着斩草除根。杨珧一直哭嚎着，行刑者手起刀落，哭嚎声戛然而止。 一直杀到东方既白，刽子手才行刑完毕。 初升的太阳照向刑场，雾气散开后，露出一座座尸山，尸体散乱无绪地堆起，无数头颅滚落在一旁，有白眉皓首的老人，也有垂绦稚齿的儿童，有的嘴唇微启，似在喊冤，有的双目圆睁、心有不甘。太阳是冷的、空气是冷的，但鲜血还未完全凝固，有血流仍在蜿蜒向前、延绵数里，最后染红了洛水。 第二天是三月壬辰，洛阳的百姓打开家门，他们首先闻到的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浓浓血腥味，然后他们会发现街道戒严了，从御道铜驼街到任何一个不知名的小巷，都站满了手执长戟、面容冷峻的士兵。 朝廷颁布了改元的诏令，“永平”这个年号才用了三个月，被丢弃到角落里，从今天起，“永平元年”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元康元年”。 这只是个开始，往后每经历过一次兵火，都会改一次元。惠帝朝长达十六年，总共改元十一次。 此刻朝堂上正在进行着另一场争论，争论的中心是怎样处理一个棘手人物：杨太后。 有人拿着一支飞箭为证，箭上系着一份帛书，上写“救太傅者有赏”。据说这份帛书是杨太后所写，然后飞箭出宫，于是有人认为，这是杨太后参与杨骏谋逆的铁证。 且不说别的，堂堂太后在父亲被杀之时竟然只能使出飞箭传书这种几乎没有作用的求救方式，这个太后也实在太可怜了。要知道，太后与太子一样，有自己的属官，有自己的卫队，杨太后竟然指挥不动自己的卫队，那只说明她平时很不得人心。 禁军将领之中，长水校尉赵浚是杨艳的舅舅，赵浚的女儿赵节是武帝的充华，也是杨艳的表妹。这两个人都倒向了贾皇后这一边，可见杨太后和她父亲一样，连自己的亲人也笼络不住，难怪会在贾皇后面前一败涂地。 也许因为稳操胜券，或者是出于玩弄弱者的阴暗心理，贾皇后让惠帝保全杨太后母亲庞氏的性命，允许她入宫与杨太后住在一起，同时又把杨太后迁到永宁宫去住。永宁宫地理位置较偏，离皇帝较远，其实就是冷宫。 迁居冷宫只是杨太后噩梦的开始，贾皇后看这个婆婆不爽已经好久了，现在天赐良机，不把她整死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卓著恶名？她让朝臣们上书揭发杨太后的罪恶。 于是就有人跳出来充当贾皇后的打手，上书说道：“皇太后的阴谋奸计逐渐显露，她试图危害社稷，通过飞箭系书的方式招募将士，与逆臣杨骏同恶相济，自绝于天下人。当年鲁庄公与他那弑父害国的母亲文姜断绝往来，为《春秋》所赞许，这是因为君王奉顺祖宗，肩负至公天下的重任。陛下即使怀着深厚无边的孝心，免于追究皇太后的罪行，我们这些做臣子不敢奉诏。请陛下宣敕，将此事交由王公贵臣在朝堂上公议。” 朝臣们公议的结果，当然是皇太后罪不可赦。 皇后是一国之母，皇太后就是一国之祖母，现在孙子们出于拳拳忠君爱国之心，不惜犯险弹劾祖母，可见这皇太后确实恶贯满盈，稍有良知的人都看不下去了。但是皇帝出于孝心，总不能人家一说弹劾马上就点头，总得推辞一下做个姿态。 所以皇帝说：“这事非同小可，你们再考虑考虑。” 朝臣们不答应，继续上书：“杨骏凭借外戚的身份，居处于宰辅的职位上。陛下‘谅暗’期间委托杨骏处理政事，杨骏因此阴谋叛逆，在朝廷里布树私党。皇太后作为杨骏在宫中的内应，协同杨骏谋逆，阴谋败露之后，皇太后等人悍然违背诏命，拥兵负众血染宫廷，（这明显是在胡扯了）皇太后又飞箭传书招募将士，鼓励他们附逆奸党。 “皇太后的所作所为，上有愧于祖宗之灵，下辜负亿兆臣子的期望。当年鲁国夫人文姜参与弑杀鲁桓公的阴谋，被《春秋》贬斥；汉初外戚吕氏阴谋叛乱，高后吕氏因此被汉光武帝清理出太庙，不受子孙供奉。有这些成例在前，请将皇太后废黜为峻阳庶人。” 朝臣们起先还犹抱琵琶半遮面，不好意思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但是他们的耐心或者说贾皇后的耐心极其有限，还是迫不及待的亮出了底牌：他们要废皇太后为庶人。 这个要求就十分无理了。 太后的“太”与太上皇的“太”是同一个含义，表示是皇帝的长辈，凌驾于皇帝之上。 并非所有先帝的皇后都会被尊奉为太后，如果皇位是兄死弟及的话，皇帝一般是不会把嫂子尊为太后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皇后犯有大罪恶，不配做天子之母，所以也不被尊为太后。 历史上有过太后犯法被废黜的先例。西汉时，汉成帝暴死没有子嗣，由宗室定陶王刘欣入继皇位，是为汉哀帝。汉哀帝尊奉成帝皇后赵飞燕为皇太后，但是不久有人揭发赵飞燕曾杀害成帝的皇子，罪行确凿。于是汉哀帝褫夺赵飞燕的太后称号，贬为汉成皇后。 除此之外，还有东汉光武帝刘秀把吕后剔出太庙也算是一例，东汉汉和帝也差点把窦太后给贬了。 不过，汉哀帝等人的权限仅限于此，他可以不承认赵飞燕的长者地位，不尊奉她为太后；他也可以对赵飞燕不尊敬，不对她行子侄礼。但是他不能褫夺赵飞燕的汉成皇后称号，这是已成事实，也是先帝汉成帝的意志，只有汉成帝本人才有权力收回。 同理，如今惠帝也没有权力废黜杨太后为庶人，他最多只能把杨太后贬为晋武皇后，想要免为庶人，除非把武帝从峻阳陵里请出来。 太子太傅张华看不下去了，这人仕途跌宕，脾气却一直没改。张华被武帝发配到幽州后，政绩很卓著，于是在太康末又被招回洛阳。杨骏当政时，他被打发到东宫陪太子读书。 张华认为那些朝臣不学无术，太胡来了。他上书说：“太后并没有得罪先帝，如今至亲犯罪连累了她，免为庶人太过，可以援引汉代孝成皇后赵飞燕的旧例，贬为武帝皇后，打入冷宫养老送终就行了。” 这显然不合贾皇后的心意。贾皇后最不愿意人家提武帝了，在武帝时代她受的委屈太多了，现在是后武帝时代，武帝时期的一切都该推倒重来。贾皇后要借题发挥，杀很多很多她不顺眼的人，杨太后只是头一个靶子。 因此，马上就有左仆射荀恺与下邳王司马晃再次上书，请求治杨太后的罪，免太后为庶人。 这次皇帝不再矜持犹豫，诏曰：“可。” 荀恺接着上书，按计划有条不紊地步步紧逼：“杨骏谋反，家属理应受诛，陛下先前赦免杨骏夫人庞氏的性命，只是为了宽慰太后之心。既然太后已经是庶人了，那么庞氏就该作为犯妇交给廷尉行刑。” 也许是惠帝真的不忍心，或者是贾皇后还在作态，诏曰：“听任庞氏随女儿待着吧。” 但是朝臣坚持国法为重，一定要置庞氏于死地。 最后皇帝做了让步，诏曰：“可。” 于是可怜庞氏一老妪，在昨晚的杀戮场中侥幸死里逃生，到女儿处避难，席不暇暖惊魂未定，又有一群虎狼扑了进来，被倒拖着出宫去斩首。杨芷，这个昔日的太后抱着母亲嚎哭不止，一直跟到刑场。在极度的惊惶哀伤中，杨芷已失去了理智，她把头发剪掉，理成女囚的发型，她上书乞求儿媳的怜悯，她不顾身份地向儿媳献媚认罪、自称为“妾”。 但这一切的一切，最终还是没能让庞氏免除那一刀之厄。 许多人都不忍看这一幕人伦惨剧，有个叫董养的太学士，愤然说道：“朝廷为什么要建这个太学堂？是想培养我们这些太学士成为贤良之士吧！我翻看历朝历代的赦书，里面有的连谋反大逆的犯人都会赦免，唯独杀害祖父母、父母的忤逆之人坚决不赦免，这说明不孝忤逆确实是王法不容的。现在皇帝想杀祖父母，还摆出个交由公卿商议讨论的姿态，这未免将天下人都当白痴了。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 杨芷本人从此被打入金墉城，起先还有十几个宫人服侍，后来都被贾皇后赶走，杨芷以囚徒的身份走完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程。元康二年（公元292年）二月，政变发生的十一月之后，杨芷八天没有东西吃，活活饿死在金墉城，死时三十四岁。 贾皇后担心杨芷死后与武帝会面，于是将她脸向下殡葬，身上贴了许多厌劾符书之类的东西，让她做了鬼也无法去申冤。 九、洛阳三月血满街 杨骏就像一个纸糊的巨人，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杨骏的倒台换来一大群人的欢乐。 那些宗室成员很高兴，从武帝末年开始“三杨”就一直在欺负宗室，杨珧把他们驱逐出洛阳，杨骏将他们排挤出朝堂；到了武帝驾崩的时候，宗室原本有机会扳回一局，可是怯懦的汝南王不战而降，使宗室几乎彻底失去出头之日。 如今可好，宗室全面收复失地，今后的朝政依然是姓司马的人说了算。 贾皇后也很高兴，杨骏和太后一死，就没人有资格与她争夺皇帝的控制权，也没人有能力阻止她染指朝政，贾皇后可以将亲信渗透进朝堂，明目张胆地干预朝政。虽然离她独占朝堂的目标还很远，但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一个障碍已经粉碎，下一个就轮到……贾皇后望着年轻的楚王那春风得意的表情，嘴角浮现一丝冷笑…… 政变之后照例有政治大清洗，该赏的赏，该杀的杀。 惠帝下诏封赏功臣： 东安公司马繇进爵为东安郡王，食邑两万户； 陇西王司马泰的世子司马越封为东海公，食邑五千户，不久又封为东海王，食邑六县； 下邳王司马晃，爵位已经是王，到顶了，于是封为司空，加侍中，兼任尚书令； 孟观封为上谷郡公，李肇也被封为郡公，两人都升官为积弩将军； 黄门董猛被封为武安侯，他的三个哥哥也都被封为亭侯； 裴诓刘豫有功，被封为武昌侯； 傅祗及时翻墙逃命有功，被封为灵川县侯，食邑一千八百户，又封其子傅畅为武乡亭侯、侄子傅隽为东明亭侯，三人合计食邑四千户。 犒赏完了继续杀人。 左仆射荀恺上书，奏请诛杀杨骏的所有属官，还请诛杀卫尉、太子太师裴楷，理由是裴楷的儿子娶了杨骏的女儿，裴楷是杨骏的同党。 那是胡扯，谁都知道裴楷与杨骏一向不和，杨骏当权时也没有重用裴楷，何况裴楷的儿子裴瓒已经被乱兵所杀，天下没有如此株连的道理。 真正要杀裴楷的是贾皇后。裴楷一向看不起贾充，在贾充生前给他添过不少堵，裴楷曾对武帝说：“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 后来贾充差点被逐出中枢出镇关中，也是裴楷捣的鬼。贾充因此衔恨在心，但一直没有机会报复，现在贾皇后替父亲解恨来了。 不止贾皇后，东安王等人也在趁机公报私仇。东安王“是日诛赏三百余人”，随心所欲，一时之间洛阳城的公卿王侯人人自危，就怕血光之灾从天而降。东安王睚眦必报，得罪他的当然要杀，得罪他亲戚的也要杀，最离谱的是他还搞诛连，如果得罪他亲戚的正主已死，那就杀他的后人。 东安王的外公是诸葛诞。当年文钦、诸葛诞都曾是魏曹的扬州刺史、都督淮南军事。文钦因不满司马氏，跟随毋丘俭起兵造反，失败之后逃往吴国。之后不久，继任扬州刺史的诸葛诞也起兵反司马氏，向吴国投诚。文钦于是带着吴国的军队来接应诸葛诞，正好碰上司马昭亲领二十六万大军讨伐诸葛诞，两人被司马昭围困在寿春城内不得脱身。 文钦与诸葛诞两人素来不和，只是被迫无奈才卷入同一战壕，后来两人的矛盾激化，文钦被诸葛诞斩首，文钦的儿子文鸯带着家人逃出寿春，投降司马昭。诸葛诞据城顽抗，城破之后被夷三族。 文鸯是三国后期的一员猛将，在晋朝他参与平定了关中叛乱，后来官任护东夷校尉。元康元年距离那乱世中的恩怨已有三十多年，文鸯也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但是东安王没放过他。据说东安王担心文鸯要报父仇，威胁到他的舅氏（诸葛诞被夷三族的话，那他的舅舅应该都死光了）。文鸯的下场与诸葛诞一样，被“夷三族”。 太多的鲜血，让越来越多的朝臣看不下去了。张华、刘颂、裴等劝贾皇后适可而止。傅祗针对荀恺的奏折，在朝堂之上抛经引据，与荀恺辩论。最后荀恺词穷，皇帝下诏赦免裴楷、赦免杨骏的属官。 消息传到刑场，差点就晚了。原来监斩的东安王杀人杀出了瘾，不等圣旨下达就先动起手来。当初给杨骏献计的朱振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余下的人在排队等死，这些人死里逃生，喜极而泣，其中有两人值得我们关注，以后还会出场。 这两个人中一个叫阎缵，是杨骏的舍人。此人有情有义，杨骏曝尸数日没人敢收敛，他招集了以前的同僚替杨骏收尸，结果被人告发。葬礼进行了一半，大伙一哄而散，他豁出一条命使杨骏入土为安。 另一个人叫潘岳，就是那个史上有名的美男子，人称“潘郎潘安”是也，当时他是杨骏的主簿，职位与朱振相同。他“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长大后果然才学很高，擅长写悼词。只是潘岳时运不济仕途不顺，先是做了十几年的三公从僚，然后做过两次小县令，好容易攀上杨骏，杨骏却又倒了。 不过潘岳并没有气馁，此后他将再接再厉继续攀附权贵，直到有一天被夷三族。临刑前潘岳抱着老母亲痛哭流涕，说：“负阿母。” 唉，此人的一生是个悲剧，容后详表。 元康元年三月壬寅，政变发生的十一天之后，杀人者终于厌倦了，洛阳逐渐恢复了平静。 惠帝颁布诏书，布置新的政权格局： “以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为抚军大将军，镇南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为尚书令，东安公繇为尚书左仆射。”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份诏书横看竖看都觉得用心险恶。惠帝的用意似乎不是治国安邦，而是存心挑起天下大乱。 第三章　汝南王与楚王 一、凶狠的诏书 严格来讲，“八王之乱”是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三月那场政变开始的，直到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政权尽数落入东海王司马越之手，河间王司马顒被人扼死在赴洛的马车上为止。 这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旷日持久、流血千里，由起初的宫廷政变，逐步升级成为大规模的屠杀战争。持续的杀戮削弱了中枢的力量，激化了原本潜伏在社会表皮之下的各种矛盾，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土崩瓦解。紧随其来的永嘉乱世，开启了五胡乱华三百余年的分裂战乱之门。究其祸乱本身，残酷惨烈，空前绝后；究其后患，更是血泪盈河，无数人死于兵火流离，令后人千年之后想起，仍咬牙切齿。 起先，这场祸乱没有固定名称。“八王之乱”这一个名词来自《晋书》列传第二十九卷。《晋书》的编者把这主导这一场祸乱的八个诸侯王合写在一卷中，认为“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论之，总为其传云耳。” 在正史之中，《晋书》一直遭人诟病，认为史料杂芜，乱力怪神的东西太多。但是八王列传的写法得到了后人的赞赏，清代的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晋书》）各传中叙事虽蔓衍无法，亦尚差可，其以八王特提出聚于一处，不似他王，以同父者合为一篇。又其序次则以事之先后，不以辈行之尊卑远近，极得史法之变。” 于是“八王之乱”四个字涵盖了惠帝一朝那十几年血迹斑斑的全部。如果真有一字千钧的说法，这四个字重得令人窒息，附在这四个字之上的，是遮蔽原野的白骨，是盈盈成河的血流，是无数杀人者与被杀者癫狂的号叫、无助的哀呼呻吟。 名为“八王之乱”，实际参与其中的司马家儿远远不止这八个，选其罪恶最大的八人立为靶子鞭挞；而在这八王之中，也有罪恶轻重之分，对于在祸乱起始就殒命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史家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恨其无能。《晋书》中如此评论“汝南（王）以纯和之姿，失于无断；楚隐（王）习果锐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职参近禁，俱为女子所诈，相次受诛，虽曰自贻，良可哀也！” 这个评论十分到位，汝南王司马亮的无谋无能，在他与杨骏争做顾命大臣的时候已经暴露无遗，是个不足忌惮之人；楚王司马玮则不仅表面性格果锐、行事狠辣而已，他年轻勇武的身躯内，跳着勃勃野心，他存着侥幸之心，凯觎着他哥哥的皇位。就此一念之差，利令智昏露出破绽，楚王落为贾皇后的手中屠刀，然后如过河小兵一般成为弃子。 三月政变结束不久，楚王与贾皇后之间短暂政治联盟立刻危机重重。杨骏消失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必须有人填补，在这个问题上，贾皇后与楚王各怀鬼胎。 诛杀杨骏整个过程的现场总指挥是楚王司马玮，急先锋是东安王司马繇，两人居功至伟。 论亲疏，楚王是先帝亲子、当今皇帝的亲弟弟。九年之后，皇帝的另一个亲弟弟淮南王讨伐赵王，他很理直气壮的高呼：“赵王欲破我家！”楚王也完全有资格将国事包揽成家事，不容他人染指，而且他是先帝临终特意安排、托以厚望的一个儿子，位高权重，楚王“性开济好施，能得众心”，人缘威望也不错。 楚王唯一的缺憾是很无可奈何的缺憾：他太年轻了，资历太浅，元康元年他才二十一岁。这个年纪的人“习果锐之性”完全在情理之中，况且楚王是年轻人中的那种狠角色，做将军犹可，但如果做为辅政大臣则肯定不能服众，而且肯定要坏大事。所以，当时朝廷里并没有声音提出让楚王司马玮辅政。 按着贾皇后的心态当然恨不得满朝公卿都姓贾，可是她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有心计之人，杨太后父女刚刚因为吃独食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骏坟上的土色还是新的，难道她想步杨骏后尘？楚王领着禁军三十六军就在宫城之外，冲进来只需要一盅茶的工夫。 贾皇后这边心存忌惮，在楚王司马玮那边，也觉得这个嫂子心机深沉得可怕，不像正常人。此刻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在军事方面，楚王控制着洛阳的大部分禁军，但是最关键的殿中禁军掌握在贾皇后的手，她的心腹李肇、孟观已升为积弩将军，各领二千五百强弩手守卫在殿中；后军将军荀悝是贾后党人，右卫将军郭彰是贾皇后的从舅，车骑司马贾模是贾皇后的从兄。 在政权方面，郭彰、贾模还有贾皇后妹妹的儿子贾谧，与楚王、东安王司马繇共预国事。 暂时大家相安无事，但是很快双方都会感到不满意的。东安王虽然是宗室疏族，但是这人野心不小，并且对贾氏存有意见；贾氏这一边，贾谧是个轻浮子弟，宾客盈门，排场比皇室还大，而且行事张扬，早晚会惹出祸事来。 贾皇后未雨绸缪，于是就有了三月壬寅那份令天下人惊讶的诏书：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 仔细嚼嚼这一份诏书，就可感受到贾皇后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对手。这个女人的心计，就如闹鬼山村中的一口千年老井，终年水气缭绕；这份诏书是一个井口，从中可以窥见井里黑沉沉的深不见底，贾皇后躲在最阴暗潮湿的地方露齿狞笑。 对于贾皇后来说，当务之急是消除楚王对她的威胁，避免成为杨骏第二。但是，她的力量不足以与楚王抗衡，她现在对于洛阳、对于政权的掌握程度远远不及当初的杨骏，想要直接动武那是以卵击石，而想保持现状一来心有不甘，二来也不可能，以楚王年轻气盛咄咄逼人的势态，双方交恶其势必然。 权力中枢实在是险地，智者不立危墙之下，那么不如以退为进。贾皇后索性卖乖，摆出高姿态让出政权，专门从外地找一个辅政大臣来，把她和楚王手里的政权全收了，到时候她无欲则刚，有矛盾则是辅政大臣与楚王之间的矛盾，与她无关。 反正贾家的势力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再不济也比杨骏当政时强。再说她对惠帝的控制这张王牌是谁都抢不走的，有惠帝在手，再加上她主动让权的良好态度，郭彰、贾谧在新的政权分配中占一席之地那是不成问题的，贾家的声音还是会有分量的。 那么，政权让给谁呢？这是一个问题，人选只能从宗室里面找，否则根本让不出去。杨骏血的教训摆在哪儿呢，不姓司马的谁敢接着这烂摊子？即使有不要命的蠢货敢接，他也拿不住，楚王一刀过来，连权柄带他的性命一块儿取走，这样一来就是间接让给楚王，到时候楚王两次立威，谁还敢与他争锋？ 因此，只能从宗室里选辅政大臣，贾皇后很自然地想起了汝南王司马亮。 汝南王司马亮简直就是为贾皇后量身订做的一枚棋子，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适合做替死鬼的了。 首先，他是宗室元老，是先帝的顾命大臣，是楚王的祖父，宣他入朝辅政，绝对不会有人提出异议，楚王也没理由表示反对，只能吃哑巴亏； 其次，他与楚王等人的关系并不紧密，宗室虽然都姓司马，但是内部并不团结，这一点贾皇后观如洞火。汝南王在与杨骏的交锋中屡次败北，在宗室心中的形象大损，政变发生前他推三阻四不肯参与，政变成功了他赶来分杯羹，这肯定令楚王等人寒心反感；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汝南王与杨骏相似，也是老而昏聩不知死活的人，肯定不拒绝这天上掉下来的权力。他入朝之后，势必要与楚王争权，而楚王肯定不会因为他是祖父就自认孙子。两人做鹬蚌之争，贾皇后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贾皇后心思缜密，为防止汝南王入朝后与楚王协手联合，让她的如意算盘落空，她又让惠帝任命下邳王司马晃担任尚书令、东安王司马繇担任尚书左仆射。 尚书令秩千石，官职不高，但却掌握着实际政权，“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史书上对下邳王司马晃的评价不错，说他“孝友贞廉，谦虚下士，甚得宗室之称”，但是此人在朝议处置杨太后的时候，充当了贾皇后的打手，一心要置杨太后于死地。司马晃死于贾皇后当权的元康六年，生前历任三公，死后追赠太傅，享尽了殊荣。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下邳王司马晃是结党于贾皇后的。 尚书仆射也是重要的实权岗位，它的服秩印绶都与尚书令相同，有时置左、右两仆射，以左仆射为主。让东安王出任这个职务，一来是褒赏他在政变中的积极表现，二来是由他来扯汝南王的后腿。东安王是个狠角色，“性刚毅，有威望”，汝南王如今名誉扫地，让东安王来服从这个族叔的管教，看来十分困难。 按说安排了这两步棋，只需坐下来看好戏，但贾皇后灵感一来，心想坏事要做就做绝。于是她又在辅政的名单中加上了太保卫瓘，这一招看似随意，却是添花妙笔。 卫瓘，字伯玉，先朝老臣，早在文帝时就已被委以重任。当年邓艾、钟会讨伐蜀汉，出任监军的就是卫瓘，钟会图谋造反割据蜀中的时候，幸亏有卫瓘临危不乱，用计平定了叛乱。 卫瓘后来又多次出守方岳，先后都督关中、徐州、青州、幽州诸军事，入朝后又任尚书令、司空、太保等高官显职，“为政清简，甚得朝野声誉。”武帝封卫瓘为公爵，以卫瓘之子尚公主。卫瓘功勋重臣、家势显赫，遭世人羡慕，也招来了杨骏的忌惮，因此在武帝末年被废黜。 现在贾皇后重新起用卫瓘，在表面上是遵循先帝的遗愿，由重臣与宗室夹辅王室，其实是一石三鸟。 第一只被瞄准的鸟是楚王，他将被更加有力的排挤出权力中枢。试想，一个是叔祖，另一个是两朝元老，两人从政的年纪都比楚王的年龄长一大截，以后楚王的话语权就更小了； 第二只被瞄准的鸟是汝南王亮，虽然已经有了下邳王与东安王，但他俩是宗室疏族，并且都是后辈，制肘的力量不大。卫瓘是现存朝臣里资格最老的、声望最高的老臣，给汝南王这么平庸的领导派一个他无法驾御的精明副手，估计两人都会很憋屈； 第三只被瞄准的鸟是尚未知情的卫瓘，贾皇后想要杀他。 贾皇后有充分的理由想杀卫瓘。当初反对司马衷为嗣君的群臣中，卫瓘是最起劲的一个，而且是贾皇后眼里最阴险的一个。当年武帝突发奇想，设了考场测试太子的应对能力，幸亏有贾皇后帮着作弊才蒙混过关。武帝拿到太子的答卷后，笑吟吟地拿给卫瓘过目，卫瓘“大踌躇”，朝臣们才知道这场考试是卫瓘出的险招。 一计不成，卫瓘还不死心，又多次明里私里进谏“太子不令”，每次都吓出贾充一身冷汗，他偷偷传话给当时还是太子妃的贾南风：“卫瓘老奴，几破汝家！”这对父女对卫瓘忌恨无比。 即使抛开司马衷不论，贾皇后也有理由恨卫瓘。当年武帝给太子选妃，贾南风的最有力竞争者就是卫瓘的女儿。武帝一度钟意于卫瓘的女儿，还作出了比较，说：“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 虽然最后在杨艳、荀凯等人的帮助下，贾南风如愿以偿当上了太子妃，但是被公然说成“丑而短黑”，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卫瓘老奴实在可恶，竟敢把女儿生得“美而长白”，可不是该死？ 史书上说“贾后素怨卫瓘”，现在有个借刀杀人的良机，贾皇后当然不会错过。更妙的是，仅从表面上看，卫瓘的复出表现了贾皇后胸襟开阔、不计前嫌。 贾皇后要微笑着将卫瓘推向断头台。 二、飞来横福 宣诏的使者从官道上奔驰而来，秦王司马柬收拾行装，黯然上路。 从洛阳传来杨骏倒台的消息，秦王柬就知道，他留在长安的日子已经为数不多，这份招他赴洛的诏书，完全在意料之中。 诏书中，皇帝哥哥很诚恳地表达了对他的思念，并且表示京城有骠骑将军，加侍中、录尚书事等一系列重要的职务非他莫属。惠帝还让他享有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这份荣誉曾经被赏给立有大功勋的羊枯、杜预，也曾经赏给被武帝猜忌的齐王司马攸。 秦王柬不想去琢磨自己属于哪种类型，他的心情是忧郁的。他的母亲姓杨，所以他不可以再占据被称为“天下形胜之地”的关中。接替秦王柬都督关中诸军事的，先是叔祖梁王司马肜，然后是另一个叔祖赵王司马伦。 关中以及关中以西的雍、秦、凉三州，是汉族、羌族、氏族、卢水胡等杂居的地方，也是晋朝最先起动乱的地方。在梁王、赵王都督关中期间，羌族、氏族叛乱频起，关中民不聊生。无数流民背井离乡，向南涌入蜀中，重重冲突之后，有氏族枭雄李雄割据蜀中，成立伪朝；为了镇压李雄，朝廷在江南大肆征兵征粮，结果官激民变，又引发荆州张昌叛乱。 天下之势牵一发而动全身，“八王之乱”未波及江南、蜀中诸郡，但是蜀中最先分崩离柝，江南三度发生叛乱。追溯起源，不得不怪罪于梁、赵二王的统驭无方，也不得不怪罪于中枢用人不当。这是后话，容后详表。 秦王柬到洛阳之后进位为大将军，但实际上他没有能够干涉朝政。秦王柬在洛阳战战兢兢，整日忧虑，他屡次要求还藩，回到关中的秦国去，但他的请求如泥牛入海。 半年之后，秦王司马柬突然死去。史书上未记载死因，只写道：“元康元年九月甲午，秦王柬薨。”“时年三十，朝野痛惜之。”他的皇帝哥哥也十分悲痛，下诏“葬礼如齐献文王攸故事。”秦王柬生前死后，都享受了与他叔父齐王司马攸相同的待遇。 与秦王司马柬的心情截然相反，汝南王司马亮在赴洛途中，绝对是兴高采烈的。晋朝人把意料之外得来的东西叫“傥来之物”，汝南王就被一个天大的傥来之物给砸晕了。所以，他没有去仔细推敲这一份诏书，他也没有在意身边人的议论纷纷，他是到了洛阳之后，才发现这份诏书的不合理之处： “嗯？为什么辅政大臣没有一点兵权？” 说完全没兵那是歪曲事实，汝南王手里还是有点兵的。多少兵呢？一百骑兵加一千亲兵，作用相当于仪仗队，这是惠帝给汝南王的优宠，“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增掾属十人，给千兵百骑。”卫瓘也享受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同等待遇，武帝时他就被特许拥有一百亲兵，现在惠帝给他增拨至一千。 这种肱股大臣才能获得的浩荡皇恩羡煞旁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不知是否可以很恶意的揣测，这是观众贾皇后为了增加打斗场面的观赏性，而有意布置的背景。 不管怎么样，即使反应迟钝如汝南王，也看出来靠这一千兵马是成事不足的，想要让自己说话更有分量，必须手里握把刀。所以到汝南王施政的首要大事就是拉拢禁军，他老人家宣称要“论诛杨骏之功”，统计了参与政变的禁军将领人数，然后大手笔，一次性封侯一千零八十一人。 这一幕是不是很眼熟？就在不久前，还有人在先帝灵柩前大赏群臣笼拢人心来着。接下来还有眼熟的，还记得那个尚书左丞傅咸么？当初劝过杨骏不要滥封滥赏的那位，现在他已迁官为御史中丞了。 傅咸写信给汝南王，劝诫汝南王不要走杨骏老路。傅咸说，这次政变应该归功于皇帝的英明领导，殿下却如此滥行封赏，“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会使大家以后都希望国家有乱事，好浑水摸鱼。如此一来就很危险了，此前东安王司马繇行赏诛伐随心所欲，已经招来了不满，本以为殿下会矫正这种错误，没想到反而变本加厉，群臣“莫不失望”。我傅咸“愚冗，不惟失望而已”，还十分替殿下你担忧啊。 与当时杨骏的态度相似，汝南王对一切谏言都置之不理。这种态度可以用来对付傅咸这种文官，但如果将楚王也视为空气，那就很危险了。 汝南王偏偏就这么做了。 就如傅咸在信里所说的，“在讨伐杨骏的时候，（汝南王）远在许昌，许多事情并不了解”，现在风平浪静了，汝南王却来抢功，楚王肯定是有情绪的。而汝南王不仅不安抚楚王，还插手楚王的禁脔，试图到禁军里面去拉关系，这分明是在挖楚王的墙角。 楚王还没来得及发怒呢，汝南王又马不停蹄地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 汝南王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宗师”。所谓“宗师”相当于司马家族的族长，对司马氏宗室“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由于职务之便，汝南王对于司马家族内部的家长里短十分熟悉。汝南王知道哥哥琅琊王司马伷的两个儿子：东武公司马澹与东安王司马繇，兄弟俩一向不合。 东安王司马繇的为人，从他杀人如草芥就可见一斑，但是《晋书》还是替他找了一些好辞来掩饰，说他“性刚毅，有威望，博学多才，事亲孝，居丧尽礼”，言下之意，他还算是一个好人。 东武公司马澹比他弟弟更不如，连《晋书》都找不到词替他掩饰，只好实话实说，说司马澹“性忌害，无孝友之行”。据说他一直眼红司马繇在外面名声比他好，一直妒忌父母从小对司马繇的宠爱胜过他。因为这个可笑的原因，他对司马繇“恶之如仇”，经常到处造谣诋毁司马繇。 汝南王当政的时候，东武公正在洛阳担任中护军。中护军手中的禁军兵权是汝南王正迫切需要的，所以东武公也成为汝南王要重点拉络的对象。东武公见缝插针，向汝南王进弟弟的谗言，他说：“司马繇专行诛赏，欲擅朝政。” 汝南王也早就想处置东安王，东安王杀人如麻，罪行是人所共睹、记忆犹新的。可是，东安王毕竟新立了大功，这么早就过河拆桥，汝南王还是心存顾忌。 汝南王正在考虑找什么借口向东安王发难，东武公就将借口送上门来了。在傅咸写给汝南王的信中，早已经提到了东安王滥杀无辜，群臣有不平之声；现在连东安王的亲哥哥都看不过去，不惜大义灭亲，可见东安王确实罪恶滔天，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 汝南王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嘴脸，要替文鸯等人报仇雪恨。 元康元年三月庚戌，汝南王进京辅政的第八天，惠帝下诏追究东安王司马繇的罪行，内容包括：矫诏、擅杀东夷校尉文鸯等。惠帝罢免了东安王一切官职，以公就第。后来听说司马繇不服判决，有大逆不道的狂悖言论，于是又褫夺东安王王爵，废黜为庶人，发配辽东带方郡（在今天的北朝鲜境内）。 司马繇遭贬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不是正义的胜利，而是权力的胜利，它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即谁的力量大，谁就掌握话语权；强者对于弱者，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这个法则将贯穿“八王之乱”的始终、贯穿整个两晋南北朝、贯穿中华几千年一切盛世与乱世。 东安王的被贬震动了楚王。楚王与东安王的关系就如当年的韩信彭越黥布，功戚一体，昔日彭越的死激起了黥布的谋反之心，如今东安王的下场肯定也会令楚王兔死狐悲。楚王也许不用担心鸟尽弓藏，但是原本就已愤愤不平的心情再被如此横拉一刀，依着楚王“狠戾”“刚愎好杀”的脾气，难免会有挥刀砍人的冲动。 不过楚王当时并没有什么大动作，这可以看做是他成熟了，懂得了克制；也可以看做他在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或者，也可以猜测为楚王有动手的冲动，但一时找不到动手的借口，毕竟没有诏命擅动京城兵马，那可是谋逆的大罪。 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楚王与汝南王之间原本就很脆弱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而汝南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刀口上游走，他正心情大好的与卫瓘商议着如何重组政权。 也许是因为洛阳城中无可用之人，也可能是汝南王不得人心，得不到群臣的拥护，汝南王觉得人才紧缺。他的解决方式是让惠帝下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就是要从地方选拔官员入京任职。汝南王的动机一目了然，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亲信，但是这一措施必然会遭到洛阳那些京官的反感。傅咸就曾劝阻过汝南王，可惜汝南王又来个充耳不闻。 如此磕磕磕碰碰地过了三个月，汝南王大概认为自己已经在洛阳站稳了脚，他忍不住要对楚王下手了。汝南王与卫瓘决定，撤掉楚王的兵权，起用临海侯裴楷接任北军中候。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不知是因为汝南王太昏庸，不知死活；还是卫瓘太精明，兵行险招。 裴楷、字叔则，河东闻喜人，是一个风流名士，善于清谈，可以使“左右属目，听者忘倦”，为人“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称之为“玉人”。 裴楷是两朝老臣，但不是先帝的重臣，他更多是以一种名士的姿态优游于朝堂的。当初武帝抽签抽到晋朝的帝位只能传“一”，皇帝很尴尬，众臣大惊失色，谁都不敢吱声，只有裴楷侃侃而谈：“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马屁拍得高雅不俗，龙颜大悦。 启用裴楷来掌管洛阳禁军，他性格好是一个重要原因。裴楷“性宽厚，与物无忤”，这样的人肯定无害、让人放心。而且更可喜的是，裴楷与汝南王、与卫瓘都是儿女亲家，裴楷的长子娶了汝南王的女儿，裴楷的女儿嫁给了卫瓘的儿子。前面说过，裴楷还有一个儿子娶了杨骏的女儿，当时高门贵第之间的政治婚姻之多可见一斑。 但若说将兵权交给裴楷仅仅是为了自身安全，也许还失之表面。许多政治动作好比兰花拂穴手，看似无意缥缈，实则致命。先前说过裴楷是贾充的政敌，杨骏倒台时，裴楷险遭贾皇后的暗算，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让裴楷掌握洛阳禁军，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莫非汝南王打算一箭双雕？在拔除楚王这颗钉子的同时，埋下以后铲除贾皇后的伏笔？ 因此这一份任命，不仅震怒了楚王司马玮，连贾皇后也快要在幕后坐不住了。 幸好裴楷本人的脑子还是清醒的，在杨骏主政期间，他担任着太子少师这么一个可有可无的悠闲职务，现在突然一跃而起要成为北军中候，别说旁人，裴楷自己都大吃一惊。他已过知天命之年，而且身体也不好，患有“渴利疾”，就是一直感到口渴要喝水的病，现代人估计实际就是糖尿病，汉代的司马相如也患有这种病。 五十病夫何所求？何必要掺和进杀戮场自寻死路？裴楷坚决推辞任命，他预料到内乱将起，为了避祸，他要求外放去做地方官，惠帝于是任命他去襄阳接替楚王，做安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一计未成，汝南王就打算蛮干，蛮干的策略很老套，当年武帝就曾玩过。汝南王直接上书惠帝，“奏遣诸王还藩”，矛头还是指向楚王，想赶他出京城。 贾皇后得知这一份奏折高兴坏了，这就是压垮楚王的最后一根稻草啊。贾皇后也使坏，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把这份奏折交与朝臣廷议。 朝臣们看到这一份奏折，脸色全都变了，此时乱表态站错队，小心日后万箭穿心。所以大家都噤口不言，只有卫瓘站了出来表示赞成。 那天朝堂上，楚王的脸色肯定阴沉得可怕，他已经忍无可忍，他仇恨的眼色已经锁定汝南王、卫瓘两人。贾皇后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她已经成功的把火苗点上，现在只要轻轻煽点风，那烈焰就要冲天而起了。 三、洛阳六月又飘血 汝南王已走到人生的尾端，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由谁、在何时打开这扇末日的大门？ 答案竟然是卫瓘。他原本要惩办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没想到这个小人物是碰不得的导火索。 这个小人物叫岐盛，曾经与杨骏关系不错，现在改投在楚王门下，担任楚王舍人。岐盛据说人品不好，“薄于行”，卫瓘“恶其为人，虑致祸乱”，所以打算将他收捕治罪，不料风声走漏了。 岐盛情急之下狗急跳墙，小人物的能量可一点都不小，他与同僚、楚王长史公孙宏商议之后，决定替楚王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他俩找到了风头正健的积弩将军李肇，假称是楚王派来的代表，向惠帝秘奏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要造反。 李肇收到秘奏，急忙回宫禀报，《晋书》上说“后不之察”，意思是说贾皇后没有察觉这是岐盛与公孙宏小人作祟，所以让惠帝下诏诛杀汝南王等。贾皇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确实受人蒙蔽，这个只有天知道了。 整个事件如果仔细推敲，其实布满疑云： 首先，卫瓘上书请求诛杀楚王官吏，这种机密怎么会走漏？ 其次，李肇宿卫殿内，岐盛等人怎么可能说见就见？到底是岐盛、公孙宏主动去找李肇，还是李肇自己送上门来的？ 再次，岐盛、公孙宏平时“为（司马）玮所昵”，得知了危险，为何不向楚王求助，却采用如此极端的方法，将楚王往火坑里推？ 综上种种不合理，已经无法得到解答，只能永远沉入历史的河底。后人只知道，当天黄昏时，楚王收到了皇帝哥哥的密诏，密诏言简意赅：“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 楚王此时肯定是欣喜若狂，忍了多少窝囊气，今天终于要刺刀见红了。但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楚王心中闪过一丝疑虑。楚王说，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得复奏圣上，再次请示命令。 这时宣诏的黄门在历史上定格为一脸奸佞相，他故作神秘，光秃秃的下巴凑近楚王的耳朵，说道：“事恐漏泄，非密诏本意也。”——皇帝给你下密诏，就是想让你衔枚而动、出奇制胜，你如果要复奏，这种机密可能就会漏泄，有违皇帝的本意啊。 楚王被吓到了，心想这机会确实可能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楚王仔细查看了诏书，确定真实无误，楚王于是传令集结本部兵马，并招集北军中候麾下洛阳内外三十六军将领。 楚王治军严整，诸军不久即已到位。楚王进行了一番战前动员，随后他矫诏下了两道圣旨，恩威并济。一道圣旨是罢免汝南王与卫瓘的官职，责令二人交还太宰太保的印绶、侍中的貂蝉帽，遣散所有属官，各自回到封国。 另一道圣旨是赦免汝南王、卫瓘的属官，说“二公潜谋，欲危社稷，今免还第。官属以下，一无所问。若不奉诏，便军法从事。能率所领先出降者，封侯受赏。朕不食言。” 最后楚王分配任务。他命令弟弟，担任步兵校尉的长沙王司马乂领兵把守东掖门；派遣公孙宏与积弩将军李肇带兵去围攻汝南王的官邸，收捕汝南王；派遣另一个弟弟，担任抚军大将军的清河王司马遐率领右军，去收捕卫瓘。 军令下达后，三路人马立即出动，消失在沉沉夜色里。 就当汝南王等人在贾皇后欲擒故纵的罗网中被越收越紧，楚王擂动战鼓、调兵遣将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老谋深算的政坛老手捕捉到了阴谋的气息。 公孙宏建议楚王：“当年宣帝废黜曹爽的时候，与太尉蒋济同车前往，以增加威重。如今大王要做大事，最好也请得朝廷耆宿同往，可以震慑众心。司徒王浑宿有威名，为三军所信服，可邀请其同车而乘，以正出师之名。” 楚王觉得有道理，所以准备拖六十八岁的司徒王浑一起下水。 王浑是几年前齐王攸事件里冲锋陷阵的先锋，并因此被武帝狠狠打了一顿屁股，之后他就变乖了。王浑的父亲王昶是魏曹的司空，王昶给哥哥的两个儿子取名，一个叫“沉”、一个叫“默”，给儿子王浑取字为“玄冲”。从这一堆名字就可以看出老爷子为人处世的态度，王昶还专门写了一篇家训，告诫子侄们要内敏外恕，推逊恭让。 面对楚王的邀请，王浑突然把老父的家训全记起来了。他推辞说自己突发疾病，要回府治疗，一进家门，他就急忙让家兵把大门封上，任何人不得入内。楚王被耍得没脾气，又不好过分勉强，只好作罢。 第二天楚王一死，王浑立刻开门奔赴宫中表忠心，因此没受到牵连。 司徒王浑靠嗅觉灵敏躲过一劫，另一个三公成员，时任司空的陇西王司马泰眼光就不如王浑。杨骏死后，司马泰统领了杨骏的营兵，他得知楚王在行动，马上集结麾下，打算响应楚王。 司马泰的三个儿子：即日后的东海王司马越、南阳王司马模和新蔡王司马腾，都是“八王之乱”中的活跃分子，如果他参与了这次政变，下场肯定与楚王相似，成为贾皇后的弃子，他的儿子们必定会受到牵连，那么整个“八王之乱”历史又将改写。 就在陇西王即将引祸上身的紧要关头，祭酒丁绥劝司马泰冷静，他说：“公为宰相，不可轻动。且夜中仓猝，宜遣人参审定问。”这一劝救了陇西王的性命，司马泰最终没有出兵，从而躲过一劫。 大概以为主动权在自己手中，汝南王不曾想到楚王竟然也会反戈一击。所以当公孙宏、李肇领着禁军包围府第，鼓噪呐喊的时候，汝南王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十分不理解。当时他并没有到束手就擒的地步，惠帝给他的一百骑兵和一千亲兵都还在，帐下督李龙对汝南王说，外面这些人来者不善，请求命令发兵拒敌。汝南王慌得六神无主，不置可否。 没多久，公孙宏等人展开攻势，禁军爬上府院的围墙，占据了制高点，张弓搭箭，另有一部分禁军已翻墙进入府内。汝南王一看这架势，也知道大事不妙。他很吃惊，对公孙宏说：“吾无二心，何至于是！若有诏书，其可见乎？” 公孙宏一听，这老头果然昏聩，死到临头了还没有认准冤家对头，还以为他们是宫里派来的。公孙宏这人也跋扈得厉害，他已经决心血洗这个府院，所以有诏书也不拿出来，对于汝南王的质问他置若罔闻，只冷着脸命令手下进攻。 这时汝南王的长史刘准说：“观此必是奸谋，府中俊乂如林，犹可尽力距战。”可这时为时已晚，战斗呈一边倒的趋势，不多时，汝南王司马亮以及长子司马矩都被生擒。汝南王很委屈，他仰天叹息：“我之忠心，可剖示天下也，如何无道，枉杀不辜！” 依着公孙宏的愿望，汝南王最好死于乱兵之中，却没想到是被生擒，这就有点棘手了，公孙宏虽然是个狠角色，但是让他去亲手加害这位皇帝的叔祖、司马家的亲王、朝廷的宰辅，他毕竟还是胆怯。 他都不敢，手下人更加不敢了，于是汝南王父子被安置在一辆车旁坐着，公孙宏派人去请示楚王。 这一去时间比较长，等到东方既白天都亮了，请示的人没回来；日脚一点一点移向正中，请示的人还是不见踪迹。当时是六月，骄阳似火，汝南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太阳下暴晒，让人看了不由心生怜悯，有士兵把汝南王安置到阴凉处，还有人给汝南王打扇子遮阳。 公孙宏心里焦躁无比，他不知道楚王会下怎么样的指令，万一楚王要与汝南王和解，那他以后就危险啦。想到这，他又不禁有点后悔，不该掺和进这权力之争。 将近晌午的时候，楚王那边终于有回应了，来人老远就大声叫喊：“楚王有令，能斩司马亮者，赏布一千匹。” 公孙宏闻言，大舒了一口气。“赏布一千匹”这个诱饵分量可不轻，看来楚王是铁了心要取汝南王性命的。要知道晋朝承接乱世，币制混乱，铜钱等货币并不被人信任，很多场合大家还是以粮食布匹等实物来进行流通交换，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一千匹布是笔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东晋初年，整个晋朝国库的储备也不过四千匹布，东晋元帝悬赏石勒的首级也是一千匹布，汝南王的人头与敌酋同价。 利益当前，那些禁军士兵露出了狰狞本相，打扇遮阳的温馨场面瞬间变脸，一群士兵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将汝南王司马亮和他的长子司马矩乱刀砍死。 汝南王父子的尸体惨不忍睹，“鬓发耳鼻皆悉毁焉”，尸体被随意弃置在府第北门处的墙边。 就在公孙宏等人进攻汝南王府的同时，清河王司马遐也领着禁军直奔太保官邸。 与汝南王一样，卫瓘对迫在眉睫的无妄之灾也一无所知。当清河王手里拿着圣旨出现在官邸门前时，卫瓘和他的三个儿子卫恒、卫岳、卫裔，还有五个孙子围坐餐桌，一家人其乐融融，正在吃饭。 清河王是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据说他“美容仪”，幼年表现出色，所以“武帝爱之”，可惜他“长而懦弱，无所是非。性好内，不能接士大夫”。因此在这次收捕卫瓘的行动中，清河王只是名义上的总指挥，真正的决策权在他的助手右军督荣晦手里。 楚王给清河王配上荣晦这样的助手是别有用心的。荣晦与卫瓘有旧怨，当年卫瓘担任司空的时候，荣晦是他手下亲兵的帐下督，后来因为犯了过失，被卫瓘斥遣了。荣晦是睚眦必报的小人，一直耿耿于怀。楚王派他去收捕卫瓘，那是借刀杀人。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局中局，荣晦是楚王手中的一把刀，楚王又是贾皇后手中的一把刀，大家都提着寒刃屠戮弱者，谁都不是无辜的。即使是如今已沦为的案上鱼俎的卫瓘，在二十多年前也使过借刀杀人的诡计。 那是魏曹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不久，攻灭蜀汉的两大功臣邓艾与钟会，还各自带着军队驻扎在成都。邓艾这人绝对是个人才，但是他的为人处世远逊于他的治国才能。邓艾居功自恃，与同僚关系很僵，这个缺点虽然惹人讨厌但不致命，致命的是他竟然忠诚过度，擅自承制拜官。钟会一直盘算着要造反，因此他趁机向司马昭污告邓艾谋反。 同行是仇敌，司马昭立刻命令监军卫瓘逮捕邓艾父子，用槛车押送到京城来。 邓艾被捕，钟会没了心腹大患，马上原形毕露造了反，但他的叛乱随即被卫瓘讨平。卫瓘诛杀钟会后，控制了蜀中局势，当时邓艾还在押解的途中，许多邓艾的老部下纷纷替主帅叫冤。卫瓘当然明白邓艾是冤枉的，但是，当初污蔑邓艾造反他也有份，卫瓘担心邓艾日后会报复，于是决定斩草除根。 邓艾有个老部下叫田续。当初邓艾进攻江由，田续领着队伍没有及时跟上，差点被邓艾斩首。卫瓘知道田续怀恨在心，特意派他去追赶邓艾的槛车，悄悄地示意说：“可以报江由之辱矣。”结果邓艾父子被田续杀害在绵竹三造亭。 卫瓘杀了邓艾之后，心里也曾后悔。同朝为官的杜预在谈论此事时，批评说：“卫伯玉（卫瓘字伯玉）的结局堪忧！他身为名士，居于统帅之位，既没有德政，又不能御下以正。《周易》上所谓的‘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卫伯玉难逃此责，情何以堪？” 卫瓘回朝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杜预忏悔，但是大错已经铸成，无法补救。 杜预的预言在二十八年后应验了。 公孙宏收捕汝南王是靠蛮力强攻，虽然是作恶，倒也不失磊落；相比之下，荣晦则完全是小人行径，他收捕卫瓘靠的是骗。 卫瓘与汝南王一样，也有一千亲兵在府内护卫，荣晦在大门之外，大声宣读楚王写的假诏书，要求卫瓘交还太保的印绶，免官回第，并一再保证不会伤害卫家人性命。 卫府中人都觉得事情诡异蹊跷，怀疑荣晦手中的诏书有假，都劝卫瓘发亲兵抵抗，等天明后把事情搞清楚再投降也不迟。他们说：“礼律刑名，台辅大臣，未有此比，且请距之。须自表得报，就戮未晚也。”而卫瓘犹豫不决。 正在僵持间，卫瓘的儿子卫恒发现禁军中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叫何劭，是前太傅何曾的儿子，何氏父子因为生活奢侈而青史留名，实则人品也很差。何劭的女儿嫁给卫恒的哥哥，卫恒透过墙孔向何劭悄声询问凶吉，何劭明知卫家这次凶多吉少，却偏偏不说。卫恒素来有名士气质，以为这次不过又是免官，免官就免官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卫恒回到饭桌前，继续吃饭，卫瓘下令打开府门。 清河王等人涌进府第，荣晦站在中门下，再次宣读诏书，再次保证了只是承诏免官。 荣晦收走了卫瓘的印绶貂蝉，随即他脸色一变，严令卫瓘带领家人搬出府第。荣晦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抄录着卫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姓名。荣晦逐一点名，发现缺了两人，原来卫恒的幼子卫玠从小体弱多病，那晚他在哥哥卫璪的陪同下在外就医，兄弟俩得以幸免于难。 结局虽然不是大圆满，但谅那两个漏网的小孩子也兴不起什么风浪。荣晦一挥手，上来一堆士兵，两个挟持一个，把卫家人捆绑起来。 这时卫家的亲兵已经被控制，卫瓘的从僚们也都已投降。荣晦无所顾忌地露出了青面獠牙，他纵使士兵洗劫了卫府，然后，荣晦把卫家人拖拽到东亭道北围守，就着清风明月，不论老幼，全部斩首。 四、过河卒子 洛阳城笼罩在肃杀悲凉的气氛之中。 半年之内，前后三位辅政大臣遭罹灭门惨祸，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作为两次政变的直接指挥者，楚王司马玮的声威在这一晚达到了最高点。 但是楚王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欢愉。所有受到权力蛊惑的人都是欲壑难填的，这种欲望会使人一叶障目，看不到陷阱。杨骏已经倒下了，汝南王正在引颈就戮，楚王也已经走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 推波助澜的依然是岐盛，《晋书·楚王玮传》里说他怂恿楚王：“宜因兵势，遂诛贾、郭以正王室，安天下。” 如果这段史料是真实的，那么岐盛实在是个可怕的小人物。他是引发这场政变的因子，现在他又要将这场政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表面上来看，他俨然是这一场政变的导演，他先骗得了贾皇后的诏书，逼得楚王对汝南王下杀手，然后，又趁着楚王骑虎难下，引诱他去杀贾皇后，独掌大权。 但岐盛真有那么大能量么？ 未必！ 岐盛再能折腾，也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小人物，劝王爷引兵向宫阙，这是离间皇家骨肉的重罪，是要被拖到铜驼街前活活打死的。 前面说过岐盛曾经党于杨骏，他竟然不仅没有受到杨骏的牵连，反而成为楚王心腹，可见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这个常人不能及的长处，就是他特别能揣摩人心。他之所以敢对着楚王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些话是楚王的心声。岐盛其实只是一张嘴，从这张嘴里说出来的全是楚王的心里话。 在这场政变里，楚王看似是承诏行事，是被动的。这实际是个假象，在贾皇后想利用楚王铲除汝南王的同时，楚王也想利用贾皇后，扫清他的障碍。 楚王是有野心的，对此他与贾皇后心照不宣。让我们仔细推敲贾皇后下给楚王的那份诏书，就可以发现端倪。 诏书是这么写的：“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 这意思很明白：太宰、太保要行废立之事了，楚王你该出手了，招集皇帝的弟弟们保卫皇帝，阻止并废黜两位辅政大臣。 但这份诏书有两个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第一个不合理之处是：诏书中为什么要用“伊、霍之事”这样的字眼。 “伊”是指商代伊尹，“霍”是指汉代的霍光。商代的第四任王太甲无道，伊尹将他流放，三年之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又将他迎回，复立为王；霍光受汉武帝托孤辅佐汉昭帝，昭帝驾崩时没有皇嗣，霍光就迎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后来发现昌邑王不成器，于是当机立断废黜皇帝，改立武帝玄孙刘病已，是为汉宣帝。 伊尹、霍光两人的共同之处是都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废立过皇帝，他们两人是史上公认的忠臣，他俩的废立之举历来被肯定，被说成“废无道立有道”。 如果要说汝南王、卫瓘等人犯上谋逆，应该把他们比做王莽才对。诏书中把他俩说成伊尹、霍光，那就等于在说当今的皇帝司马衷是无道之君啊。皇帝下诏暗示自己被废是合理的，汝南王、卫瓘要做的事情是正义的，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个不合理之处是：为什么让楚王招集“淮南、长沙、成都”参与行动？ 要知道，当时淮南王远在寿春，另外两个王爷都还年幼，长沙王司马乂才十六岁，成都王司马颖才十五岁，手里也没什么权力，这三个亲王是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的。当时真正对政变有用的宗室是中护军东武公司马澹，诏书中并没有提及，却特意点了这三个王爷的名，似乎这三个王爷参与政变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 如果不把这一张青纸看成皇帝下达给臣子的诏书，而是看成一封家信，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个家不是指整个司马宗室，而是指宗室中皇帝嫡系，这是哥哥下给弟弟的一封求救信。 从字面上解读这封求救信，说的是：哥哥的地位有危险，弟弟要起来保卫兄长。实际上，信的内涵不限于此。 司马衷不能算是无道之君，但却是众所周知的无能之君，不堪社稷大任，汝南王要废掉无能的皇帝，这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如果仅仅“废无能”，那么汝南王的“伊、霍之事”只进行了一半，他还必须得“立有道”。这个“有道”之君必须是武帝的嫡系，他必须贤明、有声望，能合理的继承皇位，并且不引起争议。 当时朝中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呢？有啊。这个人早已进入大家的视野，当他还是个儿童的时候，武帝就已对他寄予厚望，说“此儿当兴我家”！武帝说他的气质和长相都像先祖宣帝司马懿，武帝已经迫不及待地替他预订好了晋朝第三任皇帝的宝座。 这个人就是皇太子司马遹。元康元年司马遹十四岁，一年前他就已经行过冠礼，按古时候的标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到此先解开第一个疑问，贾皇后在诏书中用“伊、霍之事”四个字，是想告诉楚王：汝南王要废黜你哥哥，立你的侄子提前接班。 对整个国家而言，傻皇帝退居二线做太上皇，让聪明的太子提前上岗，这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但是，太子提前继位绝对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一部分人宁愿傻子当皇帝，也不希望看到太子坐上龙椅。 贾皇后当然包括在这一部分人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团体不仅仅有贾皇后及其党羽，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的面目闪烁其中，隐蔽得就比较深了。 司马衷唯一的儿子司马遹后来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被贾皇后害死，司马遹的两个儿子司马臧与司马尚，先后被立为皇太孙，但后来都死于非命。司马衷的子嗣死绝之后，侄子司马覃被立为皇太子，但不久司马覃也被废黜，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弟。皇嗣的帽子跳来跳去，最终还是跳到了武帝的儿子、惠帝的弟弟头上。 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是十三年之后的事，他克服了重重阻碍，才达到了做嗣君的目的。 但是在十三年前的元康元年，太子司马遹还没生儿子，横隔在惠帝诸多弟弟与嗣君之间的唯一障碍，就是司马遹本人。只要是司马衷做皇帝，楚王等人就还有希望，毕竟本朝是有“兄死弟及”先例的；但如果司马遹做了皇帝，肯定没有侄子传位给叔叔的道理，那么楚王等人的皇帝梦想就彻底破灭了。 第二个疑问也因此解开，贾皇后的完整意思是：汝南王要废你哥哥，立你的侄子提前接班，到时候你们兄弟就彻底没有指望啦。所以，一定阻止汝南王。 这就是元康元年六月的政变中，楚王对汝南王等痛下杀手的真实原因，这也是楚王被贾皇后看穿的软肋。因为这个非分之想，楚王搭上了他的年轻的性命。 楚王丝毫没有察觉，随着汝南王、卫瓘的殒命，他的项上人头也已经开始松动，在某个深邃的黑暗中，贾皇后偷偷露出狰狞的微笑，按着她写的剧本，这幕戏应该要收场了，唯一还欠缺的谢幕工具，就是楚王的鲜血。 第二天，楚王司马玮擅自发兵，深夜杀害辅政大臣图谋不轨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洛阳城。 三个月前刚血洗过一次，难道兵祸又要降临？洛阳城内的百姓心里充满恐惧，屏住呼吸，看楚王有什么举动。宫城再一次戒严了，不愿意站错队的朝臣们纷纷赶来表明立场。 裴楷赶来了，气喘吁吁神情委顿，他已被任命为安南将军，但还没来得及出发去襄阳政变就发生了，随他一起进宫的是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名字叫司马羕，是汝南王的小儿子。 裴楷绘声绘色的讲述了他昨晚的遭遇，他是如何得知楚王要兴兵杀戮大臣，他又如何预料到楚王一定会派人来杀他，然后他如何单车入城，如何在屠刀下救出司马羕，如何带着这个八岁的小孩子四处躲藏。他逃到岳父司徒王浑家，楚王的人就追到王浑家，他赶紧换地方，一个晚上换了八个地方，才侥幸大难不死。 裴楷在讲，一旁的司马羕声泪俱下。朝堂上充满了悲愤之情，朝臣们个个表情凝重，义愤填膺。 不久，司徒王浑也进宫来，他的证词进一步证明了裴楷控诉的真实性。最后，司徒王浑正色质问惠帝，有没有下诏命令楚王诛杀汝南王？ 惠帝一脸无辜，说怎么可能，汝南王德高望重、忠君爱国，并且是朕的叔祖，朕怎么可能忍心杀他？ 既然如此，真相就水落石出了：楚王司马玮矫诏杀戮大臣。 矫诏已经是一项重罪，杀戮大臣更是罪在不赦，两罪合一，即使楚王是先帝之子，皇帝的亲弟弟，也不能免死了。 楚王的罪行虽然确定，但朝臣们心情只有更加沉重。他们随即想到，楚王麾下的三十六军占领了洛阳城，宫城之外已经是楚王的势力范围。楚王没有杀进宫来，已经属于万幸。朝廷此刻哪有能力声讨楚王的罪行？朝臣们愁容惨淡，替自己的性命担忧。 疾风知劲草，这时太子少傅张华让董猛传话给贾皇后，说：“楚王已经杀害了两位辅政大臣，天下威权都出于楚王了，如此一来皇帝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应该当断则断，用‘专杀’的罪名诛杀楚王，以绝后患。” 这是正确的废话，现在的棘手的问题不是楚王该不该杀，而是该怎么样杀？ 贾皇后假痴不癫，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她问，如今这局势，诛杀楚王谈何容易？ 张华说有办法：“楚王矫诏擅自加害二公，事发仓促，手下将士都以为这是皇帝的意思，才跟随他。如今可以派人持‘驺虞幡’使禁军解严，必定望风披靡。” 驺虞是传说中的一种瑞兽，外形像有黑条纹的白色老虎，尾巴有身躯那么长；幡是一种狭长而垂直悬挂的旗帜。驺虞幡就是绣有驺虞图样的旗幡，这是皇帝和经皇帝授权才能持有的一种幡，持幡者如同持节，可以代宣皇帝的旨意，通常用于制止干戈。 惠帝于是派殿中将军王宫出宫城，手持驺虞幡，高声宣布“楚王矫诏！”另外，惠帝派车骑司马贾模领二百殿中虎贲，去拘捕楚王司马玮。 驺虞幡的威力立竿见影，宫城外的禁军见到此幡，纷纷丢下武器作鸟兽散。不多时，楚王身边的人跑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个十四岁的贴身小厮。楚王没料到局势逆转得如此之快，惶恐中慌不择路，他坐上牛车准备去哥哥秦王司马柬那儿避难。 途中楚王遇到了惠帝派来的谒者，谒者传旨令他回到武贲署的军营内等候处分。这时的楚王孤家寡人，已插翅难飞，他乖乖地回到武贲署被逮捕，被交付给廷尉议罪。 惠帝下诏，说楚王司马玮矫诏杀害汝南王、卫瓘父子，又意图诛灭朝臣谋图不轨，罪恶浩天，处以斩首极刑。 楚王当即被拉到城东牛马市刑场，临刑前，他掏出怀中的青纸诏书，给监刑的尚书刘颂看，哭着说：“我是奉诏行事，以为是为了江山社稷（而杀汝南王等），如今竟然因此获罪，我是先帝的儿子，竟然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希望你能替我申冤。” 刘颂何尝不明白楚王是遭人暗算的，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听了楚王的遗言，刘颂唯有陪着他一起哭，“歔欷不能仰视”。 据说楚王行刑的时候，天地变色狂风飙起，霹雳闪过天空，雷雨倾盆而下。楚王年仅二十一岁，他平时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楚王的死讯传开后，百姓“莫不陨泪”，甚至有人为他立祠。 惠帝也在楚王死后，下了一份诏书表示哀痛：“周公决二叔之诛，汉武断昭平之狱，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玮已伏法，情用悲痛，吾当发哀。” 至于惠帝是不是真的很哀伤，那只有天知道了。 五、从此公卿皆姓贾 元凶楚王已经伏辜，帮凶也要追究责任，公孙宏和岐盛都被“夷三族”。 清河王司马遐对卫家的惨案负有直接责任，可是他没有受到任何处分；长沙王司马乂当晚领兵守东掖门，没有直接参与杀戮，却被贬为常山县王，随即被赶出洛阳，奔赴常山国。兄弟俩的待遇如此不同，原因在于司马乂是楚王的同母弟弟。 被追究责任的还有一些与此次政变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人，比如司隶校尉傅祗，他被免除了官职，罪名是“闻奏稽留”，言下之意是听到风声没有及时禀报。 司隶校尉是汉武帝时设的官名，在汉朝时职权很大，“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但到了晋朝，司隶校尉已徒有虚名，监察京畿的重任交给了河南尹，司隶校尉只对京城的治安负有限的责任。惠帝的意思是，昨晚闹出这么大动静，你傅祗身为司隶校尉，竟然毫无作为，也没有及时上报朝廷，渎职！当免。 惠帝下这道诏书的时候，可能忘了宫城的门禁是最严格的，入夜之后，除非是被宣诏入宫，臣子是没有办法进入宫城的。而且，满大街都是禁军，傅祗一介书生，手下只有可怜兮兮的一百从事官员、三十二名士卒，除了当炮灰还能起什么作用？ 如果惠帝确实痛下决心要彻查，任何官员有恶必究，那也无话可说，毕竟傅祗的确有渎职之处。偏偏惠帝一转身又下了另一道诏书，赦免“为楚王所诳误”的人，只要不是与楚王同谋的人都免除罪责。积弩将军李肇等一干贾皇后的心腹因此被免罪，那晚跟着公孙宏等围攻汝南王府的禁军将领也被免罪。 最离谱的是，作为制造卫瓘灭门惨案的直接凶手，右军督荣晦竟然也在赦免的范围内。 这种只问狐狸不问豺狼的作法，引起受害家属的极大悲愤，卫瓘的女儿给朝臣们写信，质问衮衮诸公：“先父身为公爵宰辅，却死得不明不白，连个谥号都没给，就与普通百姓一样。如此惨绝人寰的灭门冤案，满朝文武却全都缄默不语，难道无人该为这变乱负责？我内心悲愤感慨，特地写信向你们问个明白。” 此举可以看出，卫瓘的女儿也是胆气过人的巾帼英雄，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当年差点嫁给司马衷的那一位。如果是她嫁给司马衷，晋朝的历史也许就不会如此悲惨了。 这些信件如泥牛入海。楚王一死，贾皇后就全面把持朝政，朝中谁不知道卫瓘是贾皇后的仇人？所以个个敛手噤声，不敢替卫瓘申冤。 逼于无奈，由卫瓘的主簿刘繇出面，敲击设在宫城大门旁的登闻鼓，直接告御状请治荣晦死罪，最后朝廷迫于压力，将荣晦夷三族。 后来朝廷又给汝南王与卫瓘恢复名誉。 汝南王的丧礼如安平献王孚故事，庙设轩悬之乐，享尽哀荣，“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袭，钱三百万，布绢三百匹。” 汝南王的王爵由长孙司马祐承袭，另外，朝廷施恩加封汝南王的八岁幼子，就是那晚大难不死的司马羕为西阳王。 卫瓘生前是菑阳县公，现在无辜受祸，朝廷为表示抚恤，给他增邑三千户，改封为兰陵郡公，赠假黄钺。由幸存的长孙卫璪承袭爵位。 该杀的杀了，该赏的也赏了，该抚恤的也已经安抚完毕，元康元年六月的政变正式落下帷幕。 不久，朝廷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这也是本年度的第三次组阁。 在禁军军权方面： 以贾谧为后军将军； 以郭彰为右卫将军； 以裴兼任右军、左军将军如故； 中护军是东武公司马澹； 北军中候是琅琊王家的王衍。 在处理朝政方面： 以张华为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 以琅琊王家的王戎为尚书左仆射； 以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 贾谧、贾模、裴、郭彰都任侍中，干预政事。 光看名单也许不容易看懂，那阐述一下以上人物的内在联系： 侍中、后军将军贾谧是贾皇后妹妹贾午的儿子，是贾充的嗣孙； 侍中、右卫将军郭彰是贾皇后的从舅； 侍中贾模是贾皇后的从兄； 侍中、右军、左军将军裴的姨妈，就是贾皇后的母亲郭槐； 中护军东武公司马澹，他的妻子是贾皇后的内妹； 尚书左仆射王戎，是裴的岳父； 北军中候王衍，他的妻子郭氏是贾皇后的姨妈，后来他的女儿还嫁给了贾谧。 看了这份名单，试问谁才是元康元年一系列政变的最终受益者？ 答案一目了然。 细数元康元年的两次政变，有一个人物虽然没有正式登场，却始终影响政变走向。这个人就是太子司马遹，他是无数人的希望，也是无数人的梦魇。无论希望也好梦魇也好，都让他不堪重负。对于他的争夺与陷害实际从元康元年就已经开始，他俨然是两起政变未出场的主角。 爷爷武帝司马炎爱他，所以害了他。武帝亲手制造了一个火山口，让爱孙坐在上面，他以为替爱孙预订的是晋朝第三任的皇位，实际上，他预订的是一把把霍霍作响的屠刀。 太子司马遹的存在，不仅妨碍了嫡母贾皇后，还妨碍了他那众多手据重兵的叔叔。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元康九年（公元299年）贾皇后陷害太子的时候，他那些位高权重的叔叔，如淮南王司马允、成都王司马颖，没有能够及时的去拯救他的性命，非要等到他被贾皇后害死了，赵王伦执掌朝政了，才想起了自己的责任，义愤填膺的兴兵勤王。 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太子司马遹命运的基调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那注定是个悲剧，而他个人的悲剧最终导致了整个民族的悲剧。 元康元年九月甲午，大将军、秦王司马柬薨逝。 冬十二月辛酉，京师洛阳发生地震，元康元年在刀光剑影中踉跄而行，最后以地动山摇的剧烈方式完成了谢幕。二个月之后，前太后杨芷饿死在金墉城。 至此，一切与失败的杨家、失败的宗室有关的人物，都已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收拾掉残骸，冲刷掉血迹，中场休息过后，这目名为“八王之乱”的血腥历史剧将上演更血腥的第二场。 这个中场休息时间安排得比较长，从元康二年（公元292年）起，至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有整整八年。 第四章　愍怀太子 一、杜锡坐针毡 元康九年（公元299年），京兆人杜锡三十岁。在而立之年，他的仕途却跌到了谷底，他的新官职是卫将军长史，这是一个官秩不足六百石的小官，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称。 杜锡是晋朝屈指可数的万户侯之一，虽然他的当阳县侯爵位并非奋斗得来，而是承袭父亲杜预，但是他“少有盛名”，入仕之后起家长沙王司马乂文学，后来又担任太子舍人，总体来说仕途稳健、前途可观，怎么就忽然摔个跟头，由皇子、太子的属官贬为卫将军的从吏呢？ 杜锡每次想到这个问题都觉得郁闷无比，膝盖隐隐作痛，他当然知道自己遭贬官的原因。那原因就是他的性格“亮直忠烈”，在担任太子舍人的时候，他屡屡规劝太子司马遹修德进善、远离奸佞。他太多事了，上头有人不喜欢。 早在贬官之前，杜锡已经受到警告，这个警告来自太子司马遹本人，太子司马遹嫌他太聒噪，就在他平时常坐的毛毡里扎上钢针。晋朝人在正式场合的坐姿是双膝前跪，坐于大腿之上，屁股及踵。杜锡第二天来到东宫，双膝跪下，钢针入肉当即血流一地。此事流传后世，产生成语“如坐针毡”。 太子佯装不知。隔了几天之后，太子问杜锡：“前几天你怎么受伤了？” 杜锡很有教养，恭而有礼，他答道：“那天喝醉了，不记得。” 太子脸色一变，满脸都是促狭成功、将人一军的得意表情，他说：“谁让你老喜欢教训我！给你点颜色瞧瞧，你这是自作自受！” 如果是孩童作此恶作剧，可以视为童心无知，一笑哂之，但此时太子年过二十，并且已为人父。身为皇嗣，忠佞不分睚眦必报，这样的人将来如何君临天下？ 杜锡语塞了，他看着眼前这张俊美，但是杂糅了阴冷、残酷、狂妄诸种表情，因而显得扭曲的脸，想起这张脸的主人曾经流誉天下，先帝曾经以此人为豪，说“此儿当兴我家。” 这两人是同一人么？ 杜锡再放眼看这东宫。 正殿里，小孩子的玩具、种种奇技淫巧的稀奇玩意散落一地，这是太子为了哄爱妾蒋美人与爱子司马虨开心，而特地买来或者亲手制作的，与此同时，诗书典籍却堆在角落里沾满了灰尘； 后园中，住着一大群出身卑贱的佞人，他们每天陪太子嬉戏，变着法子引导太子荒废时日。耳濡目染中，太子也日渐沾染市侩小人的习气，变得易怒、缺乏自控能力，稍有不称心，就不顾身份地对手下大打出手；太子还时常命令左右宫人驾着车马在宫中奔驰，然后突然割断马鞅，看宫人跌落下马时惊恐的表情，以此为乐； 最不成体统的是，太子命令宫人随从装扮成商人小贩，在东宫内扮菜市场玩。太子的生母谢夫人出身屠夫家庭，太子最喜欢扮演的角色就是屠夫，而且他把聪明才智都用在卖肉上，做生意不用秤称，“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太子还把东宫厨房里的蔬菜、篮子、鸡、面等物，拿到洛阳西园菜市去卖，以此牟利。这种事情一百五十年前的汉灵帝也做过，众所周知，汉灵帝是个昏君。 种种胡作非为，搞得东宫鸡飞狗跳、乌烟瘴气。杜锡看得心寒，他想不明白惠帝何以对太子的行为不闻不问？他也想不明白太子天姿如此优异的佳儿，肩负着江山社稷重托、祖宗厚望，何以自甘堕落到这种田地？ 十几年前，杜锡也遇到过一些想不明白的事情。那时他的父亲杜预出镇荆州，总是搜罗奇珍异宝去贿赂洛阳的权贵，杜锡很奇怪，问：“您如今深得皇帝信任，爵至万户侯，洛阳那些人不可能给您再带来什么益处，何必再给他们送礼？” 当时杜预很无奈的回答：“只要他们不陷害我，我就已很满足，哪敢再奢求有益处。” 杜预是个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他扮演过的社会角色用现在的头衔来标记，可以称之为军事家、政治家、工程师、学者以及文人。除此之外，他还是修身励节的名士，还是个书痴，雅好读《左传》。《晋书》上评论杜预“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 杜锡则去其父远矣。杜锡在父亲熏陶下，也是个谦谦君子，但他只学到父亲的前一半本事，最为关键的“敏于事而慎于言”，则明显没有学到，杜预又死得早，无人再来指点杜锡政治上的鬼蜮伎俩。 而且杜锡还是个“老来子”，他的几个兄长都是庶出，直到杜预四十八岁那年，正妻才生下这个嫡子。在古代四十八岁可以算是老年，杜锡后来也只活到四十八岁。“老来子”都是掌中之宝，贤如杜预也未能免俗，所以杜家父慈子孝其乐融融。杜锡在和煦相爱的家庭中长大，自幼饱受孝礼仁义的渲染，自然不愿意相信世间会有骨肉相残这种事情，自然也无法理解长年生活在阴谋诡计之中，长期受压抑之人的心灵扭曲。 上述原因造成的后果就是：杜锡枉比太子年长八岁，政治上却很不成熟。 太子虽年轻，却身经百战，早已久病成医。太子对于自己的真实处境观若洞火，表面上来看，他是嗣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身份尊贵无比；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软禁在洛阳东宫的待罪囚徒，不知哪一天祸从天降，就会死无葬身之所。 这不是杞人忧天。 八年前，也就是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太子十四岁，已到了记事的年龄。他应该记得三月辛卯那天，白昼一切如常，太子太保杨济的脑袋还牢牢长在肩膀上；入夜之后风云突变，后来被进爵为王的东海公司马越脸色铁青的出现在东宫，集结东宫左、右卫率麾下五千精兵，严阵以待。 没过多久，杨济慌里慌张的出现在东宫殿前，司马越下令关闭宫门，瓮中捉鳖。勇武有力的杨济做了没有意义的困兽之斗，最终受伤被擒。当杨济被拖拽着离开东宫的时候，太子看见他脸上有血、面如死灰。 几个时辰之后，杨济就身首异处了。同一天毙命的还有他的哥哥杨珧、杨骏，以及他们的亲信党羽一千多人，洛阳城血花四处开放。 十四岁的太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夜晚的意义无比重大，八年之后，二十二岁太子回想往事，痛彻心扉，背上全是冷汗。就在那个夜晚，他的人生被彻底篡改了。 太子司马遹五岁时，祖父司马炎一厢情愿地替他编写无比灿烂的命运剧本。按照这个剧本，司马遹将由广陵王、皇太子，循序渐进，最后顺利坐上龙椅御宇天下。可惜司马炎所托非人，由于杨骏的贪权、昏聩，这个剧本演到一半就停滞了。元康元年三月的杀戮之夜，这个剧本被完全抛弃，面目可憎的后母贾皇后接手掌管太子的命运。 长得丑并不可怕，要命的是贾皇后的心计比长相更让人不寒而栗。成年后的太子心中雪亮：若非当时年幼懵懂，自己将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前台，和贾皇后刺刀见红。 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能否胜过贾皇后？太子手心冒汗，完会没有信心。 想想吧，精明练达如卫瓘、德高望重如汝南王、年轻勇猛如楚王，三个不同类型的对手同时陷入贾皇后的连环局一朝殒命。而更恐怖的是，这三人至死都没有认清仇人是谁，遇上这么可怕的一个敌手，真是太不幸了。 八年过去了，杨骏、卫瓘、汝南王、楚王等人坟头木拱，尸骨估计也已经腐烂得所剩无几。当今这天下名为姓司马，有一半已经姓贾，若说贾皇后还有什么不满意？恐怕就只有嫌他这个太子晃来晃去，碍着她眼。 太子心知肚明，他们母子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场恶战。太子脚下是一条流血的帝途，这是他五岁时就被安排好的宿命。 祖父司马炎的幽灵在他背后隐现，发出声声叹息，不知道是不是表示后悔。 元康九年，武帝的尸骨正在峻阳陵的地宫中腐烂，武帝朝的重臣多数已经死亡，残留的一些老朽也近乎冡中枯骨。晋朝的朝堂已经洗刷一新，武帝时代的痕迹残留无几。 贾皇后肯定是不喜欢武帝时代的，对她而言，那个时代标志着委屈、羞辱，一想起来就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拿鞭子抽人。横亘在贾皇后面前的最后一个障碍就是太子司马遹，这是武帝的得意之作，也是郁结贾皇后胸口十几年不散的心病。 首先，太子司马遹的出生，就是在提醒贾皇后：你曾经失败过。 那时贾皇后还是东宫太子妃，在自己生下嫡子之前，她严防死守，绝对不允许其他女人为司马衷生儿育女。贾皇后当年在东宫布满眼线，发现有人怀孕就用尽手段将胎儿打掉，甚至不惜亲手杀死孕妇。此等行为曾经引起武帝的震怒，贾皇后差点因此被废黜。 咸宁四年，谢才人突然被武帝招回西宫。对此贾皇后没有放在心上，因为谢才人年纪大、姿色平常，贾皇后并未将她列为威胁对象。谁曾想谢才人回到西宫不久就生下了司马遹，武帝心思慎细，害怕这皇孙回到东宫遭人毒手，就秘密养在西宫，不仅把贾皇后蒙在鼓里，连司马衷都毫不知情。 司马遹在祖父身边长到三四岁，某日司马衷去朝觐，正逢武帝正在宫里含饴弄儿、享受天伦。 武帝对司马衷说：“我最近很努力，给你添了好几个弟弟，你们兄弟握握手，认识一下。” 武帝在太康年间后宫人数暴涨，儿子数量也暴涨，好几个皇子和司马遹年龄相仿，比如长沙王司马乂只比司马遹大一岁，成都王司马颖就与司马遹同岁，像吴王司马晏、怀帝司马炽等人，比侄子司马遹要小四五年。 听了武帝的话，司马衷于是一个接一个的握手，司马遹混在众多叔叔的队列里。孩童的手肉嘟嘟，手感还不错，司马衷一路握下来，将到司马遹，武帝急忙喊停，武帝说：“这是你的儿子。” 司马衷这才知道自己已为人父好多年，也不知道他是否会感到惊喜。司马衷回东宫一报告，贾皇后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皇孙养在西宫，她鞭长莫及。 贾皇后因此恨死了谢才人。惠帝登基之后，贾皇后将谢才人打入冷宫，不仅不许惠帝与她见面，就连司马遹想看望生母，贾皇后也不允许。算起来，他们母子有近十年没见面了。 由于武帝的宠爱，也因为司马遹是惠帝唯一的儿子，所以司马遹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如此一来火上浇油，严重损害贾皇后的牙眼，此中原因已在第二章中分析过，不再赘述。 因此这近十年来，贾皇后视司马遹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着拔之而后快。 除患应趁早，以防夜长梦多。贾后全面掌握政权是在元康元年六月，至今已有近九年的时间，贾皇后为何一直隐忍着不动手？ 不是贾皇后不忍心，而是老天不配合。贾皇后有苦衷：她始终没能为惠帝生出个儿子来，司马遹是惠帝朝唯一的皇子，废了他，立谁为嗣呢？ 说来可怜，这十年来，太子的身家性命一直维系在贾皇后的子宫之上。 二、洛阳街头的艳遇 《晋书·贾后传》里有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洛南盗尉部的一个小吏，小吏长得不赖，“端丽美容止”。 盗尉部是晋朝城市内一个基层治安机构，归洛阳令管辖。晋朝的普通百姓除了要按时缴纳税赋、服力役，另外还有一项义务就是“补吏”，所谓“盗尉部小吏”并非正式公务员编制，充其量不过是在盗尉部听使唤、打杂，相当于如今在派出所兼作杂工的城管。 这小吏长得帅，不过长得再帅的城管也还是城管，家穷，地位低下，突然有一天，人们意外发现他有“非常衣服”。这个“非常衣服”不是指奇装异服，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这衣服很贵，不是城管这种穷小子能买得起的；第二层含义是这些衣服是有身份的人才可以穿的。古代服饰也是礼仪大防，不同出身、不同爵位官职的人穿不同质地、图纹的衣服，穿错了衣服就是“违礼”。 “违礼”分两种，一种是身份高贵的人穿了低贱的衣服，这是“失仪”。如果在居家生活中失仪，问题并不大，但如果在正式场合失仪，轻者被呵斥，重者丢官降爵； 另一种“违礼”，是低贱的人穿了高贵的衣服，这是“僭越”。僭越的后果一般比失仪严重，如果不是亲王，一不小心穿了带龙凤图样的衣服，脑袋十有八九是保不住了；即使是亲王，那龙的长相、姿态、脚趾的个数，也有严格的规定；在明清两代，穿明黄色的衣服招摇过市，那是要被拖到衙门打板子的。即使是最最普通轻微的僭越行为，也会遭来斥责、笞打、剥衣服的待遇。 晋朝法律对于“僭越”有严格的规定，“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缋”。朝廷对于百姓的僭越行为检查得相当严格，武帝常常派人微服出宫，观察风俗。《晋书·良吏传》里描述太康年间担任司隶校尉的变态官员王宏，他派遣从吏在大街上拦截百姓，让他们脱衣检查有没有穿不该穿的，连妇女的内衣也不放过。 人们发现小城管竟然藏有的昂贵的“非常衣服”，都怀疑这些违禁品来路不正，是偷来的。按照那时的司法程序，如果换了别人，下场估计就是拖到盗尉部一顿暴打，然后盗贼认罪、赃物充公，被盗尉部公务员们瓜分掉。小城管比较幸运，盗尉部的片警一看，嗯，是熟人！就给他机会辩解一下。当时周围已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百姓，小城管稳定一下心神，向大家讲了一个晋朝版本的“天方夜谭”。 “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行走，”小城管说，“忽然有个老妪鬼鬼祟祟地对我说，她家里有人得了疾病，巫师占卜说，需要城南的少年相助压压邪，病人才能痊愈。老太婆想请我帮忙去邪，说必有重谢。” “我看了一下，这个老妪衣着光鲜，像是个有身份的人。因为一来酬金很高，被她说得心动，二来我也好奇，于是就跟着老妪上了路旁的一辆大车。这车十分华丽，车厢十分宽敞，还设有帷幄。坐了一会儿，老妪让我钻进一个簏箱，车继续行驰大约十多里，经过了六七道门关，然后停下。老妪说，到了。” “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小城管咽了一下口水，“我从簏箱里爬出来，天呐！满眼全是高大华美的殿堂，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远处云端，还有数不清的楼宇，造得精巧好看。我当时就傻掉了，问这是哪儿？那老妪却不知道去哪儿了，来了一个年轻的侍女，嘿嘿，那侍女可真漂亮！侍女回答说，这是在天宫里。她嘴角含笑，打量了我一下，然后就领我走进一间大殿，呵，那大殿可真是大！比洛阳令大人的府邸还在大。侍女先带我去洗澡，洗完澡又拿来好多漂亮衣服让我换上，然后拿来许多好吃的东西。那真是美味啊，其中有一大半东西我听都没听说过。” 小城管闭上眼，禁不住回想陶醉一番，周围的听众不停地催他，“然后呢？说下去！” “然后，我就被领着去见一个妇人。”小城管突然有点失落，“那妇人长得不好看，大概是三十五六左右年纪，身体短小，皮肤是青黑色的，眉毛边上有一连串黑色的疵点，总而言之很丑陋……老妪说她家人有病，那是骗人的，那妇人不仅没病，还……”小城管脸红一下，“精力还很旺盛，我被她留住了几天，共寝欢宴，临走的时候她送给我这些衣物。这就是这些违禁品的由来。” 周围听众相当不满意，认为小城管所述细节不够详细，该渲染之处没有好好渲染，不够黄也不够暴力。他们啧啧连声，呼吁：“详细点！更详细点！”“细节！注重细节才能打动观众！” 只有一个人边听边退，脸红讪笑地挤出人群，逃之夭夭。这个人是贾皇后的远房亲戚，据说他一眼就看出这些衣服与贾府有关，于是尾随而来，想找个合适的机会现身把衣服要回来。听了小城管的叙述，他确定这个三十多岁的妇人必是贾皇后无疑。那还不快逃？总不能当众揭发国母引诱少年郎吧！ 《晋书》上说，当天主持审讯的盗尉也是人精，他相信小城管所言，但因为这是掉脑袋的事，他只有斥责小城管胡言乱语，以盗窃罪将小城管收押。《泰始律》中规定官吏盗财物超过五匹布就要处死，按律小城管不死也得残疾，但是他好像没被严格按律追究，只是被收押。 不久之后，宫中河东公主生了病，贾皇后大赦天下为女儿祈福，她的这个情人就此逃出生天。 惜字如金是历代史官的基本职业素养，唐朝人却在正史里浓墨重彩的渲染贾皇后的野史艳闻，实殊罕见。其实唐朝人这是在行使他们眼里的微言大义，笔伐贾皇后的“荒淫放恣”。据他们说，贾皇后是个惯犯，经常勾引少年入宫淫乱，事后杀人灭口。小城管之所以不死，据说是因为他实在帅得惊天动地，使阅人无数的贾皇后也不禁心神荡漾，不忍心下手。 编写《晋书》的房玄龄、褚遂良等的人品毋容置疑，但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唐初离晋末相隔三百年，如何得此史料，咬定贾皇后秽乱宫廷？ 此事例中，洛阳少年姓名、该盗尉姓名、该贾氏亲戚姓名，无一坐实，断然不会取自官方正典，显然采集自民间逸闻。而在民间这种以讹传讹的逸闻究竟有多大可信度，实在让人起疑。此等宫闱秘闻，历朝历代都有流传，大多只是捕风捉影，不值一哂，竟然收入正史，殊为可笑。 试想一下，即使此事属实，谁会泄露于后人？ 洛阳少年、盗尉肯定不会，除非他俩嫌自己命长；贾氏亲戚？他在现场尚且缄口离开，难道会在事后自报家丑？最有可能的是在场百姓，但在百姓眼里，小吏所言荒谬不经，已被官府判定为窃贼收押；即令有百姓认为小吏所言不假，洛阳京师大邑，王侯无数富人上千，何以断定那妇人就是贾皇后？ 退一步假设，即令贾皇后真的荒淫无度，宫中禁军上万，个个健壮勇武，何必冒险藏人入宫？要知道贾皇后毕竟不是吕太后，也不是后世的武则天，她是皇帝的妻子，权力依附于丈夫。虽然司马家宗室暂时被压制臣服，但一直虎视眈眈，她怎么可能做如此孟浪之事？ 再退一步，即令贾皇后真要藏人入宫，又怎么会垂青像小吏这等人？贾皇后从小养尊处优，父亲是万户侯、丈夫是皇帝，她本人也经历风雨，眼界自然非普通妇人所能比拟；小吏出身低微贫贱，平时可能三个月不洗澡，满嘴黄牙，一腔口臭，又不见有何才学，贾皇后委身于这样一个人，是否太自轻自贱？ 再再退一步，即令贾皇后与小吏做了几夕欢娱的露水夫妻，以贾皇后的心狠手辣，怎么会留下这么大一个后患？如果说小吏真正是天生尤物，令贾皇后情不自禁，以贾皇后的手段、权势，在偌大皇宫里藏一个人，应该不成难题，何不把小吏留在宫中常伴左右？ 即使贾皇后确实不得已，不能金屋藏娇，保险起见最好让小吏远走高飞，何苦又让他在天子脚下的洛阳街头招摇过市？ 招摇过市倒也罢了，小吏的生活似乎也未见很大改善。以贾皇后的身份，随便赏赐点金银珠宝都可以令小吏吃喝不愁，又怎么可能用几件破衣裳打发挚爱？而且她似乎唯恐天下不乱，故意在衣服上留下贾府的痕迹。 凡此种种不合理，唐朝人一概不予考虑，铁了心的要将此事写入《晋书》。 这种不加甄别、一意孤行的行为多次发生，成为《晋书》为人诟病之处。唐朝人刘知几就曾批评《晋书》的编者选材不严谨，好用“稗官之体”，《旧唐书·房玄龄传》里评价《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竟为绮艳，不求笃实”。这话一点都不冤枉。 除了引少年入宫淫乱，唐朝人说贾皇后还和宫中的人关系暧昧，“与太医令程据等乱彰内外”。 太医令程据是晋朝有名的一个佞人。第一章提到此人曾在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向武帝献了一件雉头裘，恰逢武帝提倡节俭，正苦于没有反面教材，程据自己撞枪口，被武帝痛斥。 太医院的太医都是先成为各地方名医，再被搜罗进宫的，程据进太医院时恐怕已经不年轻，更何况从咸宁四年到元康年间，中间隔了二十年，程据搞不好已经是个头发花白、牙齿缺落的糟老头。说正当盛年的贾皇后与这么一个糟老头私通淫乱，未免太妄污古人。 不过虽是无稽之谈，此谣言却并非毫无价值，它从侧面反映了元康年间的贾皇后求子心切。 贾皇后是司马衷嫡妻，她生下的儿子就是嫡长子，到时候贾皇后废黜太子司马遹，立自己儿子为嗣，名正言顺，没人敢不服。只可惜天不遂人愿，贾皇后前后生育四次，都是女儿，分别封为河东、临海、始平公主，最后一个小女儿夭折，追谥为“哀献皇女”。 西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绝育，为求子嗣，陈皇后求医问药花费数千万。贾皇后的情况虽与陈皇后不同，但是晋朝人不懂生儿生女取决于染色体组合，当时的医学又类同于玄学，贾皇后少不得会让太医进呈种种所谓的偏方秘药，有些药还可能取材怪异、见不得人。所以程据每次见贾皇后总是鬼鬼祟祟的，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谣言遂起。 从表面上看，求子心切可以构成贾皇后秽乱宫廷的动机，其实不然。 在贾皇后之前相传秽乱宫廷的皇后，有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且不说这些也只是传说而已，就算传说属实，也都事出有因。陈阿娇本来就不育，后来又失武帝欢心不得侍寝，所以有可能求助外人；赵飞燕本身也是不育，她与妹妹赵合德虽然始终得到成帝宠爱，但是汉成帝荒淫过度，身体每况愈下，到后来必须借助春药才能行房事，生育能力也大有疑问，赵飞燕求嗣心切，出下策借精求子，也是可能的。 贾皇后则根本没有借精求子的必要。司马衷生有太子司马遹、贾皇后生有四位公主，这证明二人都没有生理问题。贾皇后独擅后宫，司马衷是任她摆布的木偶，两人结婚二十年生有四女，虽然不是高产，司马衷已经足够勤奋。 司马衷脑子庸聩，身体未见孱弱。元康年间司马衷正当壮年，夫妻俩通力合作，已成功出产四位公主，完全可以再接再厉，生产出皇子来，贾皇后何必要冒杀身之祸引人入宫？ 三、晋世宁 说贾皇后载人入宫会有杀身之祸，这并非危言耸听。虽然说元康年间贾氏专权，但是晋朝贾氏专权与西汉吕氏专权、霍氏专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吕后是汉惠帝之母，在当政期间她也得到那些开国老臣的支持，帝国最强大的军队尽在她的掌握之中，刘氏子弟在她的打击之下，要么臣服要么身死，完全丧失反击之力；而霍光专权之时，刘氏宗室的力量已经很弱，霍光的亲信占据了朝堂上上下下，军权也尽在霍光的儿子、女婿手中，霍光辅佐两帝，汉昭帝充分信任霍光，汉宣帝则从民间入主未央宫，在霍光生前，他就是一傀儡摆设，因此霍光才能尽情施展，打下汉宣中兴的基础。 可知吕氏与霍氏的专权是有朝臣与宗室拥护的，无论这拥护是真心还是违心，吕氏与霍氏都能对这两股势力指挥如意，没人敢于违命与敷衍，而贾氏无法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朝臣还是宗室，都对贾氏若即若离。 先说朝臣。朝臣都出自势家大户，晋朝皇权衰弱，势家大户空前膨胀，别说贾后，即使是武帝也要忌惮三分，所以武帝在世时一味的纵容公卿，不敢得罪。皇帝尚且如此，何况有窃国嫌疑的权臣与外戚？ 在武帝死后的历次政变之中，大部分朝臣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风格，冷眼旁观，让你们去闹，自己只要等一切尘埃落定后，随大流跟着跪拜就行了。他们根本没有参与政治斗争的动力，所以乐得逍遥，平时都忙着装清高讲玄言，忙着骄奢淫逸，忙着嗑药服五石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叹息说：“晋少贞臣”，这话一针见血。 朝臣们知道，无论是谁当政，都不敢为难他们这些势家大户，反而会想方设法笼络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盼着国家多灾多难。 杨骏上台，加官进爵；汝南王上台，再次加官进爵。杨骏等人心中未必分不清对错，但是他们逼不得已。统领群臣的武器有二：一曰赏二曰罚，现在满朝文武都做出不理不睬的样子，打又打不得，怎么办？只好花钱买人气。结果效果还不理想，公卿们得了好处还卖乖，摆出一种无欲则刚的高姿态，杨骏等人热脸贴上冷屁股，徒增笑料而已。 贾皇后上台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众公卿继续保持看客姿态冷眼旁观，做永远不跳下墙头的墙头草。 所以贾皇后只有利用亲戚关系构建自己的内阁，主要依靠河东裴氏、琅琊王氏，还有本族贾氏，再加上一个寒族出身的张华，维持朝堂的运作。贾皇后是幸运的，她的亲戚中有能耐的人不少，比如裴、贾模，元康年间有九年太平岁月，这两人居功至伟。 形势注定了贾皇后的内阁很难有大作为，勉力维持平衡，不出大乱子，这已经是它能力的极限。仅凭着少数几人想推动整个时代向前进，那是不现实的。 元康年间，王戎刘颂等人曾想革除时弊，通过实行《甲午制》等进行吏治改革，这些尝试最终不了了之。阻力并非来自当权者，而是来自朝野内外尸位素餐的大大小小官员。元康年间是西晋王朝日落前的最后一抹余晖，绝大多数人都在坐吃等死，面对来时大难，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元康九年之前的贾皇后，头脑无疑是清醒的。她清楚地看到，处于腑肘之间的群臣，他们从来不为我用，随时都有可能投靠政敌。因此贾氏谨言慎行，仔细考究史料，除了所谓莫须有的“荒淫”，贾皇后没有犯下任何别的罪行；而贾家，也没有历代外戚专权时那种跋扈专横。若说贾模、贾谧专权，他俩的官职一直远在张华、裴之下；贾模至死爵位不过是乡侯，食邑千户，远少于孟观等人，贾谧因袭贾充的鲁公爵位，一直没有增封，《晋书》上说贾谧“奢侈逾度”，这是当时的社会通病，不足以为罪证。 整体而言，元康九年之前的贾氏，还是能够严以律己，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至于为何到了元康九年，贾皇后就昏招迭出自取灭亡？这个原因很复杂，容后再表。 说完朝臣，再看宗室。若说洛阳群臣不过疥肤之癣，那么手握几十万大军的司马宗室才是贾皇后的心腹大患。 此时武帝临终安排的四方藩镇几经变换，已经面目全非。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秦王司马柬已经过世，赵王司马伦也在洛阳担任一个闲职。元康九年初，除了淮南王司马允依旧镇守寿春，镇守长安的变为河间王司马颙，镇守邺城的变为成都王司马颖。这几个王爷后来个个都是“八王之乱”中的活跃分子，游离于贾皇后控制之外。 元康九年军事分布图 外戚与宗室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和，杨骏时期是如此，贾皇后时期也是如此。之前依附贾氏，并且对宗室有点影响力的下邳王司马晃已经去世，活着的宗室成员中，赵王司马伦、东武公司马澹可以算为贾氏一党，但赵王司马伦为老不尊，历来没有威信，能力也很差；东武公司马澹是宗室疏族，口碑同样也很差。两人无法代表宗室。 当时朝中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宗室元老是梁王司马肜，官任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可是此老好声色犬马，对于权势并不过分热衷，并且还是惠帝的叔祖，因此没有巴结贾皇后的必要，后来赵王起兵杀贾皇后，他也是主谋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高密王司马泰（之前是陇西王，后来改封高密王）在朝中任尚书令，此人是惠帝的从叔，在宗室中威望也很高，可惜也不是贾皇后一党，元康九年病死了。 因此直到元康末，宗室依然是晋朝最强大的势力，贾皇后依然无力控制宗室。 好在宗室虽然强大，其一盘散沙的弱点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汝南王、楚王殒命之后，宗室诸王更加明哲保身，各大藩镇也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当年杨骏就是把宗室欺负得太狠，引起不满，结果丢掉了性命；汝南王倚老卖老，得罪了宗室的少壮派，结果死于乱刀之下。殷鉴不远，贾皇后是这两起事件的策划者，当然不能步杨骏等人的后尘。因此她不敢向宗室夺权，作为回应，宗室也遵从贾皇后对中枢的领导。 元康年间的太平就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这种平衡的脆弱，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种歌舞来做比喻。这种歌舞俗称“晋世宁”，表演方式是拿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酒杯等易碎物，用手快速将盘子翻来覆去，边跳边唱，歌词如下： “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舞杯盘，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 设想一下，酒杯在盘子上随时可能摔个粉碎，这样的“晋世”到底是“宁”还是不“宁”呢？ 贾皇后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人把宗室凝聚起来向她夺权。 诸藩镇之中，河间王司马颙是宗室疏族，辈分资历都不高，没有这个能力；需要提防的是两个小叔成都王司马颖与淮南王司马允。成都王司马颖资历尚浅，也可以暂时不考虑；值得重视的是淮南王司马允，此人镇守淮南近十年，声名卓著，元康九年时淮南王二十八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对于贾皇后而言，淮南王虽是危险人物，但是他毕竟远在寿春，没有诏命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个人比淮南王更危险，这个人的血缘比淮南王更加正统，这个人的身份比淮南王更具备号召力，而且这个人始终卧在京师。 这个人就是太子司马遹。 元康九年，太子司马遹二十二岁，也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明白了这层利害关系，再回过头来审视贾皇后与太子之间，就不是表面上的刀俎鱼肉关系那么简单了，而是一个相互投鼠忌器的僵局。 如果只着眼于洛阳城内，太子无疑是案上鱼肉，贾皇后要对太子下手是很容易的，问题在于怎么善后？太子的血肯定能将宗室凝聚起来，他就像一根导火索，引爆的炸药足够让贾皇后粉身碎骨。 此刻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正盯着洛阳，说不定有人正在暗中盼着贾皇后对太子下手，太子一死，这些居心叵测的王爷们就趁机杀上前台，消灭贾皇后，瓜分贾氏的权力。 贾皇后当然不愿让这些野心家得逞。 不过，悬而不决对贾皇后也很不利。太子还年轻，而她与司马衷则在一天天老去，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危险来自两种可能：一、惠帝突然驾崩，太子必须登基，到时候贾皇后如果阻挠，太子就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号召天下讨伐她；二、太子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势力，跳出贾皇后的控制，最后号召宗室，与贾皇后争权。 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这九年间，进退维谷的贾皇后心中有多煎熬可想而知。 在此煎熬之下，贾皇后必须小心翼翼，不能落下口实让太子，或者让别的政敌借题发挥，这种情况下她还有闲情逸致，明目张胆地到洛阳街头引诱俊俏少年郎？ 对于上面所说两种潜在的危险，贾皇后也作了相应的防备，她没办法阻止惠帝可能会发生的暴毙，但是她有办法阻止太子发展自己的势力。 元康年间，贾皇后一直遏制着东宫的发展。 四、诡异的母子情 贾皇后对东宫的遏制是双管齐下的，首先把东宫的好人都调走。 仔细推敲元康年间的太子属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素质江河日下。 太子司马遹是在元康元年春正月加冠礼的，加完冠礼就表示成年，必须搬出西宫，入主东宫。太子是储君，太子的教养就是国君的教养，国君的教养关系到社稷安危。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要想儿子有出息，就得给他请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贤人做老师，并且不能让他乱交狐朋狗友。秦始皇派赵高教导胡亥，导致秦朝二世而亡，血的教训摆在哪里，不能不慎重啊。因此东宫太子属官的人选，必须仔细斟酌、精挑细选， 于是惠帝下诏说：“遹尚幼蒙，今出东宫，惟当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长益者。”这道诏书里的“群贤”“正人”，含金量相当高。当时随太子赴东宫的太子属官，精英荟萃，个个都是享有盛誉的人物。 当时太子太师是何劭，太子太傅是王戎，太子太保是杨济，太子少师是裴楷，太子少傅是张华，太子少保是和峤，文人孟珩为太子友（官名），杨准、冯荪为太子文学。 仅以上这些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内阁。但是这还不够，惠帝担心太子误交损友，命令太保卫瓘之子卫庭、司空陇西王司马泰之子司马略、太子太傅杨济之子杨毖、太子少师裴楷之子裴宪、太子少傅张华之子张祎、尚书令华廙之子华恒，轮流到东宫陪太子读书。 在此安排下，曾经在武帝朝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何氏、杨氏、卫氏、裴氏、和氏、王氏还有张华，都去了东宫。 这套华丽组合是杨骏替太子配备的，里面虽然包含杨骏排挤老臣的私心，却也体现了杨骏对于太子的重视。他煞费苦心地把当时最显赫的高门士族当家人与后起新秀都集中到东宫，与太子培养感情，这样等太子登基之后，就能轻易得到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巩固帝位。 杨骏确实是太子真正的靠山，可惜太不结实了。杨氏倒台之后，张华、王戎、裴楷、何劭被调任朝中显职，和峤是贾氏仇人，还被留在东宫，元康三年病死。其余各高门士族子弟也先后被调离东宫。 在贾皇后的努力之下，太子的属官开始良莠不齐，那些名满天下的高门子弟不再有机会辅佐嗣君。渐渐地，东宫成了真正的官场垃圾堆，有处理不了的人事问题，就往东宫塞，来的也不是什么好人。比如赵王司马伦，他在元康年间出镇关中，激起民变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回到洛阳，就被安排到东宫做了太子太傅。 到了最后，东宫的官员任命越发莫名其妙。有一次，贾皇后任命陈准之子陈匡、韩蔚之子韩嵩入职东宫。陈匡、韩蔚当时还是年幼的顽童，裴看不下去了，他上书进谏说：“东宫是培养储君的地方，东宫官员一定要选择有道德的英才俊杰，陈匡、韩嵩年幼无知，不懂君子立世为人的道理与气节。太子天姿优异早慧老成，如今派两个懵懂童子去伴随左右，这可无益于太子的成长。” 虽然裴是贾皇后依重的大臣，但是在处理太子的问题上，贾皇后显然与他意见相左。 东宫官员泥沙俱下，而贾皇后的手段不止于此，她还有意派许多奸佞之人，去诱导太子学坏。 《晋书·愍怀太子传》里说：贾后素忌太子有令誉，因此密敕黄门阉宦媚谀于太子曰：“殿下诚可及壮时极意所欲，何为恒自拘束？”每见喜怒之际，辄叹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岂得畏服！” 据说他们的诱导下，太子原本聪慧过人，“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宠”，变成了本章第一节那样令杜锡痛心疾首的人。 教育工作颇具成效，但贾皇后对太子还是不放心，经常派贾谧去东宫监视太子。贾谧是个轻浮子弟，与太子的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元康九年太子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容后再表。 太子越来越不成器，难免会有人劝谏。贾皇后这时又使阴招，谁对太子推诚置腹，就将其调离东宫，并且贬官以示惩戒。杜锡被贬为卫将军长史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与杜锡同病相怜的还有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原本在洛阳担任越骑校尉，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掌管部分禁军。后来有一次成都王到东宫去，正撞上贾谧与太子下棋，贾谧的态度相当不恭敬。成都王与太子同岁，从小一起在西宫玩到大的，感情应该不差。看到这情况，成都王怒了，他厉声呵斥贾谧：“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 此事过后没几天，成都王就任命为平北将军，被赶出洛阳，到邺城去了。 试想，在如此恶劣的生长环境下，如果太子真如武帝所夸奖的那样聪明，他应该怎么做？ 是表现的像杜锡所希望的那样，做个修身勤奋的好嗣君；还是如贾皇后所愿，成为一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 因为贾皇后的作梗，太子的真实面目变得模糊不清。他是果真所谓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还是在学习勾践在吴国、孙膑在魏国，通过韬光养晦、甚至作贱自己麻痹对方，以求自保？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答，当年吴王夫差正在思量勾践这人是不是真心臣服时，勾践立马舔了夫差的粪便，你说他忠不忠？庞涓也曾压抑不住好奇心，派了一个故识去探孙膑的底，老兄，你是真疯还是假疯啊？孙膑充耳不闻，塞了把猪屎到嘴里，像蚕豆一样大嚼，你说他疯没疯？ 勾践、孙膑后来都逃出牢笼，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我是忍辱负重，我在装疯卖傻。 可是太子没那么好运，他至死都没有得到机会自由地施展。若说他是在演戏，那他一生都在戏中，没有等到谢幕的那一刻，所以卸了装的太子司马遹究竟长什么样，这只能是个谜。 从常识推断，一个在阴谋中浸泡长大，常年处在死亡阴影之下的人，心理难免会扭曲，历代皇室中人少有心理健康者，原因就在于此；另外，如果一个人不受任何约束，他就容易被欲望操纵，脱缰野马一般不可自制，最后自取灭亡。汉代刘姓诸侯王在自己封地里无法无天，有以杀人为乐的，有奸淫姑妈姊妹的，其荒淫残暴令人发指，所以汉代法律专门有一种罪行叫“禽兽行”，因为“禽兽行”而被处死的诸侯王为数不少。 很不幸，以上两种环境太子都经历过，此外太子还有一个心肠狠毒的后妈，老派些不三不四的人去勾引他学坏。按贾皇后的愿望，太子越穷凶极恶、越荒淫无耻，就越让她满意，最好太子再做出点“禽兽行”来，这样她就可以痛心疾首的宣告天下：太子不令，为了江山社稷，只好另立嗣君。甚至还可以握着太子的手含泪惺惺作态一番，岂不快哉？ 贾皇后想得挺好，可惜太子不配合，太子最大恶行也没超过纨绔子弟的范畴，可见太子内心是有分寸的。 但因此断定太子全然不受生存环境的影响，玩物丧志啊、脾气暴躁啊、贪图逸乐啊，种种劣迹都是做出来给贾皇后看的，这也未必。毕竟太子也是人，有血有肉有情绪，长年累月提心吊胆过日子，压抑久了，总要找人发泄。面对杜锡这种看不清形势，看似满口忠言，实则不仅无补于事，并且可能坏事的迂憨无用之人，太子未必会心存感激，那把钢针，未必是扎给贾皇后看的，可能是太子的真实心意。 贾皇后肯定也会琢磨太子到底还值不值顾忌？如果她得到东宫卧底的秘报，说太子现在连忠人佞人都分不清了，舍人杜锡劝他弃恶向善，太子竟然用钢针扎他。贾皇后肯定会很欣慰。 说来还是杜锡最可怜，无意间被贾皇后、太子两方面利用，结果流了血受了伤还要被贬官。 差不多在杜锡被贬官的同时，江统也进谏太子要向善。 江统也算是西晋历史名人，原因在于元康九年的时候，他写了著名的《徙戎论》，建议朝廷将散居中原的外族人迁徙出境，防微杜渐，阻止将来可能发生的叛乱。这一建议并没有实行，不久就“五胡乱华”了，后人都说江统有先见之明，因此《徙戎论》与江统一起名垂千古。 其实徙戎的说法并非江统首创，早在武帝年间就有不止一人提起过，到了元康年间，关中地区已经发生鲜卑、羌族、氐族数次叛乱，并州的匈奴，幽州的鲜卑也很不安分，江统于是旧事重提，但是“徙戎”是否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有待于商榷。 解决民族问题不是江统的本职，江统当时的官名是太子洗马。所谓“洗马”并不是在东宫马厩里给马洗澡，而是在马前驰驱的意思。江统给太子的谏文被保留在《晋书·江统传》里，文章很长，《资治通鉴》里对此文进行了归纳总结，在此就用《资治通鉴》的说法。 江统劝太子改正的有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虽有微苦，宜力疾朝侍”： 第二件事是“宜勤见保傅，咨谗善道”； 第三件事是“画室之功，可且减省，园刻镂杂作，一皆罢遣”； 第四件事是“西园卖葵、篮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闻”； 第五件事是“缮墙正瓦，不必拘挛小忌”。 这五件事应该与杜锡劝谏的内容差不多，但江统没挨针扎，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像杜锡那样不厌其烦的反复唠叨，江统出身寒门士族，达不到让贾皇后嫌忌的标准，所以也没遭贬官。 既然有这方面的劝谏，必然有这方面的不足。第二、三、四、五件事，实际就是指责太子亲佞远贤、奢费过度、玩物丧志又好信阴阳邪说，这些已在本章第一节阐述过，不再赘述，并且这些举动很有可能是太子有意而为之。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条，江统劝太子：虽然苦了一点，但是进宫朝觐这些必要的礼节还是要勉力维持的。 按例，太子五日一朝，就是每隔五天就得入宫去向父亲问安，汇报自身情况，但显然太子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去西宫请安了。江统原文里措词很委婉，“自顷圣体屡有疾患，数阙朝侍”，意思是说“最近你金枝玉叶的身体总是生病，因此缺席好几次朝觐了”，但其实所谓生病不过是个借口，实际太子不想去西宫，或者很可能，太子不敢去。东宫有太子卫率保卫，兵力达到一万人，出了东宫，太子就没有了安全保障。元康九年十二月，导致太子被废的“式乾殿风波”，就发生在太子被诱骗进西宫之后。 这也是一个端倪，由此处可以看见太子的谨慎敏感，也可以推想到了元康末年，太子与贾皇后的矛盾已相当尖锐。 对于江统的劝谏，太子的反应当然是不理睬，继续努力做问题青年，混得一日是一日。 五、生机如昙花 九年之间，太子一直在刀锋上行走却始终有惊无险，除了太子本人的睿智谨慎，裴、张华、贾模等人的维护也功不可没。 这三人在元康年间主持朝政，裴、贾模虽然与贾皇后有亲戚关系，但都有远见卓识，凭才能立足朝堂。史书称赞裴“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惟恐其不居位”，又称贾模“尽心匡弼，推张华、裴同心辅政。数年之中，朝野宁静，模之力也”。细数历代专权的外戚，贾氏外戚出类拔萃，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贾模是贾充的从子、贾皇后的从兄，“深有智算，确然难夺”，贾充在世的时候就经常向他咨询意见。因为关系密切，所以贾模对贾皇后的劝诫是最直接的，“每尽言为陈祸福”，最终贾皇后不胜其烦，将他疏远了，贾模在元康末年郁闷而死。 张华是三人之中威望最高的，但他的身份离贾皇后最疏远，所以进谏只能曲线救国。张华的进谏方式不失文人本色，他写了一篇《女史箴》献给贾皇后，很委婉地进行规劝。这叫“讽谏”，是古人比较推崇的、据说水准比较高的一种进谏方法。 三人之中，对太子维护最得力的是裴。 裴，河东闻喜人，晋朝首任司空裴秀的次子，“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自少知名”，在元康元年三月的政变之中，裴诈取刘豫左军，避免了禁军火并，立下大功劳；此外由于裴的姨妈就是贾皇后的母亲郭槐，所以他被贾皇后倚为腹心，在政坛声名鹊起。 贾模以言直谏，张华以文讽谏，裴最具智慧，他只做实事。 第一章中说过，晋代的后宫分七等十六级，地位最高的是皇后，皇后之下是三夫人，分别是：贵嫔、夫人、贵人；三夫人之下是九嫔，分别是：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仪、容华、充华；九嫔之下是美人、才人、中才人，普通宫女无官秩。 按惯例，生下皇子的宫人都会被封为九嫔以上官秩，但由于贾皇后忌恨谢玖，因此谢玖依然只是个“才人”。元康初年，裴上书请求增崇太子生母的位号，谢玖因此升级为“淑妃”（谢淑妃死后一年才被追赠为“夫人”）。 裴还请求增加东宫护卫。武帝建国之初，为东宫太子设护卫军，称为“中卫率”，泰始五年（公元269年），东宫中卫率一分为二，分别是左、右两卫率。永熙元年（公元290年），杨骏辅政，替太子增设东宫前卫率，元康年间在裴的要求之下，再增设东宫后卫率，增加护卫三千人。至此东宫护卫有前、后、左、右四卫率，兵力达到万人。 这些行为，并非表示裴站在太子一边反对贾皇后，其实裴是替贾氏作长远打算，他深知皇后、太子间的不和会引发滔天大祸，最后将是两败俱伤，因此努力去弭合矛盾。 不过裴的心理并没有被后人理解，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说法：裴身在曹营心在汉，虽是贾皇后的人，却总想着倒打贾皇后一耙。 《晋书·裴传》里说裴一直担心贾皇后会乱政，所以与张华、贾模商量着要废黜贾皇后，立太子之母谢玖为皇后。 但张华、贾模不同意，两人说：“皇帝并没有废黜皇后之意，如果我们勉强行事，皇帝必会反对。如今地方诸王势力庞大，朝内朋党错综复杂，废后之举可能会引发大祸，到时候身死国危，对社稷无益反损。” 裴还是忧虑满怀：“两位所言不虚，但皇后是昏虐之人，行事无所忌惮，不将之废黜，灾祸不日将至，怎么办才好？” 这时张华出来打圆场，说：“你们二位目前仍被皇后信任，只能有劳二位勤于劝谏、陈述祸福之戒，希望皇后能择善而从。目前天下还算平安，或许可以维持下去。” 裴贾模只好赞同，于是一场废后的阴谋还没开场，就告夭折。 废后一事其实荒诞不经，做外戚的想搬倒自己靠山，已是一桩奇闻，然而更奇的是这种事竟然发生了不止一次。《晋书·贾皇后传》里说：“（贾）模知后凶暴，恐祸及己，乃与裴、王衍谋废之，衍悔而谋寝。”这回提议废黜贾皇后的人是贾模，参与者是裴、王衍，最终因为王衍不同意而作罢。 唐朝人把这两件事都写入《晋书》，大概是想借此来说明贾皇后不得人心、众叛亲离，可惜却弄巧成拙露出马脚。这两个事例明显是矛盾的，贾模一会儿反对废后，一会儿又首倡废后，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啊？ 出现这种矛盾，大概是有后人觉得外戚的名声不好听，所以想拔高裴、贾模，顺便再泼贾皇后一盆污水。其实这是腐儒之见，画蛇添足。英雄不问出处，如果真是贤良，外戚又何妨？君不见卫青霍光霍去病乎！ 为了劝贾皇后改变态度，裴又找到姨妈郭槐呈说道理。 史书上说郭槐是一个善妒凶暴没修养的悍妇，但在此处这个老妇人竟然十分通情达理。郭槐对太子司马遹非常慈爱，养孙贾谧对太子无礼，她就狠狠地斥责贾谧。因此在郭槐生前，贾谧与太子间的矛盾并没有激化。 郭槐还常劝贾皇后要善待太子，可能她明白贾皇后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有儿子了，所以劝女儿替自己留条后路。 这些劝谏有没有效果？肯定是有的，否则裴提出的给谢玖升官秩、给东宫增加护卫等请求就不可能得以通过。贾皇后在别的方面恶毒，却是个孝女，她并没有违背母亲的心意，有一段时间，贾皇后确实考虑过与太子讲和，以上措施其实就是她放出的信号，一方面是向天下人展示自己的宽广胸怀，另一方面是向太子伸出橄榄枝。 面对这种善意的信号，太子明不明白？ 太子如此聪明，怎么可能不明白？他做梦都盼着有这么一天啊。太子马上行动起来了，他要进一步巴结贾氏，于是他向贾皇后的妹夫韩寿求婚，表示想娶韩寿的女儿、也就是贾谧的妹妹为妻。 不得不佩服太子的反应机敏，再也找不到比联姻再好的举措来打消贾皇后的顾虑了。太子等于在说：皇后你放心，我唯你的命令是从，我愿意你把眼线安插到我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这天下现在由你做主，将来即使我做了皇帝，也由司马家、贾家两家共享，因为我的子嗣有一半与你们贾家有关。 对于这桩婚事，郭槐极力赞成。前景大好之时，韩寿的妻子，也就是贾皇后的妹妹贾午跳出来反对，贾皇后被妹妹说动，最后也表示反对，联姻于是成为泡影。 遭受打击的太子并没有气馁，他退而求其次，向王衍求婚。史书上说，王衍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比小女儿漂亮，贾皇后做主把漂亮的大女儿嫁给了贾谧，小女儿嫁给了太子，所以太子很不满意，口出怨言。 这种八卦又是无稽之谈，就以太子委曲求全的低姿态，打落牙齿和血吞，哪敢再口出怨言？况且这是典型的政治婚姻，政治婚姻只求达到目的，哪会挑人家相貌长相。太子与王衍结亲也是为了攀附贾氏，因为王衍的妻子就是贾皇后的姨妈。此外，太子通过这桩婚姻还与贾谧结成连襟，太子与贾谧一向不合，这是一个增进感情的渠道。 因此，对于太子来说，只要娶到的是王家的女儿就行，具体是哪个女儿无关紧要。 太子的好景不长，元康末年，郭槐生病倒下了。贾皇后请人占卜，术士说郭槐不宜封邑在广城，最好封邑在宜城。贾皇后立刻改封母亲为宜城君，并且出宫服侍十多天；期间太子也相当紧张，隔三岔五去探病，还主动去寻医问药。 一切努力都白费，郭槐最终还是到了弥留之际。临死前郭槐再次叮嘱贾皇后善待太子，她抓住贾皇后的手，警告她：“赵粲及贾午必乱汝事，我死后，勿复听入，深忆吾言。”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是贾皇后显然没有听从母亲的遗言。郭槐一死，太子就失去了最有力的保护人，祸不单行，不久后贾模也病死了，贾谧代替贾模进入权力中枢。失去郭槐约束的贾谧对太子越来越无礼，二者之间的矛盾迅速白热化。 后来，贾谧越来越得到贾皇后的信任，贾午、赵粲也一再撺掇着贾皇后对太子下手。 百寒成冰，仇隙积渐成为杀戮之祸，悲剧已经不可逆转。 六、小人乱国 在贾皇后面前撺掇最为得力的是贾谧，这一点世人皆知。后来贾谧死于乱刀之下，有个忠臣叫阎缵，就是第二章里替杨骏收尸掩埋的那位，他对着贾谧的尸体吐口水，骂道：“小儿乱国之由，诛其晚矣！” 太子与贾谧并无仇隙，但贾谧恨太子如仇敌，动机很值得琢磨。 贾谧的母亲贾午比贾皇后年轻两岁，就算贾午是十五岁结婚生子，到元康年间贾谧也不过才二十四五岁，史书说贾谧“好学，有才思”，是个文学青年，他做过“秘书监，掌国史”，并做出过成绩。 武帝朝时，朝廷曾经打算编国史，宣帝司马懿原本是曹魏家臣，但在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氏就已经全面掌控大权，晋朝的国史应该从何时开始呢？关于这一问题众说纷纭，有说从武帝受禅开始算起，有说应该从发生高平陵政变的嘉平年间开始算起，但马上有人反驳提高平陵政变作甚？提醒后世篡位的事实？索性从曹魏齐王正始年间开始算起！ 当时争来吵去没有什么结果，编史一事就此搁置。 到了元康年间旧事重提，贾谧建议以泰始元年武帝受禅开始给晋史纪年，此议得到王戎、张华、王衍、乐广一系列名士重臣的赞成，由此一锤定音，一直沿用现在。 仅仅做个舒笺点翰的文人，并不能使贾谧满足，他倚仗贾皇后的势力，“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元康后期又开始干预政事，“权过人主”，作威作福，甚至敢于囚禁惠帝派来的黄门侍郎。 如果仅仅是持宠而骄、小作威福，贾谧的所作所为也没离开历代外戚骄奢跋扈的范畴。要命的是，他竟然又开始养门客，“开阁延宾，海内辐凑”。 自从秦汉以来，权贵食客盈门、门客三千都会被看作养私兵，心怀叵测，容易被皇帝猜忌，所以许多敦实谨慎之臣全都收敛形迹无私交，但也有跋扈专横的权臣喜欢那种宾客盈门，喧嚣热闹的假象。实则春秋之后，所谓的“游士”以趋炎附势鸡鸣狗盗者居多，平时靠阿谀奉承骗口饭吃，养之一无所有，徒引祸上身尔。 贾谧得势之后，“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有人一看大家都姓贾，就夸贾谧文章写得好，不比汉代的贾谊差。凡此种种大吹法螺，把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吹捧得自以为天下第一。 附会的人多了，自然会结党。于是“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外加贾谧结成著名的“二十四友”，经常一起游园宴乐，吟诗唱和。 “二十四友”是一个文学团体，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团体，其中石崇、潘岳、陆机、陆云、刘舆、刘琨等人，他们依附贾谧的目的明显是求仕途通畅。石崇、潘岳极力谄事贾谧，在洛阳街头遇到贾谧车骑经过，都会恭恭敬敬地跪在路边望尘而拜。要知道石、潘两人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并且是贾谧的父辈中人，这种卑微谄媚的姿态必然使贾谧产生错觉，更加目中无人。 事实证明“二十四友”是典型的“以权相交、权失则弃”。赵王兵变之后，押送贾皇后去金墉城的就是和郁，刘舆刘琨则成为赵王的心腹，最过分的是陆机陆云，他们投井下石，反而因为贾谧的败亡被封关内侯。 但元康年间的贾谧并不知道那些朋友不可靠，他每日出行都前呼后拥，排场比皇室还大，环顾四周全是谄媚的笑脸，充斥耳际的都是奉承之声。 很自然地，他就滋生了更大的野心。 《晋书·贾谧传》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贾）谧时从帝幸宣武观校猎，讽尚书于会中召（贾）谧受拜，诫左右勿使人知。” 在群臣行君臣大礼的时候，贾谧竟然偷偷代替惠帝受礼。这一行为类同谋反，有贾皇后撑腰，当然没人敢拿他治罪，也没人敢质问他是何居心。但是，大家开始怀疑贾谧的野心。 史书上说，贾皇后确实有迹象想把丈夫家的江山掠到娘家去，她后来找到一个小孩冒称皇子，试图立为嗣君，这个小孩据说就是贾谧的弟弟。孤证不立，现在已经找不到旁证来证实这小孩的身份，所以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不过如果此说当真，那倒可以很好的解释贾午、贾谧为何如此仇视太子，因为太子挡了他们的道啊，当然得除之而后快。 贾谧仇视太子的另外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妒忌与自卑。 在同龄人之中，权势尊贵可与太子比肩的唯有贾谧，按贾谧得陇望蜀的野心与小人得志的心态，未必不生好胜之心，要压太子一头。可事实上贾谧毫无值得夸耀之处，在注重门阀门风的晋朝，“贾谧”这两个字是一系列丑闻的产物，令他自惭形秽。 贾谧的出生就是洛阳轰动一时的丑闻。他的父亲韩寿曾是贾充的掾属，当时尚处闺中的贾午对其芳心暗许，竟由婢女牵线与之私通，后来丑事被贾充识破，为了遮羞，贾充只好将女儿嫁给韩寿。这段情事曾传得沸沸扬扬，成语“窃玉偷香”就是由此事产生的，“韩寿”这个名字后来在文学作品中也经常用来指代出入风月场合的美男子。因此相比太子堂堂皇胄，贾谧的出生很令人不齿，说不定他还可能是个私生子。 贾谧是贾充的嗣孙，在贾充死后继承了鲁国公这个爵位，但按理贾谧是没有继承权的，他这个公爵来之不正，他其实应该姓韩，叫韩谧才对。贾充生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女儿们都长大成人但是儿子却全都夭折了，按当时的观点贾充已经绝后。贾充死后，遗孀郭槐上书请求将外孙韩谧过继入府，这是违反宗法制度的。按《礼》的精神“大宗无后，以小宗支子后之”，郭槐只能从贾充同族中选择同姓后辈作嗣子，而不可以用外姓人鱼目混珠。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劝郭槐不要闹笑话，不过郭槐执意坚持，说这是贾充的遗愿，最后武帝开金口特例允许韩谧入继贾府，改名为贾谧，这事才算了结。不过贾充因此再次遭到世人的讥笑，博士秦秀评论这种行为是“舍宗族弗授，而以异姓为后，悖礼溺情，以乱大伦”，“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祸门”，当时朝廷正在给贾充拟谥号，秦秀拟出来的是个恶谥：“昏乱纪度曰荒”，这个恶谥被武帝否决，贾充最后定谥为“武”。 谥号虽定，世人还是认为贾谧这个公爵来路不正，《晋书》上说“时人讥之，而莫敢言者”。 贾谧的人生原本与太子根本没有任何交集，结果这个在人们的非议中长大的家伙，靠着姨母的裙带，在年少轻狂的年纪攀上了王朝权力顶点，于是得意忘形。面对出生、声望与未来都远比自己优越的太子，贾谧自惭形秽之余更多的是仇视，他觉得自己才高八斗（别人夸的），太子是如此不肖，最终却必须臣服于此人，真是天意弄人。 贾谧小人得志之后，经常往东西两宫跑，到西宫去自然是向贾皇后邀宠，到东宫来则是狐假虎威，存心找碴。《晋书》上说贾谧对太子“无屈降心”，有意的折杀太子的威风，甚至可能有意羞辱太子。 郭槐在世的时候，还有人教训贾谧要对太子恭谨，他的行径也有所收敛，郭槐一死，贾谧就无所忌惮日愈放肆起来。贾谧似乎唯恐天下不乱，所以两面挑拨，先是在东宫故意激怒太子，然后回西宫向贾皇后告状。 贾皇后本来就对太子心存厌恶，然后又偏听偏信，替贾谧撑腰打击太子。在成都王被贬到邺城去之后，贾谧的气焰更加嚣张，贾皇后与太子的关系雪上加霜。 而太子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虽然他努力着要与贾氏改善关系，但是贾谧得寸进尺，那种倨傲无礼的举止、那盛气凌人的表情，是可忍孰不可忍？太子自出生以来哪曾受过这种窝囊气？太子是嗣君，他的父亲是皇帝、祖父是皇帝，贾谧及其父祖不过就是太子家的家奴，家奴怎能如此飞扬跋扈？ 于是到了后来，太子无法再掩饰对贾谧的反感，每次看到贾谧来，他就躲到后园去玩乐，将他晾在一边。太子詹事裴权劝太子继续忍耐，说：“贾谧深得皇后宠信，这种小人得罪不起，万一他回西宫恶人先告状，您就危险了，还是请忍下这一时之气吧。” 太子知道裴权的好意，只是这口气实在难以忍受。 贾谧到了西宫，经常有意无意地对贾皇后说： “太子最近买了许多田宅，积蓄了许多私财用来交朋结友，他大概是打算与贾氏为敌吧。我打听到，太子曾经私下里说：‘等皇后去世后，我就会像对付鱼肉一样对付姓贾的人。’ “还有更让人担心的呢，万一现在皇帝有什么不测，太子登基，恐怕他会像当年对付杨氏一样对付我们。如果到时候，他想杀我，想废黜皇后你，那真是易如反掌啊！ “所以保险起见，不如先下手为强，把太子废黜掉，另立一个听话温顺的人做嗣君。” 这些话无疑巩固了贾皇后的杀心。 七、南风烈烈吹黄沙 元康九年接近年底的时候，一件长期以来让太子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贾皇后突然高调宣布：本皇后有儿子了。 此事堪称奇闻，当时贾皇后已经四十有二，别说在晋朝，即使时光飞逝一千七百年到了现代，也绝对是个高龄产妇，生产需冒极大风险，竟然顺利产子。痴皇帝司马衷十三岁与贾皇后结婚，二十八年如一日，折腾到四十一岁，经历了四次沉重的打击（生出来的都是女儿）仍不气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捣鼓出一个儿子，皇帝皇后这份锲而不舍的精神也很令人感动。 国增皇胤这种大喜事，作为臣子当然要去向皇帝、皇后道贺，可进了宫见到了小皇子，群臣再次大吃一惊。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不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而是一个垂髫小童。众人面面相觑，这是怎么回事？ 贾皇后解释说，这小皇子早就有了，一直藏在大内没与大家见面。 这又是一个奇闻，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皇后把小皇子藏匿起来呢？ 贾皇后继续解释，这个说起来不好意思，当年先帝大行不久，陛下哀痛过度，本宫前去抚慰，情不自禁，化悲痛为力量……细节就不描述了，这个孩儿是“谅暗”时期所生，所以此前不便公开。 所谓“谅暗”，是指皇帝服丧期间。这个词出自《礼札·丧礼》，里面举例说“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即是说嗣君要为先帝服丧三年，后世简化成服“心丧”三年，所谓“心丧”就是指除去丧服，生活照旧，在心里深切悼念，就如居丧一样。 既然是服“心丧”，心情应该是沉痛的，“心丧”期间居然有心思搞出个儿子出来，可见惠帝一点都不悲痛，不孝。这事传出去会损害惠帝的声誉，因为这个不得已的苦衷，多年来贾皇后一直将儿子秘养在后宫，但是如今瞒不下去了，只好抛开惠帝的脸面，将小皇子公开——按贾皇后的解释，此事的前因后果就是如此。 如果贾皇后所言属实，那么她在元康年间的一系列行为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武帝驾崩是在太熙元年（公元290年）三月，丧期说是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也就是到元康二年六月满（公元292年），就算这孩子恰好是元康二年六月出生，那么到了元康九年（299年），他也已经有七八岁了。 在近乎十年的时间里，贾皇后一直在心急火燎地找太医求秘方，导致坊间流言四起，目的就是生一个皇子。如果那时皇子已经存在，这样百般辛苦是为何呢？因为，即使贾皇后再生儿子，新生儿也不再是嫡长子，嫡长子早已养在深宫了。 因此贾皇后的解释很难令人相信，《晋书》上就说，这个孩子根本不是贾皇后所生，而是她妹妹贾午的儿子，姓韩，叫韩慰祖。 《资治通鉴》上既没说大家信，也没说大家不信，却写了一句看似与此事无关的话，“于是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之意”。《晋书·贾后传》里进一步点明了贾皇后的动机，她领养这个孩子并把他推向前台，目的在于“谋废太子，以所养代立”。 一句话，贾皇后与太子这一幅母子相残的长卷铺展了九年，终于要图穷匕见了。 随后，贾皇后又明里暗里做了两件事。明里做的一件，是将远在寿春的镇东大将军淮南王司马允招到洛阳来，以防他作乱；暗里做的一件，就是派人四处宣扬太子司马遹的种种劣迹，为将来的废黜太子制造舆论。 这场长达九年的斗智斗勇，贾皇后看似占尽上风，实则是个失败者。她忍了九年，一方面等着亲生儿子出生，另一方面就是在等太子沉不住气露出破绽，进而光明正大的废立嗣君。 结果呢？一无所获。贾皇后年过四旬，生育已近乎绝望，太子还是好整以暇，小过天天有大错绝不犯。本来已经心浮气躁的贾皇后，再经贾谧一拨撩，就无法控制的失去了理智。 失去理智后的贾皇后大出昏招，她推出这个七八岁的小孩来冒充皇子，这种拙劣的谎言谁会相信呢？可能她自己都没打算相信，她也不在乎别人信不信，她已不再有耐心，打算蛮干。而精明透顶的贾皇后到最后竟然还是选择蛮干，可谓黔驴技穷，此刻贾皇后的内心应该是愤懑的：既然要蛮干，她何苦要等九年！ 洛阳街头又开始传唱新的童谣，“南风烈烈吹黄沙，遥望鲁国郁嵯峨，前至三月灭汝家。” 南风，是贾皇后的名字；黄沙，太子小名“沙门”；鲁国，贾谧承袭贾充的爵位，为“鲁国公”。 山雨欲来风满楼。世人屏息静气，看太子有何动作。东宫静默，太子闭门不出，世人猜测他应该正惶恐不可终日。 这时东宫来了不速之客，中护军赵浚出现在太子面前，他一脸诚恳地建议：“先下手为强，起兵废黜贾皇后！” 这个建议很具诱惑。众所周知，中护军麾下的禁军保卫着大内诸宫殿，皇帝、皇后诸嫔妃都在其包围之中。东宫有卫率万人，以太子的显赫身份，如果领兵向阙，与中护军里应外合，贾皇后只有束手就擒。 但出人意料，太子沉思了片刻，竟然不同意。 赵浚很不理解，太子已落入绝境，与其坐以待毙，何不反戈一击？ 太子还是摇头，目光犀利得让赵浚不敢逼视。最终赵浚悻悻而去，太子看着他的背影，露出辛酸的冷笑。赵浚这人是赵桀的叔父，也是杨太后的舅舅，当年武帝皇后杨艳顾念舅氏，劝武帝给赵浚加官进爵，又推荐赵桀进宫为夫人，算起来杨氏对赵氏有恩。可是在元康元年的政变中，他们二人却投靠贾皇后，对杨氏落井下石，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怎么可以信任？何况赵桀一直在贾皇后面前进太子的谗言，赵浚也一直是贾皇后的心腹，何以突然反叛贾氏投靠处于弱势的太子？ 太子也许惊惶，但惊惶之中他还是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贾皇后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借口，太子可不能让她得逞，所以他要加倍的小心谨慎。如果刚才受了赵浚引诱，轻易表露心迹，那就万劫不复了。 那应该怎么办？坐着等死不成？ 当然不是，这九年期间太子并非无所作为，他也一直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太子的策略与当年贾皇后相似，笼络握有实际兵权的低级禁军将领，贾谧说太子“勾结小人图谋贾氏”，并非全是谗言。后来这部分将领积极参与了诛杀贾氏的兵变。 太子的实力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孱弱，但也不宜高估。就如当年贾皇后虽然收买了禁军，但如没有楚王玮的相助还是无济于事，如今缺少宗室奥援的太子还是显得势单力薄。 那么太子处于险境的时候，他的那些叔叔们在做什么呢？他们也在观望，各自心怀鬼胎。 有迹象表明，太子曾经动过念头想搞政变。 《晋书·张华传》里记载，元康九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深夜，张华家里来一个不速之客。客人是张华的故人，名叫刘卞。 刘卞这人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他是兵家子弟，虽然低贱却有骨气，早年他在须昌县服吏役，有县里的功曹喝醉了半夜如厕，命令刘卞执烛照明，遭到拒绝后衔恨报复，刘卞因此被贬到亭舍里做清洁工，不料因祸得福，有客人在亭舍给刺史写信，总是不能成文，刘卞忍不住在旁点拨几句，立刻点铁成金。客人感恩图报，向县令狠狠推荐了刘卞，恰好县令是爱才之人，刘卞于是得到提携，到洛阳入太学，学成出仕。从小吏做起，辗转十余年逐步升迁，“所历皆称职”，最后在并州刺史任上调回洛阳，入东宫辅佐太子。 太子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真材实学的能吏，刘卞马上成为太子心腹，太子每次离开东宫去赴宴会，都由刘卞随同护卫。刘卞在东宫的官职是太子左卫率。太子卫率分左、右、前、后，以左为尊，刘卞其实就是太子派来的军事代表，深夜造访张华府第，目的是策动张华参与政变。 刘卞对张华说，贾皇后将对太子不利，你知道么？ 张华说，不知道。 刘卞怒了，说，我出身低贱，从做须昌县小吏的时候就蒙您提拔，所以才有我刘卞今日。以为您是我知己，所以才坦荡直言，您难道怀疑我设阴谋诡计？ 张华问，即使你说的属实，你打算怎么办？ 刘卞说，东宫俊乂如林，有精兵万人，您担任宰辅重任，如果您出面宣诏，太子入朝录尚书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废黜贾皇后。 张华叹了口气，说，如今天子正在壮年，太子是人子，我呢，虽居宰辅，但没有接受先帝顾命。做这种事，对我来说是不忠，对太子来说是不孝。即使侥幸成功，也免不了获罪，更何况如今权戚满朝，威柄不一，不可能成功。 张华啰嗦那么多，真正想说的是最后一句：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冲动行事只是寻死而已。 刘卞没有听从张华的劝告，恨恨而去。他与太子只看到张华位高权重，却没有想到张华并非贾皇后亲党，所以一直处于监视之中。刘、张二人的交谈被眼线报告给贾皇后，随及刘卞接到任命，调离东宫去关中担任雍州刺史。 刘卞知道风声已经走露，为了不连累太子，他服毒自尽。 七、式乾殿上 刘卞一死，贾皇后与太子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就暴露到阳光下。贾皇后依然没有找到动手的借口，而太子更加小心。 元康九年十二月，贾皇后前后三次宣太子入宫朝觐，太子始终躲在东宫不奉诏；太子的爱子司马虨病重，太子上书请求惠帝给长孙封个爵位，冲冲喜，惠帝也始终没有回复。 两宫僵持着，眼看元康九年就要到年底了。 这时有眼线回报，说太子最近老在东宫设坛祭神，不知道在干嘛。贾皇后来了灵感，于是她设下陷阱。 而太子竟然真的掉进去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傍晚，有黄门郎到东宫，带来惠帝的一封短函，封面御笔要求东宫亲启。太子拆开一看，信中说惠帝病重，想见太子。太子当即上书请求入宫朝觐。 二十九日清晨，太子早早入宫，但没见到父亲司马衷，却被领到贾皇后处。不过也没见到贾皇后，只见到她的一个名叫陈舞的侍女。 陈舞对太子说，皇后一早醒来就觉得不舒服，一直在呕吐，所以请太子到旁边一门空屋里稍坐片刻，因为担心太子无聊，皇后特地派奴婢在中间传话，拉拉家常。 隔了一会儿，太子听见贾皇后遥呼陈舞，说，昨天陛下吩咐，赐与太子酒与枣。 于是陈舞拿来了枣和酒，枣有一大盘，酒有多少呢？见鬼，有三升。陈舞让太子把酒和枣喝干吃尽。 到这时太子应该已经明白落入了圈套。太子推辞说自己素来不好酒，让陈舞转呈贾皇后，心意领了，酒就不喝了。 于是贾皇后就挤对太子，说，平时我见你在陛下面前饮酒甚欢，今天怎么不喝了？这也是陛下赐的酒，你就勉强喝一点吧，就当是替道文（司马虨字道文）喝的（言下之意是你喝了这酒，老娘一高兴，就给你儿子封王。）。 太子继续推辞，说，以前陛下在宴会时赐酒，所以不敢推辞。三升实在太多，平时一天也喝不了如此多酒，况且今天入宫心切还没用膳，空腹饮酒容易醉，过一会儿还要面圣，喝得醉醺醺地恐怕有失体统。 贾皇后听太子说得有理，于是开始撒泼，令陈舞传话说，你这个不孝子，天子赐酒你都敢不喝，莫非你认为这酒里有毒？ 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怀疑这酒有毒，太子只好喝。喝了两升多，太子实在灌不下了，于是哀求贾皇后，余下的一升让他带回东宫慢慢喝。贾皇后不同意，太子不得已，只好继续灌。 空腹饮酒本来就很容易醉，何况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灌三升之多。太子事后自我辩解说，“饮已，体中荒迷，不复自觉”，说自己已经醉得完全失去知觉。 所以这时陈舞走来，说：“陛下命你抄写这份文书。”太子“便惊起”，神智不清醉眼迷离，只见眼前一张白纸、一张青纸，旁边陈舞又在不停催促，“快点，陛下正等着用呢！”旁边又有一个名叫“承福”的宫婢，磨好墨，把笔塞到太子手中，太子“急疾不容复视”，下笔时“实不觉纸上语重”，因此遭到陷害。 太子被废黜之后，曾写信向太子妃王惠风及岳父王衍求助，详细描述了当时中计被陷害的情景，这封信后来被收入《晋书·愍怀太子传》，上述细节就来自那封信。 那封信语词恳切情意悱侧，可信度较高，但是太子的辩解有一些疑点，令人不解。 比如太子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笃，父子之情，实相怜愍……为之求请恩福，无有恶心。自道文病，中宫三遣左右来视，云：‘天教呼汝。’……” 由这句话可知，此前中宫（即贾皇后）曾三次派人召唤太子入宫，太子都没有去，既然如此谨慎，为何到了二十八日傍晚，听说惠帝病重，太子竟然不觉得突兀，并且不加求证就决定贸然进宫呢？要知道，这很有可能还是一个陷阱。 而且，太子特别强调了一件事，说他祭神祷福，为道文“求请恩福，无有恶心”。太子替儿子祷福，理由正当，此举与陷害事件无关，太子为何要提及此事，还强调自己“无有恶心”？ 太子的辩解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很有可能，太子并非“无有恶心”。他在东宫祭神，并非是在求神保佑儿子，而是在绝望之中出了昏招，在行巫蛊之术，诅咒父亲司马衷与贾皇后早死。 这就是太子露出来的破绽，给贾皇后逮到了，所以她将计就计，说惠帝突然染疾，病重，使太子误以为巫蛊有效，连早饭都没吃就欣然入宫。而等太子进宫之后，贾皇后借陈舞的口，谎称自己也不舒服在呕吐，再次巩固太子的猜测。 太子得到消息后，并没有在二十八日傍晚就急吼吼地入宫，他先上书请求朝觐，在程序完全合法之后才正式入宫，这说明太子还是有戒心的。当年楚王司马玮受了密诏没有按例复奏，结果丢了性命，太子可不想重蹈覆辙。 等入宫之后，陈舞对他说贾皇后也很不舒服，太子心中暗喜，以为巫蛊真的有效，一惊喜就乱了心神，戒心自然下降。太子被逼饮酒时，大概还是没有预料到贾皇后会出什么狠招，以为贾皇后不过是悍妇撒泼，令他出丑而已。而当贾皇后真正使出杀手锏，令他写反书的时候，太子已经神智不清了。 反书是这样写的：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共要，刻期两发，勿疑犹豫，以致后患。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为王，蒋氏为内主。愿成，当以三牲祠北君。” 史书上说，这篇要弑父杀母的大逆不道文章，由黄门侍郎潘岳起草，令太子誊写了一遍，太子誊了一半就醉死过去，潘岳模仿太子的笔迹将其写完。这种说法有待推敲，看那文句很像是醉汉的臆语，似乎用不着潘岳这种大才子来牛刀小试。 即令是潘岳拟文，太子只是誊写，未必这就不是太子的真心话，长期以来太子战战兢兢的苟且偷生，心中难道不生怨恨？平日里，他还可以用理智控制情绪，矫饰自己的行为，但现在他醉烂如泥，酒后吐真言，借酒泄愤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啊。 可惜，贾皇后等的就是这个真言，太子一招不慎，从此万劫不复。 十二月壬戌，是元康九年的最后一天。惠帝急召群臣入宫，会面于式乾殿，主题是裁定太子的罪行。贾皇后不便出现在朝堂之上，就派她的心腹，黄门令董猛拿着太子写的反书遍示公卿。 董猛说出了贾皇后的心声，“太子写下如此忤逆的反书，应该赐死。” 满朝公卿的反应与当年群议处置杨太后时一模一样，全都低着头端详脚趾，装哑巴，“莫有言者”，其中包括誉满天下的名士王戎，包括太子的岳父王衍。这种事早在意料之中，自从贾皇后宣称有子，他们就知道太子的政治生命已到了尽头，唯一的悬念就是太子将以何种方式获罪。现在谜底揭开了，贾皇后果然狠毒，不仅要夺太子嗣位，还想要太子的性命。 但是，这与他们何干？他们这些惯于趋利避害的人精，早就在心中做出了选择。反正伤害不到他们的爵位与家产，司马家人喜欢骨肉相残，那就随他们便好了。万马齐喑，这就是晋朝的朝堂。 令众人吃惊，反对的意见来自贾皇后的阵营，张华与裴坚持不能这么草率定罪。 张华说：“此国之大祸。自汉武以来，每废黜正嫡，恒至丧乱。且国家有天下日浅，愿陛下详之。” 张华说话总是比较含蓄，他这个谏言明里对惠帝，实则是警告贾皇后。当时贾皇后明明已经宣称有了儿子，她的儿子才是“正嫡”，太子不过是庶长子而已。张华却说如果要废太子就是“废黜正嫡”，显然，他并不相信所谓“谅暗生子”这种无稽谎言。 张华所说的“国家有天下日浅”，表面意思是说晋朝统一天下的和平岁月还很短暂，地方上还有动乱的隐患；实则是在警告贾皇后三思而后行，地方上的诸侯王手据雄兵，小心激怒他们作乱犯上。 裴是贾皇后亲戚，所以他就直言不讳，质疑董猛手中的反书是他人捉刀，有意栽赃太子，请求核对笔迹。 但这也在贾皇后的算计之中，侍中搬出太子以前的奏折。众人一哄而上，几经比对，张华、裴黯然无言。 即使证据确凿，张华与裴也坚持太子杀不得。 这两个人都是晋朝的铜齿钢牙。张华首先是朝中宿老，对于律令、先朝典故如数家珍；其次他是博物学家，大名鼎鼎的《博物志》就是他写的，天文地理阴阳五行奇文佚事他什么都知道；更要命的他还是个名士，平时没事就到洛水上泛泛舟，找王衍、王戎等人斗嘴玩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裴也很了不得。他原本也是一个名士，乐广曾经找他谈玄，“欲以理服之”，没想到裴“辞论丰博”，反把乐广说得无词以对、唯有憨笑而已；后来裴主持政务，觉得名士那套作风太败害社会风气了，就写了一篇《崇有论》批判玄学，引得王衍等人群而攻之，最后也堪堪打个平手；所以裴被时人称为“言谈之林薮”。 如今两人双剑合璧，那是天下无敌。到后来贾皇后一方理屈词穷，愤羞成怒，她让董猛假称是长广公主的意思，对惠帝说：“事宜速决，而群臣各不同，其不从诏者，宜以军法从事。”长广公主是武帝的女儿，司马衷的妹妹，所谓“军法从事”，意思就是再不听话，就要杀人了。 贾皇后这是气晕头了，张华、裴她一个都杀不得，杀了他们她靠谁来打理政事呢？何况张华等人也不是怕死之辈。 直到太阳偏西，还是没有决议。贾皇后终究没有杀太子，她也怕夜长梦多，于是妥协，请求废黜太子为庶人。 这大概已是最好的结果了，张华、裴也只好妥协。于是惠帝下诏，令尚书和郁与御史中丞解结去东宫宣诏，废黜太子为庶人。大概是怕太子不奉诏作乱，贾皇后还派了大将军梁王司马肜、镇东将军淮南王司马允、前将军东武公司马澹、赵王司马伦、太保何劭随同去东宫。太子很顺从地接受了诏书，步行从承华门走出宫城，坐着牛车被送进了金墉城。 随后东武公司马澹用兵押解太子妃王氏，以及太子的三个儿子司马虨、司马臧、司马尚一起到金墉城。 与此同时，贾皇后迫不及待地派人杀死了太子的生母谢玖。这个无辜而可怜的女人，十余年来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儿子贵为皇嗣，可是别说母以子贵，连母子团圆都成为奢望，到头来还要被儿子连累，死在元康九年的除夕之夜。 谢玫的死状颇惨，据说是在掖庭杖毙，同时被害的还有太子宠妃、皇孙司马虨的母亲蒋俊。 东宫的势力一下子灰飞烟灭，时间是元康九年十二月。正好应了另一首洛阳童谣： “东宫马子莫聋空，前至腊月缠汝合。” 第五章　贾皇后 一、舆棺上奏 第二日是癸亥日，是新年的第一天。大概是庆祝胜利，贾皇后让惠帝大赦天下，改元为“永康”。 “元康”这个年号伴随着太子的政治生命，一起走到尽头。八王之乱新的一轮杀戮又要拉开帷幕，永康这个年号也只用了一年，与它同时滑落舞台的将是贾皇后的脑袋。 朝廷将废黜太子的诏书，连同太子的反书一起，传阅天下。于是太子阴谋弑杀君父的消息，犹如惊雷一般，迅速传遍王朝的每一个角落。世人依稀记得十余年前，先帝司马炎曾大力褒奖这个皇孙，说他聪慧仁爱有孝心，使他小小年纪就流誉天下。如此佳儿长大后竟然成为叛臣逆子，实在不可思议。别的先不说，皇室的教育方法就很诡异，硬是把一棵好苗培养成了杂草。 消息传到了关内，时任西戎校尉司马的阎缵马上闻到了阴谋的味道。当年杨骏死后无人收葬，阎缵时任安复县令，他抛官弃职，招集旧日同僚替杨骏收敛下葬，结果有杨骏的一个从弟叫杨模的，当时已经吓破了胆，竟然去告发他们。东武公司马澹上书请求诛杀首犯阎缵，没获准，阎缵因此得到世人赞誉。国子祭酒邹湛打算替他谋个秘书郎的职位，谁料秘书监华峤说，“秘书郎职位轻闲俸禄又高，许多高门士族子弟都抢着要做呢，哪里轮得到阎缵这种人？” 一气之下，阎缵应河间王司马颙的招聘，离开洛阳赴关内担任西戎校尉司马。阎缵确实是能吏，不久就立功被封侯，他的祖父阎圃、父亲阎璞都是曹魏的平乐乡侯，阎缵也被封为平乐乡侯。 得知太子被废，阎缵又有惊人之举，他再次抛弃官职回到洛阳，带着一口棺材来到宫阙前，上书替太子喊冤。这个举动开了个先河，以后凡有臣子决心以死犯谏，就拉个棺材摆在午门外，表示自己豁出去了，其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人物，当数一千二百年以后明朝的海瑞。 阎缵的上书很长，大意如下： 太子确实有过失，但是不算大恶，汉朝有戾太子“子盗父兵”，与父亲喋血长安，但是仍然得到了武帝的原谅；商代的王太甲，曾经因为作恶而被放逐三年，后来改过自新，仍然成为一代贤君；前朝魏明帝曹睿，曾经被废为平原侯，后来厉节修行，依然成为明君。太子的罪恶不及戾太子，而且认罪态度是如此之好，可见仍是可教之材。如今天下不太平，四夷未宁，异族人都盼着国有内乱。国嗣的位置事关重大，不宜空虚，所以请陛下不要轻易言弃，再给太子一个机会洗心革面。如果太子实在不知悔改，到时再放弃也不迟。 在奏折的最后一段，阎缵写道，我出身寒门，与太子从来没有私交，之所以上书，实在出于对国家的忠诚。临行之前，我母亲替我算了一卦，说我这份表一交到御前，我的命就算完了，我的妻儿哭泣着劝我不要上书。但是我承蒙陛下天恩，不敢辜负，哪怕一死也要尽忠，今天我把棺材都带来了，等着受戮成仁。 阎缵的奏折递了进去，被冷处理。所谓冷处理，就是既不遵从，也不反驳，更不商议，就当这事没有发生过。阎缵以死进谏的目的没有达到，太子的处境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善，反而引起贾皇后等人更严重的忌恨，据说贾谧看了阎缵的奏折，冷笑了一声，说：“这份奏折写得不错，如此看来，阎缵等人还是向着司马家啊。” 从贾谧的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心中已经把贾氏与司马家完全对立起来。此人已经狂妄得失去了理智。 远在边陲的阎缵千里赴死，替太子进言，相比之下，那些在洛阳身居要位的达官们就太让人失望了，他们个个尸位素餐，该发言时装聋作哑。不仅如此，还有人落井下石，比如尚书令王衍，太子身陷囹圄，他连忙与太子划清界线，上书请求惠帝准许女儿太子妃王惠风与太子离婚。王惠风据说十分有情义，从金墉城恸哭而归，十二年之后，王衍被羯族人石勒活埋，王惠风自刎于胡虏帐中。 张华、裴未能救太子免于厄难，都有些心灰意冷。有识之人已经预见到来日必有大难，劝二人急流勇退，张华的儿子张韪以天相“太白昼见，中台星坼”（不利于宰辅）为理由，也劝张华逊位。张华与裴都犹豫良久，还是没有同意。 有后人因此讥笑二人栈恋权位，不知发出讥笑的那些人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此二人查漏补缺，这个国家将不知会崩坏成什么样子。智者不立危墙之下，晋朝并不缺乏所谓的“智者”，那些明哲保身的滑头充斥朝野，毫无作为贻祸子孙，这些人才是历史罪人。 《晋书》将卫瓘、张华合写在一卷之中，唐朝的史官没有吝惜赞美之语，他们对卫瓘、张华两人的忠诚与舍身取义的胆气表示敬仰，最后他们感概说“忠于乱世，自古为难”。 永康元年初的洛阳是分裂的，前半个洛阳城里贾皇后等人在改元大赦庆功，但在另半个洛阳城里，气氛是肃杀的，不平、惶恐的情愫在交织蔓延。太子虽然被关进了金墉城，但是太子的党羽仍在，这些人不知道贾皇后会不会实行清洗，别说仕途，他们的人身安全也处在危险之中。为了自保，同时也是为了报答太子的知遇之恩，这些人开始活动。 禁军将领司马雅、许超曾经在东宫任职，太子对两人不薄，后来两人被调至禁军，担任右卫督与常从督。两人对太子的遭遇感到不平，于是联合殿中中郎士猗，密谋救出太子，扳倒贾皇后。殿中中郎是当年孟观、李肇的军职，右卫督与常从督与殿中中郎相似，也宿卫宫中，但是官秩比殿中中郎要高，手下兵也多。当年贾皇后就是依仗殿中禁军才消灭杨氏，政变成功，现在腑腋间埋下这么一颗炸弹竟然浑然不觉，可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贾皇后的敏锐精明已经在元康九年的专横跋扈中消磨殆尽了。 司马雅等人有心杀贼，仅凭他们几个却无力回天。就如当初贾皇后一样，他们只能向宗室寻找支援。 从表面上看来，当时身在洛阳的宗室重亲有不少，仅武帝的儿子，就有淮南王司马允、清河王司马遐、吴王司马晏、豫章王司马炽，可惜太子的这四个叔叔都靠不住。 先说清河王司马遐，当年逮捕卫瓘时他的懦弱表现，已足够让人对他不抱希望，一个连属下都管不住的人，难道还能做大事？何况此时清河王已经久病不起，之后没几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死时才二十八岁。 吴王司马晏，史书上说他“才不及中人，于武帝诸子中最劣”，照此看来，他连皇帝哥哥司马衷都不如。吴王很小的时候就半身不遂，样子也很让人倒胃，长大之后更加难看，“不堪朝觐”，都不能出去见人。当时吴王担任射声校尉，很明显，他能掌兵权是因为贾皇后觉得这人不构成威胁，根本无须忌惮。 豫章王司马炽是武帝最小的儿子，后来他成为晋朝的第三任皇帝，是为晋怀帝。永康元年他才十七岁，史书上说他为了避祸“冲素自守，门绝宾游，不交世事，专玩史籍”。如此韬光养晦，当然无法指望他会涉险反抗贾皇后，何况当时豫章王官拜散骑常侍，这是一个既没政权又没兵权的闲职。 唯一有能力领导一场政变的，看来只有淮南王司马允了。永康元年司马允二十九岁，正是大有可为的年纪。当年武帝寄以重望的三个儿子：秦王楚王淮南王，秦王病死楚王笨死，硕果仅存的淮南王司马允，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除惠帝以外司马家的第二号人物。 但是司马雅等人并没有去找淮南王，因为此时除了贾皇后，淮南王司马允也许就是第二个最为心切，盼太子早点死的人了。据《晋书·淮南王传》里说“初，愍怀之废，议者将立（司马）允为太弟”。 出现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 一、是贾皇后为了稳住淮南王，有意放出烟雾，说准备立淮南王为皇太弟，将来继承皇位； 二、是朝中与淮南王结党的臣子们，利用当时人心惶惶的乱局，趁机向贾皇后施压，要拥立淮南王为嗣。 不管是出于哪一种原因，都使淮南王有足够的动机嫌太子碍事，乐得看他倒霉。这种现象也再次证明，贾皇后所谓的生子是一个彻底的谎言，即使在当时也没有人相信，连贾皇后自己都觉得心虚而不敢提出嗣位要求。 除了皇帝的四个弟弟，另外有两个宗室成员手中有兵权。一个是东武公司马澹，时任中护军；另一个是齐献王司马攸的儿子，小齐王司马冏，时任翊军校尉。不过司马澹是贾氏党徒，是废黜、押解太子的急先锋，也是杀害太子之母谢淑妃的刽子手；齐王司马冏呢，年轻，资历不够，威望也有限。 以上人物都不能用，那就只能在祖父辈的宗室元老中找了，宣帝司马懿九个儿子中，撑着活到永康元年的只有三位，分别是平原王司马干、梁王司马肜和赵王司马伦。 老三平原王司马干，前文已经介绍过了，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老八梁王司马肜刚在元康年间大大出了丑，他继赵王司马伦出镇关中，公报私仇害死建威将军周处，使人心大失，氏族人的叛乱愈演愈烈，朝廷只有把他召回洛阳，派河间王司马颙镇关中；永康元年，司马肜担任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等一连串显赫的官职，实际上对朝政一事无补，手中也没有实际兵权； 老九赵王司马伦比他哥哥司马肜还不如，关中氐族的叛乱就是他出镇关中的时候，胡作非为而激发的，当时是元康六年，朝廷把他召回了洛阳，做为惩戒，只让他担任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这种虚职闲职，长达三年。 永康元年春，在太子被废黜后，贾皇后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鬼使神差的任命赵王司马伦为右军将军。赵王原先的期望值是录尚书事，就是做宰相，右军将军这种区区千石的小官，而且还是武官，实在配不上他的身份，所以赵王很不满意。 司马雅等人感觉到了赵王的怨气。右军将军官衔虽不高，手下禁军着实不少，赵王一向贪婪，经不起诱惑，这位王爷早年还曾不顾身份，伙同散骑将刘缉偷盗武帝的裘皮大衣，传为一时笑谈。 将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老而昏聩贪婪无行的人身上，实在是个冒险，但是司马雅等人别无他选，只有孤注一掷，决定策反赵王。 与此同时，在大内深宫笑逐颜开的贾皇后肯定没有想到，近日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任命，竟然替自己开启了死亡的大门。 二、黄雀在后 司马雅与许超等人还在为营救太子奔走谋划，那边贾皇后先动手了，仅仅把太子关进金墉城她还觉得不够安全。 于是有一个黄门跳出来自首，自称曾与太子合谋造反，惠帝照例大会群臣，数落太子的忤逆，把黄门的供词给公卿传阅。 于是百官寒心、龙颜大怒，最后还是父子情深，惠帝网开一面，赦免死罪，仅仅下诏将太子囚禁于许昌别宫思过。东武公司马澹再次充当了打手，他率领一千禁军押解太子出京，向东南百里，送至豫州颍川郡的许昌，随行的还有治书侍御史刘振。 治书侍御史是汉代官名，晋朝依然在使用，职责是掌管律令。刘振的任务是看守监视太子，不过惠帝令刘振持节，按照晋朝法令，持节者可以杀无官位之人。当时太子已被废黜为庶人，所以在法理上，刘振有权将太子先斩后奏。 为了立威，也为了试探世人的反应。贾皇后还让惠帝下诏：禁止百官相送太子，但是仍有不少东宫官吏，如太子洗马江统、潘滔，太子舍人杜蕤、鲁瑶、王敦等人连夜出城，洛阳城郊不许送，洛水不许送，他们就向北远走几十里，在洛水的支流伊水之滨，守在路边等车驾经过，望拜流涕。 司隶校尉满奋闻讯，责令属下将这一干顶风作案的违禁者抓捕。 可是抓人容易，处理起来就难了，太子蒙冤群情激奋，一不小心就是火上浇油，满奋觉得此事棘手，就把人往河南狱、洛阳狱里一送，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河南尹乐广和洛阳令曹摅。 乐广在元康年间与王衍齐名，但与王衍的矫揉造作大不相同，乐广是个敦厚长者。他将送至河南狱的人悉数释放，属下都替他捏一把汗，乐广不以为意。 另一部分被送到洛阳狱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曹摅其人也非凡品，他是个神探，对囚犯也很仁慈，曾被百姓称作“圣君”。只是这次案件非同小可，是公然违诏的重罪，曹摅不敢做主，只好暂将这些人收押。 但此事已经在洛阳传开，江统、王敦等人因此获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贾谧的从事孙琰劝贾谧说：“之所以要将太子赶到许昌，是因为他有罪恶。现在有朝臣不惜违诏犯罪也要相送太子，如果治以重罪，反而正中他们下怀，向世人彰示太子能得人心，不如将他们释放。” 贾谧觉得有理，于是让曹摅放人，乐广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太子到许昌不久，儿子司马虨就不治身亡。这个小名“道文”的皇孙，去年得病，十二月病情加重，此后生母蒋氏被杀，随父亲被关进金墉城，后又辗转至许昌，始终不得医治，挨到永康元年元月丙子，终于断绝了呼吸。他短暂的一生还没来得及犯什么罪孽，唯一错误也许就是出生在了皇家。 一月之间，太子丧母丧妻，又新罹丧子之痛，但是此时他还没有余力悲伤。太子给前太子妃王惠风写信陈述冤屈，希望位高权重的前岳父王衍良心发现，突然长出脊梁骨，替他昭雪。 可是奇迹没有发生，王衍把这封信藏了起来，只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直到三个月后贾氏倒台，他才羞羞答答地把这信拿给梁王司马肜看，以图与贾氏划清界限，不过那时太子已经死去。 就当皇孙司马虨在许昌奄奄一息的时候，司马雅等人开始行动。 赵王的愚昏在洛阳人尽皆知，这位王爷不识字，所有的往来公文、信函都委托给心腹孙秀处理。孙秀与王戎、王衍同乡，也是山东琅琊人，他的门第不高，所以仕族的起点只是琅琊小吏，不过此人善于钻营善于揣摩人心，后来机缘巧合做了赵王司马伦的属官，马上被引为心腹，赵王对他言听计从。 直接找赵王是不明智的，如果这个老糊涂骤然听到劝他兵变，说不定立马翻脸将他绑了拖到贾皇后处邀功。好在赵王的脑子是长在孙秀肩膀上的，只要说动孙秀，就等于说动了赵王。 而孙秀是经不起诱惑的，因为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孙秀的门第决定了他的仕途只能到此为止，除非赵王忽然间飞黄腾达，他才可能附骥尾，攀上高官显职。 眼下就是个绝佳的机会，于是孙秀与司马雅一拍即合。孙秀回头找到赵王，拿司马雅的原话吓唬他：“贾皇后凶妒无道，和贾谧等人共废太子。如今国家没有了嫡嗣，社稷将危，听说大臣们将起大事诛灭贾氏。大王你一向与贾氏、郭氏亲善，天下人都说太子被废黜，你也是知情者同谋者，一朝事起，祸事必定串联到大王你。为何不早做准备呢？” 太子广受同情、群情激奋这是实情，坊间也有风声说有人要谋废贾皇后。赵王一听连孙秀都这么说，吓坏了，连问怎么办？ 怎么办？孙秀想了一会儿。史书如此猜测着孙秀的心理：“（孙）秀知太子聪明，若还东宫，将与贤人图政，量己必不得志。”自己亲身涉险，到头来替太子做嫁衣，这又何苦？孙秀一咬牙，想出一招借刀杀人的毒计，不仅贾皇后，连带太子一起消灭掉。 孙秀如此替赵王分析形势：“太子为人刚烈不驯，无法用私情打动。大王你向来事奉贾后，舆论都认为你是贾氏党徒。如今即使真心实意替太子立功，太子念旧怨，必定不会加赏大王，反而他会认为大王是逼于形势，所以才出卖贾氏以求自保免罪。如此一来，大王一片赤诚反会加速灾祸的到来。” 按孙秀所言，迎回太子不仅没有功劳，反而是自己往钢刀上撞，赵王听了连连点头，觉得十分有道理。 孙秀继续说道：“贾后肯定是会害死太子才罢休的，不如暂缓行事，等太子一死，大王再以替太子报仇为借口，顺应人心废黜贾后，到时候大王铲除邪恶众望所归，富贵权势不可限量。” 用太子与贾皇后的尸体来垫脚，踏进权力中枢的大门，这个主意太妙了，赵王击节叫好。 主意既定，孙秀就四处煽风点火渲染民意，制造出天下汹汹要诛贾氏的假象，然后，孙秀再有意无意地将这些讯息透露给贾谧。 孙秀的奸计最终得逞，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骂名，但仔细想来他所说的全是大实话，以赵王与他的处境，想要实现野心，除非贾皇后与太子都死光。 其实不止是他们，所有在暗处觊觎大权的野心分子都盼着贾皇后与太子同归于尽。连孙秀都看出“贾皇后必杀太子”了，难道别人还看不出来？只是他们都很深沉，等着贾皇后螳螂捕蝉，自己则充当静默的黄雀。 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太子的死是早已注定的，赵王与孙秀只是众多恶人中，机会最好，做得最出色一对而已。 最可悲的也许就是司马雅等人，他们满腔忠诚，冒着灭族的风险四处活动想要救出太子，而实际结果却是他们正加速把太子往绝路上推。 三、哀王孙 永康元年注定是不平静的，连天相都频频示警。 正月己卯，日食；二月丁酉，洛阳刮起罕见的大风，飞沙走石遮蔽日光，将白昼变成昏夜，铜驼街两旁的大树被拦腰折断；三月，洛阳以东百里的豫州尉氏下起了血雨，有妖星出现在南方天际。 种种不祥之兆，令贾皇后焦躁不安。太子被废被软禁，竟然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弹，大大出乎她的意料。看来蛮干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但是现在已经骑虎难下，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要镇压异己者就像在捕风搏影，因为对太子的同情、对贾皇后的反感并不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在朝堂上，满堂公卿表面都驯化地服从着她的每一个决议；闲言碎语流传在坊间，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家常话里，出现在茶余饭后的叹息声中。贾皇后在洛阳城内散布了不少眼线，他们反馈回这些令人不快的消息，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民意。 仅仅是细杂的非议，并不能打动贾皇后，历来民意都不会让当权者喜闻乐见，当权者也不会把区区民意放在心上。但致命的是，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似乎已经传染到宫中，有迹象显示禁军的中下层将领，特别是殿中禁军将领们正在密谋造反。 这个消息才令贾皇后真正感到恐惧，没有谁比她更清楚禁军造反的威力。杨氏满门、卫氏满门、汝南王父子就是昔日禁军刀俎下的鱼肉，如今阴谋的味道又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但是源头在哪儿？ 习惯于躲在暗处使阴谋诡计的贾皇后生平第一次被阴谋诡计包围，这种草木皆兵的感觉令她手足无措。 贾谧进宫来了，神情竟然也是惶恐不安。在太子被废黜前，他视太子为贾氏的唯一障碍，现在这个障碍被搬开了，贾谧发现贾氏不仅没有能够如事先想象的那样为所欲为，反而束手束脚。看不见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就如夏季雷雨将至时黑云压城，让人产生大祸临头的感觉。 贾谧对贾皇后说，最近贾府很不安宁，总有妖异作祟。前几天阳光明媚，突然平地里起了一阵妖风，把他的朝服刮上数百丈的高空，飘落在中丞台前；前日春雷震动贾府，把贾谧的卧室给劈了，而且正好是床的位置，把床帐轰个粉碎。 这些都是凶兆啊！据说当年卫瓘家人做饭时，米粒掉在地上，全部变成田螺，爬出门远去，没多久卫家就遭罹了灭门惨祸。 晋朝人还是蛮相信鬼神这一套的，贾皇后与贾谧面面相觑，彼此从眼中看到了不安。贾谧说，他得到消息，殿中禁军将要发动兵变，废贾皇后，复立太子。 贾皇后大吃一惊，连贾谧都能发现苗头，看来此事假不了。 那怎么办呢？彻查禁军？禁军将领有一千多号人，怎么查得清？万一处理不当，会不会激起哗变？ 贾谧大摇其头，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他们不是指望复立太子来谋取富贵么？索性让太子彻底消失，绝了他们的希望，也就安分了。 如果贾皇后警觉，就应该感觉这事很蹊跷，贾谧不是贾皇后，没有那些多而长的触角，何以知道禁军要造反？ 贾后只要一问，就可以知道贾谧的消息来自其实赵王，只要再召赵王进宫一询问，以赵王的智商，想必逃不过贾皇后的鹰眼。那么政变就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但此时的贾皇后心神大乱，无暇考虑许多，因此中了孙秀的借刀杀人计。 永康元年三月癸未，黄门孙虑抱着个小坛子，从洛阳秘密赶到许昌。小坛子里面是太医令程据制成的“巴豆杏子丸”，巴豆可以“荡练五脏六腑，开通闭塞”，杏仁有“润肠通便”的功效，二药合一，会使人剧烈腹泻，脱水而死。贾皇后命令孙虑把药丸混入太子的饮食，造成太子突发痢疾，不治而亡的假象。 到了许昌之后，孙虑发现这个任务难度很高。太子从被废黜，一直防备着有人下毒，所以一切食物都亲自动手煮食。孙虑找不到机会下手，就请监督太子的治书侍御史刘振帮忙。惠帝任命刘振“持节”，实际就是给予刘振杀太子的权力，当然刘振没那个胆量，但是他可以像看守对罪人一样，任意地摆布太子。 刘振把太子的住所搬迁到别宫旁的死巷子里，封锁住出口，断绝食水。他想以此来逼迫太子食用孙虑等人提供的食物，可是计谋没有得逞，因为不断有人从墙外面传递食物给太子。如此耗了几天，太子还是生龙活虎。 洛阳贾皇后那边不停在催促，孙虑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带着卫兵冲进小巷，强逼太子服毒，太子抵死不从，孙虑作势要强灌，太子逃出户外，又躲进厕所，孙虑追进厕所，用手中石制药杵将太子活活砸死，太子临死前的惨叫传出数里远，闻者无不动容。 太子时年二十三岁。 孙虑等人搞出这么大动静，不可能没有地方官员的协助，当时主持许昌军政的是东中郎将王浚。此人出身太原王氏，父亲王沉是司徒王浑的堂兄。 王沉是曹魏时期有名的变节之人，他擅长作文，年轻时深受魏主曹髦的宠信，被曹髦尊称为“文籍先生”。当年曹髦密谋袭击司马昭，召来心腹王沉一同商议，王沉却跑去向司马昭通风报信，因此被世人鄙视为不忠，但王沉不用顾忌这些闲言，他获得了实惠，从此深得司马氏信任。入晋之后，王沉正待飞黄腾达，可惜寿而不永，泰始二年就病死了。 王浚是王沉唯一的儿子，可是一直被王沉所不齿，为什么呢？因为王浚是他擦枪走火造出来的私生子。当年有个赵姓佃户家的妇人出入王沉家，给王家打打杂，不知怎么的王沉就和这个妇女搞上关系，生下了王浚。本来这事无人知晓，现在可好，连儿子都有了，不是强奸就是通奸，铁证如山，所以王沉一辈子都痛恨这个儿子。 王沉死时，王浚才十五岁，亲戚们共推王浚为嗣子，继承了父亲的博陵县公爵位。 王浚的存在是太原王氏的一个笑柄，所以他一直被同族的人所轻视。从父王浑出将入相、从弟王济尚公主誉满天下，而王浚却始终无法靠近权力中枢。 王浑、王济是齐王党人，王浚则投向了贾皇后，害死太子之后，王浚被任命为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后来又转为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因为远离中枢，所以王浚没有遭到清算，后来风云际会，此人成为晋末割据一方的实权人物，在八王之乱后期，王浚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人物，容后再表。 太子在许昌薨逝的消息传回洛阳，痛心疾首者不在少数，暗中弹冠相庆者也不在少数。 一直在忙碌着，致力于拯救太子的司马雅与钟超心理遭到重创，觉得兵变已失去了意义，所以宣称身体不适企图退出兵变。而此前一直推三阻四的赵王司马伦此刻却热情空前高涨，大肆活动，孙秀前来说服司马雅：既然未能及时救出太子，那就替太子报仇。 朝堂之上，官员们又为太子葬礼的规格起了争执。有人说太子已经被废黜，那只能按照庶人的规格下葬，这些人其实只是配合贾皇后唱双簧，因为贾皇后对死人一向宽大为怀，汝南王、卫瓘死后都恢复了名誉与爵位。果然，对于太子，贾皇后再次亮出了高姿态，她装模作样的上表替太子说情：“遹儿不幸丧亡，妾身为他生前的迷乱悖逆而痛心，也为他的短命早亡而哀伤，悲痛之怀，不能自己。遹儿被废黜之时，妾身原希望他能刻骨铭记这个教训，从此遵从孝道，妾身也将替他求情，恢复其嗣君名位。如今斯人已逝，此志难遂，更加令妾身哀恸。遹儿虽然罪孽深重，毕竟他是王者子孙，如以庶人的礼节送终实在令人怜愍，妾身因此乞求陛下天恩，赐遹儿以王礼下葬。” 拜贾皇后的恩赐，太子最后按广陵王的礼节下葬在许昌。当初传说广陵这个地方有王气，所以武帝封太子为广陵王，以此来表明心迹，预订太子的皇嗣之位。现在盖棺定论，太子的悲惨命运实际就是从被封广陵王那一日确定的。 太子死了，留在许昌别宫里的两个皇孙司马臧、司马尚从此失去了任何依靠。他们兄弟俩大概都只有四五岁，如果贾皇后不死，兄弟俩的命运岌岌可危。因为在晋朝，儿童夭折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两个小皇孙得个感冒误吃个巴豆，然后一不小心就病死了，到时候贾皇后在朝堂上为可怜的小孙儿流一把鳄鱼泪，谁敢怀疑这位恶毒的奶奶毒杀嫡长孙？ 幸好，政变在永康元年三月癸巳日傍晚，即孙虑前往许昌毒害太子的十二天之后，及时发生了。 四、夜半刀出鞘 司空张华是范阳方城人，父亲张平曾经是曹魏的渔阳郡守，可惜在张华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张华幼年家境窘迫，以至于不得不靠牧羊为生。张华爱读书，“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爱书是他一生未改的爱好，他死后被抄家，“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他是靠学问起家的，“学业优博，辞藻温丽”，少年时写过一篇《鹪鹩赋》自励，结果大名士阮籍过目之后大为赞赏，称之为“王佐之才也”！由此一言荣身，张华声名鹊起，步入仕途。 四十年光阴转瞬即逝，当年的掌权者还是文帝司马昭，如今掌权者已经更替了三代，张华也已两鬓斑白。他入仕虽早，却是大器晚成，此前有好几机会登阁拜相，结果都阴差阳错的失之交臂。 早在武帝咸宁年间，张华就担任中书令这种重要职位，但不多久母亲病逝，他离职丁忧；咸宁末，武帝准备征讨孙吴，举朝反对，只有羊祜、杜预、张华三人竭力支持，平定江南之后，武帝论功行赏，大家都以为张华将被重用，谁料到他在齐王问题上站错队，被贬放幽州。 幽州有鲜卑、匈奴，历来是不安稳的地方，但在张华的治理之下，“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武帝晚年，念及张华的好处，打算托以后事，却又被政敌进了谗言。张华被召回洛阳，仅仅担任太常的职务，管理皇家的祭祀。不久祸不单行，太庙的一根大梁突然折断，太常失职免官。一直到武帝驾崩，张华的身份始终是一介白衣。直到元康元年，贾皇后上台，张华才真正进入权力中枢，左右朝政。 十年之后的永康元年，张华已经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那些曾与他一起仕途跨越魏、晋两个朝代的政坛元老，大多已经作古入土。这些人曾经在朝堂上与张华争议过或唱和过，制造过阴谋也曾被阴谋造访，枪林弹雨中，下场各不相同。 有的始终身居高位，寿终正寝，并且身后享尽哀荣，如羊祜、杜预、山涛、裴秀；有的显赫一时，然后中道废黜，默默老死，如任恺、和峤；有的生前权重一时，死后背尽骂名，如何曾、贾充；还有的最不幸，遭罹惨祸不得善终，如杨珧、卫瓘。 不知道张华可曾预测过自己会以哪一种结局收场，有一点可以肯定，经历了宦海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张华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意气风发百折不挠了，他的内心是悲观无奈的。 儿子张韪劝他退位免祸，张华说道：“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这说明当时他已经很消极，听天由命了。 而命运容不得他消极怠工，在严酷的政治环境里，被卷入其中的人是不允许中立的。沉默就意味着不合作，不合作就意味着是敌人，这种混账逻辑直至今日还大有市场。 永康元年四月癸巳，垂垂老矣的张华又一次面临决定生死的选择。右卫督司马雅再次找到张华，对他说：“今社稷将危，赵王欲与公共匡朝廷，为霸者之事。” 司马雅的措词是十分不当的，什么叫“为霸者之事”？那意思就是说，赵王司马伦要灭了贾皇后，自己当“霸者”。所谓“霸者”，就是像春秋五霸那样号令天下的诸侯。这似乎不是一个忠臣所应该说的话。 赵王这人朽木不可雕，是不可靠的，张华仔细思量后，拒绝与赵王合作。 司马雅本怀着一片好意前来，哪知明月照沟壑，他勃然大怒，说道：“刃将加颈，而吐言如此！（真是不知死活！）”说完转身愤然离去。 张华没有想到，刚才的选择已经判了自己死刑。他有昼卧的习惯，结果当天就做梦梦见房倒屋塌，把自己吓醒。几个时辰之后，政变就发生了。 政变经过周密的部署。孙秀早就和通事令史张林、省事张衡、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接上了头。这些文武官员职位都不高，但都在心脏部位的殿中任职，他们的背叛都很致命。 此外，赵王还策反了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和右卫佽飞虎贲督闾和，这部分兵力再加上赵王麾下的右军，司马雅麾下的右卫督，还有士猗麾下的殿中虎贲，洛阳禁军半数兵马参与了进来，禁军名义上的统领北军中候王衍与中护军赵浚已经被架空。所以严格来讲，这是一场以禁军中下层将领发动的兵变。 兵变时间定于四月癸巳丙夜一筹，即4月4日凌晨。当夜，赵王招来右卫将军麾下的前驱、由基、强驽三部司马，假称奉了惠帝诏书，说：“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 三部司马一看，连顶头上司、右卫司马督路始都已经参与，哪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于是“众皆从之”。 赵王率领着禁军赶到宫城，早有人替他把宫城大门打开，兵变的部队消无声息地进入宫城，陈兵列队在御道南侧。 然后，赵王命令侄孙齐王司马冏率领三部司马进殿去废黜贾皇后。 为什么要派齐王出马呢？这是有原因的。 参与兵变的禁军将领出身都很低微，平素也是任由贾皇后指使的，这些人做惯了奴才，此刻只是想趁机赌一下富贵，未必能镇得住皇帝皇后。贾皇后可不像杨骏那样无能，以她的手段，万一说动这些将领反水，不仅兵变胎死腹中，赵王等人也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只有能派与贾皇后分庭抗礼的宗室成员出面，才可以把她治住，而且这个人起码得是宗室近亲。司马雅是疏族，不具资格，剩下的人选就寥寥无几了。 梁王司马肜也参与了兵变，但是他并没有到达现场，兵变现场地位最高的是赵王，他是这次行动的主谋，按理说应该身先士卒。可是赵王一来年迈二来无能，孙秀不敢对他抱有期望，而且估计赵王自己也胆怯，所以就指使年轻力壮的齐王作了先锋。 齐王是惠帝的堂弟、景帝的嫡孙，这个身份绝对有说服力，何况他还是齐献王司马攸的嫡子，“少称仁惠，好振施，有父风”，在宗室中口牌相当好。 最最关键的还有一个原因，齐王绝对不会对贾皇后心慈手软。若说武帝司马炎是害死他父亲的杀父仇人，那么贾皇后就是害死他母亲的杀母仇人。 贾皇后其实是齐王的姨妈（司马冏若按母亲的亲戚关系，他应该是惠帝的子侄辈，但按父亲的亲戚关系，他是惠帝的堂弟。），她与齐王的母亲贾荃是同父异母的姊妹，但这对姊妹却是仇人。 这段恩怨可以追溯到五十年前，齐王的外公贾充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 贾充的父亲贾逵是曹魏有名的忠臣，他文武双全，领兵为将则立有战功，担任郡守则多有政绩，以至于死后百姓给他立碑以寄怀念。贾逵的临终遗言是：“受国厚恩，恨不斩孙权以下见先帝。” 而如此忠诚的父亲竟然生出贾充这种儿子，让人惊诧不已。 贾逵死时贾充十七岁，贾充的第一次婚姻娶的是李丰的女儿，生下了贾荃、贾裕姊妹俩。曹魏嘉平末年，李丰在魏主曹芳的授意下，与皇后之父、光禄大夫张缉，太常夏侯玄密谋政变推翻司马师，结果秘密泄露。皇帝曹芳在九个月后被废黜，李丰则被司马师亲手用刀环砸死，夏侯玄、张缉被夷三族。 贾充的前妻李氏因此受到牵连，被流放辽东。后来贾充另娶了城阳太守郭配的女儿郭槐，生下了贾南风、贾午两姊妹。 泰始元年，武帝受禅大赦天下，流放在外十一年的李氏获释回到洛阳。 当时贾充的母亲柳氏还在世，她要求儿子把李氏接回家来。武帝听说了此事，特地下旨允许贾充设左右两位夫人（一夫一妻，其余只能为妾，这才合乎礼数，贾充两夫人并列，是特例），可是郭槐不干，她是一个泼辣的悍妇，而贾充怕老婆，不敢违背郭槐的意愿。 最后，贾充在洛阳永年里建了屋室，安置李氏，自己却从不过往。贾荃与妹妹贾裕多次请求父亲去看望生母，而贾充不为所动。 泰始三年，贾充被任命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要出发前去关中，百官在城西夕阳亭为贾充送行，贾荃、贾裕当众恳求贾充召回母亲，叩头以至额头鲜血直流。当时贾荃已是齐献王司马攸的王妃，百官一看王妃下跪，心想清官难断家务事，都吓跑了。 不久后，贾南风做了太子妃，武帝下旨，严令像李氏这样的罪人家属不许回到夫家。 皇帝开了金口，李氏最后就只能终老永年里。柳氏因为这儿媳，一辈子都不原谅儿子，柳氏临终，贾充问母亲还有什么心愿未了？柳氏白了他一眼，说：“我教汝迎李新妇尚不肯，安问他事！” 大女儿贾荃也绝望了，她又气又恨，不久就生病去世了。 贾荃死后十几年，她的儿子司马冏终于逮到机会，要替母亲与外祖母李氏出一口恶气了。 五、杀人活人 齐王领着一百多人推开大门，悄无声息地进入后宫，皇家华林园的园令骆休作为内应在里面接应。两人一合计，觉得首先要控制皇帝，以正出师之名，于是大伙潜至寝宫，把惠帝从被窝里揪出来，簇拥到东堂。 有皇帝在手，就不用担心矫诏的问题了，贾皇后已是瓮中之鳖，不着急下手。先得提防宫外的贾氏一党兴兵反扑，东武公司马澹毕竟是赵王的亲侄子，人又贪利粗鄙不足为虑，值得担心的是贾谧狗急跳墙，如果他联络上中护军赵浚，那就不可避免有一场厮杀。 齐王使人去召贾谧火速入宫到东堂，贾谧不知是陷阱，睡梦惺忪中匆忙赶来。来到殿前看到全身披挂整齐的齐王横眉怒目，才觉察不妙，但此刻宫门已闭成为入瓮之鳖，贾谧就绕殿躲避，边躲边向贾皇后求救：“阿后救我！” 东堂与贾皇后寝宫相隔甚远，贾皇后如何听得见？此时此景，听见了又能如何？贾谧在绝望中周旋了好几圈，终于在殿西钟楼下被逮住，乱刀砍死。 外患已除，齐王率部直奔皇后寝宫。此时贾皇后已经惊醒，只是还没搞清楚状况，忽然瞥见齐王，贾皇后大吃一惊，问：“你为何在此？” 齐王冷冷答道：“奉诏收捕皇后！” 贾皇后大概还没睡醒，脑子里一片乱码，她很惊异：“诏书当由我来发布，你何来诏书？” 齐王懒得跟她废话，指挥手下架起来就走。来到东堂，贾皇后看见丈夫司马衷泥偶一样呆呆地坐在殿上，此时她已完全清醒，明白报应到了。贾皇后远远的冲着丈夫喊：“陛下，我是你妻子，你废黜我，就是在废黜你自己啊。” 平心而论，贾皇后说的是事实，虽然司马衷一直被她操纵于股掌之中，但是与司马衷的命运休戚相关，对司马衷维护最有力的，还是只有贾皇后。贾皇后的失势，是司马衷悲惨命运的开始。 不过即使是肺腑之言，对一个白痴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司马衷有判断能力，能够乾纲独断，他就不可能坐视嫡母被杀、亲生儿子被杀而无动于衷。贾皇后濒临绝境时对着丈夫大吼大叫，有什么用呢？难道是期望出现奇迹？ 假使这个奇迹真的发生，司马衷会不会赦免这个妻子呢？外公杨骏、嫡母杨芷、叔祖司马亮、弟弟司马柬、司马玮、侧室谢玖、唯一的儿子司马遹、长孙司马虨都直接或间接死在这个悍妻手下，可谓血海深仇。平时的蛮横泼辣尚且不论，手剖胎儿的罪行尚且不追究，仅仅抱来妹妹的儿子试图冒充皇子这也是死罪啊。 假使司马衷恢复了正常人的神智，可能他不仅不救妻子，反而会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贾皇后吼完，也觉得徒劳无益，然后她看到了贾谧的尸体，放声大哭，哭了几声突然收住。此刻贾皇后承认大势已去，但是刀箭及身却连谋使者都不知道，这输得也未免太惨了。 贾皇后问齐王：“谁是起事者？” 齐王抛出两个辈分最大的老头，回答：“梁王、赵王。” 贾皇后骂自己太大意了，说：“系狗当系头颈，我却系了尾巴，难怪会有今日！” 齐王顾不上贾皇后的自怨自哀，当即宣布奉诏废黜皇后贾南风为庶人，暂且幽禁于建始殿。随后，他派人去请赵王，同时使人去收捕贾午、赵桀，交付掖庭暴室收押，当夜杖毙。贾皇后的心腹黄门令董猛，参与谋害太子的刘振、孙虑、程据也被收押。 赵王到了东堂，下令招集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还有所有在“八坐”范围（注：所谓“八坐”在晋朝是指尚书省内官员，包括尚书令、尚书仆射以及各部尚书等）的朝臣入朝，皇帝要开一个夜间的朝会。 随即，黄门四处出动，子夜的洛阳骚动了一阵，文武官员预料到有大事，惶惑不解地来到宫中。 赵王招集大家来的目的很简单，从此就是他执政了，他想先立威。所以人心未定，他急不可耐地要杀人。 他说：“奉诏，收捕司徒张华、尚书左仆射裴、尚书解结、前雍州刺史解系。” 赵王还没上台执政，无知并且跋扈的马脚先了露出来。 发布诏书不是儿戏，诏书的发布流程应该是先由中书监、中书令起草，经皇帝认可，盖上那枚从秦朝一直流传下来的皇帝玺印，如有必要，还要由门下省进行复核，然后才对外颁布。 赵王当时只是禁军右军将军，怎能越俎代庖来发布诏书？ 当下尚书省的尚书们就和赵王铆上了，这份诏书想抓的尚书左仆射裴、尚书解结都是他们同僚，自家人当然得维护一下。吏部尚书刘颂就怀疑赵王手里的诏书有诈；另有一个尚书郎叫师景的，他说众尚书都不知有这么一份诏书，要求赵王出示皇帝手诏，以辨真伪。 竟然有人胆敢与他作对！赵王又气又恼，刘颂是功勋老臣，他不敢触动，于是火气都发在师景头上。可怜师景被禁军拖出殿外，当场斩首。 朝臣们一看赵王杀人了，吓得不敢再吱声，眼睁睁看着赵王矫诏抓人。 收捕张华的，是通事令史张林。张华问张林：“卿欲害忠臣邪？” 张林说，我这是奉诏行事，而且“卿为宰相，太子之废，不能死节，何也”？ 张林说的是混账话，他任职禁中，式乾殿事变时他肯定在场，如果以是否死节来做区分忠良的标准，他也有罪，不仅他有罪，赵王也有罪，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罪。而且，当时满朝堂哑巴，只有张华、裴替太子力争，这是人所共知的。 于是张华说：“式乾之议，臣谏事具存，可复按也。” 张林想想，事实果然如此，于是他又说：“谏而不从，何不去位？” 这就是在乱扯了，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张华缄口不再言语，可能他也后悔，不如听儿子的话早点退位，现在不仅自己不免一死，还要连累家人。 张华被收捕，不久裴、解结、解系等人也被押到。有使者过来宣旨，说：“奉诏斩公！” 张华叹息说：“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吝惜一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张华与两个儿子张祎、张韪在前殿马道南侧被斩首。 裴也在同一个深夜同一个地点遇害，时年三十四岁。 赵王立威的效果并不理想，屠刀只能压制态度，并不能影响判断，更不能颠倒是非。明眼人都看出来，赵王不过是在借机逞私愤。 四年前，赵王任征西将军出镇关中，心腹孙秀胡作非为刑赏失当，激起了氐族叛乱，在平叛过程中，孙秀又与时任雍州刺史的解系争夺军权。两人都上表参劾对方，解系甚至请求诛杀孙秀以平息氐族、羌族的怒火。主政的张华、裴深知解系是良吏，而赵王一向不成气，于是召回赵王，改换梁王司马肜出镇关中。 当时解系的弟弟解结担任御史中丞，在廷议孙秀罪行的时候，解结坚持诛孙秀以谢天下。于是张华与裴示意梁王抵达关中之后将孙秀处死，以安抚氏、羌情绪，可惜梁王并没有听从。从此孙秀就对解氏兄弟，还有张、裴二人怀恨在心。 赵王回到洛阳之后，作为在关中失职的惩戒，朝廷仅授于赵王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职。赵王花大力气谄媚贾皇后，数次要求录尚书事参与实际政务，都被张、裴二人驳回。因此赵王也视二人如仇敌。 平时赵王拿张、裴诸人无可奈何，一朝小人得志大权在手，就公报私仇来了。赵王杀了张华父子与裴，觉得还不够解恨，他又下令将二人夷三族。 这时就有梁王司马肜、东海王司马越替裴家说话，他俩说裴的父亲裴秀是开国元勋，裴秀的灵位正在太庙里陪伴先帝，裴家如果绝了后，这未免太狠心。 河东裴氏是晋初第一等高门士族，亲戚都是权贵重臣，比如东海王司马越的王妃就姓裴，所以他也替裴求情。赵王经过权衡，放过了裴家，裴的两个儿子裴嵩、裴该因此免于一死，被流放带方（今朝鲜境内）。 张华家门户低微，没有那么多权贵亲戚，因此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结果被夷三族。张华有个孙子叫张舆的身手矫健，逃了出来，从此亡命天涯。两年后赵王垮台，张华恢复名誉爵位，张舆继承了张华的爵位，后来天下大乱，张舆避乱江南，做了王导的掾属，得以善终。 张华是很得人心的，当有人回来禀报说，张家有一个孙子漏网了。正在抚尸痛哭的刘颂破泣大笑，这老头一边笑还一边说：“茂先，卿尚有种也！”（张华字茂先）把赵王气个半死。 与刘颂一起恸哭的还有此前舆棺上奏替太子求情的阎缵，阎缵一边哭一边说：“早就劝大人逊位避祸，大人不肯，如今果然不免于难。唉，这就是大人的命运吧！”哭着哭着这位老兄怒火中烧，又跑到贾谧的尸体前，踹两脚吐几口唾沫，骂道：“小儿乱国之由，诛其晚矣！” 当晚罹难的还有解系解结兄弟。梁王曾是解系的上司，于是替老部下求情，可是赵王翻起脸来连亲兄弟也不买账，他勃然大怒说：“我于水中见蟹且恶之，况此人兄弟轻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那意思是说，赵王想起解氏兄弟就咬牙切齿，连带着讨厌一切带“解”这个音的生物。梁王最终未能解救解氏兄弟的性命，赵王一动手就是斩草除根，解家满门都被屠戮。解结的女儿第二天就要出嫁了，夫家裴氏（也是河东裴氏，但不是裴这一支）想把她救下来，那女子却说：“家破如此，我怎么忍心独活！”于是也跟着家人一起被杀。 这事震撼人心，此后晋朝廷就定下制度：父家犯罪，出嫁女子不连坐。 兵变是在子夜发生，等杀完人已接近黎明。大局已定，稍事体憩接着进行第二回合。 第二天是甲午日，正式开始清算贾氏党人，赵王高坐在宫城最南端的门楼之上发号施令，禁军严阵列于门楼之下，北向宫廷，杀气腾腾。 尚书和郁持节将已被废为庶人的贾南风押送至金墉城，五天之后，尚书刘弘等人持节送来了金屑酒。金屑酒是古代帝王赐死所用的酒，它的成分今天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刘弘送来这杯酒，就表示贾南风的大限已到，该上路了。当年杨皇后就死在离贾南风几十米远的地方，冤魂不远，当年的始作俑者，今日也尝到了自酿的苦果。 冤冤相报的轮回才刚刚开始，一年之后，也在这金墉城里，赵王司马伦含恨饮下一杯金屑酒，将以相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在永康元年四月，正在春风得意的赵王司马伦绝对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悲惨结局。送走了贾庶人，他传令将毒杀太子的凶手太医令程据、治书御史刘振、黄门令董猛、黄门孙虑，满门抄斩、曝尸于市。参与陷害太子的赵粲、贾午已死，赵粲的叔父中护军赵浚斩首；贾午的丈夫韩寿虽已病死，但韩氏仍被夷三族。 另外，司徒王戎是裴的岳父，备位大臣却没有匡谏，免职；尚书令王衍素来阿附贾氏，免职。此外还有许多朝臣被认为是贾氏、张华、裴的党人而受牵连被罢免。 赵王又称奉诏大赦天下，让惠帝任命自己为相国、侍中、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百官总己以听，划拨禁军万人为自己的府兵。当年宣帝、文帝辅佐曹魏时享受什么待遇，他司马伦就享受什么待遇。 上台伊始，赵王的野心就暴露无遗。相国是秦朝设立的官衔，西汉有时设“相国”，有时就改名为“丞相”，到了东汉，不设“相国”，改由“大司徒”行使名义上的宰相职能，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相国”又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翻出故纸堆。汉末以来，担任过“相国”一职的臣子都心怀叵测，例如汉献帝的“相国”是董卓、曹操，魏齐王曹芳的“相国”是司马懿。现在赵王想当侄孙的“相国”，还想享受当年父兄在曹魏的待遇，要知道当年司马懿父子可是一心想篡位的，今天司马伦想步其后尘？ 永康元年四月的政变在贾氏等人的鲜血中落幕了，太子的冤仇得以昭雪，但世人并未因此欢呼雀跃，人们发现，新上台的赵王似乎更加居心叵测。战乱的阴影不仅没有散去，反而更加凝重黑暗了，世人想起张华临死前的叹息：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 六、他乡遇仇敌 贾皇后既废，为了显示她的罪恶，也为了标榜赵王兵变的正义，就必须给太子恢复名誉。 于是惠帝下诏书为儿子的冤魂昭雪，重新册立儿子为皇太子。尚书和郁率领原来东宫的官属赶到许昌，将太子的梓宫与两个皇孙迎到洛阳，同时宣诏，追封太子长子司马虨为南阳王，皇孙司马臧为临淮王、司马尚为襄阳王。 太子的梓宫出发那天，据说天地变色，狂风大起，雷电交加，把队列前的幔幕还有遮阳的篷盖给轰碎了。惠帝于是又写了一份哀悼的策文，向儿子忏悔，“呜呼哀哉！尔之降废，实我不明。牝乱沈裁，衅结祸成。”那意思是说，你被废黜确实是我的责任，你的后母影响了我的判断，铸成了这个大错。 接着惠帝又追思儿子，“尔之逝矣，谁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讼。今尔之负，抱冤于东。悠悠有识，孰不哀恸！”那意思是说，你如今与世长辞，我即使愿意用一百人来换回你的性命，又有谁能替我做到呢？昔日有春秋时期的晋国太子申生含冤而死，来不及替自己洗刷罪名，今天你的冤屈与申生相似，天下有识人，无不哀恸。 但惠帝告慰儿子说，“皇孙启建，隆祚尔子。虽悴前终，庶荣后始”，那意思是说，我会让你的儿子来继承皇位，虽然你遭遇不幸，但你的后代会享受荣光。策文最后，皇帝再次表达了他的哀伤，“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来叶，永世不泯。” 这篇文章不知是谁的手笔，真情流露感人肺腑，但是与其说它表达了皇帝的悲痛，不如说是寄托了群臣对太子的哀思。当太子的梓宫抵达洛阳，哭声震动了洛河两岸。 太子被谥为“愍怀”，后人于是称司马遹为愍怀太子，惠帝为太子举行了隆重的国丧，并且为太子服长子斩衰，这是最重的丧服。 五月己巳，惠帝册立皇孙临淮王司马臧为皇太孙，诏命前太子妃王惠风为太孙太妃，返回东宫教导皇太孙，以前东宫的太子属官全部转为太孙属官，由相国赵王司马伦兼任太孙太傅。 当日，赵王与皇太孙从西掖门出发，沿着当日太子被废时离宫的路线返回东宫，以前东宫的宫娥、侍从都在铜驼街上等候，两相见面，又是一片哭声，听得沿路的洛阳百姓也禁不住掉泪。 这时有人举报，当初太子幽禁许昌时，曾写信向前尚书令王衍说明冤情，但是王衍胆小怕事苟且偷生，竟然将太子的求救信隐匿不报。 王衍这下撞到了枪口上，当时举国哀痛，民愤极大，王衍差点性命不保。幸亏他与孙秀是同乡，而且对孙秀有恩。当年孙秀还是琅琊郡吏的时候，想要求得上品，求助于显赫的琅琊王家。王衍本来是不想搭理这种小人物的，还是王戎有眼光，劝王衍帮他说了几句好话。结果这举手之劳在几十年后得到回报，救了王衍的一条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惠帝下旨将王衍禁锢终身。 六月己卯，太子葬于显平陵，同时惠帝追赠谢玖为“夫人”，也葬在显平陵。太子母子生前极少有见面机会，死后才得以团聚。惠帝又在洛阳修筑了思子台，安放太子游荡在外的灵魂。如此父子情深让人感动，也让人疑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赵王一边打着太子的悲情牌，一边也在使劲攥紧政权。他让惠帝封赵王世子司马荂为冗从仆射，封儿子司马馥为济阳王、任前将军，儿子司马虔为汝阴王、任黄门郎，儿子司马羽为霸城侯、任散骑侍郎。一句话，赵王儿子们几乎全部进宫，作用主要是监视惠帝； 在兵权方面，参与兵变的禁军将领一律封侯、增加官职，封侯者达到千人之多。这已是惠帝即位以来第三次大规模封侯了； 在政事方面，赵王极力想收拢人心，有意起用一些海内知名的人士，结果这些人大多很不识趣，让他碰一鼻子灰。比如，他想用尚书郎束皙做相国府记室，束皙说做不了，生病了；他想用高平人郗鉴为相国府掾吏，郗鉴也说做不了，生病了；他想用平阳太守李重为相国府左长史，得到的答复也是：做不了，生病了。赵王终于火了，说你不来就等着去东市刑场挨刀吧。李重挺冤枉，他确实是病了，但是性命要紧，只好去相国府报到，没过几天李重就病死了。 最过分的是一个叫羊忱的，赵王任命他为相国参军，羊忱拼死不愿意。赵王派使者去请他上任，羊忱竟然夺门而出，骑马就逃，使者拍马就追，羊忱善于骑射，张弓搭箭威胁使者，说再上前我就放箭了，吓得使者屁滚尿流。羊忱出身泰山羊氏，是名门之后，赵王因此没和他计较。 陆机在这时做了相国府的参军，不过他是自愿的。 太康末年，陆机与弟弟陆云从江南来到洛阳，随行的还有吴郡顾荣，他们三人被称为“江南三俊”。十余年光阴蹉跎而过，三人始终不得志。陆机先做了杨骏的祭酒，杨骏死后，他转任太子洗马、著作郎，随后又做了吴王司马晏的属官，最后做了近十年的殿中郎；陆云先辟为太子舍人，后来出任浚仪县令，后来接替陆机担任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顾荣也不如意，先后担任郎中、尚书郎、太子中舍人，最近新任廷尉正。 吴郡陆氏、顾氏，在孙吴时期都是出宰相出大将军的门户，到了司马家竟然只能做这种不入流的小官。前不久顾荣写信给陆机，表示自己心灰意冷，想回江南隐居，陆机看了他的信，叹息流泪。 不过陆机并未死心，他参与四月兵变有功，被封为关内侯。赵王上台伊始，正是用人之际，这在陆机眼里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接受赵王的任命，做了相府参军。 赵王以孙秀为中书令，总揽大权，“威权振朝廷，天下皆事（孙）秀而无求于（司马）伦。”又封孙秀的同族孙弼为中坚将军，领尚书左丞；孙髦为武卫将军，领太子詹事；孙琰为武威将军，领太子左率。 孙弼与孙髦、孙琰，还有赵王另一个心腹孙辅是堂兄弟，他们四人是乐安郡人，与出生琅琊郡的孙秀风马牛不相及，只是趋炎附势，所以与孙秀合为一族。孙弼的父亲孙旂时任平南将军，远在襄阳，得知此事急忙派小儿子前来阻止，没想到儿大不由爷，孙弼根本不听劝，孙旂气得恸哭不已，后来孙氏果然受牵连，满门罹难。 在宗室方面。赵王以哥哥平原王司马干为卫将军，梁王司马肜为太宰、守尚书令，增封二万户，任命东武公司马澹为领军将军，任命广陵公司马漼为左将军、散骑常侍，东海王司马越为中书监。此外，赵王召回九年前被流放带方的东安王司马繇。 在太子刚死之时，有议者说要立淮南王为皇太弟，现在惠帝已确立皇太孙为嗣君。为了安抚淮南王司马允，赵王任命淮南王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领中护军。 由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赵王花了很大力气来笼络宗室成员。可是很莫名其妙，赵王百密一疏，竟然漏了一个最最应该笼络的宗室近亲，齐王司马冏。 如果没有齐王，兵变也许就不会成功，齐王也是宗室里面除了几个亲弟弟以外，离惠帝最亲的人。连未参与兵变的淮南王可以享受开府殊荣，统率洛阳一半的禁军，而亲临前线冲锋陷阵的齐王，事后得到的报酬仅仅是一个游击将军。 齐王很不满意。 与齐王同样心怀不满的是淮南王，不过，他吃的是不可以拿到阳光底下说的暗亏，淮南王想做嗣君原本就是非分之想，司马臧被立为皇太孙那才是名正言顺，因此，淮南王只是一个人偷偷地表示遗憾。 他俩的怨气被人捕捉到了。 当时兵变刚刚过去，洛阳城内翘首观望，人人自危。赵王和孙秀以前劣迹不少，屡次遭到弹劾，那些曾经得罪过他们的臣子全都惶恐不安。 潘岳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美姿仪，辞藻绝丽”，昔日走在洛阳街头可以引起妇人围观，“连手萦绕，投之以果”的美男子如今已经两鬓斑白。永康元年潘岳五十三岁，已过知天命之年。对他而言，天命很残酷，他一生汲汲于仕进，却屡受打击。 十年前潘岳阿附杨骏，不久杨骏倒台，连累他差点被杀，幸亏得到故人公孙宏相助才逃脱一死；此后他依附贾氏，甚至不惜尊严，在大庭广众之下向晚辈贾谧屈膝谄媚，连他的母亲也看不过去，责备他“不知足”。谁曾想贾氏说倒就倒，潘岳十年努力一朝化为泡影，他发现新贵赫然竟是故人孙秀，沮丧之情立刻转化成恐惧。 他乡遇故知，但故知是仇敌。潘岳的父亲潘芘担任过琅琊内史，当时孙秀是他手下的小吏，服侍过潘岳，潘岳那时少年气盛，屡次因为过失而鞭挞孙秀。谁曾想世道轮回，二十年后，孙秀竟然飞黄腾达，成为权倾天下的中书令，潘岳反为案上鱼肉。 潘岳战战兢兢，不清楚孙秀是否记仇，于是有一天，他退朝时偷偷向孙秀试探，问：“孙令犹忆畴昔周旋不？”那意思是说，孙长官，你还记得我们昔日的老交情么？ 孙秀瞥了他一眼，幽幽地说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这是《诗经》中的一句，意思是说，我一直惦记在心中，何日敢忘啊。 一桶冰水当头泼下，潘岳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了。 同样知道自己难逃一死的还有冯翊太守欧阳建。当初赵王在关中胡作非为的时候，提议处斩孙秀的除了解结、解系，还有欧阳建。如今解氏兄弟被满门抄斩，欧阳建自度无法独善其身，于是躲到舅舅石崇的金谷园里。 石崇是有名的富人，所居金谷园美轮美奂天下所无。乱世之中有这么庞大的家产，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觊觎的祸根，更何况石崇还是有名的贾氏党，“二十四友”中的活跃分子，来日大难看来不可避免。 而石崇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依然我行我素。石崇家有一个歌妓叫绿珠，美艳无比，善吹笛，孙秀听说之后，派人向石崇讨要。石崇把家里的侍婢一字排开，让使者自己挑，使者说：“奉命讨要绿珠，别人不要。”石崇大怒，说：“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威胁石崇三思而后行，石崇说不给就不给。 使者恨恨而去，石崇知道这回真的捅了娄子，于是召来潘岳、欧阳建商量对策。 商议的结果是：赵王不得人心，不如结纳淮南王、齐王再发动一次兵变，推翻赵王，杀孙秀。 但是石崇等人机事不秘，孙秀当时正密切注视着洛阳城里的一举一动，他很快发现了石崇等人的异常举动，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淮南王暗地里豢养了不少死士。 孙秀赶忙与赵王商议对策，齐王势单力薄好对付，淮南王才是心腹大患。两人决定先除掉淮南王，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夺掉淮南王的兵权。于是第二天惠帝下诏，解除淮南王镇东大将军的职务，由彭城王司马植接替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 仅仅解除扬江二州兵权是不够的，于是马上又有第二份诏书，任命淮南王为太尉。 当时永康元年秋八月，这份诏书逼迫淮南王与赵王喋血京城。 七、白虎幡 太尉是三公之一，一品官职，名义上掌管天下兵马，到了晋朝实质已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闲职。此前担任太尉一职的有何曾、汝南王司马亮、高密王司马泰，他们不是朝廷宿老就是宗室前辈，年龄都在五十以上。永康元年，淮南王司马允不过二十九岁，赵王就想让他提前过晚年生活。 惠帝的诏书在任命淮南王为太尉的同时，解除了他中护军的职务，所以这道诏书明升暗降，表面看来是给淮南王升官，实质是想夺他的禁军兵权。淮南王当然不乐意，这位皇弟在兵变发生之后就提防着赵王，一直告病假不参加朝会。当黄门郎来宣诏的时候，他依然躲在卧室里不出来，说自己病了，没办法受诏。 这种态度无疑是很不正确的，容易授人以柄。孙秀高兴坏了，他派侍御史刘机带着手下令史、吏曹、军曹、法曹一干人等气势汹汹，赶到淮南王府逼迫淮南王受诏，淮南王还是称病，不从。 刘机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他命令手下逮捕淮南王的从官，并且表示将要弹劾淮南王拒诏，这是大不敬的罪名。 淮南王被激怒了，他一巴掌打翻刘机，劈手夺过诏书一看，火冒三丈。按理诏书应该由中书令或中书监起草，盖有皇帝玺印。当时的中书令是孙秀，诏书有孙秀笔迹，这无可厚非，可是，可是这份诏书没有皇帝玺印！也就是说，这份诏书实际只是孙秀写的便条。孙秀如此明目张胆的矫诏实在忒大胆，矫诏当斩！ 形势瞬间逆转，淮南王一边下令关门抓狗，一边指挥手下操家伙，将刘机一干人等拿下。 刘机不愧叫刘机，见机不妙转身夺路狂奔，淮南王追赶不及，只砍倒刘机的两个令史。事到如今不得不反了，淮南王恨恨回到府中，招集家兵，还有他平时豢养的死士，说道：“赵王欲破我家！” 养兵千日，就等着这一刻。众家兵、死士齐口同声：“随殿下差遣！” 于是淮南王率众出门，沿路大呼：“赵王反，我将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 这一招学的是汉代的周勃。当年周勃等人要发动政变推翻吕氏，周勃招集长安北军训话：“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禁军全部左袒，于是发兵攻杀吕产、吕禄，捅立太宗汉文帝。从此“左袒”就成为关键时刻表明立场的标志性行为，标榜自己拥护王室、扫除奸佞。 淮南王起兵是个突发事件，如果是蓄谋已久，必定不会如此仓促草率。那时淮南王与齐王接触尚浅，或者根本就没有开始，事件从头到尾就只见淮南王孤军奋战，齐王、石崇等人袖手观望。 而淮南王的兵力十分有限，他手下死士七百，全部是从淮南带来的剑客，武艺高强，这部分应该是进攻主力；余下还有淮南国国兵，按武帝咸宁三年定下的制度：“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亦如小国制度。”淮南国是大国，淮南王未之国，所以按例只有一百个国兵。 史书上说，在淮南王的感召这下，一路上“归之者甚众”。这句话很模糊，“归之者”军事素养应该都不高，而且“甚众”只是概数，不可以过多估计。 因此满打满算，跟随淮南王发动政变的士兵，总数不超过一千五百人，并且战斗力良莠不齐，其中正规军只有八百人左右。 这点兵力根本不够赵王塞牙缝的，淮南王的失败在他追杀刘机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虽然力量弱小，但是淮南王的战术是十分正确的。他第一步是想进宫，控制惠帝取得政治主动权。当时淮南王还是中护军，名义上掌握一半禁军，如果惠帝下诏命令弟弟讨伐赵王，那么赵王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会陷于被动。 但是，淮南王的战术没有得以贯彻，原因在于他在禁军中的根基太浅。他名为中护军，却指挥不动他的属下，当时的禁军中下层将领都向着赵王。淮南王兵临宫城，赵王的心腹，尚书左丞王舆紧闭宫城掖门，不放淮南王进宫，这种行为如果没有殿中禁军的默许是不可能得逞的，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殿中禁军的立场。 以淮南王的兵力，硬攻宫城是自寻死路。擒贼先擒王，淮南王随机应变，直奔赵王的相国府。 按常理，赵王可调用的兵力要远大于淮南王。且不说他“使持节、督中外诸军事”可以任意调动禁军，仅以赵王的相国身份，按常例惠帝也应该赐给他一千人左右的营兵作为护卫，当年汝南王、卫瓘都有这个待遇。 如果这些兵力不够用，当时赵王还兼职担任着太孙太傅，相国府与东宫相联，东宫太子卫率合计有上万人，也是赵王可以依仗的资源。 但不知何种原因，也许是变生肘腋应对不暇，也许是淮南王麾下七百壮士确实勇猛非凡。在两军交锋的初始阶段，赵王竟然完全落于下风，“伦与战屡败，死者千余人”。 随着淮南王的节节获胜，那些对赵王暗怀不满的异己分子开始蠢蠢欲动。太子左率陈徽招集麾下三千人，在东宫内鼓噪起来，响应淮南王。不过，这三千卫士没能帮助淮南王，原因很简单，东宫有前、后、左、右四卫率，人数上万。仅仅左卫率三千人是折腾不起来的，轻易就被其余七千人堵在东宫里。 淮南王在宫城外的承华门下结阵，强攻相国府，箭如雨下，射得赵王没有还手之力。赵王的手下也许没有远程攻击武器，都隐在树后躲避箭矢，赵王本人也差点被箭射死，幸亏有一个主书司马叫畦秘的舍身救主，替赵王挡箭，自己却被射成刺猬。 巷战从辰时打到未时，也就是上午八点一直打到下午两点，相关街道两旁，每棵树上都插了几百支箭，战况之激烈可以想象。 赵王、淮南王爷孙俩在洛阳大道上兵戎相见，四周无数人在偷偷观望。《晋书》上说“初，伦兵败，皆相传：‘已擒伦矣。’百姓大悦。既而闻允死，莫不叹息。”赵王被擒的传言竟然引起“百姓大悦”的效果，可见赵王确实不得人心。但是，那些芳心暗许淮南王的人，也不过就是在一旁坐视淮南王被逆转为败，然后廉价的发了几声叹息而已。世人的勇气与正义感到此为止了，人人明哲保身，最终就导致了国家的万劫不复。 宫外打得惊天动地，皇宫里面也不平静。太子左率陈徽的哥哥陈淮在中书省任职（《晋书》上说是任中书令，但此前《晋书》又说孙秀是中书令，又是一个前后打架的例子，潘岳称孙秀为“孙令”，因此可以肯定孙秀才是中书令，至于陈淮，就不清楚的，也许是中书监，或者只是中书侍郎），陈淮对惠帝说：“宜遣白虎幡以解斗。” 陈淮是个坏蛋，他在欺负惠帝是个白痴，因为白虎幡根本不是用来解斗的，用来解斗的幡是驺虞幡。当年驺虞幡一出，楚王麾下数万禁军立刻作鸟兽散，楚王顿时成孤家寡人束手就擒，威力之大令人咋舌。 白虎幡的作用恰恰与驺虞幡相反，它是用来指示进军冲锋的。陈淮实际与他弟弟陈徽一样，心向着淮南王。如果赵王手下看到惠帝授予淮南王白虎幡，就会误以为淮南王是奉诏讨伐赵王，赵王就会像当年的楚王一样，不战而溃。 惠帝上当了，他派司马督护伏胤率领四百殿中骑兵持白虎幡出宫，劝双方罢兵。陈淮的计谋看似要得逞了，结果出现了意外。 先前说过，殿中禁军是站在赵王那一边的，而且赵王把他的几个儿子安插在宫中监视皇帝，当时赵王的儿子汝阴王司马虔担任侍中，在门下省轮值，他急忙找来伏胤，密谋杀死淮南王，发誓说：“富贵当与卿共之。” 伏胤持幡来到淮南王阵前，拿着一张白纸讹淮南王，说有圣旨助淮南王。淮南王麾下看到他持白虎幡前来，都大喜过望，山呼万岁。淮南王也不疑有它，走下战车散开阵型，来到伏胤面前，跪下接旨。伏胤一咬牙，猛然抽刀砍下，淮南王当场身首异处。 突发奇祸，淮南王麾下还没有反应过来，与伏胤同来的殿中禁军已经举起屠刀，赵王麾下也开始反攻。群龙无首，淮南王麾下全军覆没，包括淮南王的儿子秦王司马郁、汉王司马迪在内，上千人无一幸免。 赵王赢得不容易，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也为了提醒天下人谁是胜者，赵王在洛阳范围内大赦。 大赦之后，就是彻底的清算。淮南王的属官、故友都在清算范围之内，他们全部被收押交给廷尉定罪，赵王的意思是全部诛杀，幸亏时任廷尉正的顾荣为人正直、处置公允，救活不少人。 赵王还收捕了武帝的另一儿子吴王司马晏，想杀掉他，因为他是淮南王一母同胞的弟弟。吴王司马晏“少有风疾，视瞻不端”，是个偏瘫患者，长大后病情加重，甚至“不堪朝觐”。连上朝都没有能力的人怎么可能谋逆？当年楚王矫诏，他的同母弟司马乂也没被牵连到受诛杀的地步。光禄大夫傅祗因此与赵王据理力争，群臣也附和着傅祗，最后吴王司马晏被贬为宾徒王，降一级，由郡王变为县王，这个处置与当年司马乂相同。 另外两个受牵连的宗室成员是齐王司马冏与彭城王司马植。齐王行事谨慎，赵王逮不到他的把柄，于是任命他为平东将军、假节，镇许昌，赶出洛阳了事。 至于彭城王司马植，他被任命接替淮南王出镇寿春，还没出发，就传出流言说他参与了淮南王事件。赵王正想对彭城王下手，不想彭城王忧虑成疾，一命呜呼了。 宗室尚且如此，石崇、潘岳等人当然在劫难逃，两人加上欧阳建，都被判决“夷三族”。潘岳全家老小，包括老母亲、一个兄长、三个弟弟，侄子、女儿十几号人无一幸免，统统拉到洛阳城东的牛马市斩首、示众。潘岳是个孝子，最终却连累老母亲死于非命，临刑前，潘岳抱着母亲痛哭，说：“负阿母！” 石崇全家十五人比潘岳先到刑场。当捕者叩门而入的时候，石崇正在高楼上设宴，与宾客饮酒，绿珠正领着女伎在席前歌舞。看到捕者，石崇对绿珠说：“我今日为了你而获罪。”绿珠垂泪说道：“绿珠愿效死于君前。”走到楼边飞身跃下，香销玉殒。 石崇起先没有预料到死期已至，他自我安慰说：“我不过被流放到南方偏远的交州、广州而已。”后来发现自己被押解直奔东市而去，这才明白过来，他叹息说道：“那些奴辈，贪我家财。”身旁的捕者嗤笑说道：“你既然知道钱财致祸，为何没有及时散财消灾？”石崇无言以对。 石崇在刑场等到潘岳，惊讶说道：“安仁，你竟然也来了！”（注：潘岳字安仁） 潘岳冲他苦笑：“可谓白首同所归。” “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这是早年两人在金谷园燕饮唱和时，潘岳写的诗句，没想到一言成谶。 几声刀斧响，头颅滚落，其时残阳如血。 八、着火的羊皇后 淮南王一死，赵王两次立威，更是气焰熏天，于是法螺大起。有一天上朝，孙秀提议说，赵王的功勋旷古烁今，宜加九锡。 朝臣们心中咯噔一下，心想，终于图穷匕见了啊。 所谓九锡，是九种高规格的器物，这些器物都是帝王或者帝王的祖宗才够资格享用，包括：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四锡乐器，五锡纳陛，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鈇钺，九锡秬鬯。 九锡的最早记载见于《礼记》，不过里面不是配套批发的，而是零售，如有臣子立了大功勋，就赐给臣子一两件表示恩宠。《汉书·武帝纪》里说汉武帝元朔元年，汉武帝让各诸侯王举荐贤能，有朝臣奉议说：“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 这意思是说，在古代，诸侯有向天子举荐贤人的义务，举荐三批就算是有功勋，可以“加九锡”。可见到汉武帝时，“加九锡”还是维持了本意，只是表示恩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到了汉末，王莽这个书呆子想篡夺政权自己做皇帝，所以就把“九锡”神圣拔高。王莽说，《周礼》有“上公九命”之说，周王给诸侯加九锡，把这个诸侯升到距天子只有一步之遥的“上公”地位；当今皇帝给臣子加九锡，也是把这个臣子上升到离皇帝无比接近的位置。 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见解抛出来没多久，汉帝就很识相地给王莽加九锡，六年后，王莽自立为皇帝，建立“新”朝。 历朝历代都不乏乱臣贼子，有老前辈王莽始作俑者，后进权臣纷纷跟风，从此“加九锡”就成了权臣篡位的前奏。 曹操受了汉献帝的九锡，他的儿子曹丕就篡位建立魏朝； 司马昭受了曹魏的九锡，他的儿子司马炎就篡位建立晋朝。 现在，赵王竟然也想加九锡，莫非他想学哥哥司马昭？当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在场的朝臣心里嘀咕着，都知道不妥，但是张华、裴尸骨未寒，这时站出来反对，这是需要勇气的。 还真有勇士站出来直面淋漓的鲜血，尚书刘颂豁出一条老命，出班启奏：“汉朝末年，汉献帝曾给魏武帝加九锡；曹魏末年，魏元帝也曾给晋文帝加九锡，这都是改朝换代时的特例，不可以通行于所有宰辅，何况如今社稷平安江山稳固，根本没到改朝换代的时候。昔日周勃诛诸吕拥立汉文帝，霍光废黜昌邑王拥立汉宣帝，他们都有大功于国家，但都没有加九锡。违反朝廷典章而从权，这不是先王之制，所以加九锡之举，请千万不要实施。” 刘颂这几句话分量还很重，刘颂把曹丕、司马昭等受九锡另立新朝的权臣归为一类，把周勃、霍光等匡扶社稷的权臣归为一类，话不挑明，但是含义自现：所谓九锡，是给有野心的权臣备用的，赵王如果你是忠臣，那就学学周勃、霍光，不要加九锡。 可是，赵王就是有野心的，他也根本没打算掩饰自己的野心。最后这事演变成一场闹剧，惠帝执意要加九锡，赵王害羞，坚决不要，但是惠帝一定要给，赵王就躲在家里不上朝，惠帝心很诚，派文武百官轮番上门求赵王千万别谦虚。众情难却，赵王只好被迫接受，同时还增封食邑五万户。 赵王的党羽张林，是当初捕杀张华的直接凶手，他忌恨刘颂，劝赵王杀刘颂图个眼前干净。刘颂也是两朝老臣，又没有大罪过，怎能说杀就杀？孙秀这时说了一句人话：“杀张、裴已伤时望，不可复杀颂。”刘颂因此逃过一劫，仅仅被调离机要部门门下省，出任闲职光禄大夫。这次谏议耗光了刘颂的最后一把余热，几个月之后他就病死了。 赵王加了九锡，离皇位更近了一点，心情大悦，论功行赏。在淮南王事件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伏胤、王舆加官进爵，自然是不在话下。其中王舆被任命为左卫将军，掌管左卫禁军，王舆因此有了日后反水的资本，这个任命最终要了赵王的命。 赵王还将禁军的兵权交到自己儿子手里。赵王世子司马荂担任抚军将军、领军将军；司马馥任镇军将军、领护军将军：司马虔任中军将军、领右卫将军；司马诩依旧为侍中，监视惠帝。 经此一役，赵王发现相国府的保卫力量还不够强，于是增加相府卫兵至两万人，数量与皇帝的殿内禁军相等，赵王还觉得不安全，额外又有隐匿不少兵士，使相国府的实际武装力量超过三万。 此时，清河王已在三个月前病死，吴王已经被贬斥，赵王又扫除了淮南王这个障碍，洛阳城内除了十七岁的豫章王司马炽，再也没有皇帝的亲弟弟了。豫章王就是日后的晋怀帝，此刻担任散骑常侍的闲职，为人低调，“门绝宾游，不交世事，专玩史籍”，这样人是不足为忌的。 所以洛阳已经没有人能够挑战赵王的权威。控制了禁军，就是控制了洛阳；控制了洛阳，就是间接控制了天下。赵王与孙秀松了口气，开始任意妄为，最后得意忘形。 孙秀有个儿子叫孙会，这个孙会据说长得相当寒碜，一看就是个奴仆的坯子，“形貌短陋，奴仆之下者”。早年孙秀没发迹的时候，他是在洛阳城西给人打杂卖马的，后来托老子洪福，孙会被任命为射声校尉。 永康元年孙会二十岁了，孙秀一手操办，竟然让他迎娶惠帝的女儿河东公主，河东公主的母亲就是前不久被杀的贾皇后，孙秀逼着正在给母亲服丧的公主与丑儿子成亲，这个新闻传出去，洛阳百姓“莫不骇愕”。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在孙秀的安排下，惠帝司马衷又迎娶了他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新的皇后姓羊，名献容，来自泰山羊氏。泰山羊氏可以算是西晋外戚世家，曾出过景帝司马师的皇后羊徽瑜。 景帝的羊皇后经历十分平淡，唯一过人之处是年长，她一直活到武帝咸宁四年，死时六十五岁，为西晋第一长寿皇后。她的长寿意义重大，她的弟弟羊祜因此成为晋武帝最最信赖的臣子，羊祜因此有机会施展才能，替晋武帝打好统一天下的基础。 羊献容是羊徽瑜的孙辈，同样是晋朝的皇后，但境遇却有天壤之别。羊献容的皇后生涯总是有死亡如影相随，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至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羊献容被五次废黜五次册立，还曾被关进金墉城赐死。永嘉五年洛阳沦陷，羊献容被匈奴刘曜纳娶，后来成为前赵的皇后，替刘曜生了两个皇子，其经历之跌宕起伏，不仅晋朝仅有，也是中国历史仅有。晋惠帝的两任皇后都赫赫有名，贾皇后凭她的狠毒心计，羊皇后则凭她两国两皇后的传奇经历。 与贾皇后的汲汲进取不同，羊献容一直被动地接受着命运的考验，或者说是命运的摧残。她未必愿意做这个青史留名的人物，作为一个女人，羊献容是不幸的，她不幸的根源在于她有一群利令智昏的舅舅。 羊献容的外公就是孙旂，她的舅舅孙弼、孙髦等人巴结孙秀，与孙秀合族称一家人，孙旂无法阻止，只好听之任之。为了谄媚孙秀，也为了配合赵王禁视与控制惠帝，孙弼等人出卖了这个外甥女。在孙秀的操纵下，羊献容被立为皇后。 十一月甲子，皇帝立皇后羊氏，大赦天下。封皇后羊氏之父尚书郎羊玄之为兴晋侯，升职为光禄大夫、特进、散骑常侍。 对于羊玄之而言，这不是喜讯，而是灾难的开始，他从此被卷入司马家骨肉相残的“八王之乱”，直至家破人亡才罢休。 据说进宫那天，羊献容的衣裙突然无故起火，这大概是上天发出的警示，但在当时，人人都把它误解为吉兆。 第六章　赵　王 一、狗尾续貂 永康元年八月，齐王司马冏被赶出洛阳去镇守许昌。离京之时，盟友淮南王司马允已经横尸洛阳街头，齐王知道下一个被逼反的很有可能就是自己，所以他一到许昌，就着手组织武装。 齐王当时是平东将军、假节，这个官职是华不而实的。《晋书·职官志》里说：“四征、镇、安、平加大将军不开府、持节都督者，品秩第二”“然则持节、都督无定员”。这意思是说被任命为四征、四镇、四安、四平（平东、平西、平南、平北）将军，未必会有皇帝授节，也未必会被任命为都督。而只有都督诸州军事，才能掌握军权。 以往楚王司马玮任“平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淮南王司马允任“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所以权重一方。当年汝南王镇许昌，也是“假节、督豫州诸军事”，齐王没有被任命为都督，所以他只是光棍将军，只能指挥麾下为数不多的兵马。 为了发展自己的实力，齐王只好接洽地方豪族，他与离狐人王盛、颍川人王处穆商议筹集一支军队。王处穆在家乡颍川长社县浊泽招亡纳叛，据说“百姓归之，日以万数”。浊泽位于豫州西部，在许昌与洛阳之间，乃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赵、韩、魏、秦四国多次在浊泽交锋，齐王选择这个地方屯兵，明显是有所图谋的。 赵王对在外的三个诸侯王都心有疑忌，他安排心腹担任成都王、河间王、齐王的军司，监视三王。监视齐王的人叫管袭，但此人被齐王玩弄于股掌之中，一直没发现齐王的异动；赵王又曾派心腹张乌去偷偷觇视齐王，张乌也被骗过，回到洛阳对赵王报告：“齐无异志。” 齐王乃是一奸雄，为了巩固赵王的信任，他与管袭一起攻杀了王处穆，并将王处穆的首级传送洛阳。可怜的王处穆成为一枚弃子，赵王从此对齐王完全放心。 王处穆虽然死去，但是他招集来的军队没有散，齐王将他们收编麾下，等待机会。 机会果然来了，永康二年（公元301年）正月，消息传到许昌：赵王司马伦篡位了。 永康二年正月其实发生了两件意义重大的事件，一明一暗。 明的那件就是赵王司马伦称帝，引来几十万大军攻向洛阳； 暗的那件，则要等到二十年后才显现效果：朝廷任命散骑常侍、安定人张轨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张轨匹马赴凉州，东晋十六国之一、史称“前凉”的政权从此开始萌芽。 “前凉”政权一直存活到公元376年，在这期间，西晋、成汉、前赵、后赵、前燕这些辉煌一时的政权先后灰飞烟灭。公元376年，正如日中天的前秦天王苻坚亲率步骑十三万兵临城下，末代凉王张天锡投降，前凉灭亡。张天锡是张轨的重孙，从张轨算起，他是第九任凉王。 回到永康二年，回到赵王篡位。 篡位的过程就像是一场心虚的闹剧。 孙秀是徐州琅琊郡人，青、徐两州地方盛行“五斗米教”，当地的豪强大户几乎家家信奉，琅琊王氏就世代信奉五斗米教，即使晋末渡江之后这个习惯依旧没改。 道教兴起于东汉末，随后很快就蔓延开来，再经“太平道”黄巾起义这么一闹，家喻户晓。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道教仍在蓬勃发展。五斗米教的“师君”张鲁甚至凭着手下教徒占据汉中，建立教政合一的政权。后来张鲁政权被曹操攻灭，但是五斗米教依旧如火如荼地发展。 西晋末，日后牢牢占据宗教头一把交椅的佛教势力还不值得一提，西起蜀中、东至临海、北至青州、冀州，到处可见道教徒的身影。蜀中李氏成汉政权就以五斗米教教魁范长生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荆州张昌叛乱就利用道教来招集部众；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在青州北部（今日烟台附近）发生了以刘伯根为首的道教徒叛乱；直到百年后的东晋末年，江南还爆发五斗米教教魁孙恩领导的叛乱，直杀得伏尸百万血浸江南，令东晋朝廷名存实亡。孙恩是谁？就是孙秀的同族后辈。 在永康二年，孙秀就利用道教的神神道道替赵王制造舆论。他先派一个牙门将叫赵奉的，假装得到赵王他爸，也就是宣帝司马就的托梦，司马懿在梦里命令小儿子“早入西宫”，意思就是让他做皇帝。 也许司马懿觉得托梦的效果不够好，于是没过几天，就有人看见宣帝在洛阳北部的邙山显灵，还是表达希望赵王做皇帝的意思。赵王闻讯十分感激，赶紧在邙山上替老父亲立庙。 然后，又是天降祥瑞啊，天星异动啦，各地都出现了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现象，内容只有一个：宣帝显灵，批示赵王该做皇帝了。 永康二年正月乙丑，各宗室诸侯王、文武百官纷纷向赵王劝进，连傻皇帝司马衷也突然开了窍，写了一道禅位的诏书给赵王，当然，诏书上留的是孙秀的字迹。 尚书令满奋持节宣读禅让诏书，身后站着尚书仆射崔随、太子詹事裴劭、左军将军卞粹、散骑常侍义阳王司马威等黑压压一大群人。赵王一开始很谦虚，“伪让不受”，但是大伙死命哀求，最后赵王逼不得已，只好笑纳。 随后，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左卫将军王舆与前军将军司马雅等人，率领五千披挂整齐的禁军涌入殿中，招来负责殿中安全的禁军三部司马，通告赵王受禅，请表明立场，要么拥戴立功，要么以身殉国。三部司马一看对方人多势重，哪敢不从。于是当天晚上，赵王的心腹张林率禁军屯守皇城各大门，黄门郎骆休与散骑常侍义阳王司马威进宫去夺皇帝玺绶。 义阳王司马威是司马懿弟弟司马孚的重孙，算起来是惠帝司马衷的从弟，据说此人“凶暴无操行”，一向“谄附赵王伦”。这次他为了向赵王邀功请赏，充当了急先锋，原以为此事轻而易举，不料傻子皇帝司马衷竟然也知道皇帝玉玺意义重大，抱在怀里死活不给。司马威连哄带骗始终不能得逞，急了，就冲上去和惠帝肉搏。 傻子发起蛮力来劲还很大，司马威久夺不下怒火攻心，就顾不得什么金枝玉叶，抓起惠帝的手使劲一掰。这一掰坏事了！玉玺到手了，可是惠帝被掰哭了。司马衷含泪捂着被掰伤的手指，充满仇恨地盯着司马威，傻子轻易不记仇，但一记就是一辈子。赵王倒台后，司马威因为这一无礼行为而遭受杀身之祸。 皇帝玺绶到手，禅让诏书已受，赵王从此刻起就是晋朝的皇帝了。于是，赵王按天子法驾的规格安排卤簿，入主皇宫，大赦天下，改元为“建始”。 新皇帝已立，旧皇帝怎么办呢？赵王命令尚书和郁，侍中、散骑常侍琅邪王司马睿，中书侍郎陆机送司马衷出宫。司马衷乘坐云母车，随行卤簿数百人，从华林园西门出宫，入居金墉城。 金墉城在接待过太后、皇太子、皇后之后，终于迎来了这位身份最为显赫的客人。 第二天丙寅日，赵王尊奉司马衷，也就是他的侄孙为太上皇，把金墉城改名为永昌宫，赵王派遣心腹张衡守卫永昌宫，当然张衡的实际作用是幽禁监视。赵王又废黜了皇太孙司马臧，封其为濮阳王，一并送到永昌宫陪傻子爷爷享福，八天之后，即永康二年正月癸酉，赵王派人杀死了尚在冲龄的濮阳王。 整个篡位的过程中，赵王没有遇到任何阻力，晋朝的臣子们很好地保持了“国事与我无关”的传统，唯一的例外据说来自侍中嵇绍。义阳王司马威入宫收皇帝玺绶，问嵇绍：“圣上效法尧、舜之举进行禅让，你是什么立场？” 嵇绍厉声喝道：“有死而已，终不有二！”司马威大怒，拔剑相向。据说赵王篡位后，嵇绍主动随司马衷去金墉城居住。 这一段叙述出自清朝人汤球编辑的《三十国春秋》，与《晋书》中不符，《晋书》中说赵王篡位后，嵇绍仍心安理得地做他的侍中。孰真孰伪难以辨别，但即使嵇绍当时没有辞职以示抗议，也无需苛求，许多累世受司马家宠信的朝臣，也都接受了赵王的伪职，如何曾之子何劭，他被任命为太宰。 赵王立世子司马荂为太子，儿子司马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司马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司马诩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军权因此都集中到赵王一家手中。 赵王论功行赏，以孙秀为第一功臣，担任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余下张林、王舆等人都名列卿将，封为诸侯；其余同党也都破格升官，数量“不可胜纪”，乃至于奴隶、小厮都有爵位。 在宗室方面，哥哥平原王司马干被任命为卫将军，另一个哥哥梁王司马肜则被任命为“阿衡”，另外还“给武贲百人，轩悬之乐十人”，以表示优宠。“阿衡”据说是商代的官名，职权相当于宰相。这个官名来自辅佐成汤的大功臣伊尹，他的名字就叫“阿衡” 此外，赵王还任命义阳王司马威为中书令，东武公司马澹为领军将军，竟陵王司马楙为卫将军、都督诸军事。哥哥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新野公司马歆也在这时候被任命为南中郎将，出镇襄阳。 以上被笼络的都是宗室疏族，皇帝嫡系则被赵王重点提防着。惠帝的弟弟，豫章王司马炽就在此时被收捕，囚禁了起来。 处理完宗室，赵王下一步是更大范围的收拢人心，这一步至关重要，做好了就是坐稳龙椅，实现晋宗中兴；搞砸了就是篡臣贼子，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不过世人并没有对赵王抱什么期望，哪些人望之不似人君？惠帝司马衷是一个，赵王也算一个。赵王不仅品行不良，长得也很难看，眼睛上还生着很大的肉瘤，导致一只眼睛几乎失明。 赵王一出手，果然就是臭棋，而且是没有新意的臭棋，他学习当年杨骏滥封滥赏，并且将之登峰造极。 晋朝的选举制度以“九品中正制”为主，同时，起于汉代的乡郡荐举制做为一种辅助制度也在实行。按照晋朝法令，由地方举荐“贤良”、“直言”、“秀才”、“孝廉”、“良将”文武五方面的人才，朝廷予以考核，考核通过才授予官职。 但是赵王下令，当年所有被举荐为“贤良、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的人选，全都不用考核，直接任命授官。此外，地方郡国与京邑的一切待考察官吏全部转正，十六岁以上的太学生及各地在学二十年以上的学员，全部署以吏职。在赵王宣布大赦的当天，所有在职的二千石郡守全部封侯，郡守的功曹属官全部荐为“孝廉”，县令的功曹属官全部荐为“廉史”。 国家一夜之间冒出成千上万名官员、侯爵，以至于国库中的布帛储粮都不够对这些人的封赏。新封的侯爵如此之多，工匠夜以继日也来不及铸冶那么印章，只好先用白板代替。到了朝会的时候，没有足够多的貂蝉装饰新进官员的官帽，只好随便找块东西代替。 世人嘲讽这样的朝堂“貂不足，狗尾续”，《晋书》上说“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有远见的人都知道赵王治国无谋，覆灭指日可待。 赵王如此滥封只能争取部分寒门士族的支持，因为高门士族子弟大多通过“九品中正”制，被评为上品顺利入仕；只有寒门士族子弟才会去举“孝廉”举“秀才”，也只有寒门士族子弟才稀罕做那些不入流的小官。 由此可见赵王黔驴技穷。赵王是通过兵变攥取政权的，他依靠的是中下级禁军将领，这些禁军将领的出身大多不高，也就是说赵王在政治上的根基其实很薄弱，支撑司马家政权基础的是高门士族，而赵王缺乏有效的笼络手段。 高门士族大部分与赵王阳奉阴违，比如何劭、乐广、傅祗等等众多早已功成名就的朝臣，虽然坦然接受了赵王的伪官职，但却都只拿俸禄不出力。这部分人始终悠然世外，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无需为官爵禄位担心，无论谁做皇帝，都不敢得罪他们这个阶层，都少不了他们一杯羹。既然如此，何苦要冒险去做什么忠贞之臣呢？ 所以，当皇室需要他们挺身而出的时候，他们装聋作哑；赵王任命他们仕宦伪朝，他们也无可无不可，最后赵王覆灭之时，他们还是袖手旁观。 稍有气节的朝臣，则选择与赵王不合作，不接受伪朝的职务。比如平原王司马干，就拒绝了卫将军的任命；比如太原内史刘暾，赵王任命他为征虏将军，不受；比如尚书高光，赵王给他升官，不受；还有扬州刺史何攀，赵王召他进京，何攀死活不愿意，赵王怒了，要杀他，何攀只好上路，病死在途中。 另外也有少数朝臣公然反对赵王，不过他们的动机并非忠君爱国，而是与赵王有仇。 比如赵浚被赵王诛杀，他的儿子赵骧就逃亡到邺城投靠成都王司马颖；石崇、潘岳也被赵王所杀，石崇的从子石超就逃亡到邺城，潘岳的从子潘尼则逃亡到许昌投靠齐王司马冏。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琅琊王氏，在名门望族中他们反对赵王最为积极，这是因为此前琅琊王氏与贾氏走得太近，所以被赵王打压得最厉害。琅琊王氏的招牌人物，尚书左仆射王戎是裴的岳父，裴死后，王戎被连坐免官；琅琊王氏的另一个招牌人物尚书令王衍，被赵王禁锢终身。赵王篡位之后，王衍担心赵王于己不利，就佯装发疯，拿刀在家里狂呼大叫，把婢女给砍伤了，这个大名士不仅善于装清高，还十分善于表演。 所以赵王不倒，则琅琊王氏没有出头之日。王衍的弟弟王澄当时是成都王司马颖的从事中郎，他后来极力鼓励成都王举兵勤王；王衍的另一个从弟王敦，在洛阳担任黄门侍郎，赵王派他去劝说时任兖州刺史的叔父王彦前来归顺，结果王敦到了兖州，反劝王彦举兵反抗赵王。 二、勤王！勤王！ 赵王如此迫不及待地篡位，可帮了齐王司马冏的大忙。此前齐王的生死全在赵王的一念之间，哪天赵王心情不好让惠帝下道诏书诛杀他，齐王只有引颈受戮，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暗地里，齐王偷偷摸摸招募了一些士兵，可是这点兵力还不够洛阳禁军塞牙缝。许昌虽然有兵，豫州各郡也有不少地方兵，将这些兵力纠合起来数量还蛮可观，可惜齐王没有权限做到。齐王的官职起先是平东将军，赵王篡位之后，给他升级为镇东大将军，但是他没有被任命为“都督”，没有调动地方兵马的权限，各郡太守不会听他指挥。 退一步讲，即使齐王受命“都督豫州诸军事”，他依然没有用武之地。都督的权限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都督并没有征兵的权力，但凡军事上的举动：出征、大规模调动兵马，都需要朝廷下诏书批准。所以没有惠帝诏令，齐王还是无法调动地方兵马，除非他矫诏，而矫诏是死罪。 总而言之，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军事实力上，齐王都无法与赵王抗衡。因此齐王在许昌一日三惊，始终陪着小心，对赵王派来的监军管袭也恭恭敬敬，甚至不惜借用王处穆的人头来向赵王表忠诚。 赵王一篡位，形势立刻逆转。此前赵王手中两大王牌，一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上正确；二是掌握着强大的中枢禁军，军事上强盛。篡位之后赵王成为天下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政治上处于劣势；中枢禁军人心不稳，军事实力削减。 赵王还帮助齐王解决了最大的难题，齐王不用再担心矫诏的问题，惠帝都已经被关进金墉城了，时危见忠臣，此时不起兵勤王，更待何时？齐王可以名正言顺传檄天下群殴赵王，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容不得骑墙观望，如有不响应者，就是附逆分子，天下人共击之。 因此齐王轻易占据道德制高点，有一呼百应的强大号召力。赵王的直接势力范围仅限于京师洛阳，其余地方势力原本可以成为赵王围剿齐王的工具，现在可好，全部被赵王推出己方阵营，他们马上就要联合齐王反攻洛阳了。 齐王大舒一口气，他宣布接管豫州军事，并迅速收捕监军管袭，在誓师大会上斩首祭旗。 随后，齐王派遣使者邀请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襄阳的新野公司马歆，齐头并进围攻洛阳，去拯救惠帝于水火之中。 同时，齐王传檄各州、郡、县、国，俨然以拨乱反正为己任，用盟主的强硬口气说道：“逆臣孙秀，迷误赵王，当共诛讨。有不从命者，诛及三族。” 这是永康二年三月，距赵王篡位还不到三个月。 出现这样的动乱局面，只能怪赵王太心急，所以烫了嘴。 赵王并非没有坐稳江山的可能，所谓天子是兵强马壮者为之。当时天下兵马都在宗室手中，赵王只要争取到手握重兵的诸王拥护，就可以化国事为家事，再通过定家事来定国事。而赵王作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因为他自己就是宗室的元老之一。 宗室成员按与皇帝的血缘亲疏，可分为嫡系与疏族。对于宗室疏族而言，赵王当皇帝并不损及他们的利益。大家都姓司马，他依旧是皇帝的亲戚，而且，新皇帝为了笼络人心，必定有加官进爵的举动，越是位高权重，越是要加大筹码。 这种心理可以在河间王司马颙身上得到印证，他镇守关中兵力雄厚，但赵王篡位，河间王并没有举兵勤王。相反，关中有人起兵响应齐王，却被河间王派人镇压。河间王一直骑墙观望，直到赵王败局已定，他才派遣军队前往洛阳分一杯羹。此外同为宗室疏族的新野公司马歆，在齐王起兵的时候也几番犹豫，下不了决心。 赵王称帝只损害宗室嫡系的利益，反抗最果断坚决的也是宗室嫡系。 这种心理可以在常山王司马乂身上得到印证，常山王已经被废被贬近十年，手中无权无兵，但是赵王篡位的消息传来，他立马招集三千国兵造赵王的反。常山王的果断与新野公的犹豫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在于常王山是武帝的儿子、惠帝的弟弟，宗室的嫡系成员。 因此，赵王只须得先将宗室嫡系的爪牙拔掉，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做皇帝，而这并非难事。 宗室嫡系原本十分强大，武帝临终前派儿子们出镇重镇，其用心不仅仅在于提防外姓权臣，也在于提防同姓的野心家。不过天不佑晋，到了永康年间，宗室嫡系的力量已经被大大削弱了。秦王、楚王、淮南王已先后逝世，武帝的儿子中有兵有权的仅剩一人，就是镇守邺城的镇北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 齐王司马冏是景帝的嫡孙、文帝的孙子，也算是宗室嫡系，不过他力量弱小，不足忌惮。 所以，只要拔掉成都王这颗钉子，天下就没人能够威胁赵王的地位，即使齐王依然心怀不满，也是孤掌难鸣。 那么赵王有没有办法除掉成都王呢？办法多的是啊。最简单的，可以学习当年贾皇后对付秦王司马柬的手段，用惠帝的名义召唤成都王进京，担任官秩很高但是手中无权无兵的闲职。如果成都王奉诏进京，那就是羊入虎口；如果成都王不奉诏，那就是抗命大不敬，可以名正言顺的解除其兵职，甚至兴兵讨伐。 洛阳的禁军是当时天下最精锐的部队，以一对一，没有哪个藩镇可以与之抗衡，而且，惠帝在赵王手中，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与赵王为敌的都是叛臣逆贼。赵王师出有名，无往不利，成都王只要被逼反，他就必死无疑。 可是赵王的昏聩一如既往，他只盯着侄孙的皇位垂涎三尺，浑然不觉耳边刀斧声霍霍作响。一盘好棋就这么被他走成死局。 齐王的檄文引爆了中原，响应最迅速坚决的是武帝的两个儿子，成都王与常山王。 成都王其实早有准备，他此前招降纳叛，网罗赵王的仇人，一直在积极地进行战备。齐王的使者到达邺城，成都王向他的谋士、时任邺城令的范阳人卢志问计，卢志想这还用考虑嘛？赵王夺去的可是你们兄弟的天下，他鼓励成都王起兵响应。 这话大合成都王心意，成都王当即拍板响应齐王，去洛阳救他那个傻哥哥。 成都王于是点起三军，同时通告天下。羽檄所及，莫不响应，兗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随即率兵响应，并将兵权交于成都王统一指挥。 成都王任命邺令卢志为左长史，顿丘太守郑琰为右长史，黄门郎程牧为左司马，阳平太守和演为右司马；任命王彦、李毅、督护赵骧、石超等为前锋，挥师西进。 一路上不仅没遇抵抗，反而不断有地方军队加入进来。成都王的大军高歌猛进，驻扎在殷商的古都朝歌。 朝歌位于洛阳东北，宽广的黄河从两城之间奔腾而过，黄河两岸百余里是当年楚汉争霸的古战场，有天下粮谷的集散地，号称“天下粮仓”的敖仓；还有险峻的汜水关，汜水关的名头也许不够响亮，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虎牢关，号称“天下雄关第一”，到了秦末，它又易名为成皋关，刘邦与项羽曾在此酣战良久。 驻扎在朝歌的成都王大军据说已经达到二十万，旌旗绵延数里，声势浩大，同时散兵游勇不绝如缕，从四面八方辐凑而来。 常山王司马乂的力量比较弱小，他九年前受胞兄楚王的连累，由长沙郡王贬为常山县王，被赶到北方冀州常山郡，手中无权无兵，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当齐王勤王的消息传来，常山王手中只有三千常山国卫兵，不过他几乎未假思考就决定响应，理由与成都王相同：天下者，我们兄弟的天下，岂容外人染指！ 常山郡与赵国毗邻，这是赵王的老巢。常山王要奔赴邺城，必经赵国。常山王一路招降，不降则战，赵国房子县令称兵踞守，常山王就攻破房子，杀县令过境。 等常山王抵达邺城，成都王已经出发西进。常山王在邺城斩杀了朝廷派来监视他的常山内史程恢和他的五个儿子，然后一路向西去追赶着成都王。 与成都王、常山王的决然态度不一样，南部荆州的新野公司马歆收到齐王的传檄之后一时不知所从。成都王已经擂鼓勒兵鼓噪而发，新野公还在襄阳城内犹豫不决。 新野公司马歆是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赵王是司马歆的亲叔父，也是他的伯乐，司马歆在武帝太康年间出仕，十余年来，他一直在洛阳担任散骑常侍这种可有可无的闲职。赵王篡位之后，任命他为南中郎将，主持荆州军事。 论亲疏论恩情，司马歆似乎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赵王这一边，司马歆的亲信王绥也是这么劝他：“赵亲而强，齐疏而弱，公宜从赵。” 王绥只说对了一半，论血缘关系赵王亲齐王疏这个不假，但说论实力赵王强齐王弱则未必。现在的局势不是赵王与齐王一对一较量，而是赵王在挑战全天下的忠诚心。说“忠诚心”其实也是表相，名在利先，有了“忠臣”之名自然就会得到作为忠臣的犒赏，赵王其实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着，给天下人提供了一个做忠臣的机会，一个重新划分利益的机会。 当时已经有许多人闻声而动，对赵王群而攻之。豫州、兖州、冀州、并州都举起了勤王的旗帜，从南到北，形成了对洛阳的半包围。赵王的处境即使说不上岌岌可危，也不太乐观。 姑且不去预估战场上的胜负，魏晋以来，淮南地区一直是国家最重要的产粮区，淮南、江南产出的稻米等作物都是通过漕运抵达洛阳，漕运路线是由淮水入汴水，北上进黄河，再溯流西进入洛水。其中关键的汴水这一段就在兖州境内，漕运路线如果被切断，不出三个月，洛阳就得人吃人。 所以孰强孰弱还真不好说，而骑墙又不行，因为新野公的南中郎将官职是赵王任命的，属于伪职。他如果袖手旁观，只有死路一条。赵王胜了，会说他首鼠两端；而齐王胜了，又会说他附逆，因此新野公必须做出选择。 新野公召来僚属商议，参军孙询当众反驳王绥：“赵王凶逆，天下当共诛之，何亲疏强弱之有！”听者纷纷点头，新野公于是下定决心，把宝押在齐王那一边。 新野公派孙询北上豫州去联络齐王，齐王大喜过望，给予孙询相当高的礼节，并且握着他的手说：“使我得成大节者，新野公也。” 齐王的喜悦并非做作，新野公的态度对他至关重要。 豫州在洛阳东南、荆州的东北，如果荆州倒向赵王那边，齐王就会面临南北夹击的危险。以齐王的军事实力，一对一与赵王单挑尚且力不从心，如果被夹击那是必死无疑，神仙都难救。齐王最担心的应该就是腹背受敌，如今新野公雪中送炭，怎么不感激涕零。 齐王知道，新野公作出如此决定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荆州的最高军事统帅并非新野公，而是假节镇襄阳的平南将军孙旂。 孙旂与孙秀合族，赵王给他全家加官进爵，孙旂还获得了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他有四个儿子在洛阳担任要职，因此孙旂一家被视为赵王的不可动摇的死忠。新野公要投向齐王，首先就要对付一城之内的孙旂。 新野公如何对付孙旂，掌握襄阳兵权，此中细节已经无法深考，《晋书》上说其实孙旂一家内部并非一条心，孙旂本人就是反对依附赵王的，他曾经派小儿子孙回赴洛阳，责备大儿子孙弼等人利令智昏。但是子大不从父，孙弼等人置若罔闻，老父亲孙旂躲在家里大哭了一场。由此可以料想，孙旂的态度应该是比较消极的，他很可能并没有与新野公争权。但是这个消极的态度并没能救得了他的命，赵王垮台之后，孙旂的下场是“夷三族”。 赵王篡位期间各藩镇势力分布图 整个勤王过程，新野公并没有直接参与对赵王军队的作战，保证后院不起火，这是他对齐王的重要贡献。 所谓“后院不起火”，并非仅仅指孙旂，当时齐王的背后有两支军队，除了襄阳驻军，另一支军队驻扎在汉水上游的宛城，统帅是孟观。 孟观在元康元年帮助贾皇后消灭杨氏，成为贾皇后的心腹，升官为积弩将军，封为公爵。元康六年关中大乱，鲜卑、羌、氐一时俱反，氐族人齐万年甚至被拥立为皇帝，建立伪政权。 朝廷先后派兵镇压，梁王、赵王先后临危受命，却全都铩羽而归，史上有名的回头浪子周处也在平叛期间阵亡。元康八年，孟观受命赴关中收拾乱摊子。孟观确实是一良将，仅用数月就生擒齐万年，平定关中。此后转任东羌校尉，征拜右将军，因此远离洛阳中枢，没有参与诛杀贾氏的兵变。赵王篡位后，任命孟观为安南将军，假节监沔（注：沔水，即今日汉江）北诸军事，镇宛城。 孟观其实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赵王，因为他的儿子孟平是淮南王的前锋将军，在淮南王事件中战死于洛阳街头。事后孙秀谎称孟平死于淮南王之手，还追赠了一个“积弩将军”的官衔以示笼络。 孟观也许确实不知道儿子的死状，所以齐王起兵之后，他也一直在左右摇摆。勤王的队伍风起云涌，越来越多，不时有人来劝孟观响应。 但是孟观这人迷信，他自认为懂天象，观察了几天之后。孟观发现，天上对应皇帝的“紫帝星”并无异动，由此他认为勤王不会成功。孟观于是做出愚蠢的决定，两不相帮静观其变，在名义上他依旧承认是赵王的臣子。 如此一来，孟观也成为齐王身后的一颗炸弹，但是有了新野公，这颗炸弹失去了威力。因为宛城也夹在襄阳与许昌之间，新野公是孟观身后的一颗炸弹，令孟观不至于轻举妄动。 而齐王得以腾出手来，一心一意对付从洛阳赶来的禁军。 三、叵测的观望者 中原即将爆发大战，北方幽州蓟城的王浚却在拥兵观望。 一年前，时任东中郎将的王浚与刘振、孙虑等人合谋，在许昌杀害了愍怀太子。贾皇后论功行赏，将王浚转任为宁北将军，兼青州刺史，不久又升一级，转任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 王浚到蓟城不久，洛阳发生兵变，贾氏垮台，刘振、孙虑等人被满门抄斩。王浚暗叫侥幸，假设他当时身在洛阳，必定也已经横尸街头；幽州与洛阳有千里之遥，朝廷若不是鞭长莫及，肯定会将他捉拿问罪。从那时起，王浚就产生了挟兵自重的念头。 幽州是从周朝沿用下来的古地名，偏居东北隅，疆域最大的时候，包括今日的山西省东北、河北省北部、辽宁省南环渤海那部分，还有朝鲜半岛的北部。东汉末年，称据幽州、冀州的军阀公孙度划出幽州东部五郡，另立为平州。平州的范围是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北部，人迹稀少，《晋书》上说仅有一万八千一百户。后来魏、晋两朝沿用了这种划分（见第一章西晋全境地图）。 幽、平两州向来都是汉人活动范围的边缘，是极北荒凉胡狄杂居之处。在春秋战国时期，此处有山戎、东胡、匈奴，后来匈奴吞并了东胡，山戎被逐渐汉化、消融掉。此处与大漠联成一片，成为匈奴与汉人僵持、争夺的地盘。 两汉时期，匈奴接连遭到汉人重创，四分五裂，逐步向西迁徙退出汉人视野，遗留下来的匈奴残部紧紧依附于汉人朝廷。到了东汉，东胡的后裔，鲜卑人开始兴起，逐渐占据了匈奴人的故地。东汉桓帝时，鲜卑诸部落在杰出首领檀石槐的领导下结成联盟，但是檀石槐一死，鲜卑各部又瓦解星散。 鲜卑的势力西起西域、东至辽东，分为西部鲜卑、中部鲜卑、东部鲜卑三大块。到了晋初，幽州北部与平州受到东部鲜卑的极大威胁。 东部鲜卑又以宇文氏、段氏、慕容氏三个部落最为强盛。慕容鲜卑的活动区域最为偏远，在武帝朝，慕容鲜卑首领慕容廆多次试图染指辽东、辽西，但是在晋朝廷的打击下始终没有得逞。 王浚主持幽州军事之时，慕容廆正在韬光养晦，而宇文鲜卑与段氏鲜卑则正如日中天。王浚于是偷偷与两个鲜卑部落修好。在此期间，中枢洛阳一直乱糟糟，政变、兵变不断，无暇顾及他的异常举动。齐王与成都王的檄文先后传到蓟城，王浚勒令境内按甲寝兵，任何人都不得妄动。 成都王因此对王浚相当不满，只是一时无力实施惩戒，只好先咽下这口气，但也记下了这笔账。 所谓山高皇帝远，东北的王浚在观望，西北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也在骑墙。 河间王的态度其实很关键，当时环绕洛阳的豫州、兖州、冀州、并州、荆州都已旗帜鲜明地反对赵王，如果河间王掌握之下的雍州、秦州也加入进来，那么洛阳就彻底被围死了。万一赵王军事失利，根本没有战略纵深。 河间王与惠帝的关系比新野公司马歆还要疏远，新野公好歹还是宣帝司马懿的孙子，河间王则是司马懿弟弟司马孚的孙子，可以说是宗室疏族中的疏族；河间王的平西将军一职也与赵王无关。河间王两无牵挂，所以他选择立场的唯一标准就是实力强弱，谁的拳头硬，他就听谁的。 河间王深居关内，关内关外隔着连绵群山，所以他对关外勤王军队如火如荼的声势缺乏了解。一开始，河间王判断失误，决定站在赵王这一边。当时关内有一个叫夏侯奭的，曾经担任过安西将军府的参军，他自称侍御史，受密诏响应齐王讨伐赵王。夏侯奭在始平县招募了几千士兵，还不知死活地派人邀请河间王共同起事。 在河间王眼里，关中就是他的禁脔，所有大政方针都应由他说了算，岂容他人染指？何况始平县仅在长安西侧几十里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河间王当即派遣主簿房阳、振武将军张方带兵杀到始平，生擒夏侯奭及其党羽十余人，统统在长安街头腰斩。后来齐王的使者到了长安，河间王还将使者执送洛阳向赵王邀功。 赵王很感动，于是向河间王征兵。河间王派张方领着关内的雄兵健将去支援洛阳，张方走到华阴，将要出潼关，身后却有河间王的长史李含追了上来。原来河间王得到最新消息，知道齐王、成都王声势浩大，预料到赵王这次凶多吉少，所以改变了立场。 张方于是又领兵回到长安，修整一番重新出发，一路有意磨磨蹭蹭。等张方再次抵达潼关时，赵王已经死了。 河间王的首鼠两端使齐王感到愤怒，这为日后二王交恶埋下了伏笔。 王浚偏居东北海隅、河间王躲在雄关峻岭之后，二人占尽地理人和，他们的威信在管辖区内足以镇压异己，对外足以抵御外敌，所以他们有能力在这天下鼎沸的时候作壁上观，以待价而沽。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本观望，江南的郗隆就因为试图观望而丢掉了性命。 郗隆的情况与新野公相似，曾蒙受赵王的恩惠。他的门第也不低，先祖郗虑是汉末的御史大夫。入仕之后，郗隆被两次免官，幸好他与赵王是从小相识的老交情，赵王篡位之后，任命郗隆为扬州刺史。 晋朝的扬州幅员辽阔，北起淮河流域，南至珠江流域，范围包括今日安徽省北部，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全省，再加上湖北省东部，占据南半个中国。扬州刺史负责一州的政务、治安，赵王还加任郗隆为宁东将军，郗隆集政权、军权于一身，成为扬州的实际统治者。 当齐王的檄文传到扬州，郗隆犹豫不决，招集僚属众议。 主簿赵诱献计，分为三策：“当今上计，是明使君（注：赵诱对郗隆的尊称）亲自率领精兵直赴许昌，加入齐王；中计，明使君暂留扬州，火速派遣猛将率领精兵奔赴许昌；下计，表面宣称加入勤王，实则按兵不动。” 郗隆不悦，其实他的心里向着赵王的。抛开赵王的恩情不说，他们全家都与赵王走得很近，侄子郗鉴是赵王故吏，郗隆的几个儿子也都在洛阳任职。 郗隆向心腹别驾顾彦问计，顾彦劝他对齐王敷衍了事，说：“赵诱下计，乃上策也。”这话太合郗隆心意了，他将齐王的檄文压住不发。 但是情势已经超出郗隆的控制。扬州是孙吴故地，归附未久，朝廷对于吴人一直备有戒心，因此驻扎扬州的军队，有很多是从北方中原调动过来的。那些北方来的将军、士卒，听说家乡在打仗，而自己却待在这个潮湿的鬼地方无所事事，都很愤愤不平。 军人就是靠军功来升官加爵的，眼前明明有一个进阶荣身的好机会，却被主帅阻挠，将士们自然很不满意；而且郗隆对待下属十分苛严，平时就很不得人心。于是扬州的驻军人无固志，怨言沸腾。 治中留宝、主簿张褒、西曹留承等人觉察到了危险，于是请郗隆表明立场，积极勤王。 郗隆不知死期将至，说：“二帝（注：指惠帝与赵王）对我都有恩情，我无所偏袒，只求守土保境，让扬州不卷入战争而已。” 留承觉得郗隆愚不可及，当前的局势怎会容许有人置身事外？留承说：“天下者，世祖武皇帝的天下。太上皇（注：指被赵王尊奉为太上皇的惠帝）继承武帝之位已有十年，今上（注：今上是对当前皇帝的称呼，即指赵王）的帝位是窃取而来的，齐王应天顺时，孰成孰败显而易见。形势逼人，不容不做出裁断，如果使君不忍亲自出面，大可留守寿春，但一定要马上发布檄文，派出精兵猛将，否则，扬州不可保全。” 郗隆置若罔闻，几天之后，郗隆的参军、陈留人王邃在金陵的军事重镇石头城内树立旗帜，宣告响应齐王。麾下将士纷纷弃郗隆而去，投奔王邃，郗隆派人在牛渚渡口阻拦，可是人太多，根本拦不住。 不久，扬州驻军哗变，谎称郗隆聚合远近，有割据的野心，他们奉王邃为主，将郗隆父子杀死传首许昌，响应齐王加入到勤王的行列。 扬州的反旗一树，赵王真正成为孤家寡人，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到处旌旗林立，到处都是讨伐他的军队。 在这杀声四处的时刻，赵王等人正在洛阳做什么呢？正在内讧。 原来赵王历来无能，称帝之后朝政全部依仗孙秀，事无大小，先咨询孙秀然后实施。有时孙秀心意改变，而赵王的诏令已经写成，孙秀就毁掉诏书，重新写就，如此朝令夕改，让属下官员无所适从。 官职的任免也由孙秀说了算，朝堂之上走马换灯一样换了一拨又一拨，来去频繁。孙秀俨然已是事实上的皇帝，于是有无数趋炎附势之徒争相巴结。孙秀当时居住的相国府在曹魏时期司马昭曾住过，此时再次门庭若市。 因为大权旁落，赵王太子司马荂对孙秀十分不满。司马荂的妻舅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刘琨，刘琨和哥哥刘舆素来与孙秀不和，三人一拍即合，密谋要扳倒孙秀。 正好此时赵王的另一个心腹，卫将军张林因为争宠失败而备感失落，他此前曾要求开府，却遭孙秀拒绝，因此对孙秀怀恨在心。张林写信给司马荂，说：“孙秀专权不合众心，而功臣皆小人，扰乱朝廷，可悉诛之。” 司马荂得到张林援助，高兴坏了，他把信展示给老父亲赵王，顺带或真或假地泼孙秀脏水。 赵王此时的表现令人惊讶，他竟然坚定地站在孙秀那一方，将信交给孙秀处理。可怜的张林最终被夷三族，刘舆、刘琨兄弟也被免官。 表面上看是孙秀胜了这一局，实则是两败俱伤。他得罪的是赵王嗣子，如果赵王不垮台，终有一天司马荂会成为他的君主，到时候孙秀的结局会怎么样，这个可以参考秦国的商鞅。而孙秀是赵王伪朝廷的柱石，权势熏天，他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因此可以预料，孙秀与司马荂之间将有一场激烈的火并，无论谁笑到最后，都将给予赵王伪朝廷沉重的打击。 但是齐王的檄文阻止了矛盾的升级。成都王、齐王的勤王军队，一支从东北，一支从东南，逶迤而来，吓坏了深居洛阳的赵王与孙秀。 四、洛南洛北皆成战场 洛阳禁军号称天下精锐并非浪得虚名，只是双拳难敌四手，经不住对方人多啊。成都王在朝歌的军队号称有二十万，目前每天仍然有数以千计的零星部队赶去投靠；齐王在许昌、阳翟两地的驻军合计十数万，且人数仍然在不停攀升。沸腾了的中原大地此时就是一部开动了的战争机器，赵王等人听到了它隆隆作响的庞大引擎。 孙秀是五斗米教徒，他代替赵王行使着大脑的功能，因此赵王的应急举措充满了道教徒的色彩。 赵王先派一个叫杨珍的亲信，全天候在宣帝司马懿的别庙里祈祷，请求老父亲在天保佑。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宣帝最权威的牌位在太庙里供着，据说这才是皇帝死后的正式办公场所。赵王为什么不去太庙祈祷呢？也许是因为太庙里还供着他两个哥哥司马师、司马昭，还有侄子司马炎，赵王也知道这三位先帝对他恨之入骨吧。 杨珍在宣帝别庙里收获颇丰，据说宣帝不止一次的显灵，安慰小儿子赵王少安勿躁，“某日当破贼”。赵王听了很是欣慰，他还封了一个道士叫胡沃的为“太平将军”，每天在宫殿里开坛作法，杀敌于无形之中，杀敌于千里之外。 孙秀也没闲着，他在家里摆满香案，每天杀猪宰羊供奉各路神仙。孙秀本人还亲自上阵，行“厌胜”之术，诅咒成都王、齐王军队溃散、身遭横祸。 当时洛阳城人心惶惶，不知所从。孙秀偷偷派某个长得很仙风道骨的亲信，日夜兼程跑到洛阳西南的嵩山，诈称自己是昔日周灵王的太子仙人王乔下凡。这位仙人在天上待得好好地，缘何下凡呢？仙人说，他是专程来安抚人心的。仙人劝百姓们不要听从成都王、齐王这些乱臣贼子的惑众妖言，赵王的帝位牢固得很，赵王的国祚是要传承万代的。 光靠神仙也许骗不住朝臣百姓，于是孙秀就伪造了一份齐王的奏折。奏折里齐王可怜兮兮地说：“不知何贼猝见攻围，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军见救，庶得归死。” 那意思就是说，所谓的齐王反赵王是子虚乌有的事，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蒙蔽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了许昌地方政府，并且挟持齐王造反作乱。齐王本人是立场很坚定的，很拥戴赵王政府的。 当时齐王的一兄一弟，东莱王司马蕤与北海王司马寔都在洛阳。赵王把这兄弟俩抓起来，交付廷尉，想杀了他们。这时赵王太子中庶子祖纳（就是那个日后中流击楫的民族英雄祖逖的哥哥），上书替他们求情，说了一通大道理。 祖纳旁博引证，从三代谈到秦汉，真正想说的其实是“罪不相反，恶止其身”八个字而已。这种说教式的大道理其实很没有说服力的，但是出乎意料，赵王竟然刀下留情，饶过两人的性命。 兄弟俩死里逃生，与其说是因为祖纳的仗义直言，不如说是赵王想圆谎。他刚刚假造奏折说齐王归顺伪朝廷，一转眼又杀了齐王的兄弟，这岂不是自打耳光？ 神神道道只能暂时迷惑人心，赵王明白，真正想戡平叛乱还得靠真刀实枪的战争。 于是他请来最高明的巫师，选择了一个适合出征的黄道吉日，派出四路大军。 第一路：以中坚将军孙辅为上军将军，积弩将军李严为折冲将军，率领七千禁军出延寿关； 第二路：由征虏将军张泓、左军将军蔡璜、前军将军闾和等人，率领九千禁军出堮坂关； 第三路：由镇军将军司马雅、扬威将军莫原等人，率领八千禁军出洛阳东南的成皋关； 这三路是去攻讨齐王的。 第四路军由孙会任督军，士猗、许超直接领军，率领三万禁军北上渡河，去邀击成都王。 最后，赵王任命东平王司马楙为卫将军，使持节都督诸军。 洛阳、许昌之间地图 这个兵力部署表示赵王的战略是擒贼先擒王，他知道只要砍倒成都王、齐王两棵大树，其余乌合之众就会做鸟兽散，并且会重新向他表示臣服。这个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将领的任命上，赵王所托非人。《晋书》里说孙会不仅人长得丑而且能力也很差劲，是“奴仆之下者”，让他来统兵打仗有送死的嫌疑。 孙会的父亲孙秀就显得很担心，他想请赵王的儿子司马馥或司马虔代替儿子督战。但是没想到司马馥、司马虔一个都不愿意上前线，孙秀无法说动这两位公子哥，转而求助被自己免过官的刘舆。 幸好刘舆还是头脑清醒的，说服司马虔以大局为重，司马虔这才扭扭捏捏地领着八千禁军上路。 禁军的战斗力天下无敌，当年孟观提着七千兵马孤军深入，在叛乱迭起的秦凉二州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地。并且连战连胜，一举生擒氐酋齐万年，只用了数月时间，就平定了困扰数万地方军三年之久的叛乱。禁军威力之强，可见一斑。 但是，禁军强则强矣，数量毕竟有限。《晋书·赵王传》里有这么一句话，说赵王“增相府兵为二万人，与宿卫同”，这说明平时宫城内保卫皇帝的常备禁军为二万人；宫城外禁军人数不详，应该与宿卫禁军均衡，即算是宿卫禁军的两倍，那么整个洛阳禁军合计也不过六万人。即使算上太子卫率一万五千人，洛阳的军力也不会超过八万人。 对比成都王、齐王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兵力，禁军在数量上大大处于劣势，这是赵王的致命伤。而且，这八万的禁军也不能倾巢出动，赵王得对洛阳保持威慑。洛阳的那些公卿一直在阳奉阴违，对此赵王心知肚明，在这种危急关头，更要提防有异己分子浑水摸鱼； 赵王还得提防背后的河间王落并下石。河间王的关中军也许是除禁军之外，全天下第二强盛军事力量，如果他从关中杀出来，赵王就会腹背受敌。虽然他已向赵王献诚，但是他答应提供的援军一直没有到达，防人之心不可无。 此次进军东南攻打齐王的禁军合计两万四千人，进军东北攻打成都王的禁军合计三万八千人，赵王已动用了总兵力的八成。随着战事的扩大，他将越来越捉襟见肘。 开战初期，禁军无往不胜。 在南部战场，张泓、孙辅、司马雅三路大军探照灯似边搜索，边向豫州进发。一路上，不时有小股乌合之众阻拦去路，但都是一触即溃，讨厌的是这些人马上又会重新纠合在一起，阴魂不散不停反扑。 孙辅、司马雅两路打了不少莫名其妙的胜仗，可是这些胜仗全都胜之不武，丝毫不能增加军人的荣誉感。而传说中齐王的主力，一直潜伏在某处，不曾露面。 张泓一路比较幸运，他南下出堮坂关，途中虽有骚扰，但他还是很快抵达了阳翟，那有齐王的前锋部队。张泓在阳翟城南截获了齐王军队的辎重，押送辎重的数千齐王军队被消灭。阳翟的齐王守军也没有顶住攻击，阳翟失守。 当时齐王的后继部队在阳翟以东四十里外的颍阴。颍阴与阳翟相隔一条颍水。齐王军凭借数量上的优势，分兵多方位强渡颍水，颍水是渡过了，但是上岸后齐王军队随即又被打得溃不成军。 张泓率领麾下九千士卒连战皆捷，士气空前旺盛，又把齐王军一步步逼回颍水北岸。随后两军划水而治，禁军临颍水结营，齐王军多次冲击，禁军兵来将挡，岿然不动。 在北部战场。成都王的军队在黄河以北，滔滔黄河激流澎湃，自古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在武帝朝，司马炎委命时任度支尚书的杜预在洛阳北部的孟津渡口建了一座浮桥，从此变激流为坦途，往来黄河两岸畅通无碍，孟津也改名为“富平津”。 孙会领三万禁军从洛阳北上，由富平津渡过黄河，然后折道向东逶迤而行，此时成都王的军队在朝歌修整完毕，正擂鼓西进。 禁军与成都王的前锋部队在朝歌西南的黄桥遭遇，两军大战，成都王的前锋部队惨败，死者八千余人，伤者上万。先锋赵骧、石超丢盔弃甲逃回成都王军营，“士众震骇”，全军上下都陷入恐慌之中，成都王甚至想把部队后撤，固守朝歌。 就在赵王情势大好，胜利似乎指日可待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乌龙事件，引起全线崩溃。 乌龙事件的主角是南讨齐王的主力之一、上军将军孙辅。他比较不幸，领着麾下七千人在豫州游弋许久，始终没撞上齐王主力，倒不时从斜刺里杀出小股小股的游兵散卒，放几支冷箭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孙辅的部队军老师疲、士气低落，听说张泓在阳翟，孙辅于是向阳翟开拔，试图与张泓合军。结果走在半路上，不知如何传出谣言，说张泓部已被齐王歼灭。这个谣言击溃了禁军的心理防线，孙辅的部队无故惊变，七千人一夜解体。 孙辅狼狈不堪地逃回洛阳，对赵王报告说：“齐王军盛，不可当，泓等已没。” 这个晴天霹雳把赵王震傻了，他第一反应是让孙辅保持缄默，以免引起京师震动，随即赵王下诏让在河北作战的孙会、司马虔火速回师保卫洛阳。 传达诏书的黄门郎马不停蹄，六百里加急冲到前线。孙会、司马虔一听说后院起火，仓皇撤军。 孙会一撤军，成都王就捡了便宜。 黄桥的惨败原本已让成都王心生惧意，他甚至产生了退兵固守的想法。幸亏有左长史卢志及时劝阻，卢志说：“如今我军失利，敌方新得胜，必然对我有轻敌之心。我方军队大多是招募而来的义军，如果我方停兵不进，三军士气低落，恐怕会不战自溃。胜败及兵家常事，不如更选精兵，星夜倍道而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成都王采纳了卢志的建议，他拨给赵骧八万兵卒（八万啊，赵王如果知道对手出手这么阔绰，估计得吐血），重新任命赵骧与王彦为前锋，领军向西挺进。 此时孙会正好受命全军后撤，赵骧等人气势汹汹地冲进禁军营帐，却发现早已人去营空。 赵王在发出回师诏书后好几天，张泓在阳翟大败齐王的露布（注：不缄封的军旅文书）才传到洛阳。赵王拿着捷报露布哭笑不得，此时孙会、司马虔救主心切，已经班师抵达洛阳城效的“庾仓”，即京师粮仓。 赵王赶忙让孙会调头回前线，三万大军日夜奔袭，莫名其妙走一遭，连个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就原路返回，将士们身心俱惫，锐气严重挫伤。渡过富平津，没走几里路，孙会的军队就在溴水北岸的温县迎头撞上了尾随而来的成都王大军。 此时强弱易势，成都王军一路高歌猛进，眼看着洛阳已在咫尺之遥，千秋功业必此一役，荣华富贵措手可得，全军上下都兴奋不已。 而孙会军队被来回折腾，内部将帅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孙会原本就才能低劣不能服众，士猗、许超又是禁军宿将，不甘居于人下。黄桥大捷之后，赵王发了昏，竟然让他们各人都持节督军。这下可好，孙会、士猗、许超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了谁，政出多门军令不一，让麾下人不知所从。 温县是司马氏的老家，埋着赵王与成都王的祖先。爷孙俩就在祖先幽怨的魂灵之前展开决战，赵王的军队人心涣散，被打得落花流水，孙会等主将临阵脱逃。 等赵王觉察危险，任命刘琨持节，带领步骑千人去都督河北诸军的时候，已经晚了。刘琨赶到富平津，迎接他的是潮水一般地涌来的溃兵。大势已去，刘琨只好烧断富平津河桥，以求延缓成都王的渡河时间。 北部战场已一败涂地，南部战场前景也堪忧。 张泓军一直与齐王军对持于颍水，十数天来双方都毫无斩获。时间已进入永康二年四月，赵王重新派孙辅前往阳翟支援张泓。打持久战对赵王不利，因此张泓在与孙辅合兵之后，全军出动强攻齐王大营，齐王以何勖、卢播为将进行反击，击退赵王军队，孙辅死于乱兵之中。 张泓的强攻没有得逞，被迫拖入僵持阶段。 五、金屑酒 成都王正指挥军队准备渡黄河，一过黄河，洛阳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而赵王已经无力阻止成都王渡河，他没兵了。唯一还能战斗的队伍在阳翟被齐王拖住，无法施以援手，而洛阳城里到处躺着前线溃败下来的伤员，哭声、呻吟声、哀叫声，听得那些没受伤的士兵也彻底丧失斗志。 这时洛阳街头又出传言，说那些朝臣们正在密谋杀赵王、孙秀，迎接成都王入城。日暮途穷的赵王终于意识到，皇帝的宝座原来是块烙铁。他追悔莫及，若不是受了孙秀的蛊惑，若不是被野心冲昏头脑，何以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孙秀也惶惶不可终日，他是赵王伪朝廷的中书监，此时他深居中书省内不敢跨出半步。他也得到消息，知道此刻洛阳满城都视他如仇，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动机么，有的是怨他引来了战火，有的是为了向新掌权者邀功请赏。 为了稳定军心，孙秀又炮制了一份捷报，说张泓已大破反贼生擒齐王，不日凯旋。孙秀将捷报贴满洛阳，命令文武百官都上表庆贺。这种作法纯属掩耳盗铃，除了给后人读史增加点喜剧色彩，于事无补。 当时最有用的举措是做一下困兽之斗，兴许可以把成都王打跑。可是没兵怎么办？孙秀下令，京城四品以下官员子弟，只要年满十五岁的，全部到司隶校尉处报到，由赵王的儿子统帅，出城作战。孙秀还找到已废黜在家的王戎，想让他出任这支生力军的军司，幸好有个博士叫王繇的头脑比较清醒，他说：“濬冲（注：王戎字濬冲）谲诈多端，安肯为少年用？”孙秀想想有道理，王戎老奸巨猾，别让他给卖了，于是此议作罢。 而这道犯众怒的命令一下，火上浇油了，洛阳的朝臣都恨不得把孙秀生吞掉。义阳王司马威建议孙秀到尚书省去，与“八坐”以上商议战备，结果一出门就有人喊杀喊打，义阳王吓得从崇礼闼偷偷溜回家中躲了起来，孙秀缩回中书省，布置重重护卫，不敢再露面。 士猗、许超、孙会等一干亲信来了，与孙秀商议下一步怎么办？有说收拾收拾洛阳的残卒孤注一掷，和成都王拼了；有说把洛阳城内那些心怀鬼胎的异己分子统统杀掉，一把火烧掉洛阳宫殿，挟持赵王向南逃窜，去荆州投奔孙旂，或者孟观；有说荆州也未必安全，不如向东逃，逃到大海里找个孤岛躲起来——最后一个建议简直是痴人说梦的胡话，洛阳离海边相隔千里，怎么到达得了？ 商议来商议去，走投无路，彼此挥泪相对。 正在彷徨无计，外面杀声四起。原来是赵王的心腹，左卫将军王舆见势不妙，倒戈反水了。 与王舆一起反水的还有广陵公司马漼，司马漼是琅琊王司马伷的儿子，即宣帝司马懿的孙子，也是日后东晋元帝司马睿的亲叔父。两人率领营兵七百余人从宫城南掖门杀将进来，殿内三部司马在宫内接应。 王舆亲自领兵冲向中书省。孙秀紧闭大门，王舆指挥兵卒登上墙头放箭烧屋，孙秀等人无路可逃，只好冒险向外冲。孙秀、士猗、许超三人被王舆麾下将军赵泉当场斩首，孙会逃得快，一直逃到右卫营才被追上，交付给廷尉，也是斩首。 王舆等进军殿内，将赵王心腹前将军谢惔、黄门令骆休、司马督王潜等人，统统在殿中就地斩首；与孙秀合族的孙弼在殿中宣化闼被三部司马逮到，就地斩首。 王舆在宫城内见人就杀，除了姓司马的，赵王心腹全部身首异处。王舆派兵卒持大戟围守各省各阁，控制赵王父子。随后他屯兵云龙门下，招集洛阳“八坐”以上亲贵入宫议事。 当时的皇宫大殿就是个屠宰场，遍地血泊尸首，充满死亡的味道。亲贵们入宫之后无处下脚，只能坐在殿东阶梯前的大树下。赵王黯然下诏退位：“我被孙秀等人迷误，触怒了三王（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如今已诛杀孙秀，请各位迎太上皇复位，我将归老于农亩。” 赵王最后一次传令，让王舆派人持驺虞幡出宫城，几万兵卒一起卸甲解严，洛阳一下子成为不设防的城市。因为害怕成都王的军队入城屠戮，整个洛阳陷入恐慌，官员、百姓都在街头惊惶奔走，没人敢待在家中等死。 黄门郎将赵王父子从华林园东门送出宫城，送回汶阳里赵王宅第。王舆领着几千殿中甲士到金墉城，迎回做了太上皇的司马衷。金墉城本在宫城北部，王舆簇拥着司马衷有意绕宫城一圈，从正南方向的端门入宫，沿途百姓山呼万岁，响彻云霄。 暌违三个月，司马衷重新上朝与百官见面。群臣伏地叩首向惠帝请罪，惠帝说道：“非诸等之过也！”随后惠帝颁布了复位后的第一道诏书，就是把赵王父子执送金墉城。 永康二年四月癸亥，即惠帝反正的两天之后，惠帝下诏褒赏齐王、成都王、河间王，以及广陵公司马漼、左卫将军王舆的拨乱反正之功，分别派遣使者慰劳三王的军队。为示普天同庆，惠帝还大赦天下，赐天下孤寡者谷五斛，大酺五日，改元为“永宁” 永宁元年四月丁卯，即惠帝改元后的第四天，成都王的二十万大军开进洛阳。 这时梁王司马肜领衔上表，“赵王伦父子凶逆，宜伏诛。”百官附和其后，皆奏请诛杀赵王。于是惠帝派尚书袁敞持节到金墉城，赐赵王司马伦金屑苦酒。据说赵王临死，自觉无颜去地下见父兄，于是以巾覆面，不停地说：“孙秀误我！孙秀误我！” 赵王的四个儿子，司马荂、司马馥、司马虔、司马诩都交付廷尉，在狱中杖毙。赵王做了一下皇帝的南柯梦，结局是阖门横死。 所有仕宦于赵王伪朝的官员被悉数罢免，洛阳朝堂因此大换血，据说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这几个枢纽部门只留下一些府卫，其余统统斥免。 又过了两天，四月己巳，河间王的勤王军队也姗姗来迟，开进洛阳。 与此同时，成都王又派遣赵骧、石超领军赴阳翟相助齐王，张泓等被两面夹攻，只好投降。张泓、张衡、闾和、孙髦、高越等赵王将领被押解回洛阳，在东市斩首；当初杀害淮南王的凶手伏胤也在东市被斩首；另一个将领蔡璜回到洛阳之后自杀身亡。 清算还在继续。 五月，襄阳太守宗岱将附逆的孙旂夷三族，永饶冶县令空桐机将孟观夷三族，全都传首洛阳，与张泓等人的头颅一起挂在洛阳东市示众。 在洛阳，附逆的宗室成员很多，比如东武公司马澹，比如竟陵王司马楙，比如义阳王司马威等等。晋朝廷对于宗室一向是优容宽大的，因此东武公、竟陵王仅被免官。本来义阳王司马威也可以逃脱一死，只怪他当初太嚣张，被司马衷记了仇。惠帝开金口说：“阿皮扭伤我手指，抢我玺绶，不可不杀。”“阿皮”是司马威的小名，司马威因此也被拖到洛阳东市，一刀了事。 五月，惠帝册立愍怀太子劫后仅存的儿子，襄阳王司马尚为皇太孙。不久之后，大赦天下，受淮南王牵连被贬的司马晏也重新被封为吴王。 六月乙卯，齐王的军队，由新野公司马歆在前面开道，鼓噪而入洛阳，与成都王会师。此时的齐王军已与新野公的荆州军汇合，甲士有数十万之多。齐王在宫城外通章署前的御道上检阅军队，旌旗如林，威震京都。 至此，一场谋朝篡位的闹剧以赵王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这场兵祸持续六十余日，对方战死沙场者近十万，号称天下第一精锐的洛阳禁军损失殆尽。 司马衷又回到皇帝宝座上，但他并不是胜利者，经此一役，惠帝的无能已经彻底暴露，惠帝的威信大打折扣。事实证明这个皇帝不仅保护不了他的外公、母亲、爱子、妻子，连他自己都保护不了。 臣子们对于皇权仅存的一点敬意在这次勤王过程中消磨殆尽，在此之前，虽然中枢权臣变幻无常，但是地方上很少有人矫诏弄权，臣子们还是视矫诏为禁忌；但是这个禁忌已被打破，从此以后，惠帝的诏书如同废纸，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些臣子将肆无忌惮地玩弄惠帝于股掌之中。 因此永宁元年六月，看似暴风骤雨已过。洛阳上下欢声雷动，普天同庆之时，还是有许多人望着三王的鼎盛军事，担忧和平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他们的担忧是正确的，真正兵连祸结的时代这才开始。 第七章　齐　王 一、深沉的心机 赵王篡位是“八王之乱”的一个分水岭。 如果没有赵王篡位，中国历史上根本不会留下“八王之乱”这个名词。发生在晋惠帝朝前十年的系列政变，会被当做屡见不鲜的宫闱斗争而载入史册，其篇幅不会超过西汉初年的吕氏之乱，也不会超过东汉的外戚窦氏、梁氏之乱；论死亡人数，它与汉武帝戾太子之乱相去甚远，论惨烈程度，它与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在伯仲之间。总而言之，历朝历代都有这种程度的阴谋诡计和杀戮，晋朝之前屡有发生，晋朝之后更是络绎不绝，它将湮没在数以百千计的政变之中，让后世读史者过目即忘。 赵王一篡位，就像汽油落下了火星、炸弹触发了引信，将这场原本止于京城之内的政变扩散为全国范围的战乱。那些利欲熏心的达官贵人固然死不足惜，但是战乱扩散之后，普天下的百姓都要为他们的野心承担后果。赵王从篡位到失败被杀共计六十多天，战火波及冀、并、兖、豫、司、荆、扬等七州，十万人直接丧生于战场，破坏程度与西汉“七国之乱”旗鼓相当。 “七国之乱”是汉景帝试图割掉尾大不掉的诸侯国、巩固君权而激发的叛乱，目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平定“七国之乱”巩固中央集权是“文景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武帝开土拓疆，建立不世伟业的前提。这一仗驱散了西汉王朝上空五十年之久的分裂阴影，此后中原一百五十年没有爆发生大规模内战。 “七国之乱”是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恢复之后大汉王朝获得了新生，赵王篡位则刚好相反，它是君权破产的标志，也是国家分裂的开始。“七国之乱”中的十万尸骨奠定了汉武帝“筑城朔方，封狼居胥”的根基，而晋惠帝永康二年，十万将士的鲜血却润滑了乱世的大门，妖魔鬼怪从此推门而出残食人间，赵王可谓罪恶浩天。 赵王篡位是以失败告终的，司马衷在皇家监狱里住了三个月之后，又重新被迎回了皇宫。表面上来看是皇帝笑到了最后，实质上他是最大的失败者。从他被关入金墉城的那一刻开始，皇帝就已经死了，从此在天下人的眼里，坐在御座上的不再是受天明命的圣天子，而只是一个自顾不暇的傻瓜可怜虫。君主的权威扫地，朝廷的威严扫地，司马家的威信扫地，地方上开始离心离德，各异族也开始蠢蠢欲动，百姓们也开始忧心忡忡，觉得太平日子到头了。 齐王在赵王死后成为惠帝朝新的执政，表面上看来他是赢家，实则大不然。齐王的执政地位得之侥幸，失之必然。 执政实质就是代行皇帝的威权。赵王篡位之后，皇帝的威信扫地，各地方都督连皇帝这个真老虎都阳奉阴违，更何况狐假虎威的执政者？ 按照晋律，各都督的权力是受中央严格控制的，他们不可以染指地方行政、财政，都督们征兵、发兵，甚至调动兵马，都需要皇帝的诏令才可以实施，否则就是矫诏，就是死罪。在君权巩固的时候，各都督都循规蹈矩俯首听命，即使贾皇后犯下了谋杀太子这样天怒人怨的罪行，他们也只能乖乖地接受现实。赵王将皇帝打倒，这给都督们提供了一个正义合法的机会来试探中央的实力，他们跃跃欲试又心怀忐忑，于是各地都督联合起来挑战中央，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结果都督们成功了，都督之一的齐王更是一跃成为新的执政者。但此时执政者的含金量已经降低，执政者再也没有以往那种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赫赫威权。事实摆在眼前，皇帝只是纸老虎，中央执政也只是纸老虎，尝到甜头的地方都督心中难免会这样想：“既然齐王打进洛阳就能成为执政者，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 实权人物动了这个贼心，“八王之乱”就彻底进入了弱肉强食的阶段，晋王朝也加速全面崩溃。此后，河间王、成都王、王浚等人动辄攻打洛阳，动辄劫持皇帝。司马衷彻底沦为玩偶，圣旨朝令一文不值，执政等同狗屁。 因此，齐王到手的权势全都只是幻影，迎接他的只有死亡。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大败局，没有人从中获益。 齐王入洛阳是在永宁元年六月乙卯。当时大局已定，惠帝复位，赵王已在两个月前被毒死在金墉城。 勤王既已成功，就没有继续拥兵自重的理由，如果齐王是一个纯臣，他就应该解散招募来的军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然后入朝觐见。但是齐王没有，不仅没有，他还在继续接纳从江南、淮南各地投奔而来的游兵散卒，同时联合新野公的荆州军，拥兵几十万，战争结束之后齐王的军队反而超越了战时。 齐王的动机明显不在于护卫皇帝司马衷，而是与成都王等人争锋立威，以求在新的政权分配中多分得一杯羹。 齐王虽然动机不纯，但也不宜对他责备太过。大乱之后必有大赏，这已经成为惠帝一朝的规律，文臣向往在和平盛世里平步青云，武将则最希望国家多发生战争，好树立军功升官发财，古人所谓“乐国家之多故”，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乱世将至的时代，千万别指望这些手持利刃的家伙会无偿替人卖命，所以齐王必须喂饱麾下的那些将领、士兵，否则就会军心涣散，导致众叛亲离。 而这并非齐王一人的处境，成都王、河间王也是如此，他们拥兵赴洛的动机表面上是忠君爱国，实际是邀功讨赏。成都王的十几万大军就一直驻扎在京城；连在勤王过程中未发一兵一卒，没有立下任何功劳的河间王也亲自带领关中大军，冲到洛阳去捡现成便宜，作为勤王大计的倡议者，勤王运动的总指挥，齐王当然不甘心落于人后。 齐王司马冏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他的心计贯穿《晋书·齐王司马冏传》的始终。齐王善于揣摩人意，也擅长表演，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展示对自己最有利的姿态，以趋利避害，争取最大利益。 齐王司马冏是已故的齐献王司马攸的第二个儿子。司马攸有四个儿子，依次是司马蕤、司马冏、司马赞、司马寔，其中司马赞六岁早夭，活到成年的有三子（《晋书》关于此处前后有矛盾）。司马攸将长子司马蕤过继给早夭的弟弟辽东王司马定国；又将司马赞过继给另一个早夭的弟弟广汉王司马广德，后来司马赞也夭折了，就将司马寔代替司马赞过继。 四兄弟之中，唯独司马冏被父亲留在身边，表明司马攸对这个儿子别具青眼。少年时期的司马冏几乎就是父亲的翻版：为人谦和、仁爱、好施惠于人，有良好的口碑，史书上说他“少称仁惠，好振施，有父风”。 后来司马攸与太子司马衷争嗣失败，被武帝逼死，年仅三十六岁。不期而至的死亡令司马攸措手不及，他当时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具体的表现就是他还没来得及册立嗣子。所以司马攸暴毙之后，无人能够继承他的齐国王位。 对于弟弟司马攸的英年早逝，武帝的心情一半是愧疚，但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为了掩饰兄弟阋墙的事实，标榜自己是个好哥哥，武帝两次亲自到司马攸灵前吊唁，哭得哀恸无比。这幕亲情表演也许能骗倒一些不知内情的臣僚，但是绝对骗不了侄子司马冏和他的兄弟们——对此，武帝心知肚明。 所以当时司马冏兄弟仨的处境就十分凶险，倘若武帝认为兄弟仨内心潜伏着怨恨，说不定就会斩草除根。太子司马衷的低劣使得武帝的心理脆弱无比，他既然忍心逼死胞弟，就不会对侄子们心慈手软。诚然，武帝内心是怀有愧疚的，但是众所周知伴君如伴虎，皇帝的恩宠总是潜伏着杀机，皇帝的愧疚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福消受的。 为了保住前程性命，司马冏兄弟必须解开武帝这个心结，但这谈何容易？皇帝圣心原本就难测，更何况武帝好名誉，司马攸之死引起朝野上下流言纷飞，成为武帝内心不可触及的隐痛。司马冏兄弟如果不知好歹，贸然向皇帝表示忠心、表示宽恕，只会加速灾祸的降临——皇帝可不需要任何人的宽恕，他如果欠了人情，能还的肯定还，不能还的只有杀掉了事。 生死关头优劣立显。司马蕤、司马寔显然在听天由命，他俩脸如白纸，吓出满身冷汗，不敢支吾半句；司马冏却跳出来在父亲灵前号啕大哭，请求皇帝伯父替先父报仇！ 武帝吓了一跳，什么意思！大庭广众之下向我兴师问罪？ 武帝充满杀气地问司马冏，何仇之有？ 司马冏咬牙切齿地说，当初陛下派遣太医症治先父，没想到那些太医心怀叵测，竟然向陛下禀报先父无病。这是诬蔑先父欺君，也是陷害陛下于无法辩解的境地，最终导致先父含恨而死。太医们离间骨肉、荼毒皇室，请陛下诛杀太医，替先父报仇。 按司马冏的策略，父亲的暴死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武帝逼迫父亲离开洛阳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一味地回避反而显得心存芥蒂，所以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将问题引向别处，追问为什么武帝当初那么冷酷无情？ 司马冏替武帝找了一个很好的台阶：皇帝也是被蒙蔽的。 按这个说法，司马攸惨死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些欺君罔上的太医，他们必须要为司马攸之死负全责，皇帝就此撇清了关系。同时，司马冏也很巧妙的向皇帝表明，他们兄弟仨是非分明，绝对不会误会，也绝对没有怨恨皇帝伯父。 果然，司马冏这套说辞让武帝龙颜大悦。武帝当即伸张迟来的正义，将那几个太医斩掉了脑袋。武帝又听说齐王嗣位空缺，于是任命司马冏接替父亲，成为新一任齐王。一场风波过后是皆大欢喜。 此后的十几年，齐王在政坛左右逢源，朝廷执政换了好几拨，齐王总能逢凶化吉。 贾皇后也是齐王的仇人，但齐王很好的隐藏了他内心的仇恨，齐王在元康年间历任左军将军、翊军校尉，执掌禁军是他后来参与赵王兵变的资本； 在赵王当政期间，齐王尽管心怀不满，但也没有让赵王过分不安，他很精明的避开与淮南王一起横尸洛阳街头的命运； 坐镇许昌之后，齐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甚至向盟友王处穆借人头，以骗取赵王的信任。 齐王司马冏一直扮演着温良恭俭让的软角色，可是这并非他的真实面目。赵王篡位也是司马冏人生的一道分水岭，此后司马冏将显露隐藏在面具之下的爪牙。 首先领教到的是司马冏的哥哥，东莱王司马蕤。 司马蕤据说是个粗人，嗜酒，经常喝醉了撒酒疯，有意挑衅污辱司马冏，当时司马冏表现得极有风度，他处处忍让，任由司马蕤无理取闹。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窝囊？他总是打个哈哈说，司马蕤是兄长，弟弟让着兄长那是应该的。此事传为美谈，司马蕤污辱弟弟的目的没达到，反而成全了弟弟的美誉。 司马冏是否真的顾及亲情，尊重兄长呢？ 显然不是。在他出镇许昌的时候，哥哥司马蕤与弟弟司马寔都在洛阳。按照晋朝的惯例，出镇地方军事的官员都要派遣至亲作为人质留在洛阳，司马蕤、司马寔其实就相当于司马冏的人质，司马冏在许昌起兵的时候可没有把兄弟俩的死活放在心上，若不是机缘巧合，兄弟俩肯定已经横尸于洛阳东市。 赵王死后，司马蕤、司马寔两人恢复了自由，齐王进京的时候，司马蕤到城外去迎接弟弟。齐王既然已经得志，就无需再掩饰对兄长的厌恶，当时赶去拜谒齐王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齐王很解气地把哥哥晾在门外，说现在没空接见，等着吧！ 粗人司马蕤吃了闭门羹，气愤难平，说：“吾坐尔殆死，曾无友于之情！”那意思是说，我差点被你连累死，现在却给我摆谱，一点兄弟情谊也没有！ 后来司马蕤、司马冏兄弟相残，司马蕤死于非命，重演了他父亲与武帝之间煮豆燃萁的悲剧，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二、三个军政府 齐王入洛阳的时候威风无比。身后是浩浩荡荡数十万大军，进军的鼓声震天彻地，旌旗如林绵延几十里；身前有新野公司马歆亲自执戈开道。新野公食邑一千八百户，所受的礼遇与县王相同，爵位仅仅比齐王低一个等级，他降尊给齐王开道，实际是在给齐王造势，做秀给成都王等人看。《诗经》所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新野公通过这一举动暗示成都王等人：齐王是我们大家的领袖。 成都王、河间王全都亲自出马，去迎接齐王入京，惠帝也派出使者慰劳齐王。为了炫耀军威，齐王直接将军队开进了洛阳（这应该是很无礼的行为，不过当时成都王、河间王都是这么做的），并且在宫城外通章署前的御道上进行了一次小规模阅兵仪式。这次阅兵据说把全洛阳的百姓都惊动了，史书上说“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 齐王如此咄咄逼人，用意显而易见，就是想压成都王一头，争夺执政的位置。 面对齐王咄咄逼人的态势，成都王与河间王不可能无动于衷。天下大权近在咫尺，麾下士兵遍布全城，他们底气很足，所以不可能轻易言弃。 当时的洛阳劫后余生，表面上是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三位手握重兵的王爷正纵横捭阖，往来于公卿之间，密谋于暗室之内，他们以一次次筵席盛会为战场，在觥筹交错之中施展口蜜腹剑，他们还在朝堂上，以谦和的姿态用华丽的外交辞令，争锋相对寸土必争。 这场博弈在十四天后有了结果。永宁元年六月甲戌，惠帝下诏对各位勤王的王爷进行褒奖，任命如下： 齐王司马冏为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辅佐皇帝处理朝政； 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朝； 河间王司马颙为侍中，太尉，加三赐之礼； 常山王司马乂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 广陵公司马漼进爵为广陵王，领尚书，加侍中； 新野公司马歆进爵为新野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镇南大将军。 五天之后，惠帝又封梁王司马肜为太宰，领司徒。不过当时的梁王已是强弩之末（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强弩，只是张劣弓），无力再参与朝政，十个月之后他就病死了。 根据这道诏书可见，这场博弈的结果是齐王大胜，他如愿以偿地成为新执政，主导朝政“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成都王的收获则次于齐王，他得到了兵权，“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但是这个兵权徒有虚名，因为从法理上讲，有权动用天下兵马的只有皇帝一人，成都王这个大都督只是一个执行者，而皇帝的控制权在齐王手里，所以成都王的“都督中外诸军事”有名无实。 而且当时不比往日，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天下兵马，即使成都王控制了皇帝，他也只能支配自己势力范围内冀州兵与兖州兵。北部的幽州兵、南部的豫州兵、荆州兵、西部的关中兵全都各为其主，绝对不会听从成都王号令。同理，齐王、河间王等人也都没有能力号令天下，在皇帝失去威信之后，诸侯割据的局面已经隐然呈现。 成都王的所得与他的身份与贡献是不相匹配的。论亲疏，他是武帝的儿子，惠帝的亲弟弟；论功勋，他的军队是扭转战局的中流砥柱，是他击溃了赵王的主力，率先进入洛阳。相比之下，除了首倡大义，齐王在各方面都要逊成都王一筹，齐王之所以能够得志，是成都王谦让的结果。 齐王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投桃报李，给成都王“录尚书事”，魏晋以来朝政大权逐渐由三公九卿转移至尚书省、中书省，“录尚书事”即意味着有权参政议政，齐王此举实质是在邀请成都王共同辅政。 但是此时的成都王并未对权力表示有很强的欲望，无欲则刚，成都王对于此次齐王主持的权力划分并没有显示出不满。 感到不满的是河间王，他在这次博弈中可谓惨败。论收益，河间王甚至不如常山王、广陵公和新野公，后三者加官进爵，加的都是掌握实权的官衔，进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爵位。河间王千里奔赴，却仅仅得到一些虚职：“侍中”这个职位表示河间王以后有直达禁宫向惠帝奏事的权力，而“太尉”只是一个虚衔三公，并没有指挥兵马的权力。河间王在想要染指的政治领域，可谓颗粒无收。 河间王颗粒无收的原因是齐王的有意压制。齐王痛恨河间王当时的骑墙行为，更加痛恨河间王事后凑过来捡漏，所以只给他一些虚幻的优宠，将其排除在参议政事的门墙之外。 河间王固然贪心不足，齐王也未免有些意气用事，二王因此结下仇怨，导致日后的反目。 由这道诏书也可以看出皇权的微弱的趋向，说赏与罚是人君驾御臣子的两大利器，此时这些利器已经失效。 如果赏罚分明，河间王不仅无功，反而还应当受罚，结果他却升任三公；无独有偶，幽州的王浚拥兵自重、首鼠两端，惠帝不仅没有降罪，反而给王浚官升一级，由宁朔将军升任为安北将军。 当罚不罚，当赏则在滥赏。在平时，封三公是不寻常的朝廷大事，皇帝要为此祷告天地，到太庙向祖宗备案；而加三赐之礼、加九锡之礼更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几百年才碰上一次。如今可好，惠帝一口气封了三个三公，给两个大臣加九锡，另一个加三赐。 显而易见，这道诏书不符合惠帝的利益，只符合权臣们的利益。这次权力重新分配的博弈，其依据也不是功劳的大小，而是拳头的软硬、武力的强弱。 齐王在豫州滞留的两个月并没有白费，他带足了兵马才来，果然是深谙政治的有心人。 不过尽管齐王心思缜密，有的地方他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分配利益的诏书下达之后，成都、河间二王仍赖在洛阳不走，齐王对此无可奈何。 乱世之中的政治话语权是与军事实力相匹配的，齐王只是略胜一筹，并非一家独大，虽然惠帝充当了仲裁，判给齐王执政权，但是齐王到手的仅仅是纸面上的权力，他根本无法号令天下。远的不说，即使在区区洛阳城，缺乏成都王、河间王的配合，齐王就无法控制住局面。 当时洛阳汇聚了晋朝半数以上的军队，大大小小的军事团体成百上千，每一支队伍都代表着一方势力，要求在新政权中分一杯满意的羹。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为了增强竞争力，他们又相互结党，最后形成三大阵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就是这三大阵营的核心。 所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身后那几十万军队是他们争权夺利的利器，同时也是挟持他们的力量。三王必须喂饱麾下那些将领，满足他们的野心。 惠帝诏书一下，三位王爷都成为三公，三公照例就要开府。 开府是一种优宠，也是种特权。普通的朝廷官员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如尚书有尚书台、御史有御史台、太仆有太仆寺等等，他们的同僚、下属也全部由朝廷任命；享有开府殊荣的官员则不同，他们可以在自家府邸开设办公衙门、处理政务，并且还可以自主征辟属官。 于是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在各自的官邸开府办公，各自任用亲信征辟为掾属。三王的身份全是都督，他们的亲信也都是军人，他们的衙门通行军中号令，实权都掌握在军人手中，文职官员只负责抄写文书等可有可无的职务，这俨然是个军政府。 齐王的开府地点是在他父亲司马攸的故居，史书上说齐王“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如此大兴土木，一方面反映了齐王的骄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齐王几乎另立一套政府班子，使惠帝与朝廷完全成为摆设。另外二王想来也是差不多行径，只是规模有所不及而已。 三王这些僭越违制的行为在当时就很引人非议，于是有侍中嵇绍直言进谏。嵇绍是“竹林七贤”中大名士嵇康的儿子。嵇康在四十年前被文帝司马昭诛杀，嵇绍这人与司马家有杀父大仇，却是晋朝的头号大忠臣，《晋书·忠义传》里排名第一的就是他。 嵇绍写信给齐王，说：“夏朝的大禹王、还有唐尧与虞舜这些古代贤王，生前都安居于茅苇搭建的陋室里，他们也因此显示出贤德，留下了美名。华屋美宅，无益于拯救国家危亡，殿下大兴土木为三王扩建宅第，甚至不惜为此毁坏太乐寺等建筑，这岂是如今当务之急？如今大乱甫定，天下人翘首以待，盼着朝廷的惠政，请殿下居安思危，停止这些奢华的营建。” 嵇绍的话绝对正确，可惜却在缘木求鱼，不过当时齐王新官上任，还摆着求贤若渴的样子，对于像嵇绍这样的名人贤达，齐王表现得十分尊重，每次嵇绍去大司马府议事，齐王都会亲自出殿迎接。收到劝谏信之后，齐王谦顺的给嵇绍回了封信，打了通哈哈说了些老先生言之有理之类的话，然后就你说你的我建我的，两不相干。 嵇绍还上书傻皇帝，提醒当权者要居安思危，说“存不忘亡，《易》之善义；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颍上，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 嵇绍倒是苦口婆心，只可惜清风过驴耳，司马家的那些王爷们根本没放心里去。 三、成都王退出弈局 三个军政府架空了傀儡皇帝与傀儡朝廷，瓜分了洛阳，也瓜分了天下。洛阳城内旌旗林立，到处都有惹事生非的武卒，横行街头滋事扰民。有见识之人都意识到，和平仅仅是暂时的，兵祸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降临。 这种感觉是正确的，三王不可能并存于洛阳。在岌岌可危的和平表相之下，确实有人蠢蠢欲动。 惠帝反正之后，觉得有必要向先帝祖宗报一下平安，于是组织了一次拜谒皇陵的活动，所有面和心不和的王爷全都参加。刚刚由新野公荣升新野王的司马歆与齐王同车前往，而与成都王同车的，是他的哥哥常山王司马乂。 谒陵途中，新野王悄悄对齐王说：“成都王至亲，同建大勋，今宜留之与辅政；若不能尔，当夺其兵权。” 新野王这两句话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劝齐王夺走成都王的兵权，所谓“今宜留之与辅政”的意思，就是把成都王留在洛阳，不让他回邺城。而邺城是成都王的根基所在，成都王麾下的军队都来自兖、冀两州，失去对邺城的控制，就意味着失去兵权，失去兵权就意味着失去参与政治角逐的资本，沦为齐王的附庸。 新野王袒露了齐王麾下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们当然希望齐王能够踢开成都王，独擅朝政，他们也好附骥尾，跟着鸡犬升天。 但新野王这是在冒险，齐王要是听从了这个馊主意，结果只有逼着成都王开战，喋血京城。 无独有偶，在离齐王等人不远的另一辆车上，常山王也在怂恿成都王对齐王下手。常山王说：“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 常山王的身份与新野王不同，新野王是武帝的堂弟，是宗室疏族，所以身为长辈，却对齐王保持着谦逊的姿态。常山王的口气则比新野王来得坚决，来得理直气壮，他直接抬出父亲的名号，要求成都王向齐王收回旁落的大权。 当时，常山王司马乂二十五岁，成都王司马颖二十四岁。常山王的母亲是武帝的审美人，成都王的母亲是武帝的程才人，兄弟俩打小没什么交情，成年之后又分居两地，十多年才见一次面，更谈不上什么情谊。帝王之家包罗万有，唯独亲情是奢侈品，尤其是兄弟之情，更是奢侈品之中的奢侈品。常山王以兄长身份要求弟弟维护家族利益，看似无可厚非，实则冠冕的言语掩盖不住勃勃私心。 常山王司马乂是“八王”之中势力最为弱小的一位，与成都王相比，司马乂可谓命运多舛。当年成都王还在皇宫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皇子生涯，司马乂已经披上戎装，成为守护京畿重地的步兵校尉，永平元年他跟随同母兄长司马玮参与了诛杀杨骏、讨伐汝南王的两次政变，原以为这是谋取大权的良机，没想到竟是一个陷阱。最终司马玮堂堂皇胄，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斩掉首级，以耻辱的方式终结了生命。当时驺虞幡一出，司马乂就明白大势已去，他扔掉手中的弓箭，眼看着兄长被擒被杀，无计可施唯有恸哭。 随后，司马乂也被追究罪责，他被免去一切官职，封地从十个郡骤减到几个县，地点也从长江中游的长沙迁到北方靠近鲜卑，境内有匈奴杂居的冀州常山。他被逐出洛阳，在内史程恢的监督之下软禁在常山，一住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洛阳中枢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吸引了全天下的眼光，没有人在意到那个囚居于千里之外郁愤满怀的落魄王爷。司马乂看到侄子司马遹、嫂子贾南风、兄长司马允先后人头落地，也看到了叔祖司马伦自取灭亡，他更看到了弟弟成都王司马颖风生水起。 当年离开洛阳的时候，司马颖还只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可如今竟然已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司马乂反观自己，无权无势无兵，这十年来他错过的东西太多了，他要弥补回来。所以司马乂抓住机会，在第一时间响应勤王，紧跟成都王的脚步，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洛阳。 惠帝封赏功臣，司马乂被任命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司马乂明白，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只能得到这么多。但是这不能使他满足，因此他使劲去撺掇成都王向齐王夺权。所谓的“先帝之业”，言下之意就是这个天下应当由我们兄弟掌握，而在当时，武帝二十多个儿子死得仅存下了五个：惠帝司马衷、常山王司马乂、成都王成马颖、吴王司马晏、豫章王司马炽。 惠帝与吴王都是劣等不堪的人物，豫章王一直闭门读书，韬光养晦。常山王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想借助成都王的手，替自己从齐王怀里夺权。如今是齐王执政，成都王相辅；如果赶走了齐王，就成为成都王执政，常山王相辅。 成都王据说“形美而神昏，不知书”（这话十分可疑，《晋书》下文里说成都王临死，问狱卒，五十可知天命？若真不知书，何以有此一问？怀疑又是后人妄污），他的决策常常会受帐下谋士的左右，幸好，当时成都王最信任的谋士是范阳人卢志，他是一个公忠体国顾全大局的人。 常山王在怂恿成都王的时候，或许是他天生嗓门大，更有可能的是他居心不良，存心制造矛盾，这原本应该十分机密的交谈竟然让在场许多人都听到了。大乱之后人心所向当然是企望和平害怕战争的，所以“闻其言者莫不忧惧”。 而卢志担心成都王犯糊涂，忙不迭赶来劝谏。 卢志说：“当初齐王的军队号称百万，却与张泓僵持不能下，是殿下你径直渡过黄河，拨乱反正，这等大功勋无人能及。如今齐王邀殿下共辅朝政，这是理所应当的，只是我听闻一山不容二虎，时间长了肯定会有争端。邺城传来消息，说程太妃偶染小病，不如趁机回邺城，推崇齐王。殿下有此等谦让的壮举，日后肯定能令四海归心，这是最好的计谋。” 成都王想了一下，经常山王这么一闹，二王肯定无法共存了，要么刀兵相见要么退避三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而要开打的话，齐王的军队比自己多，胜算不大，况且自己确实也没有很大的权力欲望。 成都王于是决定回邺城。 主意既定，成都王就果断行事。谒陵归来，惠帝在宫中东堂大殿召见成都王，成都王对皇帝哥哥推辞功劳，谢绝一功封赏与官职，说拨乱反正“此大司马冏之勋，臣无豫焉”。然后极力赞誉齐王的功德。 当时洛阳城内虽然有成都王府邸，但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成都王平时都居住在军营里。他的军队驻扎在太学院，成都王不愿再在洛阳逗留，觐见完毕径直出宫，到太庙向列祖列宗道声别，不回军营，从东阳门出洛阳城，直接上道奔赴邺城。 途中，成都王给齐王留了封信，表明去意。 成都王的信柬被送到大司马府，齐王大吃一惊，当时他其实也在天人交战，彷徨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在阴谋诡计中浸淫已久的人乍见真诚，都会惊愕得难以置信。齐王冷静下来，立即跨马出城去送别成都王。 齐王追上成都王是在洛城东北的七里涧，齐王极力挽留，成都王则绝口不提时事，只陈说忧心母亲的健康，要回邺城供养高堂。两人依依不舍，最后洒泪而别。 这一幕是“八王之乱”中唯一令人感到温馨的场景，即令作者这样内心阴暗的阴谋论者，也绝不怀疑此时成都王的谦让有假，不怀疑齐王的歉疚有诈。据说当时正好有百姓在场，这个场景使世人依稀产生了幻想，也许，这次天下真的要太平了。 可是很快这个幻想就破灭了，人们将看到成都王的军队再次杀出邺城，攻向洛阳，齐王则身首异处，曝尸于城门之外。那个时候回首此时之情景，让人只能空叹世事之无常人心之难测。 成都王虽走，但齐王感激于心。他派遣驸马王粹追到邺城，再次宣诏任命成都王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朝”，给成都王加九锡。 成都王接受了官职任命，推辞加九锡，态度很坚决。但齐王态度更坚决，他再次派出使者，一定要成都王接受九锡，同时再次邀请成都王到洛阳，共同辅政。这次邀请就带有表演性质了，齐王应该知道，成都王既然回到邺城，就不可能二次赴洛。 果然，成都王还是不受九锡，并且再次推辞要留在邺城供养母亲，谢绝了皇帝的恩宠，也谢绝了齐王的好意。成都王的说辞一半是借口，一半也是实情，程太妃爱恋邺城不愿意随儿子去洛阳，而成都王是个大孝子。齐王见成都王始终坚持，于是作罢。 成都王舍弃了权势，却获得了清誉。史书上说“由是士民之誉皆归颖”，成都王趁热打铁，给自己麾下邀功请赏，追随他的卢志、和演、董洪、王彦、赵骧、石超等人都被封为公爵或侯爵；成都王又表请朝廷开官仓，赈济因战火侵扰而陷入困顿的阳翟百姓；成都王还以成都国国王的名义，收敛在黄桥一役中阵亡的将士，刊石立碑，嘉奖死者功绩，同时成都王的仁心也推及敌人，赵王那方的阵亡将士也被他一并掩埋。 相比于齐王苦心积虑地谋夺执政地位，结果却是自己往火坑里跳。成都王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麾下的拥护，还收买了全天下的人心，显得明智、有效而又实惠。 成都王一走，河间王孤掌难鸣，只好怀着对齐王的不满退回关中；常山王势单力薄，也只好表示臣服。危机解除了，洛阳完全落入了齐王的手中，齐王抖擞精神，开始应付朝政。 齐王首先做的也是笼络宗室。惠帝的前十年齐王一直在洛阳，他冷眼旁观了“八王之乱”的前半截，明白所有是非曲直。当年楚王和淮南王的冤死至今令世人惋惜，为了顺应民心，也是为了取得常山王与成都王的好感，齐王给楚王与淮南王平反： 楚王司马玮被追赠为骠骑将军，楚王的儿子司马范被封为襄阳王，官任散骑常侍。司马范很有气节，十年之后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司马范与王衍等人一起被石勒俘虏，王衍对石勒奴颜婢膝，甚至向石勒劝进称帝，其余人等也纷纷向石勒乞求饶命，唯有司马范神情俨然，呵斥同僚：“今日之事，何复纷纭！”最后从容赴死。 淮南王司马允被追赠为司徒，按王的礼节改葬，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与父亲一起死于洛阳街头，于是齐王将自己的儿子司马超过继给淮南王，延续淮南王香火。司马超后来也在永嘉五年与司马范一同被俘，一同遇害。 既然楚王都平反了，那么对于常山王的处罚就变得没有道理，齐王于是恢复了常山王的封地，司马乂重新成为长沙郡王，升迁至骠骑将军，开府；由于同样的理由，在外流放了十多年的前东安王司马繇也恢复了王位，从带方（今朝鲜境内）那个苦寒之地回到洛阳，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 东安王司马繇回来了，他的仇家、也是他的亲兄弟东武公司马澹就倒霉了，司马澹此前依附贾氏、然后又依附赵王，现在终于被清算。不过清算的方式比较特别，由司马澹的母亲诸葛太妃出面告他不孝，然后以不孝的罪名将其与妻子一起流放辽东。 齐王接着重新分配政权。赵王迅速崛起又迅速覆灭，崛起之时就像洪水，清空朝堂填以杂物；覆灭之时又像退潮，卷走杂物留下一片空空荡荡，除了皇帝是现成的，文武官员都得重新选任。 齐王请出了被赵王废黜，又在勤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琅琊王氏，由王戎出任尚书令、王衍出任中书令，王衍的族叔王彦被封为公爵，族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琅琊王氏的政治投机得到了丰厚回报，不仅收回失地尚书台，还首次占领了中书省。随着河东裴氏、太原王氏等豪门大族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失势，琅琊王氏俨然成为西晋第一高门。 前面几任执政者杨骏、汝南王、赵王，都通过大肆封赏，来换取朝臣的拥护，齐王不需要做这么低级的事情。齐王不像杨骏汝南王等人完全靠机缘巧合或者使诈取得执政地位，他刚立下不世功勋，威信犹存，这是原因之一；齐王让惠帝朝前期的一系列名臣出任要职，如乐广、刘暾、高光等人，他们已经无法再装清高，为了撇清与赵王的关系，表示自己是忠臣，他们只有积极的配合齐王，这是原因之二；齐王有一批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朝廷真正的权力中枢实际是齐王的大司马府，实权都操控在齐王以及他的军政府手中，朝堂只是一个摆设，所以无需取媚于朝臣，这是原因之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四、国事艰难 执政之初，齐王还是很被人期待的。比如那个精神状况不太稳定的平原王司马干就对齐王寄以厚望。齐王刚入洛阳时，宗室、朝臣纷纷准备牛酒犒劳齐王，司马干也在其中。不过老王爷行事异于常人，他没备牛酒，怀里揣着一串铜钱，对齐王说：“赵王谋逆反叛，你能兴此义举，你是有功劳的，这一百枚铜钱是给你的褒赏。但是呢，大势难居，你可要谨慎行事。” 过了几天，老王爷再次拄着拐杖找到齐王，对他说：“你可别学那个白女儿！”——“白女儿”应该是“柏女儿”的误写，司马干与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他们的母亲就是司马懿的原配张氏，张氏年老色衰后失宠，司马懿说她“老物可憎”“老物不足惜”，气得张氏寻死觅活。那时受宠的是柏夫人，赵王司马伦就是柏夫人的儿子。司马干母子忌恨赵王母子，因此称赵王为“柏女之儿”以示疏离与轻蔑——司马干专程跑来，目的就是告诫齐王低调收敛，别学赵王玩火自焚。可是后来齐王还是令人失望的身败名裂，死了，司马干哭得最伤心，他说：“宗室日衰，唯此儿最可，而复害之，从今殆矣！” 对于齐王最后的失败，《晋书》老调重弹，归结为个人道德不好，说他“骄恣无礼”，说他“临祸忘忧，逞心纵欲”，仿佛齐王只要提高道德修养，温良恭俭让，一切疑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当然是痴人臆语，晋朝的政治早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元康年间硝烟未起，贾、张、裴等人上下同心，也不过是勉力维持，减缓颓势而已，更何况如今天下鼙鼓频传、人心离散？司马懿再生只怕也是有心无力，齐王注定很难有所作为。 当家不易，柴米油盐事事关心，杂碎烦琐却又性命攸关，当国更是如此。齐王遇到的困难都不是凭着一腔热血，或者略使小诈就能够解决的，比如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洛阳没有粮食了。 洛阳本地的产粮能力十分有限，这里是京畿重地，寸土寸金，早已被王公贵戚瓜分干净。洛阳有京师庾仓，但这是国家仓廪，其积储来自全国各地。 晋代向洛阳输送粮食的产粮重地主要是淮南、淮北两地的军屯，还有豫州许昌的屯田。除此之外，关中、蜀中原本也是产粮重地，但两地是多战之地，之前有魏、蜀两国重兵对峙，之后又是叛乱迭起，粮食都在当地消耗；到元康年间情况更糟糕，兵祸与天灾使关中变成人间地狱，蜀中发生了叛乱，不仅难以自给自足，还要求朝廷从别处调拨。 所以洛阳只能从豫、扬两州取得粮饷。但是赵王篡位之后，洛阳被包围成孤城，豫州、扬州纷纷起兵，运粮的漕运被切断，双方交战两个月期间，整个洛阳都在消耗庾仓的存粮。 赵王覆灭，三王带来几十万军队，洛阳的人口一下子翻了一倍，而且这新增的几十万人都是吃粮饷的青壮士兵。三王在朝中角逐，军队久屯不散，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洛阳的粮食被吃光了。 齐王是王子出生，想必此前从来没有为吃饭的事情操心过，现在一下子必须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怎么办呢？齐王找到当时的度支尚书想办法。度支尚书相当于现代的财政部长，掌管全国物资的收支，他辖下专管仓库的尚书仓部有一个叫陈敏的仓部令史，提议说：“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 这是一个好主意，朝廷马上任命陈敏为合肥度支，去恢复漕运，不久之后陈敏又改任广陵度支，将江南粮仓里积储了几十年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 陈敏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但他并没有以功臣的身份留名青史。古代漕运有专门护运的军队，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部分军队被称为漕运兵。江南水道纵横交错，为了快速打通最便捷的水道，朝廷让陈敏统领大量漕运兵，六年之后，陈敏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叛乱，试图割据江南。 当然，他没有成功，否则就不会有东晋，晋元帝司马睿也就没戏了。 对于粮食危机，成都王也是有责任的。由他带入洛阳的军队有二十万之多，但他功成身退一走了之的时候，并没有把军队带走。当日成都王行色之匆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人感觉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件可博得全天下赞誉的壮举，而好像是在仓皇地逃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都王确实是在逃跑。 成都王的二十万军队有一大半是从各地投募来的，这部分人有的是各地州郡士兵，有的是地方豪强的部队（注：即是地方大户的私兵），这些杂牌军严格来讲只能算是乌合之众（晋朝的地方军基本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响应成都王的表面理由当然都是忠君爱国，内心的真实动机却很可疑，有很多人在忠君爱国之余，兼顾着政治投机，还有人纯粹就是墙倒众人推，混在人堆里群殴赵王，趁机替自己争取一下功名利禄。 由此可知，追随成都王进京的那些人不仅带着他们的武器，还带着他们的胃，赵王既倒，成都王就应该论功行赏，满足这些追随者的期望。这是一个庞大的善后工程，要满足如此数目众多的欲望，成都王就必须进行规模空前地大封赏。而这个行为将比当年杨骏、汝南王更加愚蠢。因为当年杨骏等人笼络的是洛阳的京官与禁军，这是一种恩赐，受赏的那部分人是权力中枢的一部分，可以对执政者有所裨益；如今则不然，恩赐变成了一种负债，受赏之人拿得心安理得，不会因此而心怀感激。 而且伸手讨赏的都是地方势力，这些人大多是治世的豪杰、乱世的枭雄，平时对执政者并无帮助，反而是执政者要打压、防备的对象，封赏他们是饮鸩止渴，暴露朝廷中枢的虚弱，还会滋长更多人期望国家多难，好浑水摸鱼的非分之想。更何况，这次要赏的人实在太多了，官爵都是天下之公器，每滥赏一次就会贬值一次，惠帝朝已经贬值过三次了，这次如果再贬值，那晋朝真的要遍地公侯了。 所以，赏，政治不正确；不赏，形势容不得。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形成这个两难境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都王等人的地位已经改变。在进洛阳之前，他们是地方势力簇拥而起的造反派，实质上他们是矫诏起兵的叛臣（赵王篡位掩盖了这一点）；进洛阳之后，他们就成为当权派，屁股决定脑袋，当然容不得底下叛臣太嚣张，更不想助长地方势力的气焰。 成都王的最后做法是一走了之，他只为自己心腹如卢志赵骧石超等人讨赏，还为一些有利用价值的地方官员，如王彦李毅等人讨赏，别的杂牌军他就撂挑子甩手不管了。 如前文所述，齐王为了抢执政地位，招募来的军队比成都王更多，所以他面临的困难比成都王更加严重。成都王一走，作为执政者，傻乎乎的齐王必须将成都王撂下的担子给承担起来。什么叫作茧自缚？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那些地方军队因此就滞留洛阳，吃光粮食事小，影响人心事大。齐王最后的决定是不赏，不过齐王做得又不彻底，与成都王的做法相似，齐王只给自己的亲信加官进爵。齐王给前豫州刺史何勖加官车骑将军，然后让何勖领中领军执掌禁军，齐王又封心腹葛为、路秀、卫毅、刘真、韩泰为公爵，号曰“五公”。 于是怨声载道，世人纷纷指责齐王“选举不均，惟宠亲昵”，却把所有赞誉给了成都王，所谓民心就是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齐王正逐渐失去地方上的支持，成都王的号召力则与他的声誉一样与日俱增。 齐王的“不赏”不仅限于非嫡系地方军，对于洛阳中枢的旧臣，齐王也摆出一副有恶必咎、公正严明的姿态。上文提及的东武公司马澹遭清洗仅是一例，文豪陆机也因此差点遭遇杀身之祸。 陆机在赵王伪朝担任中书郎。中书省是负责起草诏书的地方，惠帝禅让诏书也出自中书省，所以齐王将中书省的官员一网打尽，中书监傅祗，右丞周导、王尊，中书郎陆机、杜育一干人等，统统被收押，交付廷尉治罪。陆机吃亏在于名气太大，齐王怀疑那份诏书就是他起草的，要杀他以谢天下，幸亏有吴王和成都王两位王爷替他求情（吴王是陆机的故主，陆机陆云兄弟就是通过做吴王属官出仕的），另外齐王也查清了禅让诏书出自孙秀与义阳王司马威之手（《晋书》如是说，但很可能是笔查不清的糊涂账，所以推诿给孙秀、司马威，反正两人已死，死无对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陆机才逃过一劫，改为减死徙边，没几天遇到大赦，免罪。 百无一用是书生。陆机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所以即使齐王要杀他，陆机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摇摇笔杆子，写了一篇《豪士赋》骂齐王出气。这篇《豪士赋》及其序文流传至今，陆机在里面拐弯抹角地讥讽齐王欺世盗名，说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就像树叶本来就已经根基松动，恰巧吹过一阵风，落下树来，从表面上看树叶是风吹落的，实则“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凑巧而已。齐王就是那凑巧的风，“徼一时之功而居伊、周之位”，却又没有自知之明，骄横妄为，不知谦损，终有一天要倒大霉。不如功成身退，远身避祸，方可保全。 《豪士赋》及其序文在当时流传甚广，但是就齐王而言根本无关痛痒。齐王要防备的是另外一些人的不满，这些人不会写锦绣文章，不懂诗书礼仪，他们甚至可以说是粗鄙的、品性低劣的，但是他们耳聪目明，擅长于钻营投机。在我们这个流氓横行、充斥强盗逻辑的历史中，这些人才是风流人物。 齐王的“不赏”也得罪了他们中的一部分，齐王马上就品尝到苦果。永宁元年八月，禁军左卫将军王舆与齐王的哥哥东莱王司马蕤密谋发动政变，废黜齐王。 这已经是王舆第三次在“八王之乱”中出场，回顾一下他历次出场的情景，就可以明白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反复之人。 王舆第一次出场是在淮南王事件里，当时淮南王试图控制皇帝，时任尚书左丞的王舆紧闭宫城掖门阻止淮南王入宫，结果淮南王战死街头，王舆被赵王任命为左卫将军，统领殿内左卫禁军； 王舆的第二次出场是在成都王兵临城下，赵王末日将至的时候。王舆与广陵公司马漼倒倒戈一击，杀孙秀、擒赵王、迎成都王入城； 按说王舆是立有大功的，但是齐王嫌忌他曾替赵王为虎作伥，于是不升不降，王舆依然只是左卫将军。王舆对此当然是很不满的，不久齐王又给淮南王平反，王舆在不满之中又增加了不安。正好当时东莱王司马蕤对弟弟也十分不满，两人就一拍即合。 东莱王的不满来自贪心不足。此前他已经加官大将军，兼后军将军、侍中、特进，食邑也增加至二万户，不过东莱王不满足，他向齐王要求开府，被齐王拒绝。齐王说，武帝的两个儿子吴王和豫章王都还没有开府，你先等等再说。 东莱王是个好酒的粗人，他简单的大脑肯定经不起王舆的挑拨，也肯定不能策划细致周到的政变，所以政变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东莱王按计划向惠帝上书检举齐王专权，但王舆还没来得及发动兵变，齐王就已得到风声，将王舆抓捕，夷三族。东莱王一下子慌了手脚，王舆被捕的当晚，他只想着逃跑，穿着便服与几个奴仆在洛阳城里四处躲藏，结果发现根本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府邸等候处分。 东莱王被免为庶人，不久之后被封为上庸县王，然后又贬为微阳侯。这种贬封实际是变相流放，上庸内史陈钟想奉承齐王，就把东莱王给暗杀了。可惜齐王并不领情，惠帝下诏诛杀陈钟，恢复东莱王的封地，以东莱王的礼节下葬。 东莱王事件进一步损害了齐王的声誉，也挫伤了齐王对亲情的信心。豫州是齐王的根据地，齐王在洛阳执政，北海王司马寔被任命为安南将军，假节，都督豫州诸军事，代替齐王镇许昌。东莱王事件之后，齐王对这个弟弟也不敢信任了，司马寔于是被留在洛阳，担任侍中、上军将军。由时任尚书的范阳王司马虓接替司马寔出任安南将军，持节，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 范阳王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的孙子，当时三十一岁，此前一直以风流名士的面目示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驰誉，研考经记，清辩能言论”。齐王派范阳王出镇许昌，也许就是看重他是一个不通世情的名士，便于控制。但是齐王低估了这位族叔，范阳王也是一个枭雄，他是“八王之乱”后期的风云人物，出镇许昌就是他参与政治角逐的起点。齐王正在失去豫州，失去根基，成为无源之水。 执政一年，齐王的威信快速流失，朝野上下对他的非议与日俱增。齐王背上一系列罪名：骄奢、僭礼、专权、任用奸佞……其中有些是欲加之罪，有些则是齐王自找的。齐王在执政期间完全把惠帝视为空气，有近一年的时间没去朝觐，诸大臣议事必须要到齐王府请示意见，并且见面时要向齐王行跪拜礼（这一点不排除有人特意在阿谀奉承，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向齐王下跪）；臣子的奏章也必须先送齐王府，审阅通过之后才能递交惠帝。有一个叫桓豹的殿中御史挑战了齐王的权威，直接向惠帝奏事，齐王竟然派人将他活活打死。此事的影响十分恶劣，史书上说“于是朝廷侧目，海内失望矣”。 以上种种表明，齐王也没有克服权力对于智力的侵蚀，他得意忘形了。 五、三谏不从 永宁二年（公元302年）三月癸卯，年在幼冲的皇太孙司马尚夭折了。 晋朝医疗水平低下，儿童夭折的情况比较常见，连皇室也不能幸免，当年文帝司马昭有七个儿子，夭折掉三个；武帝有二十多个儿子，夭折近一半。不幸的是司马尚身份特殊，他是愍怀太子劫后仅存的儿子，也是惠帝最后一个嫡系子孙，司马尚一死，谁来继承皇位呢？ 于是纠缠惠帝朝十年之久，引发过多次政变的皇嗣问题再次浮出了水面，倒霉的齐王何其不幸。 当时武帝还剩五个儿子、若干孙儿，等他们死光了才可能轮到齐王，所以按血缘亲疏，齐王是肯定不可能成为嗣君的，他要做的是从武帝的子孙中选出一个来，立为皇太弟或者皇太子。 这本是齐王投桃报李的良机，他可以立成都王为皇太弟。成都王当时手握重兵、誉满天下，被立为嗣君那是人心所向，如果齐王顺水推舟促成其美，那么齐王这个中央执政者与成都王这个地方上最强藩镇将结成牢固联盟，无人能够撼动。对于国家而言，对于齐王、成都王个人而言，都应该是件好事。 但是齐王舍不得这来之不易的权力，惠帝只是一个泥塑的神像，如果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那么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朝政重要参与者，甚至成为执政者。齐王独断专行惯了，让他分权无异于虎口夺食。 同样的道理，齐王也不可能选择武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长沙王、吴王、豫章王因此也被排除在外。齐王于是从武帝的孙儿中挑选皇嗣，最后他选中了年仅八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是第二任清河王，他的父亲司马遐已经在两年前病死了，所以司马覃对齐王不构成任何威胁。 齐王拿定主意之后才到邺城咨询成都王的意见，这种事成都王无法毛遂自荐，即使并不情愿，也只有吃哑巴亏，表示赞成。 于是永宁二年八月癸卯，惠帝下诏册立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天下大酺五日，同时又给齐王升官为太师，东海王升官为司空。 齐王此举算是把成都王彻底得罪了，在成都王眼里，齐王这是在以怨报德，自己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最终却一无所得。这种心理可能是成都王转变对权力态度的重要原因。 而齐王得罪的不仅仅是成都王，还有长沙王，甚至得罪的更深。论长幼，长沙王是成都王的兄长，排行更靠前；不过以长沙王的智慧，当然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成为皇太弟的，他恨齐王另有理由。 司马覃并不是武帝的长孙，在司马覃之前的还有楚王的儿子司马范。齐王认为司马覃是清河王正妃周氏所生的嫡子，也就是武帝的嫡长孙，所以他舍弃了司马范，但这只是一个借口，真正原因是司马范不好控制。长沙王是楚王胞弟，司马范如果被立为皇太子，他必定亲近长沙王而疏远齐王。 齐王确实心机深沉，可惜这心机加速了他的死亡。 当时有许多人已经预料到齐王难有善终。担任齐王主簿的顾荣与东曹掾的张翰就很担心自己会给齐王陪葬，两人于是终日酣饮，不务政事。顾、张都是旅宦洛阳的江南吴人，结果仕途险象环生。张翰因此感到厌倦，他原是豁达之人，被人比做名士阮籍，被称为“江东步兵”（注：阮籍曾担任步兵校尉，世人因此称之为“阮步兵”）。不久秋风萧瑟洛阳渐寒，张翰想起南方温暖的家乡，想起江南的菰菜、莼羹、鲈鱼脍等美味，张翰于是长叹说：“人生贵在惬意自得，何必要为功名爵位这些身外之物羁宦数千里呢！” 张翰决定抛弃官职返回江南，临行前邀顾荣同行，顾荣苦笑不已，张翰明白他的意思，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像你这样享誉四海的名士，会被盛名所累，难以脱身世外。我本是志在山林的闲云野鹤，没有声望，所以来去自由。我先回江南了，你要谨言慎行，以防卷入灾祸，要给自己留有后路。”言罢，两人挥泪作别。 顾荣此后整天沉醉，他的内心苦闷不已，写信给朋友说：“我作为齐王主簿，常常担心会有无妄之灾，每每见到刀与绳，就有自杀的冲动，这种惶恐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后来齐王看顾荣实在是不称职，但他是江南名士享誉天下，不好责罚，于是将他转调闲职做中书侍郎。这正中顾荣下怀，顾荣做中书侍郎之后就不再滥饮，于是就有人很奇怪，问他：“为何前醉而后醒呀？”顾荣担心消息走漏得罪齐王，只好继续假装酒鬼。 对比于顾荣的明哲保身，另一名来自江南的齐王僚属则要尽职得多，这个人是就任于大司马贼曹属（一个负责治安的机构）的孙惠，来自吴国富阳。 孙惠替齐王分析形势，他说，自从惠帝即位，十一年来“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对此人人都是有责任的，而执政者必须做出表率，长沙王、成都王都是“鲁、卫之密，国之亲亲”（注：这是套用西周初的典故，当年周武王分封诸侯，鲁国国君姬旦、卫国国君姬封都是武王的弟弟），他俩“计功受赏，尚不自先”，齐王却独揽朝政，这种行为就是“弃五岳之安，居累卵之危”，不仅有损声威，而且还会引来灾祸。 所以，孙惠劝齐王将政权移交给长沙王与成都王，解职归藩，这样才可以避开祸难，并且能够获得清誉。 孙惠是在白费口舌，史书上说“冏不纳，亦不加罪”，冷处理了。三谏不从为逐客，孙惠于是辞官避祸，逃回家乡江南富阳去了。 孙惠的不辞而别并没有引起齐王的警觉，据说当时齐王依然大宴小宴不断，莺歌燕舞，心情十分闲适。 于是有侍中嵇绍屡次劝诫齐王居安思危，无奈齐王总是阳奉阴违。 齐王经常在宴会间处理朝政，曾经有一次嵇绍找齐王议事，结果正遇齐王与他的宠臣董艾、葛等人摆宴作乐。 看到这情景，嵇绍当然是十分不满，偏偏董艾不识趣，他对齐王说：“嵇侍中善于丝竹，大王命令他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吧。”嵇氏鼓琴是天下一绝，当年嵇康在刑场顾日影而弹《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作为嵇康之子，嵇绍的琴艺也是独步海内。于是左右拿来琴，齐王请嵇绍施技一饱耳福。 嵇绍原是豁达好相处之人，《晋书》上说他“诞于行己，不饰小节”，偏偏这时他端起架子拒绝齐王的请求。齐王不高兴了，对嵇绍说：“今天把酒言欢，你何必吝此小技，要扫大家兴呢？” 嵇绍本意是就想教训一下这年轻王爷，他接着齐王话柄说：“殿下匡复社稷，就应当率先遵从朝廷法度，为世人树立楷模。嵇绍忝任侍中，此时头戴貂禅武冠（按《晋书·舆服志》，侍中头戴‘武冠’，以黄金为冠竿，附蝉为饰，插以貂毛），身穿朝服，手持玉版立于殿中，是在以朝臣的身份与殿下商议政事，岂能操执丝竹，做伶人之事呢！如果我是微服而来，出席私宴，殿下的命令我肯定不会推辞，但是此刻，恕难从命。” 《晋书》上说齐王闻言“大惭”，但齐王的惭愧并没能够持续多久，也没有转化为行动。舆论对齐王越来越不利，越来越多的人看出齐王身处险境。有个叫郑方的百姓，专程从家乡步行赶到洛阳，给齐王进谏。 郑方替齐王总结了五大过失： 一是安不虑危，耽于酒色，燕乐过度；二是没有弥补宗室之间的仇隙，反加剧裂痕；三是如今蜀中叛乱，北方边境不宁，齐王没有及时处理；四是赵王篡位之时，齐王招集天下共讨逆臣，战乱导致民不聊生，齐王却没有赈济灾民；五是齐王当初与追随者歃血而盟，本该赏不逾时，如今却食言，迟迟不兑现。 郑方的五条总结都切中齐王要害，但是除了第一条是齐王的生活作风问题，其余四条实际都超出了齐王的能力范围。郑方只是远离洛阳的一介草民，连他都能看穿的时局之弊，洛阳的那些公卿没有理由不清楚，他们只是袖手旁观而已。 齐王对郑方的直言表示感谢，他说：“倘若没有你的直言，我无处听闻自己的过失。” 越来越多的谏言使齐王对前途感到迷茫。《晋书·良吏传》里记载了齐王曾经就何去何从的问题询问过曹摅，曹摅是当时有名的长者，当时担任齐王的记室督。 齐王问：“当初天子被贼臣所逼迫挟持，天下没人奋起，是我率领义军兴复了王室。如今我入朝辅政，试图匡振这艰难的时局，却有人劝我弃政归藩。你看我该怎么办？” 曹摅先是恭维一番齐王的功勋，说什么“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后他来一转折，说“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 转了一圈之后，曹摅劝齐王放弃权势，解职归藩。他说“请大王居于高处的时候警惕从高处摔落的危险，在盈满的时候要考虑到盈满则亏的道理。请大王大公无私摈弃权欲，替朝廷精选百官，举贤进善，使每个岗位都由有才能的人充任，然后秣马脂车，解职归藩。这样就可以消弭流言，上下同庆，我等也会替大王感到庆幸啊。” 曹摅的话说得十分明白，但是齐王到底舍不得到手的权势，况且，即使放弃一切退还齐国也不一定就能免祸，齐王最终没有采纳。 除了继续独裁与弃位归藩，齐王似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齐王的主簿王豹就建议说，如果舍不得放权，那就适当分权。 王豹写密信给齐王，说自从元康年间以来，处于宰辅位置的人无一善终，齐王一定要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今河间王、成都王、新野王各自割据一方，齐王这个执政有名无实。并且齐王立下盖世功勋，功高难赏，进（篡位？）则加速灾祸的隆临，退则恐怕日后会遭清算，想要求得平安看来是很难。 那怎么办呢？ 王豹说，当年周武王以“陕地”为界，将天下一分为二，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持，自陕以西由召公主持。今天也可以仿效周法，以黄河为界，封成都王为北州伯，统领黄河以北的王侯；齐王为南州伯，统领黄河以南的王侯。二王共同辅佐皇帝，选立百官，每年按时向皇帝进贡朝觐。如此既可以保证齐王的富贵，又可以保全江山社稷，一举两得。 王豹其心可诛，他在唆使齐王将好不容易才得以统一的天下硬生生劈成两半。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提议，因为今昔不比往日，周朝那种局面不可能复制到一千年后的晋朝，国家陷入分裂之后，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内战。王豹其实是个不计后果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就像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从表面上看，纵横家是忠于诸侯不忠于周天子，但实质上他们朝秦暮楚，连诸侯都不忠于，他们只忠于自己。他们口绽莲花巧舌如簧，说动诸侯连衡纵横，目的看似是为谋取诸侯国的强盛，其实只是替自己谋取富贵而已。 王豹也是如此，他利用齐王当前的困境进行政治投机，后来投机失败被杀，死后却被载入《晋书·忠义传》，这真是咄咄怪事。 王豹劝齐王一定要考虑他的计策，他把齐王比做汉高祖刘邦，把自己比做献巧计定国策的娄敬、张良。当年娄敬与张良劝刘邦定都关内，一言兴邦，王豹也替齐王选好将来的新都城，他说宛城不错，“许可都也”。 王豹的信递交齐王，一直没有回应。十二天之后，心急火燎的王豹再次提笔写信，催促齐王早拿主意。这次齐王有了回复，齐王说：“你的两次奏事，意思我都知道了，容我再想想。” 齐王将王豹的信放在书案上，长沙王找齐王议事，恰巧看到了。长沙王读完信之后大怒，对齐王说：“小子离间骨肉，何不拉到铜驼街打杀！” 长沙王的愤怒可以理解，如果天下被成都王与齐王两人瓜分干净了，那他该何去何从呢？ 齐王也觉得王豹的计策太过突兀，投机味道太浓，实施起来难度太大。既然事情败露，长沙王又如此表态，齐王于是检举王豹“不忠不顺不义，辄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 可怜王豹投机未成赔上性命，他被拖到宫城前的铜驼街御道上乱棍打死。据说王豹临死前学习了一下伍子胥，留下遗言：“悬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 这句狠话很快就会兑现，王豹死后没多久，齐王也跟着踏上了黄泉路。 六、颦鼓动地 永宁二年（公元302年）整个下半年，洛阳也好地方也好，过得都不平静。 七月秋汛，兖、豫、徐、冀四州发大水，冬十月，又发生了地震。当时的人们认为，频频天灾是惠帝失权齐王专政，阴气太盛的缘故。这种见解虽然荒谬不经，但是反映出了人心所向，齐王确实已经处在一触即溃的边缘。 到了十二月，也许是想鼓舞一下士气，挽回一点人心，齐王下令要在洛阳搞一次阅兵。 齐王没有想到，这一道命令竟然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阅兵的命令一下达，翊军校尉李含就从洛阳逃跑了。 李含这个名字在前文出现过，他是河间王的心腹。 李含，秦州陇西郡狄道人，侨居雍州始平郡。此人很有才干，年轻时同时被陇西、始平两郡推举为孝廉。 李含出身不高，是个寒门子弟，但是有张华的例子在先，说明寒门子弟未必就没有飞黄腾达的可能，所以对于那些有潜力有才能的寒门子弟，高门大户也会着意笼络的，于是就有雍州望族子弟皇甫商向李含抛来媚眼。 安定郡皇甫氏是关中有名的簪缨世家，其祖先皇甫棱是东汉中期的度辽将军，其后皇甫氏世代为武将，负责西陲军事，《后汉书》替此家族成员皇甫规、皇甫嵩立传，其中皇甫嵩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从东汉末年开始，皇甫氏开始由武将向文儒转型，累世二千石，到了晋朝，该家族出了文学家、医学家皇甫谧（据说是针灸的创始人）。皇甫谧在魏晋之交名满天下，晋武帝多次征辟他作官，都被他推辞掉。当年左思还没有成名，写完了《三都赋》却得不到世人的赞赏，皇甫谧于是替他作了一篇序，左思立刻声名鹊起，不久就洛阳纸贵了。 豪族子弟有意来结交自己，按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知道是因为皇甫商年少狂傲，还是李含这人性格乖戾，反正两人没结下交情却结下了怨，史书上说李含“距而不纳，商恨焉”。自尊心受损的皇甫商展开报复，他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毁损李含的仕途，李含因此被任命为最低等的小吏门亭长。 这一来一往，两人就结下了死仇。当时没人能够料到，他们这场私人恩怨将在二十年后把全天下人拖向深渊。 由于受豪族打压，李含此后几十年浮浮沉沉仕途跌荡。他当过刺史别驾，逐步升迁到秦国郎中令、始平郡中正，但是李含似乎总是处理不好与家乡人的关系，他又得罪了尚书赵浚。天水赵氏也是名门望族，既是杨太后的亲戚，又是贾皇后的亲信，手眼通天。赵浚也参与到打压李含的行列中来，找了个借口捡举李含，李含被害得不仅丢了官，还从二品贬为五品，政治生命几乎就此终结（九品中正那个品，并非官秩的品级）。 李含被闲置了一年多，又被重新起用，作了几任县令。元康九年，河间王出任征西将军，镇关中，听说李含的大名，征辟他为征西司马，不久觉得这人确实不错，又转为更贴心的征西将军长史。河间王对李含言听计从，当初讨伐赵王时诛杀夏侯奭、执送齐王使者、派遣军队去援助赵王等等，都是李含的主意。 李含抱定河间王这棵大树，再也没有豪门大族能够任意欺负他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打压过李含的皇甫商与赵浚却都落魄了。 赵浚因为依附贾氏被赵王杀死，皇甫商则依附赵王，被任命为梁州刺史，但是赵王一死皇甫商就被解职。狼狈沮丧的皇甫商到长安求见河间王，大概是想请河间王帮他东山再起。 皇甫商虽然失势，但是皇甫家族依然强盛，该家族仍然有不少人在朝廷任职，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当时就正担任秦州刺史。河间王不想轻易得罪在关中盘根错节数百年之久的皇甫氏，所以对皇甫商十分客气，接待热情周到。于是李含不乐意了，他对河间王说：“皇甫商是司马伦的亲信，畏罪遁逃到长安，大王应该避嫌，不要与他频繁相见。” 这话传到皇甫商耳朵里，新仇加旧恨，积怨更加深了。皇甫商在长安待了几天，然后启程到洛阳认罪，河间王给他置酒饯行，席间李含又与皇甫商发生了正面冲突，虽经河间王调解，两人还是不欢而散。 皇甫商到洛阳后并没有受到惩处，齐王任命他为参军。不久，也许是为了变相拔去河间王的爪牙，或者是想向河间王表示善意，齐王任命李含为禁军翊军校尉。这个要职此前一直由宗室或者豪门子弟担任，齐王自己也曾担任翊军校尉，对于一个寒门子弟来讲，李含已经达到了顶峰，要知道豫章王司马炽（即后来的晋怀帝），在当时也不过是射声校尉，与李含平级。 对于李含来讲，担任此职唯一不妙的是，他必须离开河间王到洛阳任职，而洛阳个不祥之地，那里是河间王仇人齐王的天下。 李含到了洛阳之后发现情况更加不妙，当时他所怨恨的与怨恨他的人竟然全都扎堆在洛阳，更加冤家路窄的是这些冤家全都在齐王帐下任职：皇甫商是齐王参军；赵浚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儿子赵骧正担任齐王右司马；还有夏侯奭的兄长也在齐王府中，整天向齐王喊冤叫屈，要替弟弟报仇。 所以李含在洛阳终日惶恐不安，成为惊弓之鸟。齐王下令阅兵，李含以为这是为他而设的陷阱，因为翊军校尉必须出席阅兵仪式，到时候赵骧等人就会在阅兵场上将他擒获，杀掉。 李含越想越怕，最后单骑出逃，仓皇跑回长安去了。 李含挟恨出逃，在向西策马狂奔的同时，他思绪翻滚，酝酿着复仇。等到他抵达长安，在河间王府邸前翻身下马的时候，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复仇计划已经形成。 李含想杀皇甫商想杀赵骧，但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唯有借助河间王的力量。但是如果无利可图，河间王不可能只为区区李含而得罪安定皇甫氏、天水赵氏两家关中望族。想要说动河间王，必须给予他足够大的诱惑。 什么是河间王梦寐以求但却始终没有得到的？答案路人皆知，权力而已。那么是谁阻碍了河间王的权力之路？答曰齐王。齐王是皇甫商与赵骧两人的靠山，只要齐王垮了河间王一得势，这两人就是李含案上的鱼肉。 因此，李含想走曲线救国的路线，鼓动河间王推翻齐王。这样既泄了私愤，又成就了河间王，同时还间接地成就了自己，想想孙秀的例子吧，只要河间王当权，自己离呼风唤雨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此举会引发战争，会使生灵涂炭，甚至可能葬送整个晋室江山，那就不在李含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所谓小人者，就是那种为了得到一枚钉子，不惜拆毁整座房屋的人。 李含年轻时颇有清誉，武帝朝的名臣郭奕、张华、傅咸、卫瓘等人都曾对他青眼有加，卫瓘甚至曾经说“李世容（李含字世容）当为晋匪躬之臣”。卫瓘等人一向知人善任，但这一回他们彻底走眼了。 李含抵达长安已是深夜，他马上求见河间王。门阍说河间王已经安寝，李含口气强硬，谎称带着惠帝的密诏，非见河间王不可。被吓醒的河间王立即召见了李含。两人一见面，李含就极力怂恿河间王出兵推翻齐王。 河间王上次赴洛争权铩羽而归，李含知道河间王心里对齐王恨之入骨，只是忌惮齐王的强大而不敢轻举妄动。 李含对河间王说，现在的齐王与一年前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一年前的齐王是举国敬仰的英雄，上有惠帝支持下有强兵数十万，成都王、新野王都承认他为盟主，光芒万丈不可仰视，彼时的河间王当然难以匹敌；但是一年下来，齐王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惠帝嫌他跋扈朝臣怀疑他有逆心，手下军队人心离散，成都王、长沙王也与他龃龉不断。同时，齐王执政业绩乏善可陈，纷乱的天下并没有得到任何改观，蜀中越来越乱，灾民、流民越来越多，百姓怨声载道、哭声遍地——平心而论，局势如此败坏不能全怪齐王，举朝上下诸色人等都有责任，但是执政的位置万恶所归，天下人要找对象咒骂泄愤，执政者当然是首选。 李含说，如今的齐王众叛亲离，就如朝露秋蝉，命不长久了。 看到河间王的信心似乎依然不足。李含继续说，惠帝反正，虽然是齐王首先倡议起兵，但是真正攻克洛阳立下大功的是成都王，成都王功成身退，齐王却窃取了大权，天下人对此颇有非议。河间王可以联合成都王共同进退，这是顺应民心，必定有征无战。 如果真能联合成都王，消灭齐王自然不成问题，可是对于河间王而言这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还有一个长沙王，长沙王卧在洛阳君侧，他是至亲骨肉，齐王垮台之后成都王必定会与他联手执政。如此一来，河间王岂不枉做恶人，而替长沙王做了嫁衣？ 李含心思缜密，早料到了这一种可能。他说，长沙王与齐王之间目前也在相互猜忌提防，河间王不妨传檄洛阳，令长沙王讨伐齐王，到时候齐王必定先发制人，长沙王势单力薄，必定落于下风。等齐王杀了长沙王，河间王与成都王就可以宣称为长沙王报仇，大军压境，逼齐王让政。 李含的这一招“借刀杀人”与当年赵王杀贾皇后时如出一辙，只是赵王换成了河间王，孙秀换成了李含，贾皇后换成了齐王，太子换成了长沙王。如果按照当年的轨迹亦步亦趋，河间王就可以同时铲除齐王、长沙王，一石二鸟岂不快哉！ 只可惜历史没有重演，李含的错误是低估了长沙王，最后他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害人不成，反死于长沙王刀下。 河间王原本就是有野心的人，经李含一鼓动，那野心就止不住膨胀起来。于是永宁二年十二月丁卯，河间王向齐王发难，他上表揭发齐王“斥罪忠良，伺窥神器”。 奏章一开始，河间王就列出齐王的八大罪行： 一、齐王当初在许昌的时候就已经僭礼逾制，仿照宫城营建东西掖门，还置官治书侍御史，而且当齐王议事的时候，长史、司马直立在左右，礼仪就如侍臣在朝堂之上； 二、皇帝反正之后，赵王被诛，京城的逆臣已经肃清，齐王却带来百万大军围绕洛阳，其心可诛； 三、齐王执政经年不去朝觐，公然视皇帝如无物，而齐王接见百官的时候，百官需向齐王行跪拜大礼，俨然以皇帝自居，不臣之迹昭然； 四、齐王拥兵自重，一年来洛阳始终未曾解严，齐王又擅自取用武库兵器，装备私兵； 五、齐王毁坏乐官市署，只为腾出空地，用于营建自己的府邸，又沉湎于酒色，不体恤百姓； 六、齐王诬陷东莱王司马蕤，将其加罪黜徙； 七、齐王树立私党，僭立官属，齐王后宫的受宠妻妾，名号都比拟大内中宫； 八、齐王亲佞远贤，选用董艾、葛等小人操纵朝政，货赂公行，擅断杀生。 平心而论，以上罪行大部分可以坐实，齐王确实不能算是纯臣，只是这番义正词严的辞令出自河间王之口却是一大讽刺。说齐王罪大不赦，难道河间王就是忠臣？当齐王与赵王短兵相接的时候，河间王正在做什么？正押送齐王的使者向赵王请功，正在长安街头腰斩夏侯奭。 如今河间王却摇身一变，大义凛然了，他继续说道：“臣受重任，藩卫关中，看到齐王的倒行逆施，内心十分激愤。近日翊军校尉李含从驿道秘密来到关中，宣读密诏，臣伏读感切，五脏六腑就如火烧一样。” 所谓的密诏纯属子虚乌有，河间王此举是明目张胆地矫诏行为。上次齐王等人擅自兴兵还算情有可原，这次河间王大动干戈则纯粹因为私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难怪后来河间王与其三个儿子同年同月同日死。 河间王奏章接下来的部分颇为无耻，原文如下： “《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冏拥强兵，树置私党，权官要职，莫非腹心。虽复重责之诛，恐不义服。今辄勒兵，精卒十万，与州征并协忠义，共会洛阳。” 所谓“君亲无将”出自《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完整的说法是“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意思是说“即使是君王的至亲，也不能产生谋逆之心，如果生了谋逆之心，必会遭到诛杀”。此句的关键是这个“将”字，意思是“产生这个念头，将要有所行动”，也就是说，哪怕没有谋反的行为，仅仅是动了这个念头，就可以定罪诛杀。 因此将河间王的这段话翻译一下，就是说： “《春秋》大义，君亲无将。齐王虽然还没有谋反的举动，但是臣揣测他已经有了谋反之心，应该受诛。齐王拥强兵，在朝中树置私党，朝中的权重机要的官职都被他的心腹充任。齐王在京城盘根错节，虽然他受到可诛杀的重责，恐怕他也不会甘心受罚，所以臣如今陈兵十万，将与诸州征集而来的忠义之士协同并举，共会洛阳。”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河间王的心虚与无赖。河间王虽然列举了齐王的诸多罪行，但是只能说明齐王跋扈专横，还说不上要篡位谋反，于是就搞“莫须有”的罪名。 最后，河间王不忘给长沙王设陷阱，向成都王献殷勤，他说：“骠骑将军长沙王乂，同奋忠诚，废冏还第。有不顺命，军法从事。成都王颖明德茂亲，功高勋重，往岁去就，允合众望，宜为宰辅，代冏阿衡之任。” 翻译一下，即是说：“骠骑将军长沙王乂，将与臣一同奋举忠诚，废黜齐王使其还府第，如果齐王不顺命，请长沙王将其按军法处置诛杀。成都王司马颖品德贤明，是皇帝至亲，功高勋重，去年功成身退，深得民心，他适宜成为宰辅，取代齐王担任‘阿衡’之任。” 齐王当政期间各藩镇势力分布图 河间王的奏章递交之后，随即派出使者去邀请成都王，同时他下令振武将军张方领兵两万，作为前锋部队向洛阳挺进；任命李含为都督，统领张方部与后继部队，出关讨伐齐王。 河间王的使者很快抵达邺城。如何回应河间王？邺城内部产生两种截然相对的意见。 卢志劝成都王置身事外，静观其变。但是此时卢志对成都王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一年之前，最新得宠的是陆机、陆云兄弟，二陆差点命丧齐王刀下，当然乐得看齐王垮台，他俩都劝成都王响应河间王。 成都王其实也颇为心动，因为使者还暗中带来了河间王的许诺：事成之后，拥立他为皇太弟。 自从侄子清河王司马覃被立为皇太子，成都王就对齐王颇有怨意，他将拨乱反正的全部功劳都让给了齐王，自己一无所取，齐王却阻挠他成为皇嗣。此举在成都王眼里就是以怨报德。成都王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河间王满足了他内心无法言说的愿望，同时还可以向齐王快意恩仇，岂不快哉？ 就在此时，洛阳亲河间王的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也来到邺城替河间王做说客。于是成都王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次下令招募军队，任命陆云为前锋都督，只等军队集结完毕，就进发洛阳。 但是卢志等人依然表示反对，母亲程太妃还有成都王嬖爱的宦官孟玖等人也一直撒娇吵闹不愿意离开邺城。成都王依违良久，谋而不决，招募来的军队始终等不到军令，军心就些浮动，有些人惦记着快过年了，干脆就回家去了，临走他们在邺城城门上留言：“大事解散蚕欲遽。请且归，赴时务。昔以义来，今以义去。若复有急更相语。”由这些充满江湖气概的话语可知，当时成都王确实还深得人心。 成都王始终犹豫未定，直到十二月底齐王兵败身死，他都没拿定主意。 七、逃生的名士 河间王的檄文送至洛阳，齐王大为震惊，他立即招集百官商议对策，满腹委屈地替自己辩解：“当初孙秀作乱，逼迫帝王，使社稷倾覆，群臣无人能够抵御此难。孤王纠合义军，扫除元凶，臣子之节，昭然天下。今日河间、成都二王听信谗言，擅自兴兵，将不利于孤王，请各位代为斡旋，以消弭矛盾。” 朝臣们却都缄默不语，他们的心理可想而知：二王兴师问罪的对象是你齐王司马冏，与我何干？这一年来都是齐王府的人在操纵朝政，我又未曾参与，即使将来清算也祸不及身。如今这种生死关头，还是谨言慎行，不要招来无妄之灾为妙。 既然都不做声，那齐王只好点名了，他对官任司徒兼尚书令的王戎说：“请您老替我出出主意。” 王戎苦笑，心想如今大难临头了，你从谏如流又有什么用？王戎说：“殿下首举义兵，匡定拨乱反正的大业，这等功勋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但是事后殿下论功报赏有失公允，使朝野失望，人怀贰志。二王带甲百万，直指洛阳，其势锐不可当，为今之计，请殿下弃权让政，以王就第，可以不失王爵，这是求安的唯一计策了。” 王戎为人一向乖巧，他作官也是“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这次连他都说出如此逆耳的话，说明局势确实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连敷衍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唯有劝齐王正视现实，让政保命。 这不止是王戎一人的看法，也是在场大多数朝臣的看法。以司空兼任中书监的东海王司马越也附合王戎，劝齐王让政。 齐王闻言犹豫不决。一旁的从事中郎葛见齐王有所动摇，大声呵斥王戎：“赵庶人听任孙秀胡作非为，移天换日篡位自立，当时群臣畏葸不前，无人恪守臣节，倡议反正。是我家主公亲冒矢石，率领义军冲锋陷阵，才恢复社稷，才有诸公今日的苟安。 “事后计功封赏确有不周到之外，但这是因为‘三台纳言’这些部门失职，他们不恤王事，拖延封赏，责任并不在大司马府。如今二王听信谗言，矫诏兴兵构逆，诸公应当上下同心，讨伐这两个逆臣，王戎你却劝我家主公束手就缚，弃权就第。自汉、魏以来，执政者弃权就第之后，无不被夷家灭族。王戎居心何在？议者可斩！” （赵庶人听任孙秀，移天易日，当时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贯甲胄，攻围陷阵，得济今日。计功行封，事殷未遍。三台纳言，不恤王事，赏报稽缓，责不在府。谗言僭逆，当共诛讨，虚承伪书，令公就第。汉、魏以来，王侯就第宁有得保妻子者乎！议者可斩。） 葛此举与其说是想保卫齐王，勿宁说是想自保。 晋朝对于宗室一向纵容袒护。武帝朝宗室诸王屡屡犯法，最终都是从轻发落，到了惠帝朝骨肉相残惨烈无比，众多宗室成员死于非命，不过细数之下，仅有义阳王司马威、赵王司马伦父子死于事后清算。义阳王的死纯属意外，赵王则是罪无可赦，即便如此，赵王也是鸩死保留全尸。相比之下，反倒是汝南王、楚王、愍怀太子、淮南王的死状来得更为凄惨，这四人都是直接死于政治倾轧，当时刺刀见红生死一瞬，没有手下留情的可能。 齐王是宗室近亲，一年之前刚立下大功勋，这一年来虽然不尽如人意，毕竟没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恶。如果他听从王戎所言，宣布逊职让政，单身返回齐国等候处分，从此权势是肯定不可再得，有可能他的封邑、爵位也会被部分褫夺（就像当初司马乂由长沙郡王被贬为常山县王一样），但是性命大可得到保全。 这个猜测可以从以下三个事得到证实：一、河间王想杀齐王却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必须先诱使齐王去杀长沙王，由此可知齐王声威犹有残存；二、数日后齐王兵败被擒，“帝恻然，欲活之”，长沙王“叱左右促牵出”“遂斩于阊阖门外”。由此可知若非长沙王心狠、一意孤行，齐王完全可以免死；三、齐王死后第二年（公元304年），河间王执政，马上给齐王恢复名誉，赦免并且复封齐王的儿子为王。此后，东海王执政之初（光熙元年即公元306年）、晋怀帝永嘉年间、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朝廷多次追封齐王官职，嘉奖其勤励王事。由此可知齐王功过确有公论，罪不致死。 因此对于齐王而言，解甲归藩是明智之举，但对于葛等人而言，齐王归藩就意味着死亡。齐王一失势，他们唯有束手就擒，新的执政者必定会剪除齐王羽翼，如果齐王最终被诛，他们自然会跟着陪葬；如果齐王被赦免，那么齐王执政期间犯下的过错必须有人承担，他们这些心腹是最好的替罪人选。 横竖都是死，那还不如挟持齐王负隅顽抗，做困兽之斗，兴许会有奇迹发生。葛所谓“汉、魏以来，王侯就第宁有得保妻子者乎”！这与其说是在斥责群臣，不如说是在恫吓齐王。 王戎指责齐王“论功报尝，不及有劳，朝野失望，人怀贰志”，这是实情，葛却倒打一耙，反将罪过推给群臣，他说：“三台纳言，不恤王事，赏报稽缓，责不在府。” 所谓“三台”是汉代的划分，指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这里概指朝臣，“纳言”指言官。“三台”以尚书台为首，王戎时任尚书令，所以这是葛在反咬王戎玩忽失职，没有将功臣名单及时奏报，“论功报尝，不及有劳”的责任不在齐王大司马府，而在于尚书台。 葛所言无异强词夺理，齐王招集群臣的用意在于群策群力共渡难关，葛如此杀气腾腾，甚至说“议者可斩！”那就根本不是问策求计的态度，于是“百官震悚，无不失色”。 王戎尤其感到惊恐，他圆滑世故几十年，难得忠直了一回竟然又惹来杀身之祸。 好在王戎机敏过人，“王戎夙慧”的名声早在童稚时期就已传遍洛阳，“道旁李苦”这个成语是他七岁的时候贡献给后世的，一甲子过去了，此时王戎已近古稀之龄，可谓老而弥坚，人人皆知“王濬冲（注：王戎字濬冲）谲诈多端”。 王戎立即痛苦地捂住腹部，皱着眉头对齐王说抱歉，内急要上茅厕。 人有三急在所难免，尚书令安丰侯爵王戎大人要求上茅厕，大司马齐王大人明知是个借口也无可奈何。如果在御前提出这种要求是“失仪，大不敬”的罪行，可齐王毕竟不是皇帝，没有权力呵斥王戎为老不尊，齐王当然只能放行。 王戎快步奔赴茅厕。晋代当然不可能有洁厕设备，达官贵人家的茅厕也不过就是装潢华美的粪坑，王戎进去之后四顾无人，捏起鼻子往粪坑里一跳，然后高声呼救。等齐王等人闻声赶来，派人将这个老头打捞出来，王戎已经污秽满身臭不可闻。 齐王惊问发生了何事？王戎做出神情恍惚的样子，用残存的一点神智告诉齐王，在来齐王府之前，他刚服用了五石散，现在药性发作了。 所谓“五石散”是当时的一种毒品，据说是由东汉末年的医圣张仲景发明的。与后世的鸦片一样，起先它只是一种治疗伤寒病的药品，到了曹魏正始年间，大名士何晏改良了五石散的配方，取其麻痹神经、滋阴壮阳的功效，大力推崇，说什么“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何晏是魏武帝的养子且女婿，又是当时的清谈领袖，他开了风气之先，当时的贵族子弟、风流名士争相效仿。五石散的出现迎合了当时社会奢靡颓废的气息，很快风靡，几乎所有标榜风流的名士都曾服用，“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就是有着几十年吸毒史的资深吸毒者，这事人所共知。 与所有毒品一样，五石散在致使人体精神恍惚性欲旺盛，获得虚幻快感的同时，也严重的戕害人体。吃五石散被称为“服散”，服散之后全身发热必须不停行走将热量挥发干净，这称为“行散”，服散之人必须小心行散，如果行散不得法，就会性命不保。服散之人平时也必须调理药性，要做到“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即一定得穿单薄的衣服，吃冷的食物，洗凉水澡，总之越凉越好，因此五石散也被称为“寒食散”。在饮食上唯一的例外是饮酒，必须饮热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冷酒，也会性命不保。 如王戎所言，他服散不久就被招来齐王府议事，还没来得及行散，眼下药性又发作，致使恍惚失神，坠落粪坑。既然是药性发作，那么刚才在大堂所言只是臆语，当不得真了。 齐王气结无语，他当然知道王戎只是在演戏以求脱身，他想不到这个名满天下的大名士竟然会使出如此下作无赖的招数。不过此计虽然污秽，却十分有效，齐王无法揭穿王戎未曾服散，而王戎满身沾着粪便显然已经无法留在这里议政。 于是齐王带着厌恶的神色，让王戎回府去换衣服，顺便行散调理药性，保命要紧。 王戎的脱身计策大获成功，凭着一身秽物他离开了杀机四伏的齐王府。 王戎平时喜欢骑着小马，从便门溜出府邸独自出游，路人都不知道这个老头竟然就是当朝宰相。朝中不少人知道他有这个癖好，按朝廷制度路遇三公必须行礼，所以官员们在街头远远望见司徒大人微服出游，纷纷绕道回避。 不知道这一天，王戎是否与往常一样独来独往。设想这个须发皆白的七旬老人孤身踯躅于洛阳街头，全身污秽淋漓，所过之处人皆掩鼻退避，倘若不幸路遇熟人，这等场景情何以堪？ 或者出席这种重要的会议，王戎还是严格遵照三公的规格，头戴高七寸长八寸的进贤冠，身穿华美的皂色朝服，坐着乘舆，卤簿在前护卫在后，所到之处事先清道，庶人回避，威风至极。夹道百姓既惊恐又企羡，偷偷观望，却发现德高望重的司徒大人全身屎尿横流，此景想来也是人间喜剧。 此情此景极赋象征意义，因为王戎有着多重身份，他是晋末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领袖人物，他是西晋社会最有钱的富人，却又是西晋社会最有名的吝啬鬼，他是惠帝朝的品衔最高的官僚，却又是惠帝朝人所共知的老滑头。西晋这个短命王朝的种种特征，比如门阀政治、比如统治阶层的极度吝啬虚伪、比如政府官员的苟且失职，都可以在王戎身上找到印证。 而王戎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则是他的名士身份，西晋名士纵横，举朝公卿都是清谈误国的好手，王戎则是这群名士中资格最老、声名最高的领袖。 后世将魏晋名士分为四批。最早的一批是“正始名士”，这批名士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他们活跃于魏曹正始年间，因此得名。这批名士是魏晋玄学的开山鼻祖，也是清谈清言的始作俑者；第二批名士是“竹林名士”，代表人物即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并不像此前的夏侯玄、王弼等人那样，在玄学理论上进行抽象凝远的思考，而是直接以他们俊逸的神采、潇洒的身姿，实践“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信仰，他们将魏晋风流带入一种清逸脱俗的美学境界，“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宗白华语），其风采千年之后仍令人怀想；“竹林名士”之后，魏晋风流开始泥沙俱下了，第三批名士是“中朝名士”，中朝即是指西晋。西晋是一个堕落的王朝，西晋时代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中朝名士”也是一群堕落的名士；第四批是名士是“过江名士”，即是指西晋灭亡之后，渡江避难江南的东晋名士。 “八王之乱”时期的名士即是“中朝名士”，王戎与其族弟王衍、王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王戎又不仅仅是中朝名士，他还是“竹林七贤”之一，是竹林名士那批中唯一活到惠帝朝的人，然而他在惠帝朝的表现成为了“竹林七贤”形象上的一个污点。 因此可以说，王戎综合了西晋王朝的气息，他是西晋这个堕落王朝的产物，他带有一切西晋王朝的特征。 所以，王戎往粪坑里这么一跳，沾上污秽的不仅仅是他这一个人，还有整个西晋王朝。 《晋书》称王戎晚年“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时召亲宾，欢娱永日”，仿佛此人明豁通达从容面对生死。让人不禁生出疑问，既然“未尝有惧容”，又何必自投污秽，与虫蛆为伍呢？ 听其言观其行，王戎浑身上下都透着虚伪：身为名士，自称超然世外，却始终栈恋权势，步步高升；做官本来也没什么不对，可是王戎身为王公贵臣，却尸位素餐，“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眼看着社稷危亡却袖手旁观。 自古都有“刑不上大夫”之说，那用意原是说既为贵族就必须要有贵族的尊严，不可用刑法来辱没，士可杀，不可辱。这一说法到了汉代被推行到极致，汉代的大臣如果犯法受责，要面临审讯受刑的命运，他们将采取自杀的极端方式以维护尊严。可见对于士大夫而言，尊严的重要性远高于生命，很难想象一个有尊严的人会主动去跳粪坑。普通士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清高豁达的风流名士乎？ 同为魏晋名士，夏侯玄将死，“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嵇康临刑，“顾日影而弹琴”；阮籍平时明哲保身圆滑处世，当他被迫必须表明态度的时候，他还是坚持了立场，在《为郑冲劝晋王笺》中阮籍说：“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这句话即是劝司马氏恪守臣节，立功曹魏。可见虽为名士放浪形骸，但是方寸之间坚若磐石，有所为有所必不为，如有必要，视死如归，这才是真名士风采。哪有号称风流名士，却荣华享尽、权势占尽，最后奋不顾身勇跳粪坑的？ 由此可知王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雍容是假，豁达是假，风流也是假，以上种种都只是装饰，他骨子与常人一样，不过是贪生怕死、贪财好利的风尘俗物而已。他的聪明才智一成不落的花费在沽名钓誉之上，花费在经营家产之上，花费在苟延性命之上。 《晋书》还说王戎晚年，曾坐车途经当年“竹林七贤”时常聚饮的“黄公酒垆”，王戎对同车人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 老而不死是为贼，王戎就是典型。阮、嵇生前早已识破并鄙薄他的为人，后期的“竹林之游”王戎已很少参与。曾经有一次王戎不请自来，却受到阮籍嘲讽：“俗物已复来败人意！”——这个俗人又来败坏我们的兴致了！ 阮、嵇已死几十年，还被王戎拿来嚼舌根，两人地下有知必定耻与其为伍。 王戎可以休矣！阮、嵇与你并非一路人。 八、激战洛阳 葛这么一呵斥，王戎再这么毅然决然地一跳，齐王想借助朝臣斡旋困境的企图就彻底破灭了，百官纷纷告辞离开，各自准备逃生保命去了。齐王只剩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兴兵御敌，成王败寇孤注一掷。 但是齐王无兵可使，洛阳的禁军除了从豫州带来的旧部，其余都暗怀异心；洛阳之外那些昔日的盟友，豫州的范阳王与荆州的新野王反应冷淡，都摆出作壁上观的姿态。齐王其实已是坐守孤城，日暮途穷。张方军队抵达洛阳之日，就是齐王授首之时。 齐王要面对的不止外患，洛阳城里还有长沙王这个内忧。齐王心想攘外必先安内，他急忙派遣心腹董艾领兵去抓捕长沙王。 董艾点起麾下人马，直奔骠骑将军府，结果扑了个空。原来长沙王得知关中兵起，料到齐王必定会对自己发难，到时候洛阳虽大却无藏身之处，索性先发制人。长沙王立即率领左右亲随一百余人飞奔出府，驾车径赴宫城，当时董艾已经上路，危机迫在眉睫，长沙王嫌马车太慢，挥剑斩断车上的帷幔以减轻负担。等董艾杀到骠骑将军府，长沙王已经冲入宫城，紧闭大小宫门，据城而守。 长沙王原本无兵无权，处于绝对弱势，可是正确的战略、果断的行动使他由弱变强逆转颓势。齐王没能阻止他入宫，就已经判了自己死刑。 入宫之后的长沙王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是此刻齐王内忧外患，朝不保夕，其内部人心惶恐，士气不高； 所谓地利，宫城是洛阳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并且结构坚固易守难攻； 所谓人和，一是指控制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后长沙王攻击齐王那就是“讨逆”，而齐王攻击长沙王就变成了“谋反”，齐王的士兵也跟着成为“附逆分子”，政治上的主动大大提高了长沙王一方的士气，同时又瓦解了齐王一方的斗志；二是指宫城内有两万殿中禁军，这部分军队堪称天下最精锐，长沙王有机会说服他们为其所用；三是洛阳城内那些观望的公卿，一看齐王覆灭指日可待，纷纷转向支持长沙王。 晋代洛阳城大致呈南北放置的长方形，地势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宫城在城内中部偏西北，呈南北放置的长方形，宫城西北处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墉城。 西晋洛阳平面示意图 有一道宽达五十一米的御道东西贯穿宫城。洛阳东西两面城墙各有三道城门，此御道连接其中最北一对，西曰阊阖门，东曰建春门，建春门也称上东门，阮籍《咏怀》诗中说的“步出上东门”，就是指这道门。此御道旁种满了榆槐树，两侧是朝廷的官署，太仆寺、武库署、太仓署、河南尹官署等都在此处，此外在众多王公贵戚的宅邸也在御道旁（此御道并非著名的铜驼街，铜驼街是南北走向，连接宣阳门到宫城南大门）。 齐王的大司马府也在此御道旁，在宫城以西阊阖门以东，二王交战的战场就顺着此御道东西走向展开。 交战的第一阶段冲突并不剧烈，董艾抓捕长沙王未果，回到大司马府前，屯兵宫城之西准备强攻；与此同时，长沙王正在宫中竭尽全力收罗禁军，准备带着惠帝出宫进攻大司马府。此刻长沙王军心未稳处于守势，为了延缓对方的进攻，长沙王派遣部将宋洪射火箭焚烧大司马府，而董艾则派人焚烧宫城西部一些楼观和宫城的西大门，千秋门（也称神武门）。 尽管失了先机，齐王仍想夺回政治上的主动权，为了监视惠帝，齐王在宫中安插了不少眼线，如今派上了用场。齐王派人潜入宫城联系黄门令王湖，让他将宫中全部驺虞幡都偷出来。齐王打算用驺虞幡对付长沙王，齐王部下举着驺虞幡绕宫城高喊：“长沙王矫诏！” 当年楚王就死在这驺虞幡之下，长沙王自然不会重蹈覆辙。驺虞幡只是惠帝的信物，如今惠帝本人都在长沙王控制之下，驺虞幡就成为一个没用的道具。长沙王让惠帝下旨，对外宣告：“大司马谋反，助者诛五族。” 黄昏时分，交战进入第二阶段，齐王发起进攻，血战开始了。《晋书》上说“是夕，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主战场就是皇宫内院。此时千秋门已经烧毁，大门两旁的楼阁火焰正炽，千秋门之后是皇家园林西游园，著名的凌云台就在这个园内，此时园中的亭台楼榭都有伏兵，宫城内诸殿、诸楼阁上也都布满强弓劲弩。 齐王的军队从缺口处潮水般涌进宫城，顿时箭矢如雨，从四面八方射来，齐王的军队予以还击，持弩仰射，并且杀入西游园与伏兵短兵相接。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尸体相枕一片狼藉，论人数目前还是齐王一方占优势，但是长沙王将皇帝司马衷的乘舆摆在内城南部的南止车门，令齐王投鼠忌器。 在黑暗与混乱之中，战况陷入僵局，对于齐王来讲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他原把长沙王当做皮肤之痒，没想到竟演变成心腹大患，真正的敌手河间王、成都王尚未交锋，自己已然损兵折将。齐王下令加强攻势，箭雨比之前更加猛烈了，连惠帝也不再被顾惜，不时有冷箭飞到御前，射死射伤众多朝臣，惠帝奇迹般地毫发无伤。 面对齐王迅猛如潮的攻势，长沙王被迫后退，从宫城西部撤到东部，惠帝也撤至东边的宫城上东门（是宫城上东门，并非洛阳城上东门）。此时已是半夜，战场火光冲天，照亮半个洛阳城，越来越多的朝臣赶来护驾。既然是护驾，那肯定是要簇拥到惠帝周围，因此他们纷纷投向长沙王这一方，长沙王声势复振，由守转攻，从东往西逐渐又将齐王逼出宫城。与此同时，齐王一方的士气越来越低落，濒临瓦解。 等到东方既白，胜负已分。齐王退守大司马府，这已是洛阳最西端，背后就是阊阖门了，可以说齐王已经失去了洛阳，败局无可挽回。 此役长沙王以寡敌众，凭谋略取胜，说明他确实是良将之才，如果早生十年，肯定是安远绥边的一员大将。长沙王没能有机会在沙场上扬名立功，却在京都同室操戈，可谓天不佑人，天不佑晋室。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齐王一方内部崩溃了，齐王长史赵渊临阵倒戈，他斩杀了中领军何勖，生擒齐王向长沙王献诚，巷战结束。是役禁军死伤过万，此外还有不少朝臣死于乱兵之中，或者葬身于火海之内，侍中嵇绍就差点被冷箭射死。 齐王被押至殿前，惠帝虽然智力有缺陷，却还记得齐王是当初解救他出金墉城的功臣，他想赦免齐王死罪，但长沙王不依。长沙王侥幸得胜，心中没有自信，他此刻在洛阳根基薄弱，留着齐王就好比打蛇不死，是个严重的隐患，所以他不顾皇帝意见，呵叱左右快将齐王拉出去斩首。齐王再三回首望着惠帝，惠帝却始终没有再说话，齐王于是被斩首于阊阖门外。 长沙王将齐王首级传阅六军，所有齐王党羽都被夷三族，被处死的人超过两千；齐王的弟弟北海王司马寔，儿子淮陵王司马超、乐安王司马冰、济阳王司马英都被押入金墉城，齐国王位由东莱王司马蕤的儿子司马炤继承。齐王的尸体被遗弃在宫城以西的西明亭，三天都没有人收敛，最后齐王故吏荀闿、李述、嵇含冒险替他殡葬。 齐王的败亡迅如山崩，从执政大臣到阶下囚，再到一具死尸，其中只间隔三天。此时永宁二年（公元302年）只剩下十几天了，但是长沙王与天下更始的心情无比急切。于是就在齐王被斩的当天，惠帝下诏大赦天下，改永宁二年为太安元年。 这个年号一改，齐王执政的痕迹就彻底清除了。西晋历史又翻过了血腥的一页。 齐王被诛，朝廷改元大赦的消息，通过像血管一样遍布全国的驿道，飞快的传遍大江南北。局势的发展如此兔起鹘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中最惊讶的应该就是李含。 长安离洛阳并不远，急行军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但是为了给齐王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杀死长沙王；也为了等成都王出兵，双管齐下夹击洛阳，李含指挥关中军缓慢行军，一天才走二三十里，前锋张方出关之后也止步于司州弘农郡。 齐王死讯传来时，李含甚至还没有出雍州地界，他只到达了长安以东几十里处的阴盘；而张方则屯兵洛阳以东一百二十里处的新安，熟悉秦汉史的朋友对这个地名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五百年前楚霸王项羽在此处坑杀过二十万秦国降卒。 齐王的死使李含措手不及，关中军以讨伐齐王为出兵的借口，齐王一死就变得师出无名。李含只好下令班师，撤回长安，一番辛苦最后竟然是替长沙王做了嫁衣，李含与河间王心中懊恼不已。 齐王死讯传到邺城，成都王也后悔当断不断，坐失了良机。如今除狼得虎，洛阳落入长沙王手中，自己依然一无所得。 两大强藩全都心怀不满，那么新得志的长沙王处境就很危险了。 第八章　长沙王 一、天下未乱蜀先乱 明眼人一望便知，齐王虽死但祸乱未已，河间王劳而无功，肯定不会就此罢休。长沙王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御河间王，即使他歪打正着取得执政地位，终究还是会落入他人之手。 长沙王对于自己的力量与处境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当初齐王有几十万军队作为后盾，他没有；齐王有豫州、荆州两大军事重镇引为奥援，他也没有；他骤得的权势目前就像无源之水，很容易干涸掉。这个客观事实决定了长沙王不可以像齐王那样独断专行，长沙王是“八王”之中行事最谨慎低调，态度最谦和恭谨的一位。 长沙王的谨慎低调主要表现在他对权力欲望的克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他的官职。 齐王执政期间，长沙王由抚军大将军兼领左军将军，后来升迁至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官秩越来越高的同时手中的实权却越来越少，这种明升暗降的伎俩是历代当政者都熟稔精通并且屡试不爽的把戏。 齐王既死，朝中大臣的官职任免权就落入长沙王的手里，此前赵王、齐王都趁机替自己加官进爵，但是长沙王没有。 《晋书．惠帝纪》中说齐王死后，惠帝“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个说法有误。“太尉”是三公级别的一品大官，如此重要的任命不可能不载入传记，但是《晋书．长沙王传》里并没有记载这一次升迁；考察《晋书．河间王传》与《晋书．成都王传》，可知当时的“太尉”是河间王，“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是成都王；再细读《晋书．长沙王传》中长沙王与成都王在太安二年十月（即长沙王执政十个月后）的往来书信，二王都用“太尉”这一官职来指称河间王，由此可知整个长沙王执政时期，“太尉”一职始终由河间王充任。而成都王是长沙王极力依靠拉拢，试图结为盟友的对象，长沙王必定不会也不敢与成都王争夺那华而不实的“都督中外诸军事”头衔。 因此，所谓“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是子虚乌有，长沙王执政之后并没有给自己升官。此中原因并非无官可升，比如齐王生前担任大司马一职就已经空缺，凭长沙王的身份完全可以胜任，可长沙王没有这么做。 惠帝朝历届执政者全都位极人臣，唯独长沙王只是骠骑将军。骠骑将军是二品官，比起成都王的大将军、河间王的太尉要低上一品。很明显，长沙王刻意保持这点差距，以表示自己的谦逊，不敢与二王并列。 长沙王的官职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不涉及朝政。 晋朝的权力部门是尚书台与中书省，只要染指这两个部门就可以洞悉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以往历届执政者为了便于操纵政事，都给自己“录尚书事”。“录”是总领的意思，“录”了“尚书事”，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插手政事处理与人事任免。比如杨骏先是“录尚书事”，后来觉得不满足就又“录朝政，百官总己”；汝南王也是“录尚书事”；赵王未得志前求“录尚书事”，被拒绝之后才怀恨发动兵变。 从赵王开始，执政者野心膨胀，区区“录尚书事”已经无法令人满足，他们渴望更大权限。于是赵王篡位之前担任“相国”、“依宣文辅魏故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像当年司马懿、司马昭父子操纵曹魏小皇帝一样控制晋惠帝；齐王在专权方面也不遑多让，“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长沙王则刻意保持低姿态，避免步齐王后尘，为此他仅仅保留军职，没有“录尚书事”，也没有兼任文职来干预政务。 即使没有兼任文职，也可以通过安插亲信的方式来控制尚书、中书、门下三台，不过长沙王也没有这么做。当时的尚书令先是王戎后是乐广，尚书仆射是东安王司马繇；中书令是卞粹，中书监是东海王司马越。王戎、乐广都是前朝老臣，一向圆滑处世，在历次党争之中始终屹立不倒，乐广还是成都王的岳父，这两人对任何执政者都是阳奉阴违，只求明哲保身的；卞粹则是河间王的党羽，死心塌地想助河间王成为执政者；而司马繇与司马越两位王爷是长沙王的族叔，辈高年长，自然不也会对长沙王唯命是从。 因此严格来讲，长沙王不能称为执政者，他只是卫戍京畿的军事长官。长沙王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如此，他极力推崇的执政者是成都王。 长沙王向天下人表示，成都王才是真正的执政者，为此他做出表率向成都王臣服。朝中政务事无大小，长沙王都派人赶赴邺城请示成都王，然后才实行。 尊奉成都王是长沙王的策略。河间、成都二王都虎视眈眈，长沙王没有实力与之抗衡，只有合纵连横，选择与成都王结盟。那时成都王如日中天，只要引为奥援，河间王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天下就可暂时稳固。更妙的是长沙王这种低姿态还可以狐假虎威，当朝廷出台某项会损及某些人利益的政令时，人们就会发现，这道政令是由长沙王与成都王联合签发的，其权威不容置疑。 但是这个策略是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政出多门的唯一后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乱低效，用《晋书》中的原话就是“百度弛废”，胜过齐王当政时期。 在如此惨淡背景之下，长沙王仍思振作，他执政期间重点要解决的是平定蜀中叛乱。 蜀中叛乱是元康年间关中叛乱引发的连锁反应。追本溯源，罪魁祸首仍是赵王，此人祸国之尤，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要说蜀中，不得不先回顾一下元康以来的关中局势。 元康初年，以武威太守兼任护东羌校尉的奉高侯马隆病死在任上。马隆是个传奇人物，武帝朝秦、凉两州的鲜卑人匈奴人羌人氐人叛乱迭起，十多年无法平息，马隆自动请缨，提三千士卒孤军深入，迅速平定叛乱。此后马隆镇守关中十余年，关中也因此平静了十余年。 但马隆一死，这个平静就无法持续了。当时镇守关中的是赵王司马伦，他与他的幕僚孙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处理复杂多变的民族纠纷时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于是关中叛乱又起，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五月匈奴人郝散在并州造反，攻打并州上党郡，失败之后逃往关中。八月，郝散在雍州北部的冯翊郡被包围，投降被诛。 两年之后，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在雍州冯翊郡及其毗邻的北地郡再次举起反旗，与他同时起兵的还有北地郡的马兰羌、卢水胡两个种群。他们攻陷北地郡，杀死北地太守张损，屡次打败冯翊太守欧阳建。随后，率兵从长安赶来镇压的雍州刺史解系也吃了大败仗。 王师的接连败北，助长了反叛者的气焰，也催生了新的反叛野心。于是雍、秦两州的羌人、氐人一时俱反，推举氐人齐万年为首领。齐万年则因利就势，建国号称皇帝。战火蔓延整个关中，成燎原的势态。 由于兵祸，元康六年秋季，关中发生了大范围的饥馑，同时还爆发了瘟疫。到了第二年，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雍州（从元康三年起到元康七年，雍州的版图包括了雍、秦两个州）再次爆发瘟疫。祸不单行，这一年关中夏、秋两季滴雨未下，到了深秋天气陡变，突如其来的严霜又冻杀了大旱之下劫后余生的一点庄稼。 于是元康七年的饥馑来势更加凶猛，波及范围更广。当时长安以西赤地千里，到处都是饿殍，谷价涨到每斗万钱的天价，百姓买不起粮食，只好人相食。而朝廷赈济无方，当灾情上报洛阳的时候，惠帝竟好奇地问朝臣：“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 因此有大量关中百姓在家乡无法生存，沦为了难民。他们逃难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逃入梁州汉中郡，那里有富饶的汉中平原，可以乞食；少部分流民向西，逃入凉州。 汉中郡虽然富饶，但是地狭人稠，而关中流民有数十万之众，小小汉中郡立刻人满为患，如果难民长期滞留，汉中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灾区。 流民们都知道区区汉中养不活他们，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地广人稀号称“天府之国”的蜀中。朝廷起初打算封锁剑门关，阻止流民入蜀，但是这一政策执行得并不坚决，在受命去汉中处理赈灾的侍御史李苾上书替流民求情之后，朝廷就对流民入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于是数十万关中流民涌入蜀中一住就是好几年。 元康八年（公元298年）年底，朝廷（当时还是贾皇后主政，张华辅政）终于意识到仅凭关中地方军与赵王、梁王那些皇亲贵戚是不可能平定关中的，于是派出积弩将军孟观，率领中央禁军去关中戡乱。 次年（公元299年）春，孟观在雍州扶风国的中亭川与氐族叛军发生遭遇战，此役生擒齐万年，长达三年的叛乱就此平息。随后朝廷改派年轻的、并且素有贤名的河间王司马颙出镇关中。 关中虽然恢复了平静，但是关中流民心有余悸，同时贪恋蜀中的安逸，不愿意返乡，而当时中枢政坛动荡，贾皇后正步步紧逼要置皇太子司马遹于死地，洛阳人人自危，根本无暇顾及那遥远的、被大江群山阻隔的、蛮夷充斥的西南边陲。于是这数十万流民继续在蜀中乞食，与蜀中原住民摩擦不断，积怨越来越深。 又过了一年，到了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真正的多事之秋开始了。先是贾皇后杀愍怀太子，然后是赵王发动兵变，大肆清洗朝堂。这一清洗惹出大祸，贾皇后的姻亲、时任益州刺史的赵被调回洛阳任职，但赵怀疑这是请君入瓮的陷阱，因惧生变，竟举兵造反，他杀死了继任的益州刺史耿腾与西夷校尉陈总，打算学习刘备割据蜀中。 赵的叛变发生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年末，当时赵王正在洛阳忙着篡位，他匆匆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入蜀平叛，然后就无暇多顾了。 罗尚于是领着一支七千人的军队穿越剑门关，他抵达成都时已是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三月。当时赵已死，不过罗尚并无尺寸微功，杀死赵的是关中流民领袖李特、李流兄弟。 李氏兄弟原本是赵的爪牙，赵能够反叛成功，依仗的就是李氏兄弟手中的关中流民军。李氏兄弟有五人，老大李辅、老二李特、老三李庠、老四李流、老五李骧，其中以老三李庠出力最多，杀耿腾杀陈总都由他亲自操刀，替赵立下汗马功劳。没想到赵不足以成大事，还没过河就想着拆桥，他忌惮李庠功高难赏，将其诱杀。李庠一死，赵就与关中流民反目成仇，李特领着流民军攻入成都城，赵仓皇出逃，结果被家仆出卖，死于半路。 李特消灭赵之后向罗尚投诚。罗尚见流民军人多势众，留在蜀中必有后患，于是催促流民返乡，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约定让流民再在蜀中待半年，等秋季谷熟，有了资粮之后再启程。 当时中原鼎沸，赵王在永宁元年年初篡位，引发轰轰烈烈的勤王运动，杀个流血千里，死十万，伤者倍之。关中流民看家乡烽火未熄，都不愿意返乡。一转眼到了七月，罗尚频频催促流民启程，流民以秋汛方盛、秋粮未收为理由，请求延期到冬季。罗尚觉得这个请求很难令人接受，双方谈判未果，猜忌越来越深。此时广汉郡太守（注：广汉郡，隶属于梁州）辛冉等人眼红流民的财物，企图杀流民冒功，同时劫掠流民的财产，他与梓潼郡太守张演（注：梓潼郡，隶属梁州）在境内大设关卡，勒索过往流民。 广汉、梓潼两郡是蜀中的北方门户，著名的剑门关即在梓潼郡境内，这两郡一封锁，数十万关中流民就被困于蜀中，呈瓮中捉鳖的态势。流民们大为恐惶，纷纷投靠李特兄弟寻求庇护，李特在绵竹安营扎寨，防备官军偷袭，大战一触即发。 李特又派人向辛冉请求延期，辛冉不仅不答应，而且大发官威，他使人到处张贴悬赏告示，求购李特兄弟的首级。李特兄弟却偷偷将告示改成求购关中流民大小首领的首级，由此激起流民同仇敌忾之心，而流民对官军的敌意也更加浓厚了。 到了永宁元年十月，按捺不住的辛冉不经罗尚同意，擅自派兵偷袭李特绵竹大营，大败而归，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打响了。 这一打旷日持久，从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十月打到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年初，罗尚节节败退，丢掉了梁州、益州大部分的土地。他向洛阳告急，不幸恰逢政客们正钩心斗角，做以邻为壑的勾当。执政者齐王与河间王不和，而蜀中毗邻关中，所以齐王视之为河间王的地盘，任其自生自灭；河间王则一心想要与齐王争雄，到洛阳做执政者，所以只派了偏师进蜀戡乱，结果大败而归。蜀中局势因此就更加不可控制了。 二、秦兵复东来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正月，李特偷偷渡过郫水，绕过罗尚沿郫水设立的一系列防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成都城外。 成都自古都是蜀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它是东汉初年公孙述伪朝的都城，也是三国时蜀汉的都城。它由太城与少城两个部分组成，相传太城与少城都是战国时期秦惠王攻占蜀国后由张仪建造的，张仪先建太城，一年之后，又在太城西部建立了少城。 当时罗尚在太城，蜀郡少守徐俭在少城。徐俭一看流民军从天而降，吓破了胆，献出少城向李特投降。成都内外的蜀人也纷纷向李特投诚，幸亏太城城防坚固，李特一时攻不下来。 成都岌岌可危了，而成都如果陷落，那蜀中败局就不可挽回了，可是罗尚回天乏术，他所能做的就是再一次向洛阳告急。 幸好当时的执政者长沙王不比齐王、河间王，他听到了罗尚的呼救声。 于是太安二年初惠帝下了两道诏令：一道是派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帅水军三万，去支援罗尚；另一道是派遣侍中刘沈去蜀中取代罗尚，统领益、梁两州军事。 长沙王并没有能力像当年平定关中叛乱一样，直接派出禁军良将去蜀中对付李特，所以他借助的是荆州都督新野王司马歆的力量。 如果新野王有割据自雄的野心，他肯定不愿意派荆州的军队跑到蜀中去打仗，损兵折将不说，打赢了也无利可得，他肯定会阻挠这道诏令的实施，比如用偏师替代主力，或者干脆不出兵虚报人数，关中的河间王就是这么干的。幸好新野王是个怯懦平庸之辈，因此宗岱得以带出三万劲卒，在蜀中建立奇功。 只是祸福相倚，宗岱后来病死蜀中，等荆州也发生叛乱的时候，新野王就实力不济了，这是长沙王始料未及的，容后再禀。 诏令下达后，宗岱就率领着三万荆州水军从长江逆流而上，进入长江上游的支流西汉水（即今天的嘉陵江），溯流而上长驱直入蜀中腹地。长江上游的水道充满激流险滩，原本奇险无比，但是因为战火尚未蔓延到此，反而成为进出蜀中最便捷安全的通道。 宗岱水师未至，但是官兵大军压境的消息已经传遍成都内外，已对叛军构成山雨欲来之势，在此强大压力之下叛军内部发生分裂，许多已经投降李特的蜀人又重新倒向了官军，罗尚趁机发起进攻，斩杀李特及其长兄李辅，几乎将叛军逼上绝路。 几乎与宗岱出师同时，侍中刘沈也启程赶赴蜀中，他走的路线与宗岱不同，宗岱走的是南方水路，刘沈走的是北方的陆路，借道关中，由关中入汉中，经剑门关到达蜀中。 但是刘沈最终没有到达蜀中，他在长安被河间王扣下了。 关中（雍州）、陇上（秦州）、汉中（梁州）、蜀中（益州）从战国秦惠王时期开始就联为一体，唇齿相依，而且关中动乱是蜀中动乱的源头，蜀中动乱又会反过来影响关中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的局势。河间王坐镇关中，都督雍、秦两州军事，按理说，他应该是最关心蜀中局势的人才对。 可是事实上河间王却显得十分冷漠，他仅仅派过一支偏师去蜀中聊尽人事，偏师的统帅是督护卫博，此人并非河间王的心腹，手下也并非强兵劲卒，理所当然的大败而归。若说当时他正铆足了劲要与齐王争权，所以将关中精锐（由张方统帅的那支军队）留中不发，那么如今齐王已死，他为何不派出悍将张方去平定蜀中呢？要知道当时的李氏流民军根本不成气候，他们最后能够割据建国，建立“成汉”政权，完全是河间王等人姑息养奸的结果。 既然河间王对蜀中乱局漠不关心，长沙王就派出刘沈去主持平叛大局，河间王却对此反应激烈，他扣下刘沈，自己不救火，还不许别人救火，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无他，依然只是政客们的钩心斗角而已。 自从河间王听从李含，发兵攻向洛阳，河间王与皇甫商就成为仇人，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时任秦州刺史。他无疑是与自家兄弟站在同一阵营的，所以当时关中局势很严峻，雍、秦两州之间很有可能也要爆发战争。 而刘沈这人无法令河间王放心。刘沈死后进了《晋书·忠义传》，是晋朝廷的忠臣，此人出生于幽州蓟城的世家大族，敦守儒道素有才名，刘沈年轻时先在州郡任职，后来被卫瓘发现并器重，征辟为掾属，此后逐步升迁。齐王执政时期，刘沈出任齐王左长史，虽然他并非齐王的心腹，但是这一段崭新的履历足以让河间王心生忌惮。刘沈或许不会刻意与河间王为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河间王无法驾御此人。 刘沈一向以忠义著称，对朝廷唯命是从，而在洛阳执政的长沙王又被河间王视为潜在敌手。秦、梁、益三州毗邻，如果刘沈取得了梁、益两州军事指挥权，再与皇甫重联合，河间王在关中的统治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不能放刘沈到蜀中去。至于蜀中战火越来越炽热，罗尚的处境日益危险，河间王就不管了。 河间王将刘沈扣在长安做军师，另派心腹席薳代替刘沈去蜀中。刘沈是由惠帝任命的，持有惠帝的节杖，而席薳却是河间王矫诏任命的，两者的权威不可同日而语，罗尚当然不可能听从席薳的调度，因此惠帝的这道诏令算是作废，长沙王的苦心也付诸东流。 此事还有一个余音，就是河间王把刘沈留在长安极力地笼络，甚至表请刘沈为雍州刺史，长沙王顺水推舟，准了河间王的请求。河间王有恩于刘沈，以为他会知恩图报，没想到却是替自己挖了个深坑，几个月后河间王就差点死于刘沈之手，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虽然惠帝的两道诏书只被执行了一道，但是中央微弱的努力还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太安二年三月，罗尚再次大破流民军，杀死李特的长子李荡，流民军继任领袖、李特的四弟李流甚至绝望地要向宗岱投降。若非后来宗岱在前线染病暴毙，蜀中稳定指日可待。 此事可以有力证明，晋朝表面上亡于外患，实质是亡于内乱，与其一味谴责“五胡乱华”的狼子野心，不如先谴责司马家儿自坏长城。“五胡”在起始阶段都只是乌合之众，只要中央调度、地方协同，剿灭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五胡”之所以成燎原之势，并非那时汉人力不如人，而是汉人忙于内斗，中央政令不行，各地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甚至以邻为壑，最终被各个击破。 而在长沙王执政时期，晋室山河虽然日渐支离破碎，但是希望还是一息尚存。如果河间王在这时能够收敛贪欲，派兵入蜀助剿，则光复益州指日可待；而蜀中平定，那么荆州、江南的民变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此时成都王积极回应长沙王，则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洛阳以东、以北诸州就可免于战火，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就无机可乘。消弭兵祸之后，成都王与长沙王以至亲的身份夹辅皇室，实现晋室中兴也未尝没有可能。 但这只能是假设了，尽管长沙王表现出相当大的善意，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八王”之中最有才干的一位王爷，长沙王的结局最为悲惨。 祸胎依然是李含。 他领着关中军无功而返，自然是很不甘心，不久洛阳传来消息，仇人皇甫商不仅没被清算，反而得到重用，成为长沙王的参军。李含费尽心机，到头来枉作小人，还替他人做了嫁衣，气得差点发疯。 长沙王重用皇甫商是合乎政治逻辑的。皇甫世家在关中盘根错节，皇甫商的兄长皇甫重还担任着秦州刺史，这些都是用来牵制河间王的重要砝码。 李含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他计划先铲除皇甫重，李含对河间王说：“皇甫商被司马乂所信任，皇甫重终归不为我用，这是一大隐患，必须除去。”为此，李含设计了一个调虎离山的陷阱：先由河间王上表朝廷将皇甫重调离秦州，到洛阳做京官，皇甫重进京赴任，途中必经长安，河间王只需守株逮兔就可以将其擒获。 这个计划很周全，无奈皇甫重在朝中也布有耳目，河间王的奏章刚到，随即就有人六百里加急赶赴秦州通风报信。 皇甫重也不是良善之辈，得悉阴谋岂能忍气吞声？他的反应迅速并且剧烈。几天后，洛阳尚书台收到了来自秦州的露檄（注：露檄就是古代政府用于征战的公告），内容是检举关中都督河间王司马颙任用李含这种奸佞，将要在关中作乱，秦州刺史皇甫重洞察其奸情，将率领秦州六郡将士为国除害，铲除李含。 这种擅自兴兵的行为当然不可能得到朝廷赞许，而且长沙王此刻并没有下定决心要与河间王翻脸，但是秦州山高皇帝远，皇甫重一意孤行长沙王也是鞭长莫及。为求息事宁人，长沙王让惠帝派出专使，到关中劝皇甫重罢兵。 等使者带着诏书、节杖，风尘仆仆抵达秦州，为时已晚，双方军队摆开阵型酣战正欢。原来秦州六郡内部也有矛盾，秦州刺史管辖下的陇西太守韩稚与皇甫重一向不和，河间王乘虚而入，下令韩稚和金城太守游楷纠合秦州凉州四个郡的郡兵，进攻皇甫重。游楷出身金城游氏，与金城麹氏是当地两大豪强大户，秦凉两州有一首民谣形容这两户的富足强盛：“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这一仗表面上是河间王在利用关西诸豪强之间的矛盾来对付皇甫重，实质是这些有野心的世家大族眼看乱世将起，想浑水摸鱼趁机扩充势力范围。这一仗旷日持久，从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春季一直打到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夏季，以皇甫重兵败被杀告终。那时李含、皇甫商两个始作俑者已经死去，长沙王已经死去，河间王也离死不远。在此役中获胜的韩稚、游楷也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权势，数年之后，秦州就落入匈奴人之手，这又是个同族鹬蚌相争，结果被异族捡漏得利的大败局。 使者劝和未果，灰溜溜回到洛阳。长沙王见地方势力如此跋扈，视中央权威如无物，又气又无奈。生完了闷气，长沙王觉得李含这人留在关中实在是个祸害，就让惠帝任命他为河南尹，调到洛阳任职。 河南尹负责京畿治安，是握有少数兵权的重要职务，长沙王此举也含有笼络的意思。谁曾想李含这人实在鬼蜮，他是带着阴谋而来的。到洛阳后，李含多方积极走动，主要做两件事，一件是继续说动长沙王召回皇甫重，另一件说起来惊心动魄，李含要谋杀长沙王。 李含一到洛阳，皇甫商就密切注意着他的行踪，很快皇甫商就发现了李含的秘密。有一天，河间王的党羽之一、侍中冯荪又来游说长沙王召还皇甫重，等冯荪走后，皇甫商向长沙王报告了李含的可疑行迹和阴谋，接着他对长沙王说：“河间王的全部奏折都是李含的主意，不及早除去此人，祸乱将至。此前河间王的借刀杀人之计，也是李含提议的阴谋。” 当初河间王借刀杀人的痕迹如此明显，长沙王顾全大局所以佯装不知，但他没想到忍辱负重的后果，竟然是招来变本加厉的谋害。是可忍，孰不可忍？长沙王新仇旧恨一起算，在洛阳范围内清肃河间王党羽。 清肃的结果是李含、冯荪，还有中书令卞粹，被斩首于洛阳东市；河间王另外两个党羽，诸葛玫与牵秀逃得快幸免一死，当时通往关中的道路已经被封锁，两人转向东北邺城方向逃窜，到了邺城之后诸葛玫散布谣言，极力怂恿成都王向洛阳进军。 李含一死，河间王的鬼蜮伎俩就暴露于天下。河间王索性明火执仗，准备派兵到洛阳来取长沙王性命，但他不敢单独行事，于是派出使者去联络成都王。 这时是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七月，长沙王执政的第八个月份。 三、荆扬有寇 河间王赶上了好时机，当时成都王刚刚在荆州碰了个钉子，正憋着一肚子火要发泄。 这钉子碰得十分曲折，说来话长，但不得不交待一下，因为这个钉子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直接影响日后东晋的建立。 荆州是三国时期唯一魏蜀吴都曾染指，并且动用重兵多次发生大规模会战的地方。史上有名的几次战役，比如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建安二十四年的樊城之战（公元219年），还有吴蜀之间的夷陵之战（公元222年），全都发生在荆州。为什么三国的枭雄们不约而同的重视这个地方呢？原因无他，荆州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了。 长江发源于巍峨的唐古拉山，它从海拔六千米奔腾而下，其流滚滚，冲过蜀中、巴中，冲出崇山峻岭之后，就进入了荆州。此时江面变得开阔，利于航行，但是海拔与下游依然有数百米的落差，因此水流依然湍急，顺流而下，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在江南任何一个地方现身，令人防不胜防。具体这速度有多快？我们可以参考李太白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白帝城在梁州巴郡境内，尚在荆州以西。 所以荆州一直被视作江南的西大门，以前孙吴政权就在此屯有重兵，著名的晋将羊祜与吴将陆抗颇有君子之风的对峙，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当时孙吴流传这么一句话“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后来晋国大举伐吴，功勋最大的是来自益州的水师，由龙骧将军王濬统帅，王濬在荆州与吴军交战，几乎使孙吴水师全军覆没。荆州失守之后，江南败局就成定局，王濬直指金陵如入无人之境，迫使孙皓黯然出降——从军事角度而言，得荆州者得江南，说荆州是南中国的东西要冲，这丝毫不过分。 而荆州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威慑江南，同时它还是中国南北要冲。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秦岭，呈南北走向，汉江的大部分流域都在荆州境内，它与长江的汇合处也在荆州。从荆州溯汉江而上，可以抵达汉中，可以出奇兵威胁陇上；而渡过汉江向东北方向进发，就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可以长驱直入奔赴洛阳、许昌等名都大邑。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大举进攻荆襄，包围樊城水淹七军，占领荆州的绝大部分，引起了中原地区极大的恐慌，曹操甚至一度打算迁都——由此可知荆州也是中原的西南门户。 鉴于荆州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所以晋武帝临终特意安排儿子楚王司马玮去接管荆州。晋武帝始料未及的是楚王很快卷入政治倾轧死于非命，荆州军事大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到新野王司马歆的手中，可谓所托非人。 新野王成为封疆大吏纯属偶然，他是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血缘上离赵王司马伦比较近，因此得到赵王重用。赵王篡位，新野王被派往镇守荆州，实际上他的才干不足以胜任这一要职，史书上说他“谨身履道”“以孝闻”，没有治国的才能，是个优柔寡断的庸才。这种人在太平岁月尚且可以滥竽充数，一逢乱世就原形毕露了。 齐王起兵，新野王作为马前卒，与齐王一同挺进洛阳，齐王投桃报李，给新野王加官进爵，进一步巩固他在荆州的统治；后来齐王遇难，长沙王上台，新野王择木而栖，跳向最粗壮的枝头，频频向成都王示好。长沙王对此十分不满，但是他势力单薄，对新野王无可奈何。 就在新野王对成都王暗送秋波的时候，益州叛变越演越炽，终于溢出蜀中，蔓延到了荆州。荆州的太平日子到头了，一个懦弱无能的统帅率先遭遇了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是新野王的不幸，也是全天下百姓的不幸。 叛乱源起于惠帝的一道诏书。 太安二年初，长沙王发现平定蜀中叛变仅凭罗尚孤军奋战是难以奏效的，于是定下向其他州郡借兵助剿的方策。本章第二节惠帝派遣宗岱、刘沈入蜀的两道诏书，即是这一方策指导下的产物。 宗岱入蜀之后，蜀中战局焕然一新（虽然只是昙花一现），长沙王一高兴，就让惠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趁热打铁。这道诏书的内容是向荆楚江扬诸州招募义勇，作为后继部队到益州助剿。这道诏书是壬午日签发的，因此史称“壬午诏书”，这道诏书惹下了滔天大祸。 “楚风彪悍”是史上有名的，魏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荆楚江扬一线又是多战之地，民风勇武好斗，又因为归附未久人心思故，所以更加易动难安。孙吴灭亡之初，就有吴人多次试图复辟，如武帝太康三年九月，“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邺令，遂围扬州”；太康八年“冬十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羡县”。 这些复辟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影响不小。当时孙吴故土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还有“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这些鼓吹孙吴复兴的歌谣能够产生并且广为传诵，说明当地平静的外表之下，潜伏着许多汹涌的暗流。晋武帝临终特地在长江中游、下游设立两大军事重镇，派出两个皇子镇守，也表明了他对此处的重视与担忧。 时光荏苒，随着距离孙吴灭亡越来越远，对于故主的依恋与追思也被时间磨损得越来越淡，但是不安分因素依然存在，新的谶言又产生了，这一次有人预测：“当有帝王，兴于江左。” 所以此地本该是镇之以静的，但是长沙王此时已经无计可施，只好饮鸩止渴。别处的都督长沙王都招惹不起，不得已，只好捡新野王这个软柿子捏，而当时都督扬州军事的刘准也是个软柿子。 诏书下达之后，新野王与刘准果然不敢违抗。阻力来自民间，当时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跑到遥远而陌生的益州去打仗、送死，义勇根本招募不起来。但是这种反抗早在预料之中，“壬午诏书”责令各郡太守强行拉壮丁，并且督促士卒尽快上路，凡在辖境内逗留超过五日，二千石以下官员就地免职。 欲速则不达，催促过严效果适得其反。各地太守、县令为了保住官衔，都亲自出马拉壮丁，然后像押送囚犯一样将他们驱逐出境。那些被强行征募的士卒半路上纷纷逃亡，绝大部分落草为寇，许多百姓为了逃避戍役，也纷纷逃亡，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被迫“屯聚而为劫掠”，成为盗贼。于是荆楚江扬两州社会秩序大坏，怨声载道人心思变，叛乱一触即发。 最后叛乱的火苗是在荆州江夏郡蹿起来的，点火的人名叫张昌。 张昌取了汉族人的姓名，实则他是个汉化很深的蛮人。“蛮”是古代中原人对南方诸族带有鄙视的统称，中原人自认为是礼仪之邦，看不起异族人，所谓“北戎南蛮东夷西狄”都是这个意思。张昌具体是哪族人，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 张昌的出身并不高，他是荆州义阳郡人，曾在义阳郡平氏县做过县吏。虽然身份低微，他却是陈胜吴广一类人，武力过人好论攻战，因此时常被同僚取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暗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张昌曾找人占卜，卜者骗钱心切，说他将来大富大贵。张昌沾沾自喜，以为民谣中所谓“当有帝王，兴于江左”指的就是自己，于是一心盼望乱世。 盼啊盼啊，蜀中果然打起仗，乱起来了，张昌离开家乡跑到荆州江夏郡，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偷来一些旌旗伞盖等军中仪帐，谎称受朝廷授命招募军队，去蜀中为国效力。此时张昌看来是想通过立军功来飞黄腾达。 只是这个计划没有奏效，原因很简单，谁会放着太平日子不好好过，跟着你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去远方打仗呢？张昌折腾了许久，聚集了千把人，却都是走投无路想讨口饭吃的流民，成不了气候。令人奇怪的是，张昌在境内招摇撞骗，政府竟然不闻不问，可见当时江夏郡太守弓钦的执政能力也很堪忧。 荆州的形势正渐渐向有利于张昌的方向变化。荆州境内本来就有不少流民，如今流民数量还在与日俱增，根据其来源新旧，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也是最老的一类，是元康年间从关中逃往汉中，又从汉中顺着汉江逃到荆州的关中六郡流民；第二类是巴蜀叛乱发生后，顺着长江、汉江逃到荆州的蜀中、汉中流民；第三类是“壬午诏书”发布后的逃兵，与逃避戍役的各郡百姓。流民在历朝历代都是安定社会的终结者，他们一无所有，随时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求生存，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而当时新野王也在无意中帮助着张昌，史书上说他“为政苛严，蛮夷并怨”，于是在流民问题上又加上了一条民族矛盾。要知道荆州的蛮夷可不好惹，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前后派出几十万大军，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勉强将他们治服。荆州不稳定的局势严重拖了孙吴向北方发展的后腿，《三国志》里有这么一句话：“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意思就是说荆州蛮夷易动难安，不停的叛乱使孙权应对不暇，所以才会放下身段，对曹魏称臣。如今新野王统御失度，看来要步孙氏的后尘。 这诸多不安定因素杂糅在一起，严重威胁荆州的稳定。如果此时有强兵震慑，新野王与荆州刺史再积极安抚流民与心怀不满的百姓，局势犹有可为，可是偏偏这时候，荆州刺史宗岱受命领着三万精兵到蜀中去了。 然后，上天降下了压垮荆州的最后一根稻草。太安二年春，江夏郡的春粮获得大丰收，往年粮食丰收是大好事，但是当年，丰足的粮食却把方圆数百里所有饥饿的流民都招引来了。张昌看到那么多饥肠辘辘的、一无所有的、对人生失去希望的、对朝廷满怀怨恨的流民，他忽然意识到与其做官兵，还不如造反来得有前途。 张昌于是在江夏郡安陆县附近的石岩山下招降纳叛，他改名为李辰，借助道教的影响力装神弄鬼，前来投奔的流民日以千计。 安陆是江夏太守的治所，离石岩山仅仅八十里，而一直等到张昌初具规模的时候，江夏太守弓钦才如梦初醒，派遣郡兵前去镇压，可惜养痈长疽为时已晚，官兵大败而归。又过了一阵，张昌觉得羽翼已经丰满，就率众进攻安陆，弓钦抵挡不住，弃郡逃到南边毗邻的武昌郡去了。 四、张昌建国 江夏失陷，新野王有守土之责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他派骑督靳满前去镇压，结果铩羽而归，官兵丢下不少刀枪剑戟，装备了张昌的部队。 张昌连破郡兵、州兵，又占据了江夏府库，兵多粮足威震荆楚。但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张昌趁机另立政府，试图与洛阳分庭抗礼。张昌首先制造舆论，他派人四处宣扬：“当有圣人出为民主。”即是说有圣人出世领导万民了，言下之意就是新的真命天子降临了，该改朝换代了。 当时朝廷威信扫地，遍地硝烟，流民们自然是怨气冲天，普通百姓也感到惶恐而迷茫，不知道明天又会有什么遭遇，所以这种谶言是很有诱惑力的。 等这个谶言扩散到一定程度，许多人将信将疑，另有许多人坚信不疑的。这个传说中的“圣人”竟然还真的下凡人间来拯救万民了，而且十分凑巧，这个“圣人”在第一时间被张昌发现了。张昌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将“圣人”迎到了安陆。 两人一见面，“圣人”果然长得仙风道骨飘然出尘，而且张昌发现，“圣人”不仅有神仙气，还有帝王之相。一问“圣人”家世，不得了，果然是高贵的皇室后裔，该“圣人”姓刘名尼，是汉高祖的某某代玄孙。曹魏篡了刘汉的天下，司马氏又篡了曹魏的天下，世道轮回，如今物归原主，这位刘圣人奉天承运，前来恢复大汉王朝。 随着“圣人”的到来，安陆发生了许多怪异现象。在“圣人”居住和活动的地方，总有珠袍啊玉玺啊铁券啊金鼓啊，这一类皇帝才能拥有的事物自己主动的跑到“圣人”身边；还有一天，“圣人”的居所突然百鸟云集，只听空中一阵鼓噪，群鸟黑压压从四面八方飞来，栖止于庭院，据说当时庭院中还栖息了一只硕大无比、五彩斑斓的怪鸟，此怪鸟就是传说中的凤凰。 这分明就是天降祥瑞，示意天命所归啊。张昌于是顺天应人，在石岩山修筑宫殿，拥立刘尼为天子，国号当然是汉，一切礼仪制度都效仿汉朝，年号定为“神凤”。张昌担任相国，他的哥哥张味被封为车骑将军，弟弟张放被封为广武将军，兄弟三人掌握军政大权。张昌又设立朝廷百官，征召荆州缙绅担任，有不识抬举不应招募的，诛杀全族。 事实上神迹都是伪造的，那只凤凰先由竹子编成骨架，套上五彩外衣，身旁再洒上无数肉丁，于是就导演出一个“百鸟朝凤”的祥瑞；“圣人”也是假的，那个“刘尼”根本不姓刘，他真名丘沈，原本只是江夏郡山都县的一个小吏。张昌大费周折，无非是想诈取民心，他这一套伎俩并不新鲜，在他之前，已有无数成功与未成功的野心家使用过，在他之后，还将有无数野心家继续诓惑百姓。因为，民心是可欺的，民意是可操纵的。 人心原本脆弱，在无助与绝望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对自己失去信心，而去寄希望于有英雄与圣人出来指导迷津。这种心理容易被野心家利用，他们有意制造出一种完满的人间天堂愿景，用美好绝伦的实则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谎言去蛊惑处于绝境的可怜人，控制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将他们驱赶到战场，用鲜血与生命铺就自己通往权势的道路——古往今来，这种悲惨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些冤死的生灵啊恒河沙数。那些谎言千篇一律，几千年来却无往不利，诚为可哀。 拥立了皇帝，组建了政府，张昌就不再是普通的流寇。他的影响力迅速扩散，向西覆盖汉江流域，向东直至长江下游，涉及豫、扬、江、徐四州（惠帝元康元年，从荆州、扬州划出十个郡，另立江州）。张昌散布谣言，说：“江淮已南都试图反逆，如今官兵大起，要杀光江淮以南的百姓。”谣言快速传开，整个南中国人心惶惶，许多人也跟着揭竿而起响应张昌，旬月之间，张昌新收附的士卒就过三万人。可能是受荆楚地区的某种巫风影响，张昌军队的士兵都穿着火红的帽子，剪下马尾巴粘在脸上做髯须。 流民叛乱如火如荼进行，而新野王始终龟缩在樊城，除了向洛阳报急毫无作为。此时长沙王正在替李含与皇甫重排解纠纷，蜀中未平关中正乱，如今荆州也出了状况，长沙王焦头烂额，他对新野王的回应是：下诏命令监军华宏出击戡乱。实则就是寄希望荆州军自行解决问题。 可惜华宏很令人失望的吃了败仗，他在江夏郡北部的障山被张昌击溃，狼狈逃回樊城。新野王吓破了胆，连忙再次上书洛阳求救，他说：“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手下兵卒数以万计，个个绛头毛面犹如鬼魅，其锋锐不可当。请陛下快速调集诸军，支援荆州。” 长沙王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只恨洛阳兵力早已捉襟见肘，长沙王只好再次使出见力打力的办法。他让惠帝发出四道诏令：一道是命令河间王派出雍州州兵一万、西府兵五千，由雍州刺史刘沈率领，出蓝田关南下戡乱。没想到河间王不奉诏，留兵不发。刘沈看不惯河间王拥兵自重的行径，自己领着一万州兵打算出关，结果刚到蓝田就被河间王赶上，夺了兵权。长沙王闻讯又恨又无奈，只好妥协让刘沈回雍州，这道诏令作废。 第二道诏令是任命屯骑校尉刘乔为威远将军、豫州刺史，发豫州兵西进。刘乔是名副其实的汉宗室后裔，他年轻时参加过渡江平吴之战，是两朝老臣，颇有声望。这道诏书实际是向范阳王借兵助剿，一来当时张昌已对豫州构成极大威胁，二来范阳王在豫州的根基不如河间王在关中那样牢固，所以范阳王不敢像河间王那般跋扈，刘乔得以顺利接任刺史，并且顺利出兵，为平定荆州立下大功。这道诏令对于豫州局势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日后刘乔与范阳王反目，根源就在于此。 第三道诏令是命令前将军赵骧带领八千禁军南下。 当时宗岱已经在蜀中病逝，荆州刺史空缺，第四道诏令的内容是将宁朔将军刘弘从北方调往荆州，担任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随赵骧一共南下。这道诏令授权刘弘调度赵骧前军、荆州州兵与南蛮校尉的府兵，长沙王此时已经觉察新野王不堪大任，因此派出刘弘全权负责荆州军事。 就在刘弘、赵骧向荆州进发的同时，张昌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向新野王展开反攻。张昌自领主力进攻襄阳郡，同时他派出两支偏师：一支由伪都督黄林率领，人数为两万，向东北方向进攻豫州；另一支由伪别率（注：别率，魏晋军衔的一种）石冰率领，顺长江东下，进攻江、扬两州。 新野王望穿秋水，结果张昌比援军先到，当即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晋书·新野王传》中说“张昌作乱于江夏，歆表请讨之。时长沙王乂执政，与成都王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意思是说长沙王应当为张昌的坐大负责，他猜忌新野王与成都王有结盟的倾向，所以掣肘新野王镇压张昌。 此说实在匪夷所思，长沙王与成都王反目成仇是在当年八月，新野王之死则在五月；五月李含还没有死，河间王与长沙王还没有撕破脸，长沙王根本不可能预料到战火会重燃，又怎么可能提前三个月就预防新野王与成都王联兵？而且，说长沙王不让新野王出兵这也不符合事实，监军华宏动用的不就是荆州兵？ 按晋朝法令，诸镇都督调动兵马确实必须得到中央的允许，但新野王不同于普通都督，他“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有权便宜从事。退一步说，即使有矫诏的嫌疑，事有轻重缓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封疆大吏，国有大难肯定是守土御敌为先，怎么可以胶柱鼓瑟，以未受诏令为遁词坐视不顾，任凭疆土沦丧？ 由此可知新野王坐守樊城以至于养痈遗患，并非因为洛阳诏令不许出击，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无谋与胆怯。 张昌大军压境时，从事中郎孙洵劝新野王主动出击，但是嬖幸王绥知道新野王胆怯，所以捡新野王喜欢听的话说，王绥说：“张昌不过是小小流寇，派一些偏将裨将就足以将他制服，何须主公违诏抗命，亲冒矢石呀？” 新野王最终还是没有出击，一直等到张昌兵临城下，再也躲不下去了，这才出城对战，但此时军心涣散，刚一交锋马上溃不成军。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五月，樊城失守，新野王司马歆死于乱军之中。 樊城、襄阳与宛城是荆州三大军事重镇，当时樊城是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的治所，襄阳是荆州刺史的治所，宛城是南阳太守与平南将军的治所。 新野王既死，张昌占领樊城，此时新任刺史刘弘尚未到任，襄阳不足为虑，因此张昌合并诸军，全力进攻宛城。 其他两路偏师也各有战果：黄林进入豫州，派前驱李宫骚扰汝南，但是刘乔已在汝南布防，李宫遭遇刘乔手下将领李杨，被击退。首战失利的黄林绕过汝南，进攻豫州弋阳郡，将弋阳太守梁桓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时黄林派部将马武南下江南，进攻荆州江南诸郡，马武在江南势如破竹，武陵太守贾隆、零陵太守孔纮、豫章内史阎济、武昌太守刘根先后城破遇害，其余诸郡也岌岌可危。 另一路偏师由石冰带领，攻破扬州占领建邺（今日南京城），扬州刺史陈徽弃郡而逃；石冰乘胜追击，又攻破了江州。于是江淮震恐人无固志，徐州临淮人封云在阜陵揭竿响应石冰，攻陷徐州诸城。 至此，张昌占据了大半个南中国，势力波及荆、江、扬、豫、徐五州，疆域之广与日后的东晋相当，气焰之盛不亚于日后的刘渊、石勒。 但是在不断攻城略地的同时，张昌也渐渐显露疲态。张昌毕竟不是安邦定国的枭雄，没有深谋远略。张昌的作战方式依然停留在流寇的层次，却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呼啸而来饱食一顿抢掠一空，然后又呼啸而去，所过之处皆残破，这种作法无异是竭泽而渔； 太安二年张昌之乱示意图 张昌的军队也依然只是乌合之众，全凭数量取胜，当时流民趋之若鹜，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前来投奔，张昌的军队每到一处就制造出一块灾区，新的饥民走投无路，也只有加入叛军。因此张昌攻陷的城池越多，战线拉得越长，他的军队就越膨胀，军需补给就越紧张； 张昌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则近乎陈胜的翻版。当年陈胜派出去的诸将最后都拥兵自立，张昌派到江南的石冰也隐然有尾大不掉趋势，至于在徐州起兵的封云，当然更不可能听从张昌号令。对于已占领的区域，张昌也没有着力安抚，反而草率任命部下担任地方官吏，他的这些部下都是盗贼出身，一到任就横征暴敛搜刮不止，“当有圣人出”的谎言不攻自破，民心快速流失。 像张昌这种流寇，如果不改弦易辙，注定只能纵横一时，一遇良将就会覆灭，就如秦末之陈胜汉末之黄巾。 万幸，受命平剿张昌的刘弘、刘乔都可以算是良将之畴。 五、靖尘沙 刘弘与刘乔，一出荆州一出豫州，由东西两路夹攻。豫州局势尚稳，刘乔可以好整以暇的调军设防；刘弘遇到的阻力则很大，他要面对的是张昌主力。 新野王死后，朝廷诏令刘弘接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任命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日夜兼程去增援襄阳；刘弘自己则与赵骧一起，率领八千禁军去解宛城之围。张昌攻宛城是倾巢而出，区区八千人力小难济，宛城最终失守，南阳太守刘彬与平南将军羊伊阵亡。这一失利影响很大，刘弘不得不撤出荆州，屯守豫州汝南郡梁县。 危亡之际，刘弘安插到襄阳的陶侃、皮初等部发挥了作用，张昌回师围攻襄阳，久攻不下。此时刘乔已经击溃黄林，反守为攻，直指江夏郡，张昌军老师疲，一听后院起火连忙撤军回防，陶侃、皮初趁机出城，追着张昌打。 随后的半个月对于张昌而言就是噩梦，打仗呢是逢打必输，逃跑呢总是慢上半拍。江夏郡很快被攻破，前两个月轻易得来的荆州诸郡，在刘弘、陶侃、刘乔三路军队的紧逼之下，更加迅速的回到朝廷手中，此后的张昌就像游魂，在三军的间隙之间游走躲藏。 太安二年七月，陶侃在竟陵郡彻底击溃叛军主力，迫使张昌只能龟缩在下儁山做山大王。此时虽然距离张昌最终被擒被杀还有一年时间，但是此役之后，荆州大局已定。 张昌叛乱是西晋后期唯一被朝廷镇压的大规模变乱。论参与人数、论破坏程度、论影响范围，这次叛乱都远远超过此前的关中、蜀中。关中、蜀中叛乱旷日持久，这次却被迅速平定，这不得不归功于长沙王的知人善用与调度有方。 光复荆州的主帅刘弘可谓大器晚成，他是三国时期曹魏名臣刘馥的孙子。刘弘“有干略政事之才”，幼年与晋武帝同居洛阳永安里，既是童年玩伴又是同窗好友，但奇怪的是刘弘并没有成为武帝肱股大臣。刘弘此前数十年始终与行伍相伴，他年轻时曾是镇南大将军羊祜的参军，羊祜慧眼识英，预测他将来地位不在自己之下；后来刘弘又担任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甚有威惠”，把北方边境治理得“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刘弘也因此被封为公爵。 等到长沙王重用刘弘戡靖荆州的时候，刘弘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人。羊祜当年的预言实现了，刘弘果然也做到镇南大将军，并且不负众望，再次将荆州从兵火中解救出来。刘弘在两晋交替的非常时期拨乱反正，守住这片多战之地留给后人，其功勋并非后来的守成者所能比拟，失荆州者失江南，若不是刘弘平定上游，日后东晋能否在江南立足还是一个疑问。 两晋的封疆大吏，最英雄辈出的首推荆州，西晋有羊祜、杜预、刘弘，东晋有王敦、陶侃、桓温、桓玄等名臣或枭雄在此建功立业，王敦与桓温、桓玄甚至试图凭借荆州强盛军事实力颠覆司马氏，篡位自立。其中羊祜与刘弘二人的功业是开创性的，刘弘在历史上得到的待遇也与羊祜相仿： 一、当年羊祜被授予权力自主任命荆州大小官吏，刘弘也受命在荆州“叙功铨德，随才补授，甚为论者所称”； 二、羊祜在荆州被士民拥护，死后荆州人“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刘弘在荆州“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爱悦”，死后“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 三、羊祜临死前推举杜预，刘弘重用并且举荐陶侃，杜、陶两人后来都镇守荆州，杜预立下了平定孙吴的伟业，而陶侃则是平定东晋苏峻之乱的元勋； 四、《晋书》替羊祜、刘弘两人都立了传，《羊祜传》排在西晋列传第二的位置，仅次于琅琊王氏的王祥；《刘弘传》排在东晋列传第二的位置，仅次于琅琊王氏的王导。 西晋末年有一句时谚，“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如果当时少几个河间王之辈，多几个刘弘，那么天下大势肯定不会演变得如此凄凄惨惨。 徐、扬两州恢复平静要比荆州晚半年，此中原因与朝廷的重视程度有关。 徐、扬偏于中原东南隅，与洛阳隔着豫、荆诸州作为缓冲，动乱一时不会蔓延到中枢；出兵荆州已是长沙王能力的极限，他无法另派一支军队去远征江南，而且在荆州平定之后，长沙王随即陷入了内战，自身都难以保全，当然更无暇顾及遥远的徐、扬。因此朝廷对于徐、扬动乱的态度可归结为四个字：自求多福。 当时受命都督徐州诸军事的是竟陵王司马楙，都督扬州诸军事的是刘准，两人也全是无能之辈，面对叛乱丛生的辖区束手无策。值得庆幸的是两州境内的流民人数、被占领或破坏的区域远远不及荆州，境内幸存的政府军也强于荆州，综合而言政府方面的实力并不落于下风，只是指挥不当与接连败北失土严重影响了士气与信心，这种客观形势是两州依靠自身力量平定叛乱的前提。 而且扬州另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可以左右江南的局势，那就是江南的士族。百年前孙策孙权父子能够在江南立足并且建立政权，就是因为得到了江南士族的拥护；日后的东晋政权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也花了大力气去笼络江南士族，王导甚至专门学习了吴侬软语去讨好江南人，还试图与吴郡陆氏联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西晋时期北方强盛，北方人以胜利者自居，中原士族视江南士族为亡国之人颇多轻视，南北之间矛盾很尖锐。由中原人为主导的西晋政府对于江南士族的态度也是防范多于笼络，荆、扬两州驻有重军的目的就是震慑江南士族，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江南人对于西晋政府也是怀着很深敌意的，他们称呼北方人为“伧鬼”，被迫臣服于“伧鬼”，江南人始终心有不甘。几十年来江南人始终有自立政权、与洛阳分庭抗礼的企图，不停有人据兵自立试图割据江南，相关的努力直到东晋建立之后还没有完全停止，《晋书·元帝纪》中记载元帝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十一月“故归命侯孙皓子璠谋反，伏诛。” 尽管江南士族与西晋朝廷相互对立猜忌，但在对待石冰叛乱的问题上，两者却保持了一致的立场。江南士族固然不愿意臣服于北方“伧鬼”，但是他们也不能容忍一个流寇成为江南的新主人，何况这个流寇根本不成大气，无法给江南带来安宁与秩序，只会使江南生灵涂炭。 于是就有义兴周氏、吴国顾氏、会稽贺氏等江南望族，率领着部典抵抗石冰。这次抵抗运动的谋主是义兴人周玘，周玘的父亲就是史上有名的回头浪子周处，周处后来出仕，在关中征讨齐万年的时候战死沙场，是晋朝的忠臣。据说周玘“强毅沈断有父风”，此前他“闭门洁己，不妄交游”，多次推迟官爵一直在家乡隐居，后来被推举为秀才，授予议郎职位。 石冰占领扬州，周玘秘密接洽前南平内史王矩，共同推举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太安二年十二月，周玘起兵斩杀石冰所任命的吴兴太守区山。石冰派遣其部将羌毒带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去攻打周玘，不料周玘实在骁勇，聚集的军队实力强大，反而击溃石冰军，临阵斩杀羌毒。于是会稽贺循、广陵华潭、丹阳葛洪、甘卓等江东士人纷纷起兵响应，驱逐石冰的官吏。 周玘在东晋之前立有“三定江南”的功勋，威名远扬，以致于后来晋元帝明知他想谋反，也不得不假于颜色，平定石冰就是其中的“一定江南”（“二定江南”是平定陈敏叛乱，“三定江南”是平定钱叛乱。周玘后来自己也想谋反，没有成功。周玘和他的兄弟周札、儿子周勰是东晋初政坛的风云人物，这是后话，此处不禀）。 几乎与周玘等人同时，西晋政府军也展开反击。当时石冰亲自领兵攻打寿春，寿春是扬州都督刘准的治所，广陵度支陈敏主动请缨，他对刘准说：“这些叛军本是逃避戍役的百姓，被逼成贼。他们只是易于击溃的乌合之众，我率领漕运兵出击，再请明公给予支援，必能破贼。” 刘准一听很高兴，于是给陈敏增加兵马。陈敏麾下原本有大量漕运兵，当下合兵出击。石冰的军队果然只是乌合之众，人数虽多却战斗力有限，一遇正规军就抵抗不住。陈敏与石冰交战数十次，每战皆胜，石冰从寿春前线往回逃，陈敏一路追着他打。 第二年（公元304年）三月，陈敏攻克建邺，将石冰驱逐出扬州。石冰走投无路，到徐州投奔封云，陈敏趁胜追到徐州。最后叛军内部发生分裂，封云的部将张统斩杀封云，向陈敏投降。 徐、扬两州叛乱被平定了，只是那时的中原又已经是乱得不可开交。 徐、扬两州局势日后另有波折，平定石冰之乱的功臣陈敏通过此次事件，看穿了朝廷的虚弱本质，他的野心得到部分江南士族的鼓励，于是又在江南树起了反旗。但是很快，陈敏就被另一部分江南士族舍弃，兵败身亡。随后，洛阳派来了琅琊王司马睿，揭开东晋历史的序幕。 太安二年七月，正是刘弘、刘乔与张昌大玩猫鼠游戏的时候，远在邺城的成都王突然上书洛阳，请求去荆州助剿。 这个请求太光明正大了，长沙王找不到不准许的理由，因为无论于公于私，成都王都应该出现在长江中游的战场上。 于公，成都王是“大将军”，都督着“中外诸军事”，保卫王朝疆土是他不容推卸的职责； 于私，荆州有成都王的封邑。成都王的封邑原本在蜀中成都郡，蜀乱之后成都国沉陷，惠帝在荆州南郡割出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又另立丰都县，合此四县设立新的成都国，以华容县为都（荆州长沙郡也有长沙王的封邑，张昌一造反，把这两个王爷的地盘都抢了）。 但是，如果把成都王的主动请缨理解为忠君爱国，又未免失之天真。成都王经不起这么一问：倘若果真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为何在五月份张昌气焰正炽的时候毫无作为？论距离，长安离荆州不比邺城近，刘沈在河间王掣肘之下，尚且试图带雍州兵出关，成都王在邺城唯我独尊，为什么当时按兵不动，偏要等新野王死后才突然良心发现，跑去要替新野王复仇呢？ 在长沙王心中，他未必愿意成都王到荆州去。新野王生前就有与成都王结盟的倾向，令长沙王很不满意。《晋书·新野王传》中说长沙王“疑（司马）歆与（司马）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此事上文已有论证是子虚乌有，但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长沙王不乐意看到新野王与成都王走得太近，这是可以料想的事实。 《晋书·新野王传》中还说“（齐王）冏败，（新野王）歆惧，自结于成都王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新野王确实不是什么有主见有作为的主，他习惯于找靠山，大概这样他才觉得有安全感，齐王倒了，新野王就屁颠屁颠地主动依附成都王，想引以为奥援。但是这次结盟大概只是新野王的一厢情愿，《晋书·成都王传》里对新野王不着一字，新野王深陷敌围，成都王也是见死不救。 成都王对这位暗送秋波的族叔显然兴趣不大，他感兴趣的是荆州这个地盘。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新野王以庸人之资坐镇这个人杰地灵的荆楚宝地，暗地里觊觎的人不知凡几，平时苦于没有借口，只能干咽口水，新野王一死，这些觊觎者就全杀出来逐鹿了。 成都王还不是最先下手的，范阳王司马虓出手更在他之前。 早在刘弘初战失利，退守梁县的时候，范阳王就不失时机的派出心腹、长水校尉张奕去占据襄阳，领荆州军政。后来刘弘赶跑了张昌，到襄阳赴任，张奕不仅不出让城池，反而加强城防，准备攻击刘弘。 刘弘的“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是由惠帝亲自任命的，货真价实；刘弘也是两朝重臣一等公爵，手下兵精将足，并且刚打了胜仗士气高涨，对于张奕这种等同叛乱的矫诏当然不能容忍，刘弘毫不迟疑地围住襄阳一阵猛攻，擒住张奕咔嚓一刀砍掉。 杀了人之后，刘弘余怒未消，当即一纸奏章送到洛阳，把事情经过通报皇帝，表面进行自我批评，为宛城败兵与擅杀张奕请罪，实际软中带硬，把范阳王狠狠告了一状。 这种情况当然是范阳王理亏，但是长沙王拿范阳王没奈何，只能做和事佬，略过范阳王不谈。惠帝下旨宽慰刘弘，意思是说宛城战败那不怪你，要怪就怪赵骧，张奕之死那是他咎由自取，希望将军你不要被此事影响心情，在荆州好好干，云云。 成都王请求到荆州助剿就发生在新野王刚死，荆州名分未定的大背景之下，动机与范阳王一样，也是想浑水摸鱼到荆州分杯羹。成都王任命陆云为大都督、前锋将军，使持节督荆州军事，四十年前，陆云的父亲陆抗曾领着孙吴的军队屯守荆州，威名遐迩，为荆州士民所敬服，陆云年轻时也曾在荆州统领过孙吴军队，成都王这次任命显然是经过深谋远虑的。 但是，刘弘的果断决然与陶侃的英勇善战不仅摧毁了范阳王的阴谋，也粉碎了成都王的企图。成都王的军队还在途中，刘弘派人前来通知，叛军已溃败荆州大局已定，贵军请打道回府吧。 其实当时张昌尚在逃亡，成都王如果硬要进犯荆州，也并非没有借口，但是张奕下场告诉成都王，继续向前就意味着一场血战。成都王原是想去捡漏的，如今捡漏变成攻坚，这就不太妙了。经过权衡，成都王决定收兵。 师出无功，心何以甘？就在这时，太安二年八月，成都王遇到了河间王派来的使者。 长沙王当政期间各藩镇势力分布图 六、煮豆燃豆萁 河间王再次邀请成都王夹攻洛阳，鉴于上次成都王犹豫得太久，河间王此次下足了砝码。河间王许诺：消灭长沙王之后，废黜惠帝拥立成都王为帝，自己担任宰相。 这个诱惑太大了，成都王实在无法抗拒。此时的成都王与一年前判若两人，他的野心已经被勾起来了，对于权力的欲望就像附骨之蛆侵蚀掉他的忠诚与理性。虽然有昔日的谋士卢志激烈反对，劝他恪守臣节，但是这种陈词滥调显然已经无法打动成都王。一年前他曾经试过做忠臣，但是忠诚的代价是一无所获，而且他还遭到齐王的背叛，失掉了皇嗣的位置。 参军邵续劝成都王顾及与长沙王的兄弟之情，邵续说：“兄弟如左右手，如今天下不太平，殿下匡扶晋室，必定要与那些乱臣贼子为敌，怎么可以自断一臂？邵续我实在想不明白。” 成都王冷笑不已，这十多年来相互暗算使诡计彼此陷害可不都是司马家儿？我成都王顾及兄弟情谊，他长沙王是否也会顾及情谊，并且恪守臣节呢？ 成都王当时对长沙王已经满怀疑虑，此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前几个月从洛阳逃出来的诸葛玫。《晋书·应詹传》里说“骠骑从事中郎诸葛玫委长沙王乂奔邺，盛称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辩，临漳（注：临漳即是邺城，晋愍帝名为司马邺，晋朝为了避讳，将邺城改名为临漳）人士无不诣之”。诸葛玫是武帝诸葛夫人的兄长，他的妻弟周穆就是当时太子司马覃的舅舅，诸葛玫与周穆后来在晋怀帝年间试图拥立司马覃，被东海王斩首。 当时诸葛玫在邺城大造长沙王的谣言，想来只有拿皇嗣问题做文章，揭露长沙王想篡位——诸葛玫的行为被应詹所不齿，应詹叹息说：“古人乐毅说‘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诸葛玫行事与乐毅背道而驰啊。” 诸葛玫在邺城成功制造了舆论，成都王乘机假痴不癫，给自己寻找出兵的绝好理由。当时成都王身边得宠的牵秀、王粹、陆机、陆云兄弟等人，要么与长沙王结有宿怨，要么是梦想着飞黄腾达的攀龙附凤之徒。他们一致赞同成都王响应河间王，在这些人的推波助澜之下，成都王马上决定出兵洛阳，与河间王夹攻长沙王。 “八王之乱”中最名副其实的兄弟阋墙就此拉开了惟幕。 主意虽定，但成都王一开始并没有打算直接兵戎相见，他试图以最小的代价达到与大军压境相同的效果，这条捷径就是暗杀。成都王派了个刺客到洛阳去，结果很不巧，刺客正要动手的时候被长沙王的左常侍，一个叫王矩的家伙给撞见了。王矩一看这个陌生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一盘问慌里慌张前言不搭后语，一搜身，好嘛，怀里还揣着凶器。 审讯一结束，刺客就被处死了。刺客这一死，长沙王与成都王就彻底撕破了脸皮。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八月，河间王、成都王联合上书要清君侧。长沙王并没有犯什么过失，二王抓不到把柄，只好翻阵年旧账，把矛头转向皇甫商与羊皇后的父亲羊玄之。二王说，皇甫商与羊玄之是附逆赵王的腻臣，罪大恶极，长沙王不仅不将其治罪，竟然还委以重任。三人沆瀣一气，专擅朝政，杀害李含这种忠良，二王忍无可忍，因此发兵到洛阳来诛杀这两个佞臣，长沙王忠奸不分，请引咎让政等候处分。 檄文递了上去，洛阳的反应完全合乎意料。惠帝下诏说，河间王胆大妄为，竟然敢举兵内向京辇，朕要亲率六军御驾亲征，诛杀这个奸逆。朕任命长沙王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抵御外敌——从这一份诏书可以看出，长沙王还是给成都王留有余地，他把全部的罪责都堆给河间王。 二王各自点起大军，浩浩荡荡而来。李含已死，这次河间王派出的是老臣索靖，河间王以索靖为游击将军、监洛城诸军事，统领雍、秦、凉三州兵马，又以张方为前锋，领兵七万，出函谷关东向洛阳；成都王那边声势更为惊人，他纠集了二十万军队，屯集在朝歌，然后他任命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统领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部，南向洛阳。成都王的军队旌旗相联，从朝歌连绵到黄河边，军鼓声传出数百里远，据说自魏晋以来，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能达到如此声势。 除了二王，豫州的范阳王也派出偏师加入征讨的行列。所以当时的形势是一边倒，河间王一方在以天下半数以上的军队围攻孤城洛阳，可谓杀鸡动用牛刀，长沙王的覆没是必然之势，而且有齐王的先例，时人预测二王将有征无战。 可是长沙王令所有人眼界大开，他竟然扼守孤城长达半年。 长沙王“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经过半年的努力经营，他在洛阳已经深得人心。 濒临绝境的长沙王要做困兽之斗这完全合乎情理，出人意料的是全洛阳的人竟然也会与长沙王齐心协力。众所周知，这在惠帝朝属于反常现象。 洛阳禁军原本有限，为了平定张昌叛乱，长沙王又派出前军八千人去了荆州，所以长沙王的军事实力比当年赵王还要弱小。 惠帝依然是长沙王最有力的王牌，借着御驾亲征的名义，长沙王在洛阳招集六军。 八月乙丑，惠帝将要出城到洛阳以西的十三里桥督战。大驾驻停城东，满朝文武、洛阳六军都在场，长沙王向禁军征询意见：“今日西讨，欲谁为都督乎？” 六军将士众口一心：“愿嵇侍中戮力前驱，死犹生也。” 既然众望所归，嵇绍当即被任命为平西将军，使持节都督洛阳诸军。随后，惠帝大驾出城，长沙王派出左将军皇甫商领左军一万人先行，去拦截张方。皇甫商顺着洛水向西，进入弘农郡，在宜阳设防。 此后半个月长沙王带着惠帝奔走于洛阳城外各个军事据点。四天之后的八月己巳，惠帝回到城北宣武场；又过了一天，八月庚午，惠帝到了城东石楼；又过了七天，九月丁丑，惠帝视察黄河上的河桥防御工事；又过了七天，九月甲申，惠帝栖息于城北邙山的军营之中。 此时西线战火已经点燃，张方与皇甫商在宜阳交火，甲申之前两天，九月壬午，皇甫商大败，逃回洛阳，张方趁胜长驱直入，逼近洛阳。 西线告急的时候，成都王的军队也逼近城东，冲在最前面的是冠军将军牵秀。甲申之后三日，九月丁亥，惠帝抵达城东数十里外的偃师邀击成都王，未遇敌军；四天后的九月辛卯，惠帝后撤至洛阳东效的豆田壁，这时长沙王听闻牵秀军在东南方向，于是又向东南搜索邀击。九天之后，九月丙申，两军在洛阳东南数十里的缑氏遭遇，牵秀被击败，撤退。 成都王势大，牵秀退了，马上又有石超领着生力军补了上来，牵秀收拾收拾残兵，跟在石超身后。 长沙王在东线与牵秀、石超周旋，西线的张方没有遇到有力抵抗，进入洛阳，竟然把可怜的羊玄之给吓得一病不起，没几天就死了。洛阳城内拥护长沙王的士众与张方展开巷战，城中朝臣不论文职武职全部投入战斗，三省尚书白天打仗晚上抽空办公，两不误。洛阳东南方的清明、开阳两道城门被焚毁，双方死亡过万。 得知张方入城，长沙王即忙回师救援。此时已是十月，十月壬寅（丙申日后六天），惠帝离开缑氏回宫，石超紧逼在后追赶，撵着撵着，石超还抽空放把火将缑氏行台烧个精光，这一次惠帝走得狼狈，有许多御用物品没来得及带走，都付之一炬了。 回到洛阳，长沙王带惠帝亲临前线，冲在最前头的关中士兵远远望见皇帝乘舆，都不敢攻击，纷纷后撤，长沙王趁机发动冲锋，关中军当即崩溃解体，张方无法阻止这退潮一般的溃败，只好丢下五千多具尸体，撤到洛阳城外。主帅索靖也在此役中阵亡，时年六十五岁。索靖以书法留名后世，他早年与卫瓘同在尚书台，都以善草书知名，世人称之“一台二妙”，结果“二妙”殊途同归，都殒命在这“八王之乱”中。 西线的危机解除，但长沙王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东线的石超、牵秀又杀到家门口了。石超到了洛阳东效就与陆机会师去了，牵秀则憋着一口气，追到洛阳城东中门东阳门外，赶上范阳王也在那里趁火打劫，于是两军合并攻打东阳门。 十月丁未（壬寅日后五天），长沙王与牵秀、范阳王大战东阳门，牵秀、范阳王再度吃了败仗，退出城外。 二十万大军竟然频遭败绩，成都王有点坐不住了，他派出将军马咸作为援军去帮助陆机，马咸就是名将马隆的儿子，可惜他在史籍中唯一的露面竟然是在打内战。第二天，十月戊申，陆机集中力量攻打洛阳东北部的建春门。 此役可以算是决战，双方都孤注一掷，建春门内是宽阔平整的御道，这给骑兵冲锋提供了有利地形（可参考第七章中的洛阳地图）。长沙王的司马王瑚带领数千骑兵做敢死队，王瑚在每一匹马身上都系上长戟，数马并行冲突成都王军。成都王军队的先锋就是马咸，马咸没料到巷战竟然还有这种打法，首当其冲，阵形一下子被冲散，于是兵败如山倒，马咸本人被王瑚擒获，斩首。 前军大败解体，溃兵如洪流一般冲击着后面的军队。当时陆机领着主力大军驻扎在新建的河桥之畔，溃兵山崩地裂一般迅猛袭来，陆机麾下二十万转眼之间化整为零。长沙王军在后面呐喊追击，成都王的士兵在前面慌不择路的逃，一口气逃出数十里，溃兵被七里涧挡住了去路，情急慌乱之下，溃兵跳入七里涧的滚滚激流，心存侥幸希望自己能够游到对岸逃出生天。结果很多人淹死在水中，据说当日死者相积，涧水为之不流。 此役成都王大伤元气，损失大将十六人，兵卒数万。速战速决的设想破灭了，成都王被迫在朝歌修整军队，等待机会。 七、十年羁宦 河桥一役大败，作为主帅，陆机的死期就到了。 这原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之前人人都认为胜利唾手可得，甚至可能有征无战轻取洛阳。结果他们都错了，二十万大军有一半沉到水底喂了鱼虾，有十六名将军被长沙王砍下首级，悬挂在天下人皆知的铜驼街上耀武扬威。 如此惨败肯定得有人负责，不杀主帅，何以谢天下？ 陆机对自己的命运无疑也有预感。据说前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怪梦，梦见座车周围萦绕着黑色的帷幔，层层叠叠密不透风，就像灵车一样非常不祥。梦中的陆机在帷幔间穿行，试图走出包围，可是那不祥的黑色似乎没有尽头。 陆机被噩梦惊醒，天明时分，牵秀带兵包围了他的营帐。陆机是聪明人，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解下战甲头盔，换上宽松的布袍，头上戴起丝帛制成的白色便帽，这身打扮是晋朝人出席丧礼时的常见装束，陆机知道必死，算是预先替自己吊唁。 陆机出营与牵秀相见，神色平静自若，他对牵秀说：“吴国倾覆之后，我兄弟蒙受国家隆恩，效力于朝廷。成都王委以此项重任时，我曾多次推辞未果，最终导致今天之难。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陆机请牵秀稍等片刻，他有一些遗言要留给成都王。左右拿来纸笔，这是此生最后一篇文章了，陆机心底的悲凄难以抑制，史书上说这封信“词甚凄恻”。 写完信，陆机掷笔叹息，追思千里之外的家乡，然后从容就戮，时年四十三岁。他的遗言“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流传了下来，成为后人提醒自己仕途凶险、知足不辱的警句。 陆机看似因为战败而死，实际上死亡的陷阱早在身边埋下，这次战败仅仅是将陷阱的盖子掀开，使他落并而已。陆机走上绝路有一个漫长的积寒成冰的过程，最早的杀机也许在他十五年前来洛阳，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潜伏了下来。 陆机是陆逊的孙儿、陆抗的第四个儿子。孙吴亡国时陆抗已经病死，陆机与四个兄弟分领父亲的营兵驻守荆州，在亡国之役中，陆机的两个哥哥陆晏与陆景死于战场，因此晋国司马家与陆机不仅有国恨，还有家仇。那年陆机刚刚二十岁，此后十年他一直与弟弟陆云隐居于吴郡故乡，著书立言，声名鹊起于江南。 倘若陆机一直这么隐居下去，人生将毫无污点，他大可像后世的陶潜一样悠然自在，闲来读书赏花，月下弄琴清啸，华亭观鹤听鹤唳九天，留于后世的也将全是美誉，而不会有那么多非议。 但是陆机蛰伏了十年之后还是重新出仕，求宦于昔日的仇敌司马氏，他人生的悲剧也从这里开始奏响。这一选择令人惋惜，近人朱东润教授就说：“二陆入洛之动机，在我们看来，不尽可解。故国既亡，山河犹在，华亭鹤唳，正不易得。在他们二人，尽可以从此终老，更何必兴‘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叹？” 以隐士终老只是后人预知陆机结局之后作出的假设，而在当时让陆机坚持做隐士，是不愿，也是不能。 说不愿，是因为陆机并非甘于寂寂而没之人，所谓“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古时文人读书与武夫打仗，都以功名利禄为目的，手段不同殊路同归而已，陆机少年成名，被誉为王佐之才，当时又年近而立正是建功立业的好年华，怎会甘心埋没于偏远海隅？ 说不能，则有两方面压力。一方面压力来自洛阳，平定孙吴之后，吴人的反抗此起彼伏，昔日的孙吴臣子也大多隐居不出，不与新朝合作。武帝认为这是一个隐患，于是听从了淮南相刘颂的建议，着意招揽吴人，“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太康九年（公元289年），武帝再次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表现出一种求才若渴的姿态。陆机、陆云作为江南士人翘楚，自然在征召之列。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家族。吴郡陆氏是江东四大家之一，声势显赫人物鼎盛，其中有陆逊、陆抗二人更是孙吴政权的柱石，江南曾流传谚语说“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孙皓末年，有一天孙皓心血来潮，问丞相陆凯：“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凯回答说：“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孙皓因此赞叹说：“盛哉！” 如此盛况已是明日黄花，没过几年，吴郡陆氏就随着孙吴的垮台跌到了谷底，但是陆氏子孙并没有忘记这曾经的辉煌，先人的显赫功业成为他们追思寄怀与激励自己的最好素材，其中陆机、陆云二人用力最深。《晋书·陆机传》中全文记载了《辩亡论》上篇，陆机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论（孙）权所以得，（孙）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此外陆机还写了一系列赞颂父祖功绩的文章，流传下来的有《思亲赋》、《述先赋》、《祖德赋》等，这方面陆云也不遑多让，他也流下了《吴故丞相陆公诔》、《祖考颂》等文章于世。 因此可以想象，陆机、陆云兄弟一直被族人、世人赋予重振家声，甚至重振江南士气的厚望，而两人也自觉的承担起这沉重的期望。二陆一生汲汲进取，甚至有时候显得冒进愚蠢不择手段，其根源就在于他们肩负的担子实在太过沉重，而命运对待他俩也确实不太友好。 二陆入洛是在太康十年（公元290年），同行的还有同郡的顾荣，他们三人被为“江南三俊”。当时陆机的心情是复杂不安的，在他流传下的两首《赴洛道中作》五言诗中，只见离家的无奈与不舍、路途的艰难与对莫测未来的忧虑，丝毫不见出仕一展宏图的喜悦与试图登阁拜相的雄心。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赴洛道中作》其一） 读一下这首诗，凄凄惨惨戚戚，哪像是出去做官，分明就是去流放。 陆机如此郁结其实也不难理解。 从春秋时期起，以江淮为线，中华大地可以剖成南北两大块，北方为中原诸国，自喻为华夏礼仪之邦；南方为荆楚吴越，被鄙视为南方蛮夷。中原诸国发源于黄河流域，荆楚吴越则发源于长江流域，两大文明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语言、风俗生活习惯都有较大差异。两地百姓之间的隔阂较深，中原人总是瞧不起楚人，翻看先秦诸子的书籍，里面的楚人总是扮演着愚蠢可笑的角色，吴人越人则是断发纹身的赤脚蛮夷。这种偏见一直存在着，即使秦末楚霸王项羽得了天下，还要被关中的一个儒生讥讽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北人既然如此傲慢无礼，南人自然也视北人为鬼域，视北进为畏途。 到了东汉末年，南人北人之间的裂缝又掺入了政治因绪，他们被人为地划入敌对的两个阵营，此后一百年，北人生活在曹魏政权的统治下，南人生活在孙吴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被征发入伍，到战场相互厮杀，成为功成名就的枭雄们脚下的累累白骨。 南北之间民间的怨恨越积越深了，再加上政府之间有意引导的攻讦诋毁，南北之间相互妖魔化，同族之间视彼此为仇敌，南人蔑称北人为“伧鬼”，北人蔑称南人为“貉子”，即使不带贬义的称谓也带上政治色彩，南人被称为“吴人”。 这一场争斗最终以北人攻克江南，孙吴政权覆灭而收场。获胜的北方人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嘴脸，早在获胜之初，晋朝的安东将军王浑在建邺孙皓的皇宫里设宴，席间王浑就忍不住要往吴人伤口上撒盐，他对与席的吴人说：“诸位亡了国，此刻心中是不是很悲痛啊？” 吴人虽然国破，傲气犹存，当即就有吴人周处回敬王浑：“汉末分崩，三国鼎立，曹魏灭亡在先、孙吴灭亡于后，有亡国之痛的，难道仅仅是我们吴人吗？”王浑自讨没趣。 但是吴人也只能在口舌上挽回一点自尊了，在北人主导政权的国家里，他们无法摆脱亡国奴的标签，所以许多江南士人选择远离政治，隐居在风景秀丽的家乡做富家翁，要出仕，就必须渡江去昔日的敌国腹心洛阳，去看“伧人”的脸色。 如此委曲求全，陆机心中怎能不悲怆？ 二陆到了洛阳，首先拜访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张华。这个举动是有用意的，因为张华是众所周知的忠厚长者，古道热肠，史书上形容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 晋初受过张华恩惠的名人不少，比如左思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写完《三都赋》没人欣赏，就是张华给他出主意然后声名鹊起；许多远道而来的江南名士如薛兼、褚陶等人，都受到张华的款待和提携。 张华也没有让二陆失望，老人家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这句话是莫大的鼓励，把初来乍到的兄弟俩感动坏了，后来张华惨死，二陆都写诔文悼念，还做了一篇《咏德赋》歌颂张华的德行。 当时张华列了一份他认为值得拜访的名单，让二陆按图索骥。陆机陆云很快就领略到了北人的傲慢与故意而为之的侮辱，全洛阳的好人大概只有张华一个。 比如陆机去拜访名士王济，当时名士之间拜访的标准模式就是玄谈，天花乱坠逞机锋争口舌之爽。此前陆云有一次成功的经历，他与颍川荀氏的荀隐在张华府上初遇，张华提议说：“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陆云举手行个礼，自我介绍说：“云间陆士龙。”荀隐回答：“日下荀鸣鹤。”（陆云字士龙，荀隐字鸣鹤）陆云一听对方自称鸟类，于是戏谑：“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荀隐当然也不甘示弱，回敬说：“本谓是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言下之意你自称云龙，凡兽而已。 陆机显然没有陆云那么幸运，王济是王浑之子，孙吴就是在他家族打击下覆灭的。王济可没有打算用名士的标准去招待陆机，在他眼里陆机不过是一个亡国降虏而已，他端出几斛羊酪，羊酪原本是胡人的食物，魏晋时期已在北方普及，但还没有传到江南去。 王济问陆机：“你们江南有这种好东西么？”陆机好不失望，不过他好涵养，趁机赞美一下家乡，说：“我家乡的千里湖里生产一种莼菜，用来做羹味道鲜美，不必加盐豉等调味品，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两人讨论了一番南北菜肴，陆机失望而返。 不久，陆机与陆云去拜访名士刘宝，又碰了壁，刘宝把陆氏兄弟冷落在一旁，好久才憋出一句话：“听说东吴有一种长柄葫芦，你们带种来了么？”令陆氏兄弟大失所望，后悔自讨没趣。 当时社会壁垒森严，以门阀评人高下。王济是太原王氏的后起之秀、还是皇帝的女婿，而且一向以狂傲著称，他的怠慢或许尚在预料之内；而刘宝出身低贱，做过渔夫樵夫，还曾经沦落为奴隶，他的无礼可能就会让陆氏兄弟大感挫折，并且心生恨意了。 但是还有更加伤人的，一天陆氏兄弟出席某个宴会，范阳人卢志公然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古代称呼对方父祖名讳是相当无礼的，何况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的还是“何物”这个词？陆机当场就怒了，他对卢志说：“如君于卢毓、卢廷。”拂袖而去。 陆云比较善良，他对陆机说：“卢志世居幽州范阳，离江南很远，也许他是真的不知道，何必要翻脸？” 陆机回答：“我父祖名播四海，宁有不知？鬼子敢尔！”（鬼者，伧鬼也） 事实也是如此，卢志很明显在消遣陆氏兄弟，满座北人都等着看笑话。 以上种种冒犯并非个例，而是针对全部吴人。比如据《晋书·华潭传》（《世说新语》中说是蔡洪）中说吴人华潭在洛阳表现出众，引起某些人的嫉妒，于是有博士王济（此王济非彼王济）公然嘲讽华潭：“朝廷正在招贤纳士，征召那些隐居于山林草莽间的贤才俊杰。你不过是个来自吴、楚之地的亡国之人，竟然也敢应征。你倒说说看，你有什么才能啊？” 华潭也是尖牙利齿之辈，他反击说：“有个道理你不懂，好东西都产自边陲，中原从不出产好货色，所以明珠文贝出产于长江边上，夜光璞玉出产于荆山之下，以古人为例，则有周文王出生于东夷，大禹出生于西羌。至于你们洛阳人，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个历史典故？周武王消灭殷商之后，把那些顽劣不可教化的殷商遗民都迁居到了洛阳，你们这些人应该就是他们的后裔吧？” 但还是那句话，吴人的自尊只能在口舌上得到点挽回，大势如此只能认命。时间久了，吴人也以此自我解嘲。有人问吴人袁甫：“为什么寿阳以西总是干旱，而寿阳以东总是闹水灾呢？” 袁甫说：“很简单。寿阳以东都是吴人，吴国原是鼎足强邦，一朝覆灭，吴人愤叹不已，积忧成阴，这阴气太重就聚积成雨，雨下久了就闹水灾；寿阳以西都是中原人，新近平定强盛的吴国，擢取了江南的宝物，心得意满，《公羊传》里说‘鲁僖甚悦，故致旱京师’，因为同样的原因，寿阳以西总是干旱。” 袁甫此言当然是戏谑的玩笑话，但其心中的愤懑与无可奈何则一目了然。 在这样充满敌意的环境里，陆机陆云如履薄冰地过着不得志的羁宦生涯。 他俩不可谓不用心，比如有人说陆机的口音楚味太重，甚至写文章韵脚都带有楚音，陆机就用心的去学习洛阳官话；比如洛阳名士好清谈，不通玄学的陆云就偷偷地钻研《老子》，不过陆云又以迎合北人口味为耻，于是编出了一个夜遇王弼鬼魂、得其真传的鬼话来掩饰形迹。二陆还加入了贾谧的“二十四友”，成为石崇金谷园吟诗唱合的常客。 虽然煞费苦心，二陆的仕族却依然十分坎坷，他们先后投靠了吴王司马晏、贾谧、赵王司马伦，这几人要么平庸昏聩，要么贪鄙短视，全都不是良主，而二陆与之周旋为其爪牙，一个倒了马上又投靠下一个，显得饥不择食急不可耐，“好游权门”“以进趣获讥”，惹来世人与后人无穷非议。 而二陆如此急切投机，如此自贱钻营，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与打击。一转眼，十余年光阴蹉跎而过，二陆不仅一事无成，陆机反而因为投靠赵王而引来了杀生之祸，幸亏有吴王与成都王的搭救，才大难不死。 陆机刚刚逃脱牢狱之灾的时候，朋友顾荣与戴渊就劝他返回江南。梁园虽好，终非故乡。 但是陆机留了下来，史书上说是因为“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 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固然，二陆才高八斗，一向以国士自许，如此铩羽而归情何以堪？ 可是试言之，即使二陆当时想激流勇退超然世外，他们能否如愿摆脱这个乱世的旋涡呢？只怕也不能够。以顾荣为例，此人劝陆机早还乡，自己却一直留在洛阳与当权者虚与委蛇。顾荣在洛阳忧谗畏讥，说自己“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如此辛苦却不敢引退，好友张翰十分理解他的处境，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 顾荣尚且如此，何况名气远在顾荣之上的陆机陆云呢？名满天下者，终究会被盛名所累，就算陆机陆云回到江南，还是会被当权者一纸征令召到洛阳来的，到时候应征，则重入虎口；不应征，吴郡陆氏全族数百口都可能会受到连累。 所以当时二陆的处境实际是进退维谷，论人生的失意时刻，二陆当时的挫折感只怕更甚至于二十年前故国灭亡的时候。 八、华亭鹤唳讵可闻 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柳暗花明，正如日中天的成都王对二陆着力笼络，试图引为心腹。 成都王的垂青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二陆当然积极回应。《晋书》上说：“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 “委身”是一个十分暧昧的词，当世人形容某个女子将自己托付于某个男子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词，委身。这个词十分准确生动地表明了陆机与成都王之间的依附关系，也道尽了所谓的“养士求贤”，与古代女子寻求男子庇护宠爱本质上无不同。古代女子无法自立，士人也一样，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的才华、他们的理想，都必须寄生于权势，才能够生根发芽，有实现的可能。 这是一种严重不对等的关系。“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种关系只约束了“士”与“女”一方，“知己者”与“悦己者”有着无尽的权力，却毫无义务可言。“士”与“女”的前途并非取决于自身的才华与美貌，而全在“知己者”与“悦己者”的爱憎一念之间。 平心而论，成都王对待二陆确实与其他权贵明显不同，此前赵王诸人视二陆为弄翰文人，倡优蓄之，而成都王是以“国士”对待二陆。 成都王首先给二陆升官，他将待罪之身的陆机擢升为平原内史，又擢升陆云为清河内史。晋朝的内史是替诸侯王管理王国内政的实权官职，俸禄二千石，三品官秩。这种官职在陆机的父辈祖辈眼里，当然是不值一哂，可是今非昔比了，三品官秩虽然差强人意，已经足够让二陆铭记在心。何况，这仅仅是成都王知遇之恩的开始。 不久，成都王任命二陆为参军，向他们咨询大政方针，言听计从。 再后来，成都王直接授以二陆戎马之职，在历次军事行动中委以重任：当初讨齐王，以陆云为前锋都督；讨张昌，以陆云使持节、大都督；这次讨长沙王，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 士为知己者死，成都王如此知己，二陆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场宾主关系竟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收场。 成都王离开洛阳之后，二陆随成都王一同去了邺城。邺城是北方名都，其规模与繁华可与洛阳相媲美，但是邺城依然是北方人的天下，充斥洛阳的那种排斥吴人的地域偏见，这里也有。 不过在邺城再也没人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嘲笑陆机陆云，因为二陆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卒，他们是成都王的新宠、邺城的新贵，一言决人生死，春风得意。 福兮祸之所倚，威福背后，二陆在邺城收获了更多的嫉妒、更深的敌意，还有更多蓄势待发的暗箭。 最嫉恨二陆的，无疑就是成都王以前的谋士，在洛阳曾与二陆结怨的卢志，他争宠失败，视二陆为眼中钉。 此外陆云还得罪了成都王嬖爱的宦官孟玖，孟玖总是恃宠而骄干预政事。《晋书·陆云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孟玖想让他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知道小人难防，都表示同意，唯独到陆云那关卡了壳，陆云说：“邯郸县令历来都由公府掾属充任，怎能任用一个阉人的父亲？”孟玖因此对陆云恨之入骨。 历来内臣与外臣、宦官与士人之间的对抗，往往是以外臣、士人的惨败而收场。陆云不可能不知道秦末的赵高与李斯，也不可能不知道西汉的石显与萧望之，他敢于公然得罪孟玖，底气就在于陆云认定成都王不是那无知的秦二世，不是那愚蠢的汉元帝，也在于陆云认为自己对于成都王的影响力与重要性都超过孟玖。 作为后人，我们知道这是可悲的错觉。 成都王对于二陆的信任与日俱增，二陆得到的忌恨也与日俱增。此次成都王进军洛阳，二陆获得的恩宠达到了顶峰。 人人皆知这次出征不是普通的征讨，而是在改朝换代，为了能从邺城顺利到达洛阳，坐上皇帝的宝座，成都王倾其所有，招募来二十万军队。然后，成都王任命陆机为大都督，将这支军队交给了陆机，这即是说，成都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陆机。 这也意味着，如果成都王如愿以偿的成为皇帝，陆机将是新朝第一功勋，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卢志等人都得仰看他的脸色。对于卢志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众多心高气傲的北方士人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 卢志是文士，不能领兵上前线，所以即使忌恨而死也无法影响战局，但是成都王麾下的宿将也对这个任命极为不满，这就很致命了。 当时聚拢在邺城的知名将领有王粹、牵秀、石超等，都是出身名门并且功成名就之辈，他们依附成都王也远远早于陆机，在他们眼里，陆机只是被武力平定的敌国残余，一个雕章琢句的无用之人，在邺城寄人篱下乞食而已。此次出征战功唾手可得，成都王却把它送给了陆机，陆机此前没有尺寸微功，如今后来居上，怎能让人心服？ 对于同僚的心理，处于风口浪尖的陆机心知肚明，所以他找了许多理由向成都王请辞都督，比如说三世为将不祥，比如说羁宦他乡资历不够，等等等等，搞得成都王很不解。成都王心想此役十拿九稳，多少人想当大都督争拥立的功勋而不得，我特意留给你陆机，你还推三阻四，不知是什么居心？莫非你向着长沙王？ 一来二去，陆机发现成都王恼了，不敢再推辞。当时同在邺城的吴人孙惠不知内情，看到陆机要往火坑里跳，急忙赶来劝陆机把都督让给王粹。 孙惠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只有王粹才是都督的最佳人选。论官职，王粹是北中郎将，除了成都王，整个邺城就他官职最高；论出身，王粹的爷爷就是当年迫使“金陵王气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城”的龙骧将军王濬（与陆机可算是冤家路窄）；论地位，王粹尚颍川公主，是惠帝的妹夫成都王的姐夫。如果此人来督军，无人会有异议，奈何成都王就是认准了陆机一意孤行。 对于陆机而言，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接受任命出征，那是凶多吉少，打败了必死无疑，打胜了将招来更多的敌意，也未必是福；但如果继续推辞，则意味着失宠，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此前十几年的辛酸荣辱全部付诸东流，光耀门第从此成为妄想。 因此陆机对着孙惠苦笑，说不能再推辞了，否则成都王“将谓吾为首鼠避贼，适所以速祸也”。 陆机心中应该还有一番话无法对孙惠实话实说，此次出征是他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把握住了，不仅吴郡陆氏能实现复兴，他本人的功业也将超越父祖，流芳百世。 巨大的诱惑总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陆机最后决定咬着牙赌一下了，富贵险中求。 出征之时，成都王再次勉励陆机，并许下重诺：“如果功成事定，当封将军为郡公，担任三公级别的官职。将军好好干，我不食言。” 但是陆机显然不敢太乐观，他说：“当年齐桓公信任管仲，才得以成为春秋霸主；燕惠王猜忌乐毅，导致功败垂成。今日成败，关键不在于我，而在于殿下对我是否有足够的信任。”陆机这话分两层意思，一是自比管仲乐毅，表示要为成都王立功；二是担心领兵在外后院起火，卢志等人趁机诋毁自己，所以给成都王打预防针。 卢志一听陆机指桑骂槐，心里老大不痛快，一转身就对成都王说：“陆机自比管、乐，却把殿下比做庸君暗主，像这种自视奇高、凌驾于君主之上的将领是很难成功的。” 《晋书》上说成都王听了卢志的话，“默然”，看来这位二十五岁的年轻王爷对自己知人善任的信心并不是很足。 在内部钩心斗争，军中人心不稳的情况下，陆机指挥着二十万无法统御的骄兵悍将启程了。 一离开成都王的视线，军中那些不安分不服气的跋扈将军马上给陆机来了个下马威。 孟玖的弟弟孟超当时在军中，麾下有一万多人，孟超部军纪涣散，还没交战却先扰民抢劫，陆机将为首几人捕获，准备军法处置。孟超竟然带着一百重装骑兵冲击主帅大营，将人劫走。临走，孟超还公然挑衅陆机：“貉奴能作督不！” 主帅没有威信肯定是无法带兵的，时任陆机司马的江南人孙拯劝陆机杀孟超以立威，但是陆机看着一屋子武将寻衅滋事的嘴脸，犹豫很久，选择忍气吞声。 陆机这么一忍，就不仅威信全无，连颜面也扫地无遗了。此后，各中层将领视帅令如废纸，自行其是甚至公然犯上，军中令出多门上下离心。这样的军队人数再多也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吃败仗完全是在意料之中。 孟超的气焰更加嚣张，他在大庭广众之间宣称：“陆机将反。”他还写信给他哥哥孟玖，说陆机暗中与长沙王联络，首鼠两端，有意贻误战机。 孟玖收到这封来自前线的密报如获至宝，赶紧添油加醋向成都王渲染，成都王则将信将疑。 如果陆机最终凯旋，所有谣言都不辩自明。可是河桥一役，陆机战败了，孟玖不失时机的再次诋毁陆机有贰心；当时孟超不服节度，轻兵冒进结果战死，孟玖却指证陆机杀人灭口，死者为大，陆机的辩驳处于不利地位。 在成都王看来，战败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这难以想象的事情竟然发生了，那就得找出原因，即使找不出原因，也得编造一个理由，将这战败变得合乎逻辑。 最简单直接最能让死人瞑目活人逃脱罪责的理由，就是主帅叛变。墙倒众人推，那些平时就忌恨二陆的人纷纷落井下石，裨将王阐、郝昌、公师籓，冠军将军牵秀都指证陆机暗怀异心。 人证有这么多，可谓铁案如山，事情发展至此，陆机是铁定要替成都王的一意孤行受过，也铁定要替部下的跋扈专横受过，非死不可了。成都王勃然大怒，派出牵秀去捕杀陆机，于是就有了上节开头的那一幕。 与陆机一同罹难的有孙拯，还有陆机的两个儿子陆蔚与陆夏。 但是卢志觉得还不够解恨，他提醒成都王除恶务尽。成都王于是下令将陆机“夷三族”，派人收捕陆云，以及陆机的另一个弟弟陆耽。 成都王的官属江统、蔡克、枣嵩等人都知道这是个冤案，连忙替陆云求情。他们说，陆机指挥不力导致败绩，应当受刑，但是通敌的罪名查无实据，“夷三族”的处罚太严苛了，用刑必须谨慎，万一杀错人后悔也来不及，不如先将陆云等人收押，如果罪名查验属实，再杀也不迟。 参军王彰则劝成都王冷静思考，他说：“今日之战，孰强孰弱显而易见，即使是庸人都知道长沙王必败，更何况陆机？陆机是吴人，而殿下对他过于宠信，北土旧将因嫉生恨，所以才陷害他通敌呀。”王彰就是当年推辞做杨骏司马的那一个匈奴人，冤案的迹象是如此明显，连这个匈奴人都看出猫腻来了。 诸人讲的都有道理，但在这种场合是讲权谋不讲道理的。卢志提醒成都王斩草要除根，他冷冷地说：“当初赵王杀中护军赵浚，却赦免其子赵骧。赵骧于是投奔殿下反击赵王，这可是近在眼前的前车之鉴。” 蔡克一听这话，心知陆云很难幸免了，他在成都王座前不停叩头，直至头破血流，他说：“孟玖一向忌恨陆云，此事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陆云的罪行未经查实，如果贸然处死，必定会引来无穷非议，有损殿下的美誉。请殿下三思。”身后同僚数十人也刷刷下跪，流泪固请。 但是眼泪救不了陆云的性命，一旁孟玖看到成都王有了松动，急忙劝成都王入内休息，撂下群僚直挺挺跪在空堂之上。 到内堂后，孟玖拿来一份供词，上面是孙拯的口供，内容是承认陆机与长沙王暗中勾结。成都王原本正在犹豫，看到供词之后坚定了杀心，当即下令将陆云、陆耽等人斩立决。成都王还夸孟玖做得好，他说：“非卿之忠，不能穷此奸。” 成都王不知道，这份供词是伪造的。孙拯下狱后，孟玖示意孙拯做伪证诬陷陆机，遭到拒绝之后对孙拯严刑拷打，但直至两脚的肉都被打飞，露出白森森的踝骨，孙拯依然不肯就范。孟玖只好伪造一份供词去糊弄成都王。孙拯有两个门生叫费慈、宰意，四处奔走，替孙拯与陆机喊冤，也被孟玖偷偷处死。 陆云死时四十二岁，可怜他十几天前刚写完一篇《南征赋》，歌颂成都王“崇文德於缉熙，济武功而保定”，不料南征未遂，自己却受累身首异处。 门生故吏将陆云葬在清河国，修墓立碑，四时祠祭。 陆机兄弟的悲剧是整个江南士族悲剧的缩影，他们的失败并非仅是个人奋斗的失败，还标志着整个江南士族的失败。 伤心至极的孙惠写信给朋友说：“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 不久，孙惠不堪侵辱，杀了成都王的牙门将梁俊，遁逃回江南；洛阳的顾荣、华潭等吴人也心灰意冷，纷纷返回江南。 成都王在江南民心大失，日后东海王传檄讨伐成都王，其中一条罪名就是枉杀陆机陆云。 成都王无疑也意识到这个不利情况，试图挽回人心。琅琊王氏的王澄当时担任成都王的从事中郎，他请杀孟玖以谢天下，成都王于是诛孟玖，消息传出人心大快，只是成都王的受损的声誉已经无法挽回。 千百年来，二陆的命运一直被后世嗟叹不已。 《晋书·陆机陆云传》中的“赞论”，也就是“人物盖棺定论”这一部分，是唐太宗亲自操刀写成的。唐太宗赞叹二陆的才华，认为他俩既是“百代文宗”，又是“廊庙蕴才，瑚琏标器”，但同时又认为二陆没有避祸保身的智慧。 唐太宗的这一评判很有代表性，李白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行路难》有这么两句：“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李白将陆机与李斯并列，也对陆机不能趁早避祸远害，汲汲于功名富贵，最终惨死他乡的命运表示遗憾。 其实李白只是旁观者清，因此才显得睿智从容。写完此诗的十二年后，李白就重蹈陆机覆辙，踌躇满志地加入了永王幕府，结果永王旋及垮台，李白因为“附逆罪”被捕，差点被杀，最后被流放。永王的声誉、权势都远不如成都王，永王对李白的重视也远不如成都王对陆机，从这一点来看，李白还不如陆机聪明呢。可见说人易说己难，今人一向苛求古人，却不知自己的行径也会被后人笑。 吴郡陆氏的复兴最终由陆机的族弟陆晔与陆玩来实现。 陆晔陆玩是与陆机陆云截然相反的人，他俩淡泊功名，孙吴亡国之后一直隐居江南，在西晋时期默默无闻。陆晔在东晋被封为江陵郡公，授以“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成为晋明帝的顾命大臣，以七十四岁高龄寿终正寝；陆玩的官职比陆晔更加显赫，他被封为兴平伯爵，历任尚书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又继王导、郗鉴之后，成为东晋的第三任司空。陆玩六十四岁的时候寿终正寝，皇帝特许“给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可谓享尽哀荣。 陆晔陆玩的才华、声誉都远在陆机陆云之下，他们的处世态度也相差甚远，但是平庸淡泊的陆晔陆玩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陆机陆云这两个天才梦寐以求而未得、为之殒命的荣华富贵。这种愿望与结局的严重错位，只能让人感叹造化弄人，推给玄而又玄的“命运”了。 九、草木萌芽杀长沙 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晋文公通过此役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奇怪的是，晋文公打了胜仗反而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直到几天后楚国传来消息：楚将子玉战败而归，被恼羞成怒的楚成王逼得自杀了，晋文公这才喜形于色，说：“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 如果长沙王当时从史籍上读到这个典故，他将露出会心一笑。河桥之战的胜利并不能打消他对东线战事的忧虑，成都王是倾巢而来，后劲十分雄厚，如果全军上下被惨败激起同仇敌忾之心，长沙王万难抵挡二次进攻。 但是陆机的死讯使长沙王彻底放了心，斩杀主帅说明成都王的锐气已经严重受挫，而更可笑的是斩杀陆机的理由竟然是通敌。陆机有没有通敌长沙王当然最清楚了，长沙王马上猜到成都王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估计短时间内无法再发起有效进攻，东线可以暂保无虞。 以长沙王的心机，当然不会仅仅求个消极防御，苟延残喘。长沙王的一贯战略是联合成都王打击河间王，即使后来战略受挫，兄弟间兵戎相见，长沙王仍然没有对成都王口出恶声，在征讨檄文中，长沙王也将全部罪恶推诿于河间王。 厚此薄彼是有用意的，长沙王料想此时成都王元气大伤进退维谷，正是媾和的绝好时机。他派中书令王衍、光禄勋石陋作和事佬，与成都王相约分陕而治。 长沙王智者千虑，但这回他却失算了，他低估了成都王的野心。如今的成都王已经不满足于做幕后操线的执政者，河间王许诺要拥立他成为皇帝，直接御宇天下。相比之下，长沙王给出的砝码太轻了，不值得成都王背弃与河间王的盟约，而长沙王又不可能像河间王一样拥立成都王为帝，在心理上长沙王不甘心、也无法接受弟弟成为皇帝，因此他成为了成都王的障碍，因此这幕兄弟阋墙的悲剧已经没有办法中止了。 果然，王衍等人一脸失望的回到洛阳，成都王拒绝了缔和。长沙王无计可施，他给成都王写了一封信，试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先帝受天明命，统摄四海，勤身苦己，才成就帝业，从此天下太平万民以安，恩泽流于后世。后来孙秀作逆，犯上篡位，是十六弟（成都王排行十六）你招集义军，拨乱反正；齐王恃功骄傲肆行非法，没有忠臣之行，并且听信谗言，伤害至亲骨肉，陛下因此不满，令我将其正法。 “你我兄弟十多人同产皇室，被分封于外都，却未能阐扬王教，替陛下经国远略，已然心中有惭，不料你却还与太尉（指河间王）带兵百万，包围宫城。这太不像话了，洛阳群臣都感到很愤怒，陛下也授命我宣示国威，对你薄施惩戒。 “我并未将你当敌人，非要除之而后快。前日交战你丧失惨重，死者累积成山、填满深谷，并非陛下与我不顾骨肉亲情，下手毒辣，而是你的行为实在国法不容，因此你派来的将领陆机都不愿意为你所用，临阵倒戈所致。 “谋逆作乱不是儿戏，会令人身不由己，你明明只想向前跨一尺，结果却会不由自主的奔跑一丈。章度吾弟（司马颖字章度），趁你陷入还不深，班师回邺城去吧，不要再陷先帝的江山于兵火，不要再令我司马家先人蒙羞，不要再遗祸我司马家子孙。我顾念骨肉分裂之痛，所以写这封信给你，请三思。” 成都王的回信则老调重弹，要求长沙王杀皇甫商、让政归藩，以作为退兵的条件。这当然只是托词，说明成都王志在必得，他根本没有讲和的意图。 成都王回信如下：“我司马家在文帝、景帝时期，天命所归已经昭示，后来武皇帝受禅建国，功业比肩尧、舜，当时天下富庶安康，国力强盛。武皇帝广封藩王，期望各藩王做为朝廷屏障，拥护晋室百世不息。谁曾想，日后骨肉至亲纷纷为祸朝廷，先有外戚专权，杨氏、贾氏流毒天下，后有齐王、赵王夺权篡位。 “如今这些叛逆都已服诛，但是天下未安，我心忧王室，每念至此，心悸肝烂。羊玄之、皇甫商这两人都是赵王一党的余孽，不仅没被治罪，反而在洛阳兴风作浪，令人愤慨。所以征西大将军（指河间王）羽檄一出，四海云应。本以为六哥（长沙王排行第六）与我同心，擒拿皇甫商等使其认罪伏法。不料六哥竟然自为戎首，上矫君诏下离爱弟，妄动兵马任用豺狼。六哥行恶求福，南辕北辙，如何可能实现？ “前日我虽有河桥之败，但在温县打了个胜仗（注：此役不可考，估计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一彼一此，不胜不败。我麾下武士百万，良将锐猛，这些精兵良将足以攻克洛阳，也足以与六哥协手整顿海内。六哥如能听从太尉（指河间王），斩杀皇甫商，缴械退让，我马上班师回邺。 “来信已收到，览信感慨不已。士度吾兄（长沙王字士度），请正视你的处境，深思进退。” 长沙王的信中提到了陆机的惨败，成都王则在回信中有意强调自己未落下风，只能算是平局。成都王只是嘴上逞强而已，直到长沙王死亡，他都没有能够再次发动进攻。 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西线。 张方自从损失了五千士卒，就打消了速战速决的念头，他撤出洛阳，驻扎在城西的十三里桥西。十三里桥在水之上，毗邻洛水、谷水，向北走数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金谷涧，向西南走数里就是千金堨。此处是洛阳城西的粮仓，张方占据此处，就截获了长沙王一半军粮；更要命的是，洛阳地势西高东低，全城饮用水由谷水注入千金堨，再由千金堨流入城内，最后排放到洛水，张方掘开千金堨，断了洛城水源。 洛阳一下子陷入困顿，粮食告急，城内城外的水碓也全部干涸掉。水碓是古代用水利舂米的工具，水碓一干只能手动舂米，这需要大量人工，长沙王于是征发洛阳权贵家的奴婢舂米做军粮。长沙王又大量征兵，一品官员以下家庭、十三岁以上的男子都要应征，同时又有大量奴隶被赦免，招入军队，这些战斗力可疑的军队被称为“四部司马”。 在这种困境下，长沙王当然盼望速战速决。张方偏偏不来攻城，他知道此时长沙王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锐不可当，但是长沙王坐守孤城，力量消耗一分就少一分。张方的战略就是拖，耗你个灯枯油尽满城饿殍，到那时洛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张方既然不来，长沙王只好主动出城进攻，结果张方在十三里桥与洛阳之间一口气修筑了十几道壁垒。十一月辛巳，长沙王杀出城来，张方退守壁垒，长沙王攻坚不利，退回城内。 张方的战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长沙王日渐被逼到悬崖边缘，成都王估计也是知道长沙王的真实处境，所以才有恃无恐，坚决不讲和的。 此时洛阳城内的士气依然很高涨，《晋书》上说“战久粮乏，城中大饥，虽曰疲弊，将士同心，皆愿效死”，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已是强弩之末。那个日后中流击楫名留千古的民族英雄祖逖，当时在长沙王幕府担任骠骑主簿，他对长沙王说：“雍州刺史刘沈忠义果毅，治下雍州的兵力足以克制河间王，不如下一道诏书给刘沈令他发兵。河间王必定召还张方，这是围魏救赵的良策。” 长沙王觉得这是条好计，在给刘沈下诏书的同时，长沙王还秘密派出皇甫商，携带另一份诏书去秦州找皇甫重。诏书的内容是让皇甫重、游楷等人罢手言和，然后联合出兵，与刘沈东西相应夹攻河间王。 皇甫商秘遁出城，向西日夜兼程。可惜天要亡长沙王，皇甫商混进关内，潜行穿越长安，刚想松口气，就遇上了他的外甥（注：即同族姊妹的儿子）。皇甫商平素为人肯定不好，据说这个外甥一向就很憎恶他，于是这个外甥向河间王告发，皇甫商被擒获，河间王将他拖到长安菜市斩首，算是替李含报仇。 皇甫商的离城、被擒、被杀，已是太安二年的年底。 一转眼又是新年到，洛阳的新年又一次笼罩在恐怖与鲜血之中。太安三年正月初八，丙午日，尚书令乐广在忧愤交加中病死，乐广的女儿嫁给了成都王，长沙王因此怀疑他里通外敌。乐广说：“岂以五男易一女？”意思是说我的全家老小，包括五个儿子都在洛阳城内，通敌是夷三族的罪名，我岂会因为一个女儿而赔上五个儿子的性命？ 不过这个说辞并没有打消长沙王的疑虑，乐广惊虑之中竟然生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按杜延业《晋春秋》的说法，乐广是自杀的）。但凡内战，都会有这种骨肉分离的悲剧。 这时洛阳城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城里的粮食消耗殆尽，米价飞涨至一石万钱的天价，普通百姓吃不上饭，街道出现饿殍。 饥饿也许是世上最厉害的武器，它就像一只无形的硕大毒虫附在人体上贪婪吸食精气，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戕害，更是精神上的侵蚀摧残，任你是视断头如断发的英雄好汉，还是视贞节如性命的烈妇贞女，都很难熬住那如附骨之蛆一样切切碎碎的痛苦。 洛阳城内外绝隔，既已断粮，又无破敌出城的希望，还没有友军支援，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是绝境。长沙王犹在做困兽之斗，但是自己是否值得跟着陪葬呢？ 一些禁军将领意志崩溃了，他们决定背弃长沙王，就像他们以前背弃历届执政者一样。这些怀异心的将领主要是殿中禁军及三部司马，他们与左卫将军朱默密谋发动一场小规模政变，废黜长沙王与张方媾和。 但是媾和也是需要实力作为后盾的，朱默等人地位低下，无法与河间王平等对话。在不对等的情况下媾和无异于开门揖盗，张方可以肆无忌惮地赶尽杀绝，完全占领洛阳。所以仅凭禁军将领不足以成事，还缺少一位地位卓著的领袖，于是他们找到了东海王司马越。 东海王官任司空，兼领中书监，当时洛阳城内除了惠帝与长沙王，就属他权势最重。恰好他也担心张方破城之时玉石俱焚，自己受到连累，当即与朱默等人一拍即合。 当时长沙王还在焦急等待关中方面的消息，根本没有料到会遭遇手下的背叛，他永远等不到刘沈起兵的好消息了。太安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癸亥日），殿中禁军劫持长沙王，软禁在宫中；东海王随即逼迫惠帝下诏免除长沙王的一切职务，囚禁于金墉城。长沙王在囚所徒劳地上书：“陛下笃睦于亲，委任臣处理朝政。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鉴。诸王听信谬言，率众责难于臣，各朝臣出于私心，将臣收捕关押。臣不惜一死，只是担心大晋衰微，陛下至亲死亡殆尽，陛下将会陷入孤危。如果臣的死可以使国家从此安宁，使司马家从此不再有纷争，那么臣将欣然就死，但是事实显而易见，臣的死只能令乱臣贼子感到快意，对陛下毫无益处。” 废黜长沙王只是部分禁军的意愿，另一部分禁军有的依然还在犹豫，有的则对长沙王誓死跟随。政变消息一传出，洛阳城内部先已起了混乱，东海王派使者出城媾和，使者回城后宣扬说，张方的关中军也是灰头土脸士气不振，离崩溃不远。 于是殿中禁军后悔不已，有一些死忠分子就策划要劫狱，救出长沙王跟张方死拼到底。风声漏到东海王耳朵里，东海王大为惊恐，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长沙王如果得救，那他就必死无疑。 东海王打算处死长沙王，来个釜底抽薪，断了众人的念头，这作法很危险，万一众人在激愤之下不管不顾的据城反抗，那后果是灾难性的。黄门侍郎潘滔连忙制止，他说：“千万不可，杀长沙王者，自有其人。”潘滔示意东海王借刀杀人，让张方动手铲除长沙王。 东海王于是密请张方派兵入城，同时秘密告之长沙王的所在。正月丙寅，也就是长沙王被废的两天后，张方派亲信郅辅到金墉城，将长沙王转移到关中军军营中。 张方是贫贱出身的武夫，性格残暴，与董卓是同一类人，此前长沙王让他损兵折将，张方恨长沙王入骨，而且当时河间王、成都王还有东海王，都盼着长沙王死掉没有后患，张方因此更加肆无忌惮。 长沙王被转移到军营的当天夜里，张方将他绑在木架上，用文火慢慢烤死。长沙王临死前的惨叫传出数里远，让人愀然心悸，洛阳三军上下没有不哭的。 长沙王死时年仅二十八岁，他死于太安三年（公元304年）正月二十七日，正是草木发芽破土的时节，这个死期正好符合流传于洛阳的一个民谣：“草木萌芽杀长沙。” 长沙王是第五个殒命的王爷，“八王之乱”又翻过了血腥的一页。 第九章　成都王 一、二入洛阳 太安三年（公元304年）正月，成都王的军队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洛阳城，此情此景初次上演是在赵王垮台的时候，那已是三年前的往事了。 这三年世事白云苍狗，昔日与成都王并肩作战的齐王、新野王孤坟野外，已化为一杯黄土；另一个兄长兼战友长沙王，如今作为失败者陈尸城东，无人敢为其殡殓，最后有个不怕死的故掾名叫刘佑的豁出性命，单独推着丧车，步行替长沙王送葬。刘佑边走边哭，悲痛欲绝，哀感路人。 败寇成王。在此刻，亲兄长的鲜血与刘佑的眼泪都无法在成都王的心中形成阴霾，三年前那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成都王已经死去，重新跨入洛阳的成都王是一个野心膨胀的征服者，矛头直指他另一兄长，司马衷的皇帝宝座，他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迈向那雄伟辉煌的皇宫大殿，迈向那梦寐以求的御座。 这是成都王的巅峰时期，一切似乎来得太早太顺利。这一年成都王二十六岁，这位皇子生命中的前二十一年在洛阳皇宫中优游度日，历练世事是从出镇邺城之后开始的，这短短五年也大致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他遇到过的最大挫折也许就是不久前的河桥惨败，但是这惨败马上就得到弥补，最终耀武扬威的胜利者还是成都王。 坊间俗语所谓人生三大悲，头一件就是少年得志。成都王春风得意马蹄疾，浑然不觉一路走来，脚下铺着累累白骨。那些白骨都不是陌生人，他们是兄长秦王司马柬，死时三十岁，楚王司马玮，死时二十一岁，淮南王司马允，死时二十八岁，长沙王司马乂，死时二十八岁；这里面还可以加上侄子愍怀太子司马遹，他与成都王同年，不过他已没有机会活到二十六岁了，司马遹入土三年，如今坟头木拱。 除了傻皇帝司马衷，武帝的嫡系子孙大多在鼎盛年华死于非命，已经所剩无几。作为幸存者，成都王显然没空去进行反思，也没有感到警醒，履尊称帝的欲望就是一枚致命的树叶，遮住了他的眼睛。成都王正逐渐接近顶峰，但他并不知道顶峰处就是一个断崖，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成都王正在重蹈诸位兄长的覆辙，他肯定没有料到自己的生命竟会与长沙王同样短暂，止步于二十八个春秋。 因为踌躇满志，成都王没有察觉洛阳人的态度也与三年前迥异。三年前，义军进城惠帝反正，洛阳百姓山呼万岁、响彻云霄，这种热烈感人的场景在三年后被凝重屏息的静默所替代，静默的背后是洛阳百姓深沉刻骨的仇恨。 播下这仇恨的倒不是成都王，而是张方，但是既然是盟友，成都王就少不得要替人受过。 张方此前与长沙王苦战，相持日久损失惨重，军粮也已告罄。张方为人暴戾，在用惨无人性的方式杀死长沙王之后，继续迁怒于洛阳百姓，他放纵士兵在洛阳杀人抢劫，掠夺财物。幸亏河间王及时传令张方班师，否则洛阳百姓的祸难会更加深重。 张方临走，还从洛阳宫中、诸公卿府中卷走奴隶、婢女一万余人，这一万余人只有部分活着抵达关中，因为关中军缺粮，于是半路上宰杀活人，掺杂在马肉、牛肉之中作为食物。 此时正值“五胡乱华”的起始阶段。“五胡乱华”对于汉人而言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后世都记得当时有一个野蛮凶残的少数民族叫羯族，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羯族皇帝叫石虎，有一个残暴的羯族太子叫石邃，以杀人吃人为乐。 但是细读史书令人惊竦，原来晋末首开屠刀，劫掠并杀戮同胞然后做成菜肴的，竟然是汉人军队，而且还是朝廷的正规军（《资治通鉴·晋纪七》记载了劫掠、吃人；《晋书·惠帝纪》记载了劫掠、人相食；《晋书·张方传》记载了劫掠，没有提到吃人；综上可知关中军劫掠百姓、宰吃活人是个铁案）。 张方匆忙撤军是个意外，按原计划不该是张方进关，而是河间王出关，与成都王会师洛阳，共襄废立大举。但是长沙王临死前的一个挣扎，不仅将计划搅乱，河间王甚至还险些遭遇不测。 这个挣扎的举动就是去年年底惠帝下给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的诏书，命令二人起兵攻击河间王。当时皇甫重正陷于重围，自身难保，刘沈则奉诏迅速传檄境内，试图集合雍州州兵以及七郡（七郡：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始平、新平）郡兵，不过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七郡之中，东北部的冯翊郡太守旗帜鲜明的站在河间王一边，其余诸郡也大多狐疑旁观，立场坚定出兵跟随刘沈的只有西北隅的安定、新平两郡，好在刘沈又集合了部分关中豪强的部曲，使总兵力达到一万余人。 刘沈以安定太守卫博、新平太守张光、安定功曹皇甫澹为先锋，从背后杀向长安。 当时河间王并不在长安，他带领着关中军后继部队，驻扎在离潼关不远的郑县，正准备出关。听说后院起火，河间王连忙回师布防，他进驻长安东北处的渭城，派遣虞夔率领步兵、骑兵合计万余人，迎击刘沈军。 虞夔与卫博等人在扶风国的好畴县发生遭遇战，虞夔大败而归。河间王惊恐之下放弃谓城，退守长安，同时召唤张方赶快回来救主。 刘沈占领渭城，又顺利渡过渭水，在渭水边构筑营垒，河间王数次进攻都无功而返。刘沈分兵五千给皇甫澹、卫博，命令二人进攻长安。仅凭五千士兵就去攻打名都长安是十分冒险的，不过那时刘沈军连胜之余，气势如虹，竟然轻易攻破城门，一直杀到河间王府邸前。长安城内的守军在数量上并不落下风，被逼至死角后激起斗志，拼命反抗。双方激战于河间王府门外，僵持不下。 按计划这时刘沈应该领着后继部队前来助阵，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沿途受到阻击，后援竟然没有及时赶到，河间王军看到对方是在孤军奋战，士气大增。而就在此时，河间王的援军先到了，冯翊太守张辅领着一支生力军从侧面袭来，皇甫澹与卫博的军队被击溃，五千人星散城内被杀戮殆尽。卫博父子死于战场，皇甫澹被擒获，河间王试图将其收降，但皇甫澹是皇甫重的族人，当然不肯为河间王所用，最后也被杀死。 经此一役，刘沈大势已去，他退出长安，驻扎在此前渭水边上的营垒中。此时张方率领关中军主力已逼近长安，张方派遣敦伟为前锋，深夜突袭刘沈营垒。刘沈军已成惊弓之鸟，当即崩溃星散，刘沈领着麾下亲信百余人向西南方向逃窜，估计是想逃入汉中。去汉中必经陈仓，陈仓县令在境内严加防范，最终将刘沈擒获，送到长安邀功。 刘沈自知必死，十分坦然，他对河间王说：“夫知己之顾轻，在三之节重，不可违君父之诏，量强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荠。”言下之意说我是奉诏来杀你，如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河间王自忖对刘沈不薄，刘沈却几次三番与自己作对，十分恼火。河间王的暴戾不亚于张方，他下令先将刘沈鞭打个半死，然后拖到长安菜市示众腰斩（河间王似乎对腰斩情有独钟，当年夏侯奭也是腰斩）。 新平太守张光也被河间王俘获，不过他的命运要好得多。张光是关中宿将，早在元康年间就先后在梁王、赵王的麾下用事，梁、赵二王屡战屡败，张光却是屡立战功，曾以百余人扼守孤营百余日，堪比东汉初年的名将耿恭。河间王自然听说过张光的威名，想收为己用，于是赦其不死，并且设宴款待，任命张光为右卫司马。张光败得不服气，他对河间王说：“刘雍州不用鄙计，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 对于功臣张辅，河间王论功行赏，现任秦州刺史皇甫重死后，他表请张辅为秦州刺史；此役金城太守游楷切断皇甫重与刘沈的联系，也有功劳，河间王表请其为梁州刺史。 河间王没有想到，他的回报反而断送了张辅的性命。当时蜀中绝大部分的领土已经落入流民军之手，梁州刺史的直接管辖区域仅剩下汉中郡，而且还暴露在流民军的攻势之下，因此游楷对梁州并不热衷，甚至都没有去汉中赴任。他试图割据陇上，于是与陇西太守韩稚联合起来驱逐张辅，将张辅斩杀于秦州遮多谷口。这是后话，略表不提。 回到洛阳。 刘沈、河间王交战示意图 河间王在关中出不来，成都王就成为洛阳的唯一掌权者。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元，消除长沙王执政的痕迹。太安三年正月，惠帝下诏改元为永安元年，大赦天下。这个年号又是一个谎言，此前惠帝已经用过“永平”“永康”“永宁”等诸多“永”字开头祷祝和平安宁的年号，结果统统全是战火纷飞的血腥岁月。 不久，惠帝再次下诏，任命成都王为丞相，封邑增加二十郡；又任命东海王为尚书令，东海王害死了长沙王，心里有愧，同时又觉得洛阳实在凶险不宜久留，正在向惠帝称病打算逊位，回东海国避祸，结果被驳回，被迫继续掌权。 此时的东海王，野心还没有彰显，对于权力的欲望也不显著，他是被动推上风尖浪口，然后因缘际会获得了此前诸王汲汲以求而未得的权力。永安元年正月的东海王，作梦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将来会如此大喜大悲，他当时应该与大多数人一样，在迷茫与惶恐中度日，不知道哪天就会有横祸飞来，使自己死于非命；他更不可能预料到，半年之后就有一场大风波将他卷走，从而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成都王加官进爵之后就决定返回邺城，临行前，他又做了一件令洛阳公卿咬牙切齿的事情。此前成都王在禁军手中吃了大亏，因此他打算消除威胁，成都王命令心腹石超率领五万人分别把守洛阳十二道城门，瓮中捉鳖秋后算账，成都王的士兵全城搜捕当初与之作对的禁军将领，逮到之后格杀勿论。随后，成都王又将自己的将领安插入禁军，任命石超为中护军，留在洛阳震慑大局。 当初是满城拥护长沙王，成都王采取血腥手段搞清算，自然令全城上下陷入恐怖，洛阳公卿纷纷去邺城向成都王谢罪，请求宽恕，侍中嵇绍等人因与长沙王走得太近，都被废黜免为庶人。 搞清算的同时，成都王与河间王一唱一和，有条不紊实施着改朝换代的计划。 永安元年二月乙酉，丞相成都王上书废黜赵王所拥立的皇后羊氏，将其免为庶人，囚禁于金墉城；同时废黜齐王所册立的皇太子司马覃，司马覃继承父亲司马遐的爵位，重新成为清河王。 三月戊申，即司马覃被废二十三天之后，河间王表请立成都王为皇太弟。于是惠帝下诏，称“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立成都王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一如当年魏武帝故事。 又过了八天，丙辰日，惠帝下诏任命河间王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河间王原先的太尉一职由刘寔充任。 刘寔早在司马昭当政时期就已经辅佐晋氏，是硕果仅存的元老，当时已经八十六岁，长沙王与成都王交战的时候，刘寔家遭受乱军洗劫，老头因此回到平原老家避祸养老去了。成都王特地挖出这个老古董，目的不外乎标榜一下自己尊贤养老，刘寔当然经不起这一番折腾，当即上书推辞不就。刘寔又活了五年，直到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三月，以九十一岁高龄逝世，比成都王、河间王、晋惠帝死得还晚。 二、御驾亲征 成都王想当皇帝，这已经路人皆知了。 储位既定，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不外乎惠帝突然宣布让贤，禅让给皇太弟成都王；或者，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惠帝突然驾崩，皇太弟顺理成章登基继位。 惠帝暴毙这种情况显得残酷，不过它的可能性比“禅让”来得高。比起“弑君篡位”，“禅让”的难度其实更大，对继位者的要求更高，因为它会留下一个致命的后患：禅位者即前任皇帝是一面旗帜，给所有异己分子提供动乱反复的机会。 所以只有在根基稳固万无一失的前提之下，继位者才会摆出高姿态，用“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和平更替，成都王显然没有强大到可以实现“禅位”的程度，他要做皇帝只有采取暴力方式。不止是成都王，晋末的乱世中没有一方诸侯能做到唯我独尊，这个背景决定了晋惠帝的结局不会太妙。两年后，独掌大权的东海王想让当时的皇太弟豫章王司马炽提前登基，他也没有采取和平的“禅位”方式，晋惠帝在一夜之间暴毙，据说是被东海王毒死的。 如果要成都王弑君，大概另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杀兄。不过长沙王一死，杀戒已开，为了帝业巩固，成都王可不惮于再死一个兄长。 平心而论，成都王做皇帝未必是一件坏事。惠帝御宇天下已有十四年，这十四年是一场大灾难，过多的血泪冲刷掉“天子”身上原本神圣耀眼的光芒，肯定有无数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朝廷的无力、皇帝的无能，而且可以肯定，在痴皇帝治下晋王朝是没有未来的。这时有人提出，换一个年富力强的、有能力有声望的皇太弟来接替这个无能的痴皇帝，领导万民走出困境，有何不可呢？ 只是成都王的时机并不好。三年前他的声誉如日中天，如果当时被立为皇嗣然后做皇帝，无疑是天下归心，可惜那时成都王并没有机会；现在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声誉已大打折扣，如今的成都王是誉毁参半。 不过民意是外强中干的东西，中国历来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只能表达美好的愿望，历朝历代的实际情况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民意。只要成都王与河间王联盟牢固，凭着关中、邺城两大军事重镇联手形成强大威慑，成都王的帝王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成都王毕竟不是赵王，赵王以皇室旁系族祖的身份抢族孙的皇位，篡位痕迹过于明显，而成都王是先帝之子，当时惠帝的子孙死亡殆尽，幸存于世的弟弟之中成都王居长（吴王晏已被排除），在法理上他确实享有皇位继承权。当初齐王拥立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其用意就是阻挠成都王变为储君。 因为具有无可非议的合理性，所以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的消息传出，诸强藩如豫州的范阳王、荆州的刘弘、扬州的刘准、徐州的东平王、幽州的王凌、并州的东嬴公，内心其实并不认同，但他们都保持缄默。 乍一看成都王帝途坦荡，履尊称帝只是时间问题，谁曾想平地起惊雷，竟然从洛阳传来反对的声音。 洛阳发生异动，完全是因为成都王的疏忽。 按常规作法，执政者应该坐镇京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都王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将洛阳交给心腹石超，自己回邺城去了。成都王此举的原因，一来据说是母亲程太妃留恋邺城不愿意离开，而成都王是个孝子；二来也许是吸取齐王的教训，不愿意放弃邺城这个大本营，这一策略很难说是对还是错，强大的政治权力确实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当年齐王就是在失去豫州之后才变得不堪一击的。如此想来成都王不算失策，但是有得必有失，远离洛阳的后果就是失去洛阳，这个代价也很大，令成都王承受不起。 受命留守洛阳的石超，祖父就是开国元勋、晋朝的第一任大司马石苞，叔父就是当年甲富天下的石崇。石超的祖父、叔父都是一时人杰，偏偏父亲石乔是个凡鸟，曾经闯下大祸差点令石家血溅满门。 那是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的往事，当时石苞以大司马身份出镇淮南，与孙吴对峙。石苞听闻吴军将要进犯，于是在淮南修筑堡垒巩固防御工事，当时监军淮南的王琛与石苞不和，向晋武帝告密诬陷石苞将要以淮南之地投敌，晋武帝吃惊之余，将信将疑，于是派人去召唤当时在洛阳担任尚书郎的石乔。 按晋朝的惯例，出镇一方军事的统帅，必须留有家人在洛阳充当人质，石乔名义上是尚书郎，实际上是石苞留在洛阳显示其忠诚的人质。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去出游，或者是醉酒，或者是年轻人不知轻重，反正晋武帝在皇宫里等了整整一天，石乔始终没有露面。 晋武帝认为石乔这是畏罪遁逃，石苞谋反确有其事，赶紧派出义阳王司马望、琅邪王司马伷两路夹击，去逮捕石苞。幸好石苞人缘好，外戚羊祜、武帝叔父司马骏都替他担保求情，一场误会才没有酿成血战，不过石苞也因此被免职，召回洛阳。武帝与石苞见了面，擦擦额头的冷汗，说：“卿子几破卿门。”石乔从此被废黜在家，一辈子不得志，最后与弟弟石崇一起被赵王杀死。 石超是以战将的身份留名晋史的，对于政治，他似乎与父亲石乔一样低能，成都王派其留守洛阳可谓所托非人。历代京城都荟萃人物精华，洛阳的那些公卿游士都不是善予之辈，他们在石超眼皮底下聚集同志，筹划反抗成都王，而石超就像盲瞽一样，丝毫没有发现平静外表之下的汹涌暗流。 反抗成都王的中坚人物是那些前禁军将领，史上留名的有这么几位：右卫将军陈眕、殿中中郎将逯苞、成辅，还有长沙王故将上官巳。 这些都应该是上了成都王清算名单，早已被肉体消灭掉的人物，这些人却依然在招摇过市，这说明成都王的清算并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应该不是成都王的心不够狠，否则他不会这么招人恨，成都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洛阳人的阳奉阴违造就了这一群漏网之鱼。 陈眕等人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是站错了队伍的失败者，是失去故主的丧家之人，在成都王没有称帝之前，他们还有一线生机，等成都王一称帝，他们就是逆臣贼子，天下之大，再也无处安身了。 因此他们有足够动机进行反击，浓郁的仇恨气息弥漫在洛阳城内，这是绝佳的活动土壤，成都王的疏于防范也给他们提供了可乘之机。陈眕等人很快就联络上禁军旧部，同时还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士人，比如此前被废黜的嵇绍，就从荥阳老家赶回洛阳参与这惊天之变。 另一个掺和进来的重要人物就是东海王。半年前他试图逃离洛阳，但是不够坚决，没成功，如今灾祸自己找上门了。陈眕、上官巳表示禁军已经决定拥立他为首领，树立旗帜对抗成都王。对于东海王而言，惠帝的诏令也许还可以作一下抵抗，但是面对这群杀气腾腾的大兵，就很难拒绝他们的要求了。 于是，东海王在出卖长沙王半年之后，又一次成为反抗执政者组织的领袖。被架上火坑的东海王与陈眕等人商量：成都王已经更上层楼，成为了丞相、皇太弟，东海王区区疏族皇叔与司空的身份，不足于与之对抗，当今天下唯有皇帝一人可以压制成都王，不如将“挟天子以令诸侯”发挥到极致，让惠帝御驾亲征。 携带皇帝出征本是长沙王的专长，曾在战胜张方的一役中建立奇功。作为长沙王的故将，上官巳对于惠帝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记忆犹新。御驾亲征因此定计。可怜的皇帝司马衷，即将再次毫不知情的被推上战场，遭遇他人生的第一次惨败，并且平生第一次成为俘虏。 永安元年七月初一，丙申日，陈眕聚集禁军屯兵于宫城云龙门下，司空东海王庄严宣布洛阳戒严。接着，惠帝招集三公百僚到入殿议事，下诏任命东海王为大都督，随驾亲征讨伐成都王。大梦初醒的中护军石超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赶在城门关闭之前逃出洛阳，回邺城报警去了。 七月初三，戊戌日，惠帝将已在金墉城做了五个月囚徒的羊献容接回皇宫，重新册立为皇后；同时惠帝下诏褫夺成都王的皇嗣地位，复立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七月初四，己亥日，六军誓师完毕，惠帝御驾亲征。东海王传檄天下向四方征兵，诸镇都督都接到诏令，被要求领兵赴义，随惠帝进攻邺城。大多数都督将这一诏令看作笑谈，真正采取行动的有镇守宛城的安南将军、高密王司马略和镇守晋阳的宁北将军、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此中原因不是这两人特别忠君，而是这两人与东海王休戚相关，都是东海王的弟弟。不过这两路援军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走在半道上，战争就已经结束。 皇帝亲征，随扈人员自然不能少，事实上东海王将大半个朝堂搬进了军营，使得三品以下官员进了军营都抬不起头。一干文臣往战场上冲，心甘情愿的估计不多，肯定有不少是被硬拉进来的，比如司徒王戎等辈，一向老奸巨猾明哲保身，此番奋不顾身必定是万不得已。 东海王拉此辈入营，显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此辈年老体衰弱不经风，去打仗分明是做好事，帮助敌方将士立军功；东海王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谋略，一来人多可以增加我方的声势，更重要的是东海王吸取了前人经验，知道此辈的忠诚靠不住，留在洛阳是个祸害，万一他们也学自己在背后捅刀子，据城归附成都王，那就万事皆休。 被胁迫上战场的战斗力肯定不强，心理上也比较悲观，在他们看来，此行就是去送死的。出征前，侍中秦准好心关照嵇绍准备一匹好马，吃了败仗好逃跑，他说：“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 没想到嵇绍是个坚定的忠君分子，他严厉批评秦准的消极思想：“大驾亲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战。”意思说此行有皇帝老大镇着，有征无战必胜无疑，不要担心。 话说得漂亮，其实嵇绍心里也没底。己方获胜的唯一指望实际就是皇帝亲征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压力，赌的就是成都王与邺城守军对皇帝是否还有敬畏之心，如果他们良心未泯，那一切好办，成都王出降谢罪，王师不战屈人之兵； 但是，万一成都王甘为逆臣贼子，那怎么办？邺城驻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劲旅，就凭洛阳这些乌合之众……嵇绍倒吸一口凉气，话锋一转，继续说：“若使皇舆失守，臣节有在，骏马何为！”意思是说万一皇帝老大镇不住，我们这些作臣子的大不了恪守臣节，一死了之，要骏马做什么？ 当场围在嵇绍身边的人不少，听闻此言，大伙都默默叹息，为嵇绍叹，也为自己叹。叹完了气，大家垂着头，随军上路。 亲征军队刚从洛阳开出的时候，大家都还战战兢兢，士气参差不齐，互相鼓劲打气。 不过心里的阴霾很快一扫而空，因为惠帝的凝聚力立竿见影，一路上从各地奔赴赶来的援军络绎不绝。出洛阳时勉强拼凑出来的万余人的杂军，等过了黄河，发展成几万人，又过了几天，发展成十万人。这个景象太振奋精神了，当站在人堆里看己方阵营，向前看不到头，向后看不到尾，旌旗如林军鼓雷动，豪情盈荡于胸，谁还会产生诸如战败等悲观的念头？要知道，洛阳以北向来是成都王的地盘，如今他们纷纷投入反对成都王的行列，可不就说明了成都王众叛亲离，离覆灭不远？ 如果有人理智一点冷静一点，应该就会想到，这十几万人战斗力参差不齐，各部之间没有协同作战的经验，甚至可能素不相识，凑在一起也不过只是更加声势浩大的乌合之众而已，指望他们打劫也许有效，指望他们打胜仗只怕就很危险。而且，这十几万人中有多少是直正前来赴国难的忠贞之士，有多少只是攀龙附凤的投机分子，这根本无法统计，临阵脱逃或者临阵倒戈的风险有多高也就无法预料，反正就是浑浑噩噩地向前冲。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东海王、陈眕等既然没有办法知己，总得想点办法知彼吧。这方面陈眕倒做了一点准备，他的两个弟弟陈匡、陈规早已潜伏到邺城中从事情报工作，只是目前还没反馈。 没有反馈也没关系，咱们可以先猜嘛。邺城在司州的魏郡最北端，与洛阳隔着一条黄河，还隔着河内、汲郡两个郡。如果成都王打算抵抗，他就应该在这两郡设防，可是王师一路走来畅通无阻。黄河天险，未遇敌军；河内郡的温县是当年成都王与赵王血战的地方，也未遇敌军；再向前，出河内郡入汲郡，有军事重镇朝歌，也未遇敌军；甚至进入魏郡，快逼近邺城成都王老巢了，敌人还是不见踪影。王师越走越开心，越走越信心百倍，种种迹象表明，成都王已经放弃抵抗，正在邺城等着束手就擒呢。 七月二十四日，己未日，经过二十一天的跋涉，王师抵达魏郡荡阴县，横亘在面前的是一道浅浅的荡水，涉过荡水再向北几十里，就是邺城。这时，盼望已久的陈匡、陈规终于出现在军前，他俩的情报证实了此前的猜测，情报说：邺城内的守军已经四散溃逃，邺城已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胜利果实正摇摇欲坠。 消息传开，一片欢腾山呼万岁，绷紧了二十多天的神经一下子全放松了，全军上下欢天喜地预先庆祝起胜利。 庆祝活动还没开始，就听营外马蹄声惊天动地，随即四周连绵响起恐怖而绝望的惨叫。 石超领着五万大军杀了进来。 三、荡阴之役 不能过分责怪陈匡、陈规的情报不准确，当时邺城的动向确实很难掌握。 像皇帝亲征这种事情，一般都发生在创业之初天下未平的时候，比如汉高祖亲征匈奴、英布，汉光武帝亲征隗嚣等等；守成之君亲历戎事冲锋陷阵，翻遍史书都十分罕见，偏偏今天就发生了。旁人还可以袖手事外看热闹，邺城内诸色人等都被平地惊雷炸晕了，《晋书》上说“邺城震惧”。 受打击最重的当然就是漩涡中心的成都王，朝为宰辅皇嗣，夕为皇帝指名点姓的头号逆臣，而且还有劳皇帝亲自操刀捉拿归案，这人生的起伏波折也未免太剧烈莫测了。 成都王心乱如麻，皇帝天威难拒，多年的苦心经营眼看要化为乌有，前途帝业终究春梦一场，怎么办？成都王慌不择路，第一个念头竟然是，逃。 一逃那就万事皆休，不仅富贵难保，性命也难保了。幸好当时身边有个下属叫步熊的制止了成都王的蠢动，这步熊据说有道术，神机妙算，他掐了会儿手指，很坚决的断言：“勿动，南军必败！” 成都王的母亲程太妃信奉神道，成都王是孝子，与母亲保持了一致的信仰。步熊的仙风道骨与斩钉截铁的吉言镇定了成都王的心神，同时他也从最初的震惊失措中平静下来。头脑一恢复运转，成都王就发现局势并没有臆想中的那么绝望，在军事实力上邺城并不落于下风，压力主要来自舆论。皇帝代表着不容置疑的正确，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与皇帝作战，压力首先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成都王觉得有必要在内部统一意见，安抚邺城惊恐迷惘的人心。 于是成都王召集邺城大小官员到丞相府议事，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官僚们都知道，这种场合与其说是用来问计献策，不如说是用来选择立场表忠心的，此时的一言一语都会影响仕途，稍有不慎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两年前在洛阳，油滑了一世的王戎就因言惹祸，最后只得跳粪坑。这段佚事广为人知，有这么个臭烘烘的前车之鉴，此刻谁都不敢言语。 当时东安王司马繇正在邺城替母亲诸葛太妃守丧，他是宗室前辈，也是朝中重臣，觉得有资格捋一下成都王的虎须，他说：“天子亲征，殿下应该放下武器，缟素出迎请罪。” 成都王心中其实早已拿定主意，此刻他只盼着群臣识趣附和一下，制造一个众望所归不得不然的样子，然后领兵出城把皇帝打个落花流水，没想到竟然跳出这么一个重量级的反对者。东安王的封国东安国与其父的封国琅琊国都与东海国毗邻，仅这一关系就令成都王十分疑忌，但是东安王是族叔，成都王不便于大庭广众之下呵斥他，所以黑着脸隐忍不发。 东安王带了头，其他人就受到鼓励，胆大起来。折冲将军乔智明是鲜卑人，察言观色不如汉人那么机敏，他也劝成都王出城投降，迎接乘舆。成都王一肚子火气总算有着落了，他痛斥乔智明：“卿名晓事，投身事孤。主上为群小所逼，将加非罪于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义，正若此乎？” 成都王指桑骂槐，这话是说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听的，其中“共事之义，正若此乎”八个字分量犹重，相当于在质问乔智明：“你让我束手就刑，你是不是与我同一阵营？你是否对我忠诚？” 成都王如此态度，当然不会再有人不识趣，马上就有司马王混、参军崔旷表示成都王英明，我军应主动出击，从持驾的歹人手中救出皇帝，其余众人也都唯唯诺诺。成都王很高兴，拨出五万大军，给石超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率军出城迎敌、救驾。 荡阴，石超宛如天兵下凡，王师十万大军惊惶失措，狼奔豕突。 来时路上石超心中还很忐忑，不料甫一交战，胜利就已在望。各地方援军纷纷临阵脱逃，稍有抵抗力的只有洛阳出来的禁军，也是阵形紊乱毫无章法，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 惠帝坐在御辇上，周围杀声四起，头顶箭矢飞来飞去，身前身后不断有侍卫受伤倒下。敌军士兵步步逼近，充满杀气的脸庞溅有血污。打到最后，陈眕、上官巳也带着部分残军逃离战场，风声鹤唳日夜兼程，一口气逃回了洛阳城；东海王也撂下惠帝逃跑，他知道回洛阳依然会有灾祸上身，于是改向东南方向逃窜，目的是徐州下邳，寻找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的庇护。惠帝北征的时候下诏要求司马楙出兵，司马楙没有从命，这已经表明他不想得罪成都王，此刻东海王来投奔，司马楙当然也不会接纳，东海王走投无路，只好回到位于徐州中部的封地东海国，等候处分。 领袖们都逃了，随扈的百官也当即做鸟兽散，他们的命运各异，有的逃回了洛阳，有的死在战场，更多的是向成都王投降。惠帝被可怜而无助的撂在装饰华美，显示他帝王之尊的御辇上，辇身满是箭痕，周围横七竖八堆砌着死尸，惠帝身中三箭，脸上也受了伤，鲜血直流。当时留在惠帝身边护驾的只剩下嵇绍一人，嵇绍穿着朝服，下马登辇，用身体遮蔽惠帝。石超的士兵巡逡而至，看到伤痕累累的君臣二人，从服饰上辨认出二人身份，这些士兵当时正杀得性起，惠帝不敢杀，那就杀嵇绍。士兵将嵇绍从惠帝身边拉开，惠帝说：“忠臣也，勿杀！” 此刻圣旨已经没有用了，士兵回复惠帝：“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说完手起刀落，将嵇绍斩杀于御前，血溅了惠帝一身。惠帝吓得跌落草丛中，怀中六枚皇帝印玺（注：蔡邕《独断》：“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散落在地。 石超闻讯赶来，将惠帝接到自己营帐中。惠帝担惊受怕半天，又累又饿又渴，石超献上水，军中没有食物，就到附近摘了几个秋桃，给惠帝聊以充饥。 石超派人回邺城报捷。成都王大喜，如果惠帝死于此役，那就等于他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弑杀亲兄、弑杀天子，幸好惠帝无事，成都王派出中书监卢志去将迎接惠帝，石超派弟弟石熙随行护驾。 当天黄昏，惠帝被移到邺城外成都王的军营里，荡阴之役以王师惨败、惠帝被俘告终。 整个惠帝北征是一次混乱、拙劣的军事投机行为，失败是必然之势。在军事史上此役毫无称道之处，但是它在两晋政治史上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众所周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诱因是“八王之乱”中的东海王一派与成都王一派各自向胡人借兵，引狼入室。“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敌对势力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摘自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2005年修订版，P26）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五胡乱华”的前三十年可以视为东海王、成都王两个阵营冲突的延续、升级与失控。这一点可以从西晋末年的政治格局中看出端倪：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都与成都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刘、石为敌的王浚、祖逖、刘琨、鲜卑段部，都曾是东海王的盟友，而在江南立足延续晋祚的司马睿政权，即日后的东晋朝廷，则更是东海王精心培育的结果。 这两个壁垒分明、相互仇视的阵营是何时形成的呢？就形成于公元304年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惠帝北征。两晋之交叱咤风云的人物，大部分参与了荡阴之役，所以此役是意义非凡的。不过在当时，它混迹在连绵不断的大小内战之中，所有人，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没有能够窥其全貌，必须等到二十年之后再来回顾，才发现此役提纲挈领，定下了今后二十年历史的大纲，并且早已给各个历史人物安排好了角色、立场。 且先看东海王的军营，前后走出三位皇帝，他们是晋惠帝司马衷、晋怀帝司马炽与晋元帝司马睿。当时怀帝司马炽的身份是皇弟豫章王，以抚军将军的官职随扈出征；元帝司马睿继承了父亲的琅琊王爵位，以左军将军的官职随扈出征。 此外，与此役有关系的还有另一位皇帝晋愍帝司马邺，司马邺当时只有六岁，因此留在洛阳，随扈出征的是他的父亲吴王司马晏。 除了皇帝，东海王阵营还有不少三公宰辅，比如说王戎，比如说东海王本人，比如说晋怀帝朝的太尉平昌公司马模（日后封南阳王），再比如说东晋名相王导。王导当时以司马睿幕僚的身份随军出征。 三公之后，复有名将，比如说苟晞，他是晋怀帝一朝在东线疆域抵挡匈奴羯人的柱石，一度被怀帝引为外援制衡东海王，当时苟晞担任北军中侯，统帅禁军，失败后投奔豫州范阳王；再比如日后中流击楫的民族英雄祖逖，当时他以豫章王从事中郎的身份随军赴邺。 成王败寇，东海王那边全是朝堂显贵，成都王这边则涌现诸多乱世枭雄。比如日后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当时就在邺城担任辅国将军，督北城军事，他的儿子刘聪也在邺城，担任右积弩将军，参前锋军事；再比如成都王的帐下督公师藩、汲桑，日后纵横中原，搅得并、兖、冀三州不得安宁，他们帐下有一个羯族将军，取了个汉族名字叫石勒，日后占领北方半壁江山，建立赵政权，一度成为威胁东晋朝廷最严重的敌人。 四、潜龙惊 永安元年七月二十五，也就是荡阴之役的次日。成都王率领邺城百官早早拜服在御道两旁，诸门大开，恭迎惠帝临幸邺城。 天子卤簿隆重无比，开道的旌旗如同一片树林在移动，后面有骑兵、步兵内外数重，排着方阵缓缓而行，环卫着惠帝所乘坐的由六匹骏马拉拖的金根车，豫章王司马炽与司徒王戎等人跟随其后。 隔着数千盔甲锃亮刀锋锐利、表情严肃虔诚的护卫，人们只能远瞻龙颜，但是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惠帝望之不似人君。他神情委顿，这是受到惊吓的缘故；眼睛红肿，这是哭了一夜的后果；惠帝身上的衮服光鲜夺目，实际并不合身，幸好坐在车中所以没有被发觉，惠帝头上的远游冠细看之下有破损之处，那是在战斗中被损坏之后紧急修补而成的，远游冠没有冕旒垂下遮住脸部，所以很轻易就可以发现惠帝的脸上带着伤。 如此庄重盛大的迎驾场面是成都王的有意安排，其用意一来是炫耀武功，向天下宣告惠帝在他手中；二来是圆谎，他此前的出兵理由是救驾，要从劫驾的逆臣手中救出惠帝，如今大胜而归，若是惠帝悄无声息地现身邺城，或者现身时狼狈不堪一身血污，难免会有人发诛心之论：进邺城的究竟是当今天子，还是成都王的俘虏？为堵悠悠之口，成都王必须向天下人昭示他对惠帝的忠诚与恭谨，不能失礼。 但为了惠帝这次亮相，成都王可煞费苦心，搅得半个邺城一夜未眠。皇帝卤簿按照护卫数量与副车数量的繁简，分为天子大驾、天子法驾、天子小驾三个等级。天子大驾最为隆重繁缛，三公九卿全部出动，属车八十一乘，护卫数万人，不过“天子大驾”只有在祭祖祭天等最神圣的场合才使用，按礼此处需用“天子法驾”。法驾相对简便，东汉蔡邕描述说“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皆驾四马，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晋朝这方面的制度与东汉相仿。 “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这些有现成的；护卫数千可以从邺城诸军里调拨；所谓“五时副车”，就是五辆安车，每辆车由四匹马拉掖，分别涂成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按一定组合排列，邺城有现成的安车，连夜涂上颜色也可以炮制出来；难以准备的是皇帝坐的金根车，因为它不仅是一辆车那么简单，车身上还要装饰许多御用器物，当时惠帝的服御已经散落在战场上，除了身上穿戴的，其余都无从寻觅，而且御用器物都是违禁品，任何人擅自拥有、使用都是重罪，所以不可能从民间购买，赶制又来不及。 怎么办？金根车是整个卤簿的中心，总不能让皇帝坐裸车吧。成都王想起三年前惠帝曾试图给自己加九锡，自己虽然推辞未受，但是那“九锡”之物并没有带回洛阳，至今仍然躺在邺城府邸。成都王赶紧取来那九件礼器，吹去灰尘，装点在金根车上。 车的问题解决了，但还有更棘手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惠帝穿戴整齐。皇冠在战斗中摔坏了，左右请求摘下来修补一下，惠帝很合作；龙袍沾满了血迹汗渍，左右请求脱下来洗洗干净，这次惠帝不合作了，他揪住身上的衣服，好像生怕别人来抢，一再告诉左右：“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惠帝自从到了成都王军营就一直在哭，始终没停下，此刻傻劲一发作执拗无比，任谁如何哄骗都无济于事。成都王看着哥哥垂泪抱胸一脸憨态，可笑又可气，还可哀。 正一筹莫展，有精通掌故的聪明人提醒成都王，在邺城除了司马家，还另有一个皇帝。成都王一点就通，他马上派人到陈留王府，征用天子御用衣物。 原来三十九年前晋武帝受禅之时，仿靠前辈魏文帝曹丕的作法，以对待天子的方式对待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武帝封曹奂为陈留王，准许他在自己的封地继续做皇帝，行曹魏的正朔，以天子的规格进行祭祀，上书也不用称臣。曹奂此后一直居住在邺城，两年前（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刚病死，时年五十八岁，比晋朝大部分皇帝的寿命都长，晋朝廷追谥曹奂为“魏元皇帝”。如今的陈留王是曹奂的儿子，他必定不敢再自称皇帝，但是他府上必定留有曹奂的遗物。 这个猜测马上得到证实，陈留王当即送来天子纹衣，还有装饰皇冠用的貂蝉、鹖尾等物，惠帝这才得以穿戴整齐的在邺城亮相。 成都王的精心布置最后只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想借此扭转舆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当时也好，后人也好，都认为“荡阴之役”咎在成都王，都认为惠帝是成都王的俘虏，《晋书》中将北征的军队称作“王师”，成都王与“王师”作对，自然就是叛臣。 平心而论，这件事上成都王其实有点冤，他指出御驾北征并非惠帝本意，而是受他人挟持，这确实是事实，但社会舆论其实并不关注是否符合事实，它只表达舆论传播者的情绪而已。 成都王有三个问题经不起询问： 一、如果成都王是忠臣纯臣，怎么忍心将天子的万乘之体置于枪林箭雨之中，而惠帝果然就在战斗中挨了三箭、伤了脸颊，差点丧命？ 二、如果随扈北征的都是劫驾的逆臣，那该如何解释嵇绍的舍命救驾？嵇绍的血不是泼在惠帝的龙袍上，而是泼在了成都王的脸上，洗都洗不掉。嵇绍死后随即被公认为忠臣的典范，以至于成都王的盟友河间王也不得不作出姿态，要上书追赠他为司空，进爵为公；后来晋怀帝、晋元帝都先后给嵇绍追赠官爵，嵇绍最后被定爵为侯，官职为太尉，谥号为“忠穆”。四百年后，唐朝人奉旨修撰《晋书》，嵇绍的传记被列入《忠义传》，排列第一。 三、自从被立为皇太弟那天起，成都王的野心就昭然若揭，篡位自立只是时间问题，如今将北征诠释为惠帝为了自保而先下手为强，这也无不可啊。 车驾进入邺城的当天，成都王就让惠帝宣布大赦，改元，这已是当年的第三次大赦、第二次改元。改元并不是新鲜事，令人诧异的是新年号竟然叫“建武”，惠帝从洛阳来到邺城，无论诠释为被挟持也好、御驾亲征也好，都是灰头土脸的事，与“建武”两字根本扯不上关系；反倒是成都王打击了禁军俘获了惠帝，正在耀武扬威。 很明显，“建武”两字不是说惠帝建立了新的武功，而是在夸耀成都王的强盛武力，这个迹象无比清晰地透露了成都王想做皇帝，并且他已经急不可耐。 成都王已等不得惠帝回銮，到洛阳再进行禅让了，他打算撇开盟友河间王，以一己之力完成篡位。要做皇帝，首先当然是令天下归心，成都王派人去东海国，试图招回遁逃的东海王，东海王当然不会傻到自投罗网，没有应征。鞭长莫及，成都王也拿他没办法。 成都王接下来在邺城里搞整肃杀一儆百，以防止正式禅位时有人跳出来扫兴，不幸沦为祭物的就是此前曾劝成都王出城投降的东安王司马繇。八月初二，戊辰日，即惠帝入邺后的第九天，成都王收押了东安王，公然在邺城菜市斩首。 以东安王的显赫身份，他的死当然震撼整个邺城，群臣是否因此变得更加识趣了，这不得而知，因为成都王预谋中的禅位并没来得及发生，但东安王的死却促成了另一个皇帝的诞生。 司马睿当年二十九岁，他十五岁时那年，父亲司马觐、也就是第二任琅琊王病逝，司马睿嗣位成为第三任琅琊王。司马睿韬光养晦，“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沈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因此始终默默无闻，“时人未之识焉”。此前司马睿一直在洛阳，荡阴之役后与惠帝一同变为邺城的俘虏。东安王是司马觐的弟弟，也就是司马睿的嫡亲叔父，他一死，邺城内最惊惶不安的就是司马睿，这时幕僚王导劝他逃出邺城，回琅琊封国去。 司马睿连夜遁逃。据说当天夜晚月明星稀，邺城防备严警，司马睿无计可施，突然云雾晦冥雷雨暴至，守军躲雨不暇，司马睿趁机出城。 出了城仍有危险，原来成都王为了防止那些挟持来的朝臣遁逃，设下关卡，禁止显贵官宦通过。司马睿逃到河阳，被关卡挡住了去路，幸好有个叫宋典的随从十分机智，他用马鞭敲敲司马睿，打趣说：“舍长，有令禁止贵人过河，你怎么也被拦了？”关吏一听来人身份仅是个舍长，于是开关放行。 司马睿先到洛阳接了母亲夏侯太妃，然后火速回到琅琊国。如此一来，琅琊王就坚定地投入了东海王的阵营，日后被委任管理江南，因缘际会成为晋朝的中兴之君。 东安王的被杀与琅琊王的遁逃，对两晋历史意义非凡，但在成都王心里并不算什么大事。成都王正沉浸在皇帝梦中不能自拔，他已在邺城南郊祭过上天，并且已在安排新朝的文武百官。 天不遂人愿，仅仅数天之后，幽州都督王浚的军队就打到家门口了。 五、黄头鲜卑入邺都 王浚是当年害死愍怀太子司马遹的元凶之一。背负着这个原罪，此后几年他一直蜗居在东北偏远的幽州蓟城，不敢踏进中原。后来赵王篡位，王浚的立场是中立、两不相帮，这个坐山观虎斗的姿态令成都王很不满。那时王浚盘踞幽州已久，势力稳固，并且还与当地的鲜卑、乌桓等一些武力强大的异族结成盟友。成都王存着讨伐王浚的念头，却没有必胜的信心，因此将计划搁置。 赵王死后，中原内战打得乱七八糟，王浚虽然没有轻举妄动，但是心里的野心早就生根发芽，他进一步巩固与鲜卑等异族的关系，将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段氏鲜卑的段务勿尘，另一个嫁给宇文鲜卑的宇文苏恕延；王浚还替段务勿尘讨得辽西郡公的爵位，如此一来，段氏鲜卑更对王浚死心塌地了。 随着王浚越来越强大，成都王对王浚的嫌忌也越来越深。兖、冀两州是成都王的势力范围，幽州就在冀州的背后，背后潜伏着如此强大的一个敌人，成都王芒刺在背，必欲拔之而后快，而王浚有染指冀州进军中原的企图，却被成都王挡住了去路。因此两位都督之间发生战争已是必然之势。 最后忍不住先下手为强的是成都王。在长沙王死后不久，成都王得到消息，说王浚暗地里很替长沙王抱不平。这个消息真假与否如今已经无法证实，长沙王曾在冀州常山国蛰伏近十年之久，如果在这段时间里他与王浚暗中往来、互相利用，也并非没有可能。 成都王得悉王浚的态度，杀心又起，接常理当朝丞相想杀地方都督，只需要一纸诏令将他召到京城，剩下的就是廷尉的事情了，但是晋末的情况特殊，成都王只要召王浚进京，王浚立马造反。成都王总想以最小的代价达到目的，此前他就曾派人行刺长沙王，这次他又故技重施，向幽州派出了一位刺客。 这位刺客是汝南人和演，此前是成都王的右司马，如今被任命为幽州刺史。前任幽州刺史石堪则被召回，成为成都王的右司马。和演前往蓟城赴任，成都王嘱咐他找个机会除去王浚，统领幽州兵。 和演到了蓟城，发现王浚的势力盘根错节，在城内无机可乘，于是决定将他赚出城去；同时和演又发现蓟城官员全是王浚耳目，于是只好寻找外援。当时活跃在蓟城周围的有鲜卑段部、鲜卑宇文部、乌桓。鲜卑段部、宇文部较强，但他俩都是王浚的儿女亲家，和演只好退而求其次，结交乌桓。 乌桓据说与鲜卑同出一源，都是东胡的后裔。东胡在先秦时期曾称雄于北方，西汉初，东胡被匈奴打败，故土被匈奴占领，族人流离失所，其中一支就东迁到了东北苦寒之地。汉武帝大挫匈奴，又将一部分东胡遗民迁至白山黑水之间，并且专门设立“护乌桓校尉”来管辖此地。 世仇匈奴在两汉沉重打击之下，趋于沉落，于是鲜卑、乌桓等原东胡诸部又重新兴起，乌桓在东汉后期盛极一时，势力范围东至并州、西到辽东、南至冀州。东汉末，袁绍与曹操争做北方霸主，乌桓站在袁绍一方，官渡之战后，曹操追击袁氏，袁绍的儿子逃到乌桓的地盘，曹操于是征讨乌桓。此役乌桓惨败，包括单于蹋顿在内的诸多贵族成员被杀，投降曹操的部众有二十余万之多，曹操将降众内迁，分别散居于并州、幽州。乌桓从此一蹶不振，乌桓故地不久被鲜卑占领，残留故地的乌桓人也逐渐被鲜卑同化。 和演要结交的乌桓，就是当年乌桓降众的后代，他们在幽州可谓寄人篱下，并不很强盛。当时的乌桓单于叫审登，和演投其所好许以重赏，说得审登心花怒放，当即答应与成都王结盟，定下暗杀王浚的计划。 按照计划，和演将邀请王浚一同去游览蓟城南部的清泉水，审登则在清泉设伏。由于王浚对和演也颇多提防，随行护卫十分周密，所以和演打算与王浚合卤簿（即合用同一仪仗队），趁机接近然后诛之，同时审登伏兵杀出，驱逐王浚的护卫。 从蓟城到清泉有两条路可走，当天和演与王浚各走其一。出发前还是晴空万里，途中却风云变色，下起了暴雨，王浚半道而返，和演与审登全身湿透，弓弦箭囊都浸水膨胀，无法使用，只好中止行动，沮丧而归。 审登当初答应和演其实是一时冲动，也可能是酒酣之余壮了胆气，酒醒之后审登就感到了后怕。倘若暗杀成功，和演的诺言是否能够兑现是一个未知数，鲜卑段部与宇文部都比乌桓强大，治理幽州必须依靠他们，即便将来有好处，也是他们得大头，乌桓得点残杯冷炙；倘若暗杀不成功，那么王浚的报复足以使乌桓全族灭亡。 审登越想越怕，但是有言在先，只好硬着头皮跟和演出兵。这场大雨突如其来，审登认为这是老天在保佑王浚，他对乌桓同胞说：“和演图谋王浚，将要成功之时突然天降大雨，这是上天在帮助王浚啊。违天不祥，我不可再与和演同谋了。” 于是审登向王浚告密，王浚大怒，发兵与审登一起包围和演，和演在幽州的势力不堪一击，只好举着白旗向王浚投降。王浚将和演斩首，将幽州全部兵马划归到自己麾下，然后马上调兵遣将，准备攻打成都王。 恰在此时，惠帝御驾北征，传檄四境。此事不仅给王浚送来一个绝佳的出兵借口，还送来了一个绝佳的盟友。 这个盟友就是并州都督东嬴公司马腾。王浚有两个理由与东嬴公结盟：一、东嬴公是东海王的亲弟弟，所以注定是成都王的敌人，对于王浚而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二、王浚的私生子身份使他在家族中被人瞧不起，但他毕竟是太原王氏的一分子。太原王氏是西晋一等一的门户，不过到了晋末有点中落，代表人物王浑、王济父子先后逝世，余下王湛等人名声不显，唯一位高权重的太原王氏子弟就是王浚，因此维护门户安危是他推辞不了的义务。太原郡隶属于并州，就在东嬴公的辖区内。 王浚与东嬴公相约共同起兵，从幽州、并州两个方向进攻邺城。王浚的军队由鲜卑段部、乌桓部众与幽州兵组成，王浚任命主傅祁弘为前锋，领步骑两万人先行，自己领主力后续。 当时鲜卑骑兵的悍勇天下闻名。匈奴骑兵同为天下精锐，但是据《晋书·李矩传》里形容，匈奴人一向惧怕鲜卑人，甚至到了远远看到鲜卑骑兵，就不战而走的地步；《晋书·邵续传》里描述说羯人石勒也很畏惧鲜卑，曾有一次石勒正在围攻邵续，听闻鲜卑段文鸯即将赶来支援，竟然带着八千骑兵弃阵而走。 史籍记载也许有夸张之处，但是鲜卑骑兵能征善战那是肯定的。祁弘借道冀州，一路摧枯拉朽，冀州刺史李毅派兵试图阻击，结果被祁弘轻易突破防线，打通冀州。 王浚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实在太快，因此和演的死讯与冀州失守的消息差不多是同时传到邺城的。当时荡阴之役已经结束，成都王正急于杀东安王做皇帝，听闻战报大吃一惊，勿忙派出北中郎将王斌去狙击祁弘，王斌出发后不久，成都王想到此番敌人非同小可，于是又派出右将军石超作为后援；同时，成都王派出了王粹去进攻东嬴公。 即使派出了三支军队，成都王依然无法感到安全，他的担忧形于颜色，结果就给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这个人就是匈奴刘渊，他名为晋朝的臣子，实际上却是晋朝的人质。从曹魏咸熙年间起，他就作为担保族人不会反叛的人质，到洛阳过起受监视的生活，此后从洛阳到邺城，他始终只是一个人质，晋武帝也好成都王也好，都将他看做潜在的敌人而处处提防。 “八王之乱”开始后，中原汉人自相残杀，晋朝廷日愈孱弱，原本臣服的各异族都萌发野心蠢蠢欲动，强国之余的匈奴当然不例外，他们秘密推举了刘渊为大单于，试图恢复匈奴故国。所以刘渊身在邺城却归心似箭，他曾找出种种借口要返回并州的匈奴部落，但都被警觉的成都王识破。此前不久，刘渊还请求还乡参与葬礼，再次被成都王拒绝，刘渊虽然怀恨在心，但是无计可施。 如今成都王大难临头，心神大乱，刘渊的机会就来了。 刘渊对成都王说：“并州、幽州二镇放肆跋扈，拥众十余万进犯邺城，兵力如此强盛，恐非殿下的宿卫军与邺城士众所能抵御，请殿下派我回并州，我将招集五部匈奴，共赴国难。”（注：魏武帝平定北方，将匈奴分解为五部，派遣汉人进行监督，晋朝延续了这一政策。） 成都王又惊又喜，一时不敢相信匈奴会发兵救援，他问：“五部匈奴真的会来么？即使能来，鲜卑、乌丸疾如风云，能抵挡得住么？”成都王这时明显缺乏自信，已经想到逃跑，他接着说，“我想奉乘舆返回洛阳，先避其锋芒，然后再传檄天下，招集义兵共讨逆军。你意下如何？” 听到成都王想逃，刘渊表示反对，说道：“殿下是武皇帝之子，又曾为王室立下大功，威名远播四海，天下人无不想为殿下卖命效力，殿下留在邺城岂会有难？王浚不过是个竖子，东嬴公是宗室疏族，这两人又岂能与殿下争衡？如果殿下离开邺城，那就是示弱于人，到时候军心动荡后有追兵，恐怕未必能够到达洛阳。即使能到达洛阳，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殿下又岂能继续掌握威权？到时候殿下传檄天下，又岂会有人奉这纸檄尺书？” 晓以利害之后，刘渊把胸脯拍得呯呯响，说：“东胡人再勇悍，也比不过我们匈奴。请殿下放宽心，只管在邺城安抚士众，这两个逆贼交给我来处理。我将用二部匈奴摧毁东嬴公，再用余下三部匈奴直取王浚首级，胜利指日可待。” 成都王已是病急乱投医，听闻此言就如抓住救命稻草，大喜过望。他当场任命刘渊为北单于，让刘渊回并州收拢匈奴五部，救援邺城。 成都王这一时的失察，给后世带来深重的苦难。刘渊回到并州，很快就纠集匈奴军队数万人，但成都王是永远不可能盼到这支援军了，刘渊很快就自立政权，做起了皇帝，直到五年后刘渊病死，他的直属军队都没有与王浚发生过战争。 且不说刘渊阴谋得逞回并州复国，仅说前方战况，那是一败涂地。 北中郎将王斌首先错失了战机，当他遭遇敌军时候，东嬴公与王浚已经完成会师。两方合击王斌，王斌理所当然的遭遇惨败。 打溃了王斌，东嬴公回师并州，邀击游荡而来的王粹；王浚则继续北进，目标邺城。 王粹的军队很快被东嬴公击溃，不过东嬴公再也没有机会继续进攻邺城了，他随即就被崛起的匈奴势力拖住手脚，泥足深陷，最后被匈奴逐出并州。 没有东嬴公的援手，王浚仅凭一己之力也足以置成都王于死地，他的军队在邺城正北百里处的赵国平棘与石超部决战。石超的军队实际已是成都王最后的防线，但这道防线还是被突破了，石超逃回邺城，王浚的前锋骑军一直追到邺城城墙下。 前所未有的恐慌降临邺城，上上下下乱成一团，王公贵戚也好普通士卒也好，各谋生路四散逃走，卢志劝成都王放弃邺城，带惠帝去洛阳。当时邺城尚有士卒一万五千人，卢志已经部署完毕，如果成都王按照卢志的安排及时撤退，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逃得如此狼狈，紧要关头偏偏程太妃又出来捣鬼，老太太软磨硬泡，就是不愿意离开邺城。时机稍纵即逝，一万五千士卒很快逃得只剩下殿中虎贲千余人，卢志使劲劝成都王快做决断，程太妃说不忙，她认识一个圣人，可以作法赶走王浚。 圣人于是被请上殿来。圣人是一个姓黄的道士，他喝了两杯酒，装模作样的使了几道咒语，很潇洒地抛杯而去。 程太妃他们等了一会儿，只等到杀声越来越近，甚至可以听到有鲜卑大声呼喝的鲜卑语，程太妃这才慌了神。此时千余殿中虎贲也全都逃散，只余下帐下骑兵数十名，成都王带着程太妃先逃；卢志找来几辆鹿车（所谓鹿车即是手推车），司马督韩玄又找来百余个黄门太监，一同去接皇帝。 惠帝几天前刚做了俘虏，此次又要逃跑，很不乐意，他问卢志：“何故散败至此？” 卢志懒得与他废话，只通知他事态紧急，卢志说：“贼去邺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骇散，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 惠帝点点头，说：“甚佳。” 卢志想佳你个头啊，赶快逃吧，于是找到一辆牛车，载着惠帝出城与成都王汇合，向洛阳方向逃命。 惠帝这一路备尝艰辛。 因为身后有乌桓追兵，大家只是夺路逃命，除了防身武器其余都没顾得上带。追兵一直追到朝歌才无功而返。 后无追兵，心情陡然轻松，轻松之后，大家才发现自己早已饥肠辘辘，荒郊野外根本找不到食物，只有忍饥前行。夜晚，一行人止宿于道中客舍，皇帝嚷着要用膳。幸好有个太监在随身被褥中藏了三千私房钱，惠帝赶紧向太监借钱，派人去周围民居买饭。 买回来的食物是一升多粗米饭，还有一些蒜头盐豉之类的家常佐菜。若在平时，这些庶民的食物在惠帝与成都王眼里肯定是粗劣得无法下咽，但在此时惠帝饿极了吃什么都是香的。当天惠帝吃完粗米饭，就睡在太监随身带的粗布被褥中。 第二天，一行人到达了汲郡获嘉县。依然只有粗米饭，盛在瓦盆里，惠帝一口气吃掉两盆，当地百姓还进供了一只蒸鸡，相信这是惠帝此生吃过的味道最鲜美的鸡肉了。沦落到这番境地，惠帝应该不用别人教导，也能独自回答“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这么一个经典的问题了。 一行人继续前行，出汲郡入河内郡，路过温县。温县是司马氏老家，埋着司马氏的列祖列宗，惠帝按礼要去谒陵。惠帝出现在祖宗坟前时毫无仪容可言，风尘仆仆神情委顿衣冠不整，一只脚上有鞋，另一只脚上的鞋却不知遗失到哪里去了。不得已，惠帝只能屈尊穿上随从的鞋，跪在祖宗坟前号啕大哭，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跟着痛哭不已。 有理由相信，此时在深沉的地底，司马氏的列祖列宗也正在陪着地上的子孙们呜咽恸哭。应该有一个难解的疑问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这是为什么？怎么会沦落到这般悲惨的境地？ 第十章　河间王 一、邺都满城血 过了温县，再渡过黄河，就是洛阳了。 彼时洛阳与邺城一样，也已经历了一番兵火。陈眕、上官巳从荡阴前线捡回性命后，奉清河王司马覃为主，孤守洛阳。司马覃当时只有十二岁，只是一个傀儡，上官巳等日暮途穷，因此在洛阳倒行逆施，于是有河南尹周馥与司隶校尉满奋密谋诛杀上官巳，不料计划泄漏，满奋被杀，周馥逃走。 当初惠帝北征传檄四境，河间王在关中也得到了消息，他派出张方率二万人去援助成都王。张方走到半路，成都王就活捉了惠帝耀武扬威，张方接到的新指令是改道去洛阳。上官巳当然不欢迎张方的到来，他与部将苗愿带兵出城试图赶走张方，丢盔卸甲而回。早已心怀不满的洛阳公卿趁机挟持了司马覃深夜突袭上官巳，上官巳被逐出洛阳，从此消失在苍茫的历史里不知所终。 张方军临洛阳城西，司马覃亲自到广阳门外迎接，张方下车扶起这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十二岁幼童，一同进城。张方一进城，司马覃的皇太子自然是做不成了，复立没几天的羊皇后也再次被送进了金墉城。 幸亏张方占据了洛阳，否则仓皇而来的惠帝与成都王都没有容身之处。惠帝一行人在黄河边遇上了张方的儿子张罴，他正领着三千骑兵巡逡而来，搜索皇帝。见到了张罴，成都王终于找回了安全感，惠帝坐上了张罴带来的青盖车，在骑兵护送下驰向洛阳。 到了北邙山下，张方率领洛阳军臣万人恭迎在道旁。惠帝此时毫无天子的威仪，也不敢有天子的威仪，张方下马行礼，惠帝连忙跳下车来慰问张将军。 随后，惠帝车驾还宫，结束了连接五日的逃亡之旅，辛巳日，即八月十五日，大赦天下。 成都王与惠帝一走了之，将自己应当承担的罪责推诿给毫不知情的无辜百姓，王浚的军队攻入邺城，全城数十万生灵都在铁蹄下战栗。 邺城在春秋时期曾是魏国的陪都，汉末成为袁绍的大本营，袁氏灭亡之后，曹操以邺城为魏国王都，大兴土木，按帝王京都的标准来营建邺城。邺城内有宫殿、衙署、苑园等，亭台楼阁星罗棋布，外城有七道城门，通达四面八方。经过曹魏的经营，邺城一跃成为可以与长安、洛阳相媲美的名都大邑。 当时邺城最著名的景观，是西城金虎、冰井、铜雀三台，高耸入云，由南至北以飞阁相联，实为人间殊景，当年建安诸子曾在此饮酒高会，赋歌言志。曹氏父子都曾作《登高赋》，曹丕曾用“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一句形容三台之高，曹植用“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一句形容三台高且舒适。从铜雀台上可以看到漳水像一匹白练，从西边极远处迤逦而来，经过城北，再向东北铺陈而去；从铜雀台上还可以鸟瞰邺城气势恢宏的全貌，可见宫城嵯峨威严，华屋美宅不计其数，城中果园葱葱郁郁，城中街市琳琅满目；如果是在日落时分，还可以看见袅袅炊烟升起，万家灯火渐明。 但是如果有人在永安元年八月初登上铜雀台，他将看到邺城无处不起火，邺城无处不在发生杀戮、抢劫等罪恶，黑烟遮蔽日光，临死者的哀鸣与施暴者的狂叫混杂在一起，声闻于天。那些鲜卑人、乌桓人生长于北方苦寒之地，何曾见识过如此繁华的人间，何曾见过如此富庶的都邑，一进城，他们就欢呼雀跃地杀人放火，四处劫掠。而他们的统帅王浚为了立威，也为了笼络这些异族人，纵容他们的滔天罪行，不闻不问。 “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这是曹植《登高赋》的最末三句。曹植肯定没有料到世事沧桑变化如此之巨，不仅曹魏家的天下短命而折，连接替曹魏的晋室江山也是日薄西山，昔日巍峨帝都，如今成为胡虏屠宰场。 鲜卑、乌桓大掠数日，收兵回幽州之时还从邺城卷走了大量妇女。王浚起先纵容不问，走到半道，也许是顾忌影响，王浚突然整肃军纪，下令不得在军中挟藏平民，违者斩首。 此项军令一下，众鲜卑无不扫兴，他们不敢违背军令，但他们没有释放俘虏，而是将俘虏全部杀掉。当时他们正行军至易水之滨，从邺城劫掠而来的妇女八千人左右，全部被沉入易水之底。 “五胡乱华”在一开始就充满苦涩，充满血腥味。 与邺城相比，受荼毒更深的是并州。 晋朝的并州疆域与今天的山西省大致吻合，这块疆域在秦朝之前一直是晋国、赵国与东胡、林胡交锋的前线，秦朝以来则是两汉、曹魏与匈奴交锋的前线。 到了东汉末年，匈奴已经衰落，与凶悍的祖先相比，这时的匈奴身上带有许多汉人的味道。他们已经舍弃了其祖先纵横驰骋的大漠，将匈奴王庭迁到了并州的左国城，他们也不再过逐水草而居、住在帐篷里的游牧，他们与汉人一样，住进了固定的房屋，靠春耕秋收来获得粮食，家境富裕的匈奴人开始学说汉语、穿汉人的衣服，模仿汉人的举止，匈奴中的贵族甚至开始读六经、通礼仪、学诗词歌赋。 虽然这些匈奴在心理上已经偏离匈奴传统，越来越向汉人靠拢，但是他们毕竟尚未被完全同化。在汉人眼里，这些人依然是我们的世仇，而在匈奴眼里，汉人也依然是他们的世仇。野心只与人性有关，与种族无关，所以东汉末年匈奴一看天下大乱了，也跟着浑水摸鱼，骚扰并州全境，甚至向南侵犯司州河内。后来魏武帝平定北方，认为匈奴的存在是个隐患，于是他扣留了匈奴呼厨泉单于，将匈奴分解成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又派汉人进行监督，匈奴就此亡了国。 亡了国的匈奴当然很不甘心，所以从曹魏到晋朝，不停有匈奴发动叛乱，但是当时魏、晋政权都很强盛，叛乱无一成功。 被成都王放虎归山的刘渊，祖父是於扶罗单于，即末代单于呼厨泉的兄长。匈奴自被分为五部之后大多取了汉人的姓名，各匈奴部帅相当于匈奴王室成员，都取刘姓，刘渊的父亲叫刘豹（此段观点来自《晋书》，按唐长孺先生的考证，刘渊出自匈奴屠各部，与於扶罗单于无血缘关系，此事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故不予展开）。刘豹生前是匈奴左贤王，“左贤王”是以前匈奴王国内的官爵，匈奴亡国后只能在部落内延用，晋朝廷官方可不承认你是什么王，刘豹被官方承认的官衔是匈奴左部帅。 刘豹也是个枭雄，他在曹魏嘉平年间曾统一匈奴五部，成为事实上的单于，后来司马氏用邓艾的计策，重新将匈奴分为五部：左部居太原兹氏县，右部居祁县，南部居蒲子县，北部居新兴县，中部居大陵县。作为刘豹之子，刘渊在曹魏末年就作为人质到洛阳居住。 刘渊汉化程度很深，据《晋书·刘渊载记》记载，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仍保留着匈奴人好武善射的特点，“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 文武双全的刘渊在洛阳很受注目，许多有同郡之谊的权贵，如上党人李憙，太原王氏的王昶、王浑、王济祖孙三代，都对刘渊青眼有加，特别是王浑，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替刘渊延誉，但是刘渊非凡的声誉并没有引来晋武帝的赏识，反而招来了更多的猜忌。据说齐王司马攸曾直言不讳地对晋武帝说：“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得久宁。”幸亏当时王浑在场维护，刘渊才逃过一劫。 刘渊在洛阳一住就是二十几年，归国无路渐渐绝望。曾有朋友王弥从洛阳回青州，刘渊给他饯行，痛哭着说：“恐死洛阳，永与子别。” 刘渊羁居洛阳期间，刘豹病死，刘渊继承了左部帅的官衔。到了武帝太康年间“部帅”改称“都尉”，刘渊转任北部都尉。后来晋武帝死了，新皇帝依然把刘渊扣在洛阳不放行，杨骏辅政时给刘渊加官进爵，任命他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名义上，刘渊有了统一调度匈奴五部的权力，但他人在洛阳，根本无法实行管辖。 元康末年，有匈奴部众叛逃出塞，连累作担保的刘渊被免官。元康九年，成都王出镇邺城，觉得刘渊很有利用价值，于是把他带到邺城，替他求得官衔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刘渊在邺城其实与在洛阳没什么两样，都只是一个衣着光鲜的囚徒而已。 刘渊虽不在并州，但是有曾任北部都尉的左贤王刘宣积极奔走，筹备复国之举。刘宣是匈奴族的耆老，此人的汉化程度也很深，“师事乐安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刘宣也曾到洛阳觐见武帝，被赐予赤幛曲盖，在并州汉、匈奴两族之间都很有声望。 刘宣眼看天下大乱，觉得复国的时机成熟了，于是秘密会晤匈奴贵族，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 “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这就是亡国之后全体匈奴贵族心中的痛，如今有希望恢复往日威权，当然没有人不同意。秘密会议的结果是众人共同推举刘渊为匈奴大单于，伺机起事。刘宣派出亲信呼延攸去邺城，将复国计划告之刘渊，刘渊因此更加归心似箭。 这就是刘渊诓骗成都王，返回并州的背景。 二、匈奴建国 为了达到归国的目的，刘渊使出过不了少诡计，但都没有得逞。直到王浚兵临邺城，成都王病急乱投医，这才纵虎归山。 刘渊所谓“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明显是在扯虎皮，事实证明东嬴公好灭王浚难除，王浚的王牌利器就是鲜卑骑兵，汉化了的匈奴面对粗犷原始的鲜卑人在军事上丝毫没有优势可言；不过刘渊也并非完全在说大话，当时匈奴的势力也并不弱小。 按《晋书》记载，当时匈奴左部都尉有万余落，右部都尉有六千余落，南部都尉有三千余落，北部都尉有四千余落，中部都尉有六千余落，合计匈奴五部有三万落。“落”是指小部落，匈奴五部总共有多少户多少人已经不可考，即使按一落五户、一户五人计算，当时五部也有人口七十五万人，按一户出一个兵丁计算，五部可筹集匈奴军队十五万人。 刘渊回到并州，直接就去了昔日匈奴的王庭左国城，刘宣等人正式推举他为大单于。刘渊招兵买马，二旬之间，已筹集军队五万人，都城设在离石。 等刘渊拥师数万，整装待发的时候，成都王已经顶不住攻势逃之夭夭了。 刘渊手里有了兵口气就硬，他嘲笑成都王说：“司马颖不用吾言，溃败逃亡，真奴才也。不过既然有言在先，我不可见死不救。” 刘渊说是要实践之前救邺城诺言，当即命令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人率领步骑二万，做出讨伐鲜卑的样子。大军集合完毕却没有出发，因为刘渊在等人劝他收兵。 果然，这时刘宣等人就站出来了，他劝刘渊要分清敌我。刘宣说：“晋人无道，以对待奴隶的方式奴役我们族人，此前曾有右贤王刘猛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试图反抗，当年晋朝纲纪还没有松弛，所以右贤王事败身死。如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这表明老天爷已经抛弃了晋人，而将天命授予我族人。 “单于你是有德之人，连晋人也折服于你的风采，你应当领导我们复兴邦族，恢复当年呼韩邪单于的伟业。鲜卑、乌桓两族可以成为我们的盟友，我们怎么做抗拒盟友而拯救仇敌的傻事？ “如今老天示意我族代替司马氏，这是不可违背的天命。违背天命会有不祥，拂逆众心肯定难以济事，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单于你不要再犹豫了。” 刘宣这番说辞很有意思，因为没有一句是合乎事实的。 首先所谓分清敌我纯粹是胡扯，鲜卑与匈奴结下的仇怨一点也不浅，如今在漠北匈奴故土上纵横驰骋的就是鲜卑人。匈奴强盛的时候没少欺负鲜卑，如今鲜卑兵强马壮了，也并没有给匈奴好脸色看。刘宣的真心话不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鲜卑人太强大，惹不起，汉人内乱有机可乘，我们还是打汉人好了。 其次，刘宣在向刘渊呈说天命，而“天下有德者居之”这一套是中原士人的思维方式，刘宣的匈奴祖先可不信奉这个。尤其滑稽的是，刘宣呈说天命的结果竟然是“复呼韩邪之业”，需知当年呼韩邪单于并没有天命所归，他始终只是汉朝皇帝的北部藩臣而已，所以刘宣的话是有矛盾的，如果匈奴只是想“复呼韩邪之业”，他们就应该离开繁华富庶的中原，挥师北上去打鲜卑，夺回祖先的土地，而不是向南进发，与汉人为难。 由此可知，刘宣他们并不是要恢复匈奴故国，而是打算在汉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甚至取代司马氏成为天下人的共主。 如果他们是纯粹的匈奴人，则根本不用顾忌“受天明命”那一套，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如果他们是汉人，也可以学习陈胜登高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偏偏他们是汉化的匈奴，夹在中间不尴不尬，刘宣等人是读《毛诗》、《左传》等典籍长大的，吸收并且已经认同了儒家那套关于“天命”的说法，一说起称王称帝马上联想自己祖先的积德够不够。结果刘宣脸皮不够厚，忘不了自己的蛮族出身，追溯祖宗八代只有呼韩邪单于最拿得出手，于是就把呼韩邪推了出来，说出如此一番不伦不类的话。 相比于刘宣，刘渊的脸皮可厚多了。听罢刘宣的话，刘渊点点头，说：“祖爷爷（刘宣辈分很高）所言甚是，不过——既然可以作崇山峻岭，我何必又去作区区小土坡呢！自古帝王出生可没有固定的区域，大禹是个西戎，周文王是个东夷，但他们都因为有德而得到上天授命。如今我有军队十余万，都可以一当十，擂着军鼓南下讨伐晋国就如摧枯拉朽一般，上可以一统天下，成就与汉高祖比肩的伟业，下不失割据北方，作魏武帝曹操；呼韩邪单于区区藩臣，何足效仿？ “我虽然受天明命，但是晋人未必跟从。刘汉王朝曾统治天下四百年，恩德结于人心，百年前昭烈皇帝刘备凭借人心所向，崎岖于西蜀群山之中，以一州之地与中原抗衡。我是汉王室的外甥，并且我的先祖曾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如今兄亡弟绍，由我来继承汉室江山，这不是蛮合适的嘛？ “所以，我们新的国号就叫‘汉’，向天下人表明我是汉王室后人，收拢人望。” 从这番话可知，在刘渊眼里呼韩邪单于算是没出息的，刘渊巴不得自己是汉人，真的姓刘，最好真的是汉王室后裔。如果此时汉高祖刘邦与冒顿单于同时显灵，估计刘渊就背宗忘祖，直奔汉高祖而去了。 刘渊将都城迁回左国城。刘宣等人请他称帝，刘渊说：“当今天下未定，且可学高祖，先称汉王。”于是设坛在南郊祭天，刘渊发布诏书自称“汉王”，大赦境内，改元元熙。刘渊那诏书令后人忍俊不禁，因为他腆然以汉室后裔自居冒认祖宗，开口闭口“我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世宗孝武皇帝”云云，对于匈奴祖先则不着一字——刘渊似乎忘记了，这些他要冒认的祖宗是他真正祖宗的世仇，曾杀得他真正祖宗亡国亡种，几乎灭绝。 因为冒出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玄孙，汉高汉文汉武等人的神位消失了一百多年之后，又出现在人间的太庙里。刘渊太庙里供奉的刘姓皇帝，估计是史上最全的，除了两汉的三祖五宗，连蜀汉的昭烈帝刘备与后主刘禅的神位也都在。刘禅客死他乡没有谥号，刘渊做主追谥他为“孝怀皇帝”。 一年前张昌在荆州起事的时候就曾借用了刘汉的名号，一年后相似的事情又在并州发生，由此可见两汉王朝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汉”这一个朝代的国号最后成为我们民族的称谓，并非偶然。 并州原是东嬴公的势力范围，突然冒出个汉国汉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何况刘渊还是成都王的党羽。 东嬴公向并州北部的鲜卑拓跋部借兵围剿刘渊。鲜卑拓跋部从曹魏时期开始就向中原称臣，此时在名义上还保持着臣服的姿态。当时拓跋部分为三部，分别居住于幽并两州，东嬴公接触的那一部首领是拓跋猗戦，北魏建立之后他被追认为魏桓帝。 拓跋猗戦与东嬴公夹击刘渊，大败匈奴于西河、上党两郡，但在鲜卑人退却之后，东嬴公独立面对刘渊，则连遭败绩。当年十二月，东嬴公派将军聂玄讨伐刘渊，双方战于中部匈奴所在的大陵，聂玄大败而归；刘渊派养子刘曜进攻上党郡，得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县邑。 次年，刘渊进逼晋阳，东嬴公再次向拓跋猗戦借兵，拓跋猗戦派出轻骑数千，临阵斩杀匈奴将领綦母豚，解东嬴公之围。但是没过多久，拓跋猗戦就病死了，随后鲜卑内乱不止，东嬴公无法再求得援军，在并州每况日下。 东嬴公勉力支持了两年。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也就是“八王之乱”落下帷幕的这个月，弹尽粮绝的东嬴公（当时已增封为东燕王）弃州而逃，从狭窄的井陉越过太行山向东逃窜，跟随他一起逃亡的有并州官民二万余户。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形成了一股军事力量，这股军事力量在西晋末年的北方抗击匈奴、羯人，态度最坚决、斗争最顽强。这股军事力量的名字十分悲壮凄惨，叫“乞活”。 接替东嬴公担任并州刺史的是刘琨，刘琨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初到晋阳赴任，他如此描述沿途所见并州之惨状：“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好容易到达晋阳，刘琨发现那里已是一遍废墟，“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 三、劫乘舆 不提匈奴荼毒并州，且说洛阳。 成都王的政治生命自从逃离邺城之日起就已宣告结束，所以洛阳虽然有皇帝，有皇太弟，有诸多王侯，有三公九卿，发号施令的却是张方。张方的军队早已是臭名昭著，此番二进洛阳丝毫不改恶习，反而变本加厉。关中军城内城外四处扰民，搞得洛阳鸡飞狗跳，一片乌烟瘴气。 随着齐王、成都王等最强藩镇的没落，原本力量较弱的豫州都督范阳王、徐州都督东平王等人有了话语权，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范阳王看到张方在洛阳胡作非为，实在不像话，于是就与东平王司马楙、河南尹周馥联名上书，要求张方撤兵回关内。 说是上书给惠帝，实际是写给张方与河间王看的。范阳王棒打落水狗，将一切罪过都推诿成都王，说成都王“受重之后，而弗克负荷。小人勿用，而以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险诐宜远，而谗说殄行”。言下之意就是说成都王能力不强、亲近小人、猜忌骨肉、听信谗说，导致天下大乱。 骂完成都王，范阳王又将河间王与张方夸了一通，说河间王“惇德允元，著于具瞻，每当义节，辄为社稷宗盟之先”，说张方“太宰之良将，陛下之忠臣”。这一贬一褒之间，就将昔日成都王、河间王之间的联盟给忽视掉了，河间王由罪臣一跃而成为功臣。 客套话说完，忠奸褒贬的基调确定之后，范阳王转入实质性话题。他说，张方虽然是忠良，但是这人性格有点瑕疵，“受性强毅，不达变通，遂守前志，已致纷纭”，意思就是说张方有点固执，不会变通，本意是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导致“纷纭”。所谓“纷纭”是范阳王有意轻描淡写，意思就是“导致洛阳乱糟糟”，张方的所作所为何止“乱糟糟”，他的部下劫掠宫女、挖掘皇陵、光天化日里抢劫杀人，按《泰始律》张方全家死十次都不止。 范阳王认为，张方就是因为罪恶深重，怕遭秋后算账，所以才不敢撤兵回关中。范阳王安慰张方你放心的走吧，你不过就是强奸了一些宫女，挖开几个坟墓，杀几个草民搞点钱花花而已，“原其本事，实无深责”，再说回到关中有河间王给你撑腰，谁能把你怎么样？你快走吧。 劝完了张方，范阳王又开始劝河间王，内容是老调重提分陕而治，潼关以西河间王说了算，潼关以东河间王就不要过问了。 那么潼关以东谁说了算呢？范阳王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他只是很笼络的说，朝政方面可以交给司空东海王、司徒王戎等人，至于军事方面……范阳王话锋一转，扯到王浚身上去了，他说“安北将军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远近所推。如今日之大举，实有定社稷之勋，此是臣等所以叹息归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抚幽朔，长为北籓”。言下之意王浚这人出身好（太原王氏）、品德好、声望好，最今又立了大功（带领异族人将惠帝赶出邺城），这种忠良应该特别推崇，把幽朔地区交给他，让他长期做王朝的北方藩篱。 范阳王说着说着就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当时他的地位与王浚相似，区别只在于一个是豫州都督另一个是幽州都督，朝廷既然可将幽州交给王浚，自然也可将豫州交给他范阳王，可将徐州交给东平王。 说完了王浚，范阳王下一句话图穷匕见，说：“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这个“臣等”自然就是指参与联名上书的范阳王、东平王，所谓“藩屏皇家”指的也是豫州、徐州。 由此可知范阳王是个笑面虎，他这份上书的真实意图是趁火打劫，趁成都王势力覆灭、长安与邺城的联盟实力大损的时候，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并且逼迫河间王承认这一事实，然后大家相安无事，共享太平。 这份上书递上去后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 河间王原先的美梦是拥立成都王作皇帝，自己总揽朝政。如今可好，政权也没得到，地盘也没扩大，搞了半天依然是个“分陕而治”，关中地区原本就是他的势力范围，按范阳王的分割方式河间王其实是一无所得。 不过既然敢拔虎须，就不怕虎咬人，范阳王捏住了河间王的软肋，河间王近年黩武穷兵，如今已是强弩之末。 关中重镇在武帝末年是除了洛阳禁军之外的第一强藩，不过近十几年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先有羌、氐叛乱引起的兵祸，然后是连年天灾，几年后刚恢复平静，马上派兵南下蜀中东入中原，不久后院又起火，秦州刺史皇甫重、雍州刺史刘沈先后起兵，连番折腾硬是把八百里秦川搞得地破人穷，关中军疲于奔命，损耗过半。 河间王如果不打算服软，依然有心要作执政，此时他就应该大举出关，直接控制洛阳与惠帝，然后号令天下。可如此一来，东海王、范阳王、高密王、东平王一干人等全都不会答应，仅这些人就已经很难对付了，再加上一个有鲜卑人做后盾的王浚，河间王那是有心无力啊，关中军倘若出关，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何况当时关中后患未除，秦州的皇甫重负隅顽抗，梁州的流民军声势正盛，河间王可不敢掉以轻心。 出兵是行不通的，但是依范阳王所言乖乖撤兵又实在心有不甘，河间王就来个装聋作哑，看你怎么办。 范阳王立刻用实际行动告诉河间王他想怎么办，范阳王将豫州军队从许昌移了出来，向北改镇荥阳。荥阳是著名的战略要地，秦末刘项在此处打过恶战，荥阳旁边就是著名的成皋关，过了成皋关，洛阳就暴露在前方了。范阳王的用意十分明显：河间王你撤不撤？不撤，我来帮你撤。 与此同时，王浚撤离邺城，将邺城交给了东海王的弟弟平昌公司马模；东海王的另一个弟弟，镇守宛城的高密王司马略也上书向河间王施压，高密王说他将要带兵移镇洛阳。 形势对河间王很不利，张方的两万孤军看似已经陷入包围，有被人吃掉的危险。 双方都不敢贸然动武，僵持到十一月，莽夫张方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 河间王与张方是主仆关系，河间王是大脑，张方是爪牙，近年来随着河间王对张方越来越倚重，张方就日益显出骄横跋扈的苗头。张方在洛阳一待三个多月，该逛的都逛过了，该抢的也都抢过了，惠帝见了面反过来向他行礼，风头也出过了，文帝武帝诸位太后的陵墓他不敢碰，就把贾皇后早夭的女儿哀献皇女的坟给刨了一下，里面也没什么新鲜，一具小孩尸骸和若干陪葬财宝而已。眼看天气越来越凉，洛阳越待越没劲，手下弟兄们嚷着要回家过年，张方一挥手，走，启程回关中。 没有河间王的命令怎么可以擅自撤军？张方说，没关系，先撤着，回头知会一声就行。 如此自作主张，难道不怕河间王怪罪？当然不怕，此时河间王忌惮张方之心只怕要胜过张方对河间王的邀宠之心，而且张方觉得此举并无不妥，河间王派兵滞留洛阳，守的不是这座城而是惠帝，河间王只是生怕别人控制了惠帝然后对他不利，同时他又想控制惠帝对别人不利，如此而已。 张方心想，只要把惠帝带回关中去，河间王的目的岂不同样可以达到？况且，惠帝在长安可以比在洛阳安全得多。 被这个绝妙好计冲昏了头，张方轻率作出一个齐王、成都王甚至武帝都不敢想的重大决定，迁都。张方是个咄咄武夫，读书不多也不了解历史，否则他就该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董卓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做过，然后被人骂到至今。 张方尽管得意，也知道迁都的事情非同小可，公然提出肯定是举朝反对。他找来几个手下商议，武夫们的思维简单直接，那些大兵说，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找个机会骗皇帝出宫，然后夹起皇帝往关中跑，谁也追不上。 张方觉得这是个好计策，第二天他就进宫请惠帝去太庙看看祖宗。估计张方遇事不密，或者当时朝中有聪明人看穿了他的诡计，惠帝死活不愿意出宫。一来二去把张方惹火了，打算霸王强上弓。 十一月乙未，张方带着大队兵马气势汹汹地冲进皇宫，吓得那些公卿作鸟兽散，吓得惠帝逃出大殿，躲在皇家园林的竹林深处，抓着竹枝不肯出来。关中军士兵将惠帝拖拽出来，张方连马都没有下，挥着马鞭邀请惠帝到他的军营作客，张方说：“世道乱啦，洛阳附近的胡人、盗贼那么多，而宫中的护卫却那么少，请陛下搬到臣的军营去住，由臣来保护陛下的安全” 惠帝再愚笨，也知道这个邀请不怀好意，上次被挟持到邺城差点把命送掉，这次不知道又会有什么灾难了。惠帝吓得号啕大哭，眼巴巴盼着左右来救驾，当时大家都逃光了，只剩下中书监卢志，可卢志也无可奈何，只有劝惠帝委曲求全别吃眼前亏，卢志说：“请陛下听从右将军（指张方），臣没用，不能对陛下有所补益，但臣会竭尽全力保卫陛下，不离陛下左右。” 惠帝只有哭哭啼啼的搬进张方军营，随行的只有卢志与十二个黄门。三天后张方启程回关中，惠帝舍不得宫中的宫女宝物，令张方收拾收拾一同运到关中。惠帝果然是傻蛋，这道圣旨害死人了，张方的手下奉旨进宫抢劫，奸淫掳掠纷争府藏，将宫中帷幄、流苏割下来垫马鞍。《晋书·食货志》里说此时宫中还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余斛”，被洗劫一空。 为了掩盖罪行，也为了断绝还都洛阳的念头，张方甚至打算烧毁皇宫太庙，幸亏有卢志劝他别学董卓，说：“昔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罢手。 张方带着惠帝西行，随行的有成都王、豫章王、卢志等人，大军走到弘农郡，河间王才得到消息，派出司马周弼来迎；河间王亲帅官属以及步骑三万，在霸上迎驾。河间王果然没有深责张方。 惠帝进入长安，以征西将军府为行宫，于是天下就有了两个都城，长安、洛阳被称为西台、东台。东台也称留台，仆射荀籓、司隶校尉刘暾、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等人在留台主持大局，承制行事。 东西两台分别属于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的斗法通过已被废黜的羊皇后来实现。 十一月辛丑，留台复立羊皇后，这已是她第三次被立为皇后了。又过了五天，十一月丙午，留台大赦，恢复之前的年号“永安”， 张方此举等同劫驾，但当时东海王蛰伏海隅，其余诸王实力也不强，一时竟无人谴责。不过河间王也心虚，另外也因为惠帝依然在手，意得志满，所以河间王乐得慷慨，摆出高姿态与关外范阳王、东海王等人讲和。 一讲和，成都王就倒霉了。因为河间王与关外诸王讲和的共识就是，成都王祸国殃民，一切罪过都是成都王犯下的，与河间王无关也与东海王无关，如今要惩奸扬善，继往开来。 于是十二月丁亥，惠帝下诏谴责成都王“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搞得天怒人怨，所以废黜皇嗣之位，“以王还第”，另立武帝的小儿子、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 在政权方面，惠帝命令东海王与河间王夹辅王室；安南将军范阳王、安北将军王浚、平北将军东赢公各守本镇；高密王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镇守洛阳；东中郎将平昌公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军事，镇守邺城；镇南大将军刘弘都督荆州，镇守襄阳。 同时，惠帝委任河间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原是成都王的官衔，如今成都王既废，就被划给了河间王。惠帝又宣布天下大赦，改元为永兴，这已是公元304年的第四次改元了。论纷乱兵祸，“八王之乱”中以此年为最重。 总体来看，这几道诏书与两个月前范阳王奏章的内容基本相似，都是河间王与东海王共同执政，各都督划分势力范围，差别只在于范阳王要求河间王撤出洛阳，交出惠帝的控制权，河间王却竟然将惠帝带到长安，依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河间王冒险得来的成果； 不过东海王等人也并非一无所获，高密王占领洛阳、平昌公占据邺城这些都是擅自兴兵的结果，此前河间王已经任命豫章王为镇北大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但面对这已成事实，河间王选择妥协，通过这道诏书承认平昌公占据邺城的合法性。 暂时来讲，关内关外都对这道诏书感到满意，永兴元年的年末因此得以平平安安地度过。 唯一的小波折出在豫章王司马炽身上，豫章王此前从没敢生过做皇帝的妄想，突然听说自己被立为皇太弟，吓得不轻。有成都王的教训在先，豫章王知道这皇太弟不是好当的，而且侄子清河王曾被立为皇太子，于是犹豫着不敢接受这皇嗣之位。 这时有典书令修肃劝他不要犹豫，清河王还是个小孩不合众望，放眼天下已经找不到比大王你更适合的人来继承皇位了。修肃说：“河间、东海二王经营王室，志在使社稷恢复安宁，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借着皇嗣问题兴风作浪。储君人选非同小可，只有众望所归之人才能胜任，武帝的子嗣中以大王最有贤名，除了大王，谁还有资格做这储君？难道是清河王？国赖长君，清河王只是个孩子，无法担当重任，所以他此前即使被立为太子，最终还是被废黜。如今天下动荡，陛下流亡关中，胡人屡屡反叛，流民盗贼遍地都是，正是忠臣为国效力之时，请大王不要再推辞了。” 豫章王冷静下来想了一下，觉得此言不虚，于是受诏作了皇太弟。豫章王称赞修肃：“卿，吾之宋昌也。” 宋昌是汉初汉文帝的属官，当初周勃等众大臣消灭吕氏，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也就是日后的汉文帝。刘恒起先也很犹豫，生怕这是个陷阱，经宋昌分析鼓励才下定决心到长安即位。 豫章王将修肃比做宋昌，那当然是自比汉文帝了，这两个皇帝前半生的遭遇倒也相似，都是在政治倾轧的血雨腥风中成长，通过韬光养晦幸免于难，但是这两个皇帝后半生的功绩则相差太远。汉文帝实现了汉室的复兴，开创了“文景盛世”；而豫章王即日后的晋怀帝，想扶晋室江山于既倒而不能。 四、关外羽檄飞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的最初几个月，是“八王之乱”末期难得的太平日子。上一年四次改元、皇帝两次迁徙、皇嗣两次册立，这种乱局是史上绝无仅有的，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有心力交瘁之感，所以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上年末达成的和解。 年初的时候，张方回了趟洛阳，又一次将羊皇后送进了金墉城。当时镇守洛阳的是东海王的弟弟高密王，张方能废黜皇后显然得到了东海王的默许。 羊皇后可谓“八王之乱”中命运最坎坷最无辜的一人。城头变换大王旗，妾在深宫哪得知？但张方使劲与这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为难，其实也是不得已，皇帝、皇嗣在洛阳时是各方争夺控制的目标，如今皇帝、皇太弟都不在，皇后也就有了控制利用的价值，所以废黜以绝后患。 结果到了四月份，还是出了一件乌龙事件。 事件的主角叫皇甫昌，是秦州刺史皇甫重的养子。皇甫重在两年前起兵反河间王（事见第八章），不久之后就被围困在孤城与世隔绝，皇甫重以为弟弟皇甫商马上就会领着大军赶来支援，因此防守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场围城战竟然两年没出胜负。不过两年下来皇甫重也被消耗到弹尽粮绝，眼看守不住了，他派皇甫昌逃出来搬救兵。 皇甫昌出了孤城，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残酷，不仅叔父皇甫商已死，连靠山长沙王也已死去一年多了。皇甫昌在绝望中找出路，他先找到东海王请求进攻关中，时机不凑巧，东海王说刚与河间王讲和，不愿意出兵。 走投无路之下，皇甫昌只好使诈。他回到洛阳找老朋友杨篇密谋一次政变，这个杨篇当时在殿中任职，行事很方便，于是两人假称奉了东海王的命令，从金墉城里接出羊皇后迎入宫中，然后又招集留台百官，让羊皇后下懿旨，讨伐张方抢回惠帝。 这事突如其来，留台百官来不及反应，起先都信以为真，回过神来一琢磨才发现有诈，于是杀掉皇甫昌、送回羊皇后，假装这事没有发生过。 皇甫昌已死，但重围之中的皇甫重并不知道，他眼穿秋水，可该死的援军总不出现。 到了六月份，来了一个家伙自称是惠帝派来的御史，御史拿出一道说是圣旨的东西，说让皇甫重奉旨投降。皇甫重当然不乐意，而且对外面的局势很不解，惠帝怎么反过来帮河间王说话呢？这御史有假？ 皇甫重不能确定御史的真假，所以不敢贸然抓起来问个究竟。但是御史不能动，御史随从可以动啊，皇甫重就把御史的车夫给逮起来拷问。皇甫重问车夫：“我弟弟皇甫商怎么还不来救我？”车夫说：“早被河间王杀了。” 皇甫重大惊失色，立刻杀车夫灭口，可惜消息已经走露，城内上下知道永远不可能有外援了，于是杀掉皇甫重，出城投降。 拔掉后院的那一颗钉子，河间王大喜之下将秦州改名为定州，可是他的好心情仅仅维持了一个月，然后就是个晴天霹雳。永兴二年秋七月，东海王传檄司、豫、徐、扬、荆、青、兖、并、冀、幽诸州，要与各州都督结盟，出兵进攻关中，相约“奉迎天子，还复旧都”。 原来此前东海王的种种低姿态并非真心，只是在麻痹河间王而已，自从去年八月荡阴之役后，他就蛰伏在东海国，看似超然世外实际是在运筹帷幄。这一年下来，他的三个弟弟分别担任了冀州都督（平昌公司马模）、并州都督（东赢公司马腾）、司隶校尉（高密王司马略），幽州都督王浚、豫州都督范阳王与新任的兖州刺史苟晞，都是盟友，晋王朝半壁江山已经听命于东海王。 时机已经成熟，东海王猛虎出山。 东海国隶属于于徐州，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是无能胆小之辈，去年东海王失意之时投奔于他，结果被他拒之门外。东平王生怕东海王怀恨在心，十分担忧，长史王修于是劝他讲徐州让给东海王，王修说：“东海宗室重望，今将兴义，公宜举徐州以授之，此克让之美也。” 东平王听从了王修，于是东海王就以司空身份领徐州都督，而东平王则被打发到兖州接替苟晞为兖州刺史，东海王阵营里因此又增加了一个徐州。 扬州都督刘准与东平王一样也是无能之辈，此前他依靠度支校尉陈敏平定了石冰之乱，寿春大权实际就落入陈敏手中。东海王任命陈敏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扬州也加入了东海王阵营。 至此从北到南，除了荆州的刘弘态度暧昧，其余诸州已响应东海王。范阳王、王浚等人招集各路都督会面，大家一起刑白马立誓结成联盟，推举东海王为盟主。 这一幕场景是不是很眼熟？ 百年前董卓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迁到长安，引来关东诸侯盟津会师围攻关中，这段历史丝毫不差地复制到西晋末重演了一遍。“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之所以成为至理名言，就是因为不长记性的人太多了。 河间王眼睁睁被张方推进了火坑，事到临头后悔也来不及，好在东海王心中其实也没底，所以没有赶尽杀绝，给河间王留了一个机会。 当时担任太弟中庶子的兰陵人缪播，曾作过高密王司马泰的祭酒，东海王因为他是父亲的故吏，所以引以为心腹。缪播的从弟缪胤，是河间王前任王妃的弟弟，东海王派缪播、缪胤两人去长安作说客，劝河间王送惠帝回洛阳，承诺与河间王分陕而治。 此时河间王想当执政的雄心完全烟消云散了，只求能保住关中有个容身之地，他打算认输交出惠帝。结果张方不同意，他说：“今关中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服！” 张方这番豪言壮语说出来连自己都不信，关中的真实处境他与河间王最清楚，如今关外联军几乎就是战国六雄的联合，外加鲜卑，而自己仅有半个秦国的力量（秦国当时有大粮仓蜀中，河间王没有），这仗打起来必输无疑，但张方又不得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河间王抵抗到底，他张方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河间王放弃抵抗，他张方就是罪魁祸首，必死无疑。 因为张方的反对，也因为河间王对东海王的不信任，还因为河间王也存在侥幸心理，缪播、缪胤两人并没有完成使命，河间王表示坚决不交出惠帝，张方担心这两人继续游说会动摇河间王的决心，打算杀之而后快，缪播、缪胤吓得不敢再开口，滞留长安等待时机。 此时张方已完全是赌徒心理。关中号称金城千里是因为它与中原之间有崤山横亘，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易守难攻。河间王最好据险而守伺机而动，因为关中有粮有空间，而关外联军则不可能持久，咬牙挺一下，最后拖不下去要求和谈的还是东海王，这个结局可以参考当年的“关东诸侯讨董卓”。 可是张方当时保命心切，准备拿关中十万大军作赌注来个孤注一掷，他向河间王建议主动出关进攻，说什么：“我手下还有十几万兄弟，带着皇帝打回洛阳绰绰有余。大王留镇关中，派成都王收集旧部夺回邺城，然后我再北上消灭博陵公（指王浚，王浚的爵位是博陵公）。如此，天下就可安定，无人再敢反抗大王。” 这个方案实在太冒险，直接被河间王否决。河间王让张方领十万大军屯于霸上，静观关东局势，然后再作打算。 结果这一等还真等出了转机。 先是匈奴刘渊帮了河间王大忙，东赢公在并州连遭败绩，腾不出手来给东海王助拳； 接着冀州也发生变故，成都王此前在邺城经营多年，颇有恩泽，兵败之后不少旧部蛰伏到了民间，成都王被废黜的消息传到冀州，就有昔日帐下督阳平人公师藩等人为之鸣不平。公师藩自称将军招揽成都王旧部，汲桑、楼权、郝昌等邺中故将纷纷响应投靠，许多生活无依的贫民与背井离乡的流民也赶来投奔。公师藩军很快就扩充至数万，他们以迎接成都王为名，纵横司、冀、兖三州。在攻陷了阳平、汲郡两郡杀死太守李志、张延之后，公师藩攻打邺城。平昌公在邺城时日尚浅，左右将领中有人暗通公师藩，与之里应外合，幸好有广平太守丁绍与兖州刺史苟晞及时救援，平昌公才保住了邺城，保住了性命。事后平昌公对丁绍感恩戴德，为其生立碑。但是公师藩虽然被打退，却依然游魂冀兖，这两州也自顾不暇了； 冀州之后是兖州，东平王让出徐州之后自己承制都督兖州军事，兼任兖州刺史。所谓“承制”意思就是代理皇帝行使权力，东平王并没有被惠帝授权，因此他这个“承制”实际是矫诏，不过苟晞还是顺从的让出了兖州，其中原因有二：一、东平王是王族，苟晞是庶姓；二、苟晞的兖州刺史也不合法，是范阳王承制任命的。 东平王失一徐州得一兖州，心满意足，按说这事就该结束，偏偏又起波折，河间王见缝插针，派出了一个使者叫刘虔的给东平王下旨，表示惠帝承认他这兖州刺史。刘虔见了东平王，挑拨他杀掉苟晞，东平王也担心苟晞继续与他争兖州，竟然真的打算下手。这下范阳王不乐意了，他再次任命苟晞为兖州刺史，而将东平王转为青州都督。 东平王不接受这一任命，兖州刺史是惠帝封的，你范阳王奈我何？再说大家都是郡王，我凭什么要听你指挥？一气之下，东平王带着兖州与豫州刺史刘乔联合，加入到河间王一方去了。 东海王起兵时各藩镇势力分布图 而令关东联军损失最惨重的，则是豫州刺史刘乔的易帜。刘乔与豫州都督范阳王之间的关系始终不融洽，刘乔两年前临危受命出任豫州，平定张昌立下大功，在豫州根基已深，像范阳王这种年轻的权欲旺盛却又没有立过殊功的王室新贵，自然无法令刘乔这种老臣折服。刘乔是年过六旬的睿智老人，对于局势自有判断，河间王固然是劫驾，但是那些整天将忠君爱国挂在嘴边的也未必就是忠臣，因此他的反应与荆州刘弘相似，较为持重。此时范阳王正欲趁机扩展权势，充当征讨关中的急先锋，难免就觉得刘乔有点碍手碍脚了，特别是范阳王移镇荥阳之后，觉得许昌的反应越来越懈怠，心生不满，就起了换人的念头。 于是东海王承制转任刘乔为冀州刺史，豫州刺史由范阳王兼任。当时的冀州刺史是太原人温羡，也是个有威望的老臣，被封大陵县公，比刘乔的爵位还高。温羡当时是双方都在争取的人物，河间王曾召他入关做中书令，温羡没有应征，他的冀州刺史是惠帝任命的，刘乔跑去赴任，温羡会不会让位还是一个疑问。 刘乔声称这不是天子诏令，不接受东海王的调遣。范阳王去许昌赴任，结果半路上被刘乔派兵阻截，赶回荥阳。范阳王大怒，任命心腹刘舆为颍川太守、刘舆的父亲刘蕃为淮北将军，带兵攻打许昌。与此同时，东海王任命琅琊王为平东将军，镇守下邳监徐州军事，自己则领着三万人屯兵在萧县，与右将军陈敏率领的扬州军会师，打算攻打许昌。 刘乔一边布置防线，一边派儿子刘祐屯兵于萧县灵璧与东海王对峙，同时刘乔还上书惠帝，声称刘舆胁迫范阳王司马虓矫诏、擅动兵马意图不轨，因此请命讨伐。说是讨刘舆，实际就是讨范阳王，将司马家儿的过错推诿于旁人，这就是当时的游戏规则。 五、烟消云散 声势浩大的关东联军在短短一个月就有并、冀、兖、司、豫五州丧失战斗力，另外徐、扬二州被刘乔堵在半路，无法威胁关中。 联盟摇摇欲坠，河间王心花怒放，他原本已在降与不降之间摇摆，如今又觉得张方那个冒险的建议有可行性，他让惠帝下诏给东海王等人，命令东海王等各自罢兵回国。 这道诏书不出意料地被关东诸侯集体违抗了。 河间王于是任命成都王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拨给千余士兵，去邺城招安公师藩；又派出建武将军吕朗去驱逐高密王司马略，镇守洛阳。 吕朗很快占领了洛阳，高密王弃城而逃，一直向东逃到海滨做青州都督去了。 十月丙子，惠帝再次下诏，责令镇南大将军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征东大将军刘准共会许昌，与刘乔协同并举；另外又以张方为大都督，领关中军出关，与吕朗等人一同奔赴许昌，诛杀刘舆兄弟。 次日，也就是十月丁丑，惠帝又下诏命令成都王作为刘乔的援军，据守河桥保卫洛阳；惠帝意识到刘乔的官衔不高，不够指挥如此多军队，于是给刘乔升官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 这两道诏书的效果大打折扣，荆州都督刘弘与扬州都督刘准都对出兵的命令置若罔闻，唯一有实际行动的是宛城的彭城王。 彭城王与刘乔会师，一同进攻范阳王，范阳王遭遇大败，与刘舆一起弃军北逃，一直逃出豫州，逃过黄河逃到冀州境内。刘舆的弟弟刘琨当时是范阳王司马，去向汝南太守杜育搬救兵，返回途中听闻范阳王军败，于是也弃军北逃，刘琨的父亲刘蕃逃得慢，成了刘乔的俘虏。 几乎与此同时，萧县又传来捷报，刘祐大破东海王、陈敏联军，东海王退回徐州，陈敏退守扬州历阳——看中原大乱的陈敏此时已经萌生逆心，一个月之后，他就在江南造反了。 张方十万大军驻扎在霸上尚未出关，关外局势就已经逆转，捷报接踵而来，乐得河间王信心盲目膨胀，又生出执政当权的野心。 河间王正摩拳擦掌，荆州都督刘弘上了一份扫人兴的奏折，内容是国家如今内忧外患，希望各路诸侯以大局为重罢兵言和。 刘弘说：“如今边陲无兵把守，国家军队都被调到中原来打内战。各位股肱大臣不知大体，意气用事，相互仇杀，流毒越来越深，危害越来越大。万一此时散居边境的蛮夷乘虚而入，那我们就如同‘卞庄刺虎’故事中自相残杀的老虎一样，自己将自己送入了虎口。微臣恳请陛下快快下旨，诏令河间王、东海王罢兵言和，守土保境，抵御外敌。 “近几年以来兵戈纷乱，各藩镇之间猜忌不断，从而引发战争不断，诸王合纵连衡，结党相构，灾难殃及许多宗室成员，使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如今诸王权柄凌驾于朝廷之上，朝廷已经无力裁断诸王是忠是佞，忠佞的标准堕落为成王败寇，那些权臣得势之时都被誉为忠臣，失势之后马上被指为佞贼，朝暮之间即有反覆，然后彼此指责，相互攻伐。有史以来，论骨肉之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惨烈的，令臣十分痛心。” 刘弘此言可谓浊世清音，这个睿智的老人已经看出乱世的症结根本不在于臣子的忠诚与否，而在于朝廷权威的缺失，政治话语权已被军阀掌握，造成“今夕为忠，明旦为逆”忠奸难辨的原因就是臣子威权太重，“权柄隆于朝廷，逆顺效于成败”，朝廷无法进行约束。 因此刘弘要求兵戎相见的各镇都督退兵回镇，从此服从中枢命令，刘弘提议“自今以后，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 当时天下汹汹，众人都在声嘶力竭标榜自己忠君爱国，指责对手心怀叵测，而实际上呢？鱼龙混杂。范阳王、东海王、河间王、成都王、王浚本质上是一丘之貉，打着惠帝的幌子争权夺利；刘琨、苟晞等人日后虽然成为国家的柱木，抵抗外敌流芳青史，但在内战中的角色也不过是一姓家奴，并不光彩；再如刘乔，算是忠诚耿直的，却也意气用事。 在江河日下大厦将倾的时刻，唯有刘弘一人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与克制，一直在尽力斡旋局面。 早在刘乔起兵之时，刘弘就写信给刘乔劝他忍让，他说：“范阳王擅自取代明使君（指刘乔）做豫州刺史，这是他不对，不过明使君反应如此激烈竟然刀兵相向，也不对。正所谓疏不间亲，范阳王姓司马，是国姓，而明使君只是庶姓臣子。 “明使君是王佐之才，大肚能容。廉颇蔺相如只是区区战国武将，尚且为了国家舍弃个人恩怨，何况明使君这样的贤人呢？请忍下这一时之气吧。如今天下纷乱，陛下流亡在外，正是忠臣义士同心戮力之时，我愿与明使君共同拥戴盟主（指东海王），扫除凶寇，解救苍生于倒悬，奉迎陛下回鸾。 “我与明使君相交相知，情谊不比寻常，所以我披露丹诚，言无不尽。春秋时期，诸侯间先交战、后和亲，司空见惯，所以请明使君不要有后顾之忧，不要担心范阳王等人记仇。范阳王必定会悔恨前日所为，而与明使君和好如初。” 与此同时，刘弘又写信给东海王司马越，请东海王与刘乔讲和，刘弘说：“听闻吾州擅自举兵驱逐范阳王，足下要兴兵征讨，我认为此举不可行。如今国家多事，陛下流亡在外，于是诸王结盟勤王，吾州列位方伯，忠心赤胆，准备戮力王事，不料范阳王突然要取而代之，吾州自然难以从命，从而矫枉过正，因此获罪。 “王侯都应有容人之量，昔日齐桓公不记射钩之仇而赦免管仲，晋文公不记斩祛之怨亲近勃鞮。相比之下，吾州的过失根本不算什么。如今奸臣弄权，朝廷陷入困境，这才是最令臣子担忧的大事，各方伯应该冰释前嫌，共存大义，以讨伐逆臣为先，以奉迎陛下回銮为先，万不可因小失大。 “足下如果存有忠恕之心，请与吾州讲和，吾州必将剖心析胆以报足下。我虽然是庶姓臣子，但是蒙受国恩，愿协同足下共同匡扶王室。外患未除同侪之间先自相残害，我以之为耻，想必足下心情与我相同，请足下深思。”（注：因为刘乔是荆州南阳人，所以刘弘在信中称刘乔为“吾州”，称东海王为“足下”） 刘弘倒是肺腑忠言，可惜是在与虎谋皮，最终这拳拳忠心全都喂了狗。刘乔与东海王之间还是照打不误，河间王正野心膨胀，见了刘弘的奏章，一笑哂之。 双方都逼着刘弘表态，战场上盛行混账逻辑，不是我的盟友就是我的敌人，刘弘想独善其身而不可得，只好叹一口气，选择阵营。择善而从是说不上的，那只好择一个相比之下没那么恶的，张方臭名昭著，刘弘预料河间王必败无疑，于是派参军刘盘为督护，率领荆州诸军接受东海王的节度。 如此一来，刘弘就与宛城的彭城王司马释成了敌人，刘弘进军宛城，将彭城王逐出了荆州。 荆州发生变化的同时，北方邺城的平昌公也腾出手来，派遣将军宋胄向南进军，目标是洛阳北面的河桥，目的是阻止成都王过黄河与公师藩等会师。 当时刘乔奉旨驻扎河桥，吕朗驻军洛阳，成都王与部下石超等人在荥阳募兵。 这是永兴二年十月的局势变化。 整个十一月无战事，两方势力又通过一场政治风波进行了较量。 当时洛阳有个立节将军叫周权，想拿洛阳为筹码投靠东海王，于是他自称平西将军，声称收到诏书，再次从金墉城里接出羊氏，立为皇后。有了四月份的那次遭遇，这回洛阳百官不轻易上当了，周权的诡计很快被识破，洛阳令何乔收捕了周权，斩首，然后再次将羊皇后废黜，送回了金墉城。这是羊皇后第四次被立，再第四次被废黜，与皇帝一样，她根本不是母仪天下的国母，只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政治玩偶。 当时洛阳在吕朗的控制之下，河间王一听在这剑拔弩张的关头，竟然有敌方势力渗透进了洛阳，怒了。河间王决定杀掉羊皇后以绝后患，于是派了一个尚书叫田淑的去洛阳，矫诏赐死羊皇后。 这道诏书遭到了司隶校尉刘暾、尚书仆射荀籓、河南尹周馥的联合抵制。关中的催杀羊皇后的诏书接连下达到洛阳，刘暾等人就是不奉诏。 刘暾等人还上奏替羊皇后求情，说洛阳遭遇了一系列兵祸，百姓都很惶恐，应该镇之以静，突然有使者带着毒药而来要杀羊氏，全城上下都很震惊，纷纷说这肯定不是陛下的本意。而且“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若绝天地，无缘得与奸人构乱”，洛阳众人无论智愚都认为她是无辜的，如果“杀一人而天下喜悦者”，那是“宗庙社稷之福也”，如今“杀一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伤惨”，只怕给凶竖提供口实，趁乱而起使洛阳发生变故啊，所以请陛下与太宰深思。 河间王收到奏章，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勃然大怒，下令吕朗收捕刘暾。结果刘暾跑得快，逃出洛阳，到青州投靠高密王司马略去了。不过经此一事，河间王倒没有再为难羊氏，羊氏就此捡回了一条性命。 到了十二月，河间王的好运走到了尽头。 两个月前范阳王兵败荥阳，向北逃到了冀州。冀州刺史温羡与刘琨是亲戚，刘琨的妻子就是温羡的从妹，温羡听从刘琨的劝告，将冀州让给了范阳王。范阳王有了立足之地后马上派遣刘琨到幽州蓟城找王浚借兵，王浚派督护刘根率领五千鲜卑骑兵助战（《资鉴》说是八百，《晋书·刘乔传》说有五千，八百太少，所以采用五千这个数字）。 刘琨领着鲜卑骑兵南渡黄河，遭遇成都王手下将领王阐，鲜卑骑兵势不可当，很快踏破王阐营垒，杀死王阐。 渡河之后，范阳王与刘琨合兵进攻荥阳，当时成都王已进据洛阳，荥阳驻军是石超部。范阳王再次大胜，斩杀石超。石超一死，刘乔大惊，引兵南撤去与儿子刘祐会合，打算固守豫州。 范阳王得了荥阳，派刘琨与督护田徽继续向东，进攻东平王司马楙。东平王当时在兖州濮阳郡的廪丘，东平王也抵挡不住鲜卑铁骑，廪丘很快失守，东平王走投无路，只好逃回东平国去了。 刘琨得了兖州，马不停蹄继续向南，到徐州去迎接东海王。进入豫州境内，刘琨分兵二路，一路向东南邀击刘乔，另一路向西南进攻许昌。 当时刘乔、刘祐父子都在豫州谯国，刘琨追到谯国，双方一场恶战，刘乔军四散溃逃，刘祐战死，刘乔领着五百残兵逃回荆州南阳老家去了。南阳是刘弘的地盘，有刘弘的庇护，刘乔逃脱了一死，后来遇到大赦，又重新出仕。 刘琨的另一路军队也十分顺利，许昌人开门投降，刘琨兵不血刃拿下许昌，救出了父母。 刘乔、东平王既除，东海王再次从彭城出兵，一路畅通无阻，一直抵达荥阳郡的阳武，屯兵于此，王浚派出更多鲜卑、乌桓骑兵，由部将祁弘带领，赶来支援东海王。 此时河间王在关外的势力基本已被肃清，只余下成都王守着孤城洛阳，成都王故将楼褒守着河桥，还有吕朗在荥阳郡内游荡。 天下大局已定，河间王大势已去。 六、获胜者东海王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的最后一个月对河间王来讲如同噩梦，过年都过得毫无喜庆。 次年元日，晦气，竟然碰上了日食。话说这天气还真是应境，河间王当时的心情就是暗无天日啊。 看到河间王惶惶不可终日，潜伏在长安给东海王做说客的缪播、缪胤兄弟又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找到河间王，说如今硝烟四起都是因为张方劫驾，只要杀张方以谢天下，关东诸军自然就会散去。 河间王半信半疑，张方与他休戚一体，让他断臂求生一时还狠不下这心。但缪播缪胤看出了河间王的犹豫，于是他们出门就去找一个叫毕垣的人。 这个毕垣是河间王的参军，与张方一样，他也是河间人，也很早就追随了河间王。也许是因为争宠或者别的原因，毕垣与张方的关系很不融洽，据说张方曾经公然羞辱过毕垣，令他怀恨在心。缪播缪胤找到毕垣，提醒他说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 毕垣马上求见河间王，说：“张方带重兵屯守霸上，却久久没有行动，很可能他是忌惮敌军太强盛，所以盘桓不敢前进。大王要提防他反水投敌啊，张方的亲信郅辅目前在长安，张方的所有计谋他都知道。” 河间王心中一咯噔，一阵紧张。心想常言道士为知己死，我还没有考虑出卖张方，难道张方已经打算卖主求荣？河间王急忙让毕垣带郅辅过来问话。 这个郅辅是长安本地的一个富人，当初张方刚随河间王来关中的时候一穷二白，至郅辅有意结交张方，赠予给他不少财物。后来张方发达了，不忘旧恩，招揽郅辅做了帐下督，视为心腹十分信任。 毕垣找到郅辅，劈头就说：“张方要谋反，大家都说你参与这事，现在河间王要召你问话，你准备如何回答？” 郅辅被吓傻了，说：“我实在不知道张方要谋反啊，我该怎么办？” 毕垣叫他不要惊慌，说：“河间王如果问起，你只管说‘是’，肯定不会有事，否则，可能就很难免祸了。” 也许果真是人以类聚，河间王的手下设计起阴谋诡计来都是驾轻就熟，惊慌失措的郅辅被带到了河间王面前，河间王问：“张方要谋反，你知道不知道？” 至郅辅说：“是。” 河间王一听，心中那个恨呐，无可言表，他咬咬牙，继续说：“我派你去取张方人头，你愿意么？” 郅辅听了吓得全身酥软，只好硬着头皮说：“是。” 河间王于是派郅辅给张方送信，让他见机行事。郅辅到达霸上张方军营已是深夜，因为他是张方亲信，所以带刀进营帐时并没有引起怀疑。张方拿到信，侧着头凑近火光去看，身后郅辅抽刀在手，一咬牙将张方砍翻，斩下头颅，赶回长安交给河间王。 河间王很高兴，任命郅辅做了安定郡的太守。 郅辅的太守官帽还没戴稳，随即又被河间王褫夺。原来河间王将张方的首级送给东海王请求讲和，东海王不仅不同意，反而督促各军加速向关中进发。河间王后悔莫及，迁怒于郅辅，派人将他给杀了出气。 但是杀了郅辅除了消消气根本于事无补，关东诸军势如破竹。平昌公的部将宋胄攻克河桥，楼褒战败向关中逃窜；平昌公又派前锋督护冯嵩与宋胄一同进逼洛阳，成都王弃城而走，也向关中逃窜，逃到华阴将要进潼关的时候，成都王得知河间王正向东海王求和，生怕被河间王出卖，于是滞留华阴不敢向前。吕朗当时还屯兵荥阳，刘琨拿着张方的头颅去招降，吕朗一看张方已死，心知大势已去，于是投降。 永兴三年（公元306年）二月初六，甲子日，东海王传令诸军，以祁弘、宋胄、司马纂为将，率鲜卑与各州将士西进关中，迎回皇帝车驾；同时又任命原河南尹周馥为司隶校尉，假节，屯兵弘农郡渑池都督诸军。 河间王闻讯大惊，派出弘农太守彭随、北地太守刁默出兵驻守弘农郡湖县。湖县背后就是潼关，过了潼关就是关中，河间王此举是想阻止关东军入关。 有了这道防线，河间王依然觉得不放心，又安排马瞻、郭传屯兵于霸水，这是保卫长安的第二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四月十五，己巳日，东海王北渡黄河，屯兵于河内温县。当时黄河以北已经没有河间王的军队，东海王此举应该是在防范势力日益强大的公师藩等人。 五月初八，壬辰日，祁弘与彭随、刁默会战于湖县，大败关中军，河间王的第一道防线被攻破，鲜卑铁骑长驱直入关中； 驻守霸水的马瞻、郭传也没有顶住鲜卑人的汹涌攻势，马瞻的军队最终被打散，马瞻逃亡。 霸水兵败，长安的失陷指日可待了，河间王弃城而逃，单骑向西南狂奔三百里，逃进了太白山。太白山是秦岭中段的主峰，树木葱郁，山上终年积雪，翻过太白山就是汉中，但那时汉中已经落入流民军的手中，河间王前后都有敌人，已经走投无路了。 祁弘进军关中示意图 河间王走后，祁弘领着鲜卑骑兵进入长安，鲜卑人重复了他们当初在邺城的所作所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晋书》说“杀二万余人”，据说当时天地含悲，“日光四散，赤如血”。长安的官员、百姓惊恐万状，纷纷逃出城，躲进附近的山中，夜宿山林，饿了捡橡树果子等物充饥。 五月十五，己亥日，祁弘留太弟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留守关中，自己带着此次出征的战利品惠帝司马衷启程回洛阳。当时长安也已是残破不堪，无法筹备天子法驾，祁弘等武夫估计也不懂这个，惠帝是坐着牛车回去的，众公卿更倒霉，徒步。 这么走了十五天，六月初一，丙辰日。惠帝终于回到了洛阳，重登旧日大殿，惠帝哀感流涕，群臣也再次陪着恸哭。哭完了，惠帝去太庙向列祖列宗问安，又派人到金墉城接出羊氏，第五次立为皇后。 半个月后，六月十六，辛未日。惠帝大赦天下，改元光熙，这是惠帝第十一次改元，也是最后一次。 关中局势余波未平。 祁弘走后，马瞻等人假装投降引诱梁柳出城，将其杀死夺回了长安城，然后马瞻与始平太守梁迈一起到太白山中把河间王找了出来，迎回长安。 河间王死灰复燃，可惜他只是回光返照。弘农太守裴暠、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联兵攻打河间王，从西面进逼长安；同时东海王也派出督护麋晃再次入关，从东面进逼长安，河间王派任命尚书牵秀为平北将军，驻守冯翊郡万年县，以抵挡麋晃。这时有河间王的长史杨腾打算投靠东海王，要借牵秀的项上人头作见面礼。杨腾与冯翊郡望族严氏密谋，假称奉河间王的命令，让牵秀罢兵。牵秀信以为真，不加防备，杨腾于是杀牵秀和他的两个儿子，向麋晃献诚。牵秀是当初参与陷害陆机的积极分子，结果他最终也得到了与陆机一样的下场。 牵秀一死，麋晃就逼近了长安；不久，马瞻、梁柳也先后兵败被杀，贾疋等人实现了对长安的合围，河间王坐守孤城，日暮途穷。 光熙元年八月，讨伐关中的各路诸侯坐地分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东海王司马越被任命为太傅，录尚书事，成为新一任执政； 范阳王司马虓被任命为司空，镇守邺城，势力范围兖、冀二州； 平昌公司马模被任命为镇东大将军，镇守许昌，势力范围豫州；不久之后，司马模进爵南阳王，改封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秦梁益诸军事，镇守关中； 博陵郡公王浚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兼领幽州刺史，势力范围幽、平二州。 此外，其余诸王的势力范围如下： 东燕王司马腾，都督并州诸军事；不久之后并州失守，东燕王改封新蔡王，改镇邺城，都督司、冀诸军事； 高密王司马略，都督青州诸军事，兼领青州刺史；不久转任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光熙元年八月势力分布图 琅琊王司马睿，都督徐州诸军事，不久转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 从名义上来讲，这个天下还是司马家的，但是长期内斗之后的司马已成病马，镇不住这天下了。 光熙元年九月，东海王的心腹大患，成都王落入罗网。 成都王自二月兵败就一直徘徊于潼关之外，考虑要不要入关，结果他还在犹豫，东边祁弘就杀了过来，抢先入关。成都王一看河间王自身都难保全，就折道向南，出武关奔新野，打算回荆州的成都国。 按那时的游戏规则，诸王弃镇回国实际是弃权认输的表现，除非十恶不赦，归藩的王爷一般都能保全性命，如此前的东海王、东平王等。成都王很不幸，在世人眼里他就是那种十恶不赦之人，此前杀长沙王、劫御驾甚至试图篡位，这些行为导致成都王如今想苟全性命而不能。 于是惠帝下诏，命令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刘弘收捕成都王。刘弘一向谨慎，不愿意过分参与皇帝家事，但是不奉诏又不行，因为此前他庇护刘乔已经引起了东海王的猜忌，于是刘弘折中从事，只派兵在半路拦截阻止成都王归国，却不收捕。可怜天下之大，从此再无成都王容身之处。 此后数月成都王就滞留荆州，游荡于各郡之间，寻隙回国。光熙元年八月，刘弘病死于襄阳，刘弘的司马郭劢见有机可乘，就起兵反叛，试图拥奉成都王为主，占据荆州。刘弘虽死威信犹存，于是有故吏郭舒率领将士拥奉刘弘之子刘璠为主。刘璠戴孝出征，在浊水与郭劢大战，郭劢失道寡助，战败被斩。 郭劢一死，成都王就再也不能在荆州逗留了。刘璠下令收捕成都王，成都王闻讯，扔下母亲程太妃与众妻妾，与两个儿子庐江王司马普、中都王司马廓调头向北，试图归附公师藩。 成都王其实已经慌不择路，他乖乖束手就擒，也许还有生机，回河北做困兽之斗，那是必死无疑的。成都王渡过黄河，但并没有遇到公师藩，在朝歌，他收拢了一支数百人的小队伍，游荡司、冀之间，堂堂皇弟就此成为草寇，所过之处人人喊打，虎落平阳被犬欺，最终被顿丘太守冯嵩捡了便宜。 九月，冯嵩擒获成都王，他不敢做主处置，于是将成都王父子三人送到邺城交给范阳王。 范阳王看到落魄狼狈的成都王，不免兔死狐悲。早在两年前，成都王刚刚失势的时候，范阳王就曾提议废黜成都王，但是不伤害其性命，另封于一偏远小国让其终老，范阳王当时上奏章说：“成都王失道是因为被奸邪蒙骗迷惑，不宜深责。自从元康以来，先帝之子接二连三死于非命，令臣等痛心。如今废黜成都王，可削其爵位，另封一邑，但不可伤其性命，否则，既伤陛下矜慈之恩，又会使天下人嘲笑宗族无骨肉之情，臣等也会感到悲伤惭愧，无颜面对天下百姓。” 因此有范阳王在，成都王父子的性命大可保全。可是老天已经抛弃了成都王，十月范阳王得暴病，死了，终年才三十七岁。 范阳王一死邺城无主，而成都王在邺城盘根错节，至今还得到不少旧部拥护，范阳王的长史刘舆担心成都王死灭复燃，起了杀心。刘舆虽然是大英雄刘琨的兄长，自己也很有才能，但为人却不怎么样，在当时口碑很差，有世人给他编过这么一句骂人话：“舆犹腻也，近则污人。”意思就是说刘舆这人就像油腻一样，一靠近他就会被污染。 刘舆于是掩藏范阳王死讯，派一个人假冒从洛阳来的使者，口称惠帝下诏赐死成都王。看守成都王的是范阳王爱将田徽，田徽因此受命行刑。 成都王的临死颇为从容，是“八王之乱”中所有罹难王侯中最有贵族气度的一个，其面对死亡的豁达远远超过了欺世盗名的大名士王戎。《晋书·成都王传》中说“成都王貌美而神昏，不知书”，作者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后人枉辱。 当时田徽带着白练去见成都王，成都王看到白练就知道大限已至，也猜到范阳王可能已经死去。成都王问：“范阳王亡乎？” 田徽回答：“不知。” 成都王问：“卿年几？” 田徽回答：“五十。” 成都王一笑，问：“知天命不？” 田徽回答：“不知。”成都王微叹口气，说：“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于今三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 田徽取来热水，这时两个儿子止不住惊惶，大哭起来，成都王命旁人将儿子带到别处去。洗沐之后，成都王散发东向俯卧，命令田徽将自己缢死，终年二十八岁，与他哥哥长沙王同岁。卢志替成都王收敛，葬于邺城，《晋书》上说“邺人哀之”。 成都王的结局实际比长沙王更悲惨，长沙王好歹还留有子嗣，成都王却被斩草除根。就在当天，成都王两个十岁左右的儿子都被杀死。当时传说成都王另有一个儿子流落民间，数年之后被东海王找到，杀掉，成都王因此绝后。 成都王死后还沦为枭雄们的政治道具。七个月后，成都王旧将汲桑攻破邺城，杀死了当时镇守邺城的新蔡王司马腾。汲桑声称这是为成都王报仇，他又挖开成都王的坟墓，请出棺木随军而行，以成都王神灵的名义发布军令。 汲桑祸害冀、兖数年，他作下的恶事因此都被记到成都王名下。后来，“乞活军”又替新蔡王报仇，消灭了汲桑，成都王的棺木被扔到一口枯井里。有成都王的故人找到棺木，带到洛阳，晋怀帝下旨以县王礼节下葬。 成都王终于入土为安，可以长眠于地下，但是地面上杀声四起，成都王的流毒愈传愈广。汲桑虽死，马上又有一个旧部起兵替他报仇，这个旧部是羯族人，汲桑给他取了个汉人的名字叫石勒。死者已矣，中原从此鼎沸，冤冤相报无穷尽了。 光熙元年十一月，在送走了外祖父、嫡母、叔祖、妻子、儿子、孙子还有众多弟弟之后，惠帝司马衷终于等来了死神，十一月庚午，惠帝暴毙于洛阳宫城显阳殿，时年四十八岁。 噩耗传出，整个朝堂、整个天下的人都额手称庆，祸国殃民的根源终于断绝了。 没有人怀念追思这个躺在梓宫中的大行皇帝，虽然他的一生也很值得同情，但是他的不幸导致了全天下的不幸，此前世人都认为国君残暴不仁已是顶顶恶劣的品质，自从有了司马衷，人们才明白懦弱无能尸位素餐是更大的罪过。 司马衷一死，继位的是二十三岁的皇太弟司马炽，新皇帝登基当日在东堂听政，与群臣议论世务、讲谈经籍。有大行皇帝做铺垫，新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让臣子充满惊喜，臣子们发现新皇帝是如此的睿智聪明，如此的博闻广识，以至于退朝的时候，黄门侍郎傅宣喜极而泣，边哭边笑的说：“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 与傅宣想法相同的人不少，他们真诚的相信晋王朝已经否极泰来，在这个聪明的、博学的新君带领之下，天下马上就可以恢复武帝时期太平安乐的景象。 其实这只是幻象，新皇帝依然只是一个傀儡，是一个在前台摇摆的木偶，在后台牵线的，是“八王之乱”的最终得益者东海王司马越。而这天下大势，正朝着更加惨烈的方向加速奔跑，不仅亡国，还要亡天下。 不过这个悲惨的结局当时没有人能料到。群臣的喜悦如此明显，大行皇帝的国丧充满了喜庆之意，大行皇帝被定谥为“惠”，因此后世称之为晋惠帝。晋惠帝在刚死的那一刻就已被天下人彻底遗忘，大家欢天喜地地庆祝他的死亡，以至于忘了追问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晋惠帝是怎么死的？ 有人说他与范阳王一样，是暴病而死；但是这个说法马上遭到反驳，反驳者说即使暴病也不会这么快，十一月己巳深夜惠帝感觉不适，第二天即庚午日上午就驾崩了，这明显是横死，据说惠帝死前吃过一份汤饼，可能是东海王在里面下了毒……一旁马上有人打断，说不要瞎说，东海王为何要毒死惠帝？惠帝一死东海王不仅无利可图反而有损失，惠帝蠢笨如此，是千年难遇的模范傀儡，便于东海王操纵，而新君如此聪明，怎么会甘心大权旁落？ ……反正争论不休，谁都没有证据，最后大家说，管他呢，死就死了，祸害天下十六年，早死也算是惠帝对子民们做出的贡献。 晋惠帝于十二月二十八，己酉日，下葬于太阳陵。 在惠帝下葬前半个月，新皇帝下诏到长安，征召河间王为司徒，即日到洛阳赴任。河间王知道此行有凶险，但是如果不就征那更是必死无疑，怀着侥幸之心，河间王应征上道。 东海王果然没有心慈手软，东海王让弟弟南阳王司马模接替河间王镇守关中，南阳王派部将梁臣去迎接河间王，河间王刚出潼关，走到新安，就被梁臣派人扼死在马车上，一同被杀的还有河间王的三个儿子。 河间王的死宣告“八王之乱”的结束，最后的胜利者是东海王司马越，他一统朝堂大权独揽，但是他也将独自吞下司马家这十六年来酿下的全部苦果，独自面对从北方汹涌而来的匈奴人、鲜卑人、羯族人。 一场演绎了十六年的悲剧终于落幕了，冬天已经过去，即将到来的是春天？ 不，是另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 尾声 某个寂静的深夜，空荡荡的东堂大殿上，皇帝司马炽坐在黑暗之中，默默地流下泪来。 他本是清心寡欲之人，性格偏于软弱，排行又最末，因此不敢产生与皇位有关的妄想。门绝宾客、闭门读书固然是他韬光养晦的姿态，也未尝不是心中所愿，但是造化弄人，汲汲于求的偏不给予，无欲无求的硬塞入手。啼笑皆非之余，再回首血泪斑斑。 再看这接手的江山，濒临土崩瓦解，这是一败涂地、无法挽回的残局。 司马炽想起武帝朝的一件佚事，当这事发生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武帝也刚刚坐上皇帝的御座。春风得意的晋武帝大宴群臣，席间武帝想讨个好彩，就请某个会占卜的臣子替着算一卦，测一下晋祚可以传几世。没想到，竟然测得“一”，当场群臣失色武帝龙颜不悦，幸亏有中书郎裴楷反应机敏，向武帝道贺说：“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于是武帝大悦，群臣山呼万岁。 当时谁能想到世上竟然真有一言成谶这种事呢。 司马炽又想起另一件佚事，当这事发生的时候时他还在襁褓之中。当时已年近而立的皇太子司马衷来西宫觐见，武帝叫出一大堆新生的皇子与皇太子见面，当时皇孙司马遹也就是日后的愍怀太子也混迹其中，司马衷与众弟弟一个接一个握手，即使握到自己儿子时也不知道停，一旁武帝连忙提醒太子，“这是你的儿子”，皇太子这才敛手，憨笑不止。 长大后司马炽一直不明白，一个连自己儿子都认不出的人竟然能够君临天下，这岂不是笑话？父亲岂不是在将江山社稷当儿戏？ 司马炽六岁那年被封为豫章郡王，因为年幼得以留在洛阳。然后，此后十七年，他一直坐在洛阳一隅静静的张望。一边是司马家的骨肉相残，流血遍地，另一边要么是公卿贵戚骄奢淫逸夸富斗艳醉生梦死，要么就是文人名士信口雌黄不务世事清谈误国。 那时没有人能听到晋王朝塌陷时的脆响，没有人能看到铜驼街上白骨累累荆棘丛生的预兆。 而到了此时，这脆响震耳欲聋，这预兆再明显不过。 永兴元年十一月，匈奴刘渊自称汉王，定都太原左国城，光熙元年十二月，并州都督司马腾被驱逐出晋州； 永兴二年十二月，右将军陈敏自称楚公，试图割据江东，势力波及扬、荆、江三州； 光熙元年三月，青州东莱郡惤县县令刘伯根反叛，追随者数万，攻破青州临淄，逼走都督高密王司马略。王浚派兵平定青州，斩杀刘伯根。刘伯根旧将王弥逃入长广山，次年二月东山再起，自称征东大将军，寇掠青、徐二州； 同月，南方的宁州刺史李毅病死孤城，夷人占据宁州的绝大部分； 光熙元年四月，蜀中流民军领袖李雄自称皇帝，国号大成，割据蜀中、汉中； 光熙元年八月，兖州苟晞临阵斩杀公师藩，但是公师藩余部汲桑依然纵横冀兖。 天下正在分崩离析，而当国者回天乏术。 有流星贯天而过，漂落如雨。观星者说，这是百姓即将流离失所之相。 百姓流离失所，那皇帝何以安生？ 司马炽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将与各个皇兄一样，也会是个悲剧。 但他所做的唯有祈祷。 他已想好了自己的年号：永嘉。祈祷永保嘉平。 他不知道这个年号不祥。一百六十年前，汉冲帝刘炳曾用过这个年号，当时汉帝国也是危机四伏、权臣当道，这个年号仅用了半年，刘炳就被外戚梁冀毒死了。 他更无法预料，这个年号将因为他的使用而更加不祥。 异族人的铁骑将踏遍中原，上至王公、下至庶民，汉族人的尸体将塞满河川。千万人将流离失所，或死于荒野，或喂食于豺狼虎豹。 永嘉，一个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年号。 一个开启三百年分裂大门的年号。 一个令无数后人扼腕流涕的年号。 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紫陌旌幡暗相触，家家鸡犬惊上屋。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唐．张籍《永嘉行》 中国历史上二世而亡的王朝并不鲜见，前有秦朝后有隋朝，但是秦末与隋末的乱世全都适可而止，时间跨度在十年左右，这段乱世就像社会动了一场大手术，血流遍地，然而伤口愈合之后，崛起了“汉”与“唐”两位巨人。西晋则不然，它亡得不仅快，还亡得很彻底；不仅亡了国，还亡了天下。胡人从极北苦寒之地一路向南，两汉以来的赫赫武功扫地无遗。“犯我强汉者，虽然必诛！”成为笑谈痴语。残存的晋室宗族龟缩到江南一隅，依仗长江天险偏安苟活。这个残局，后人拾掇了三百多年才重新拾掇出一个完整的王朝。其间有多少人受戮于战场，有多少人枉死于暴政，又有多少人瘐毙于颠簸流离？ 晋朝由治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八王之乱”。 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五胡乱华”。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s.bookben.cn--- 书本网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